提款机式的国家机器

汴州皇城的内东殿，长条案上摆着一份刚誊清的正本——当年需要输送契丹的岁贡清单。天福三年（938年）十月，三司使刘昫逐项念给石敬瑭听，声调平直，像是在念一份普通公文：金器三百两、银器五千两、绢三十万匹、钱一百万贯、茶三万斤……每念一项，殿角的沙漏就落下一撮细沙。念到第二十三项时，沙漏上半截已经空了。

石敬瑭没有打断他。这位四十七岁的皇帝靠坐在御榻上，左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玉带的銙片。銙片上刻着契丹可汗耶律德光赐予的纹样——这是去年册封典礼上，他跪受“大晋皇帝”册命时一并获得的礼物。带銙的背面錾着一行小字：“会同元年敕赐”。会同，是耶律德光的年号。

刘昫念完了。清单上总计二十七项，折合时价约值一百五十万贯。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殿内三人都心知肚明——去年后晋全境的夏秋两税正额，折钱不过二百万贯出头。契丹拿走的部分，相当于帝国正税的七成半。

“今年的已经送走了？”石敬瑭问。

“八月起运，九月出雁门关，这个月的邸报说已经抵达临潢府。”刘昫合上清单，“契丹回文称‘如数收讫’，还附带了一句话——‘来年请依例增绢五万匹’。”

殿内沉默了片刻。枢密使桑维翰站在一旁，手指在袖管里轻轻叩着节拍，像在计算什么。他是当年太原围城时力主向契丹求援的核心谋士，对这笔交易的成本再清楚不过。此时他只说了一句：“陛下，河东今年的夏税还没收齐。”

石敬瑭点了点头。河东是他的龙兴之地，节度使刘知远手握重兵，朝廷派去的税吏能不能进得了并州城门都是问题。而河北诸州——卢龙、义武、横海——名义上属后晋管辖，实则是半独立的藩镇，岁贡输送要看节度使的脸色。真正能被三司使账本覆盖的，不过汴州周围数百里、河阳以西、洛阳以东这片核心区域。

“把河东的份额摊到魏博去。”石敬瑭说。

刘昫没有反驳。他只是从袖中抽出另一份文书，铺在案上。那是魏博节度使范延光上月送来的告急状：今年漳河决口，淹没三县，夏粮绝收，请减税五万贯。

“再压一次？”刘昫问。

“再压一次。”石敬瑭说。

这话他两年来说过很多次。天福元年即位时，压过一次，从各州杂税里挤出二十万贯犒赏禁军；天福二年契丹首次索要岁贡时，压过一次，把河北盐税从每斗五文提到十五文；天福三年春，禁军因欠饷鼓噪，又压过一次，停发了三个县的赈灾粮。每一次，他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但每一次“最后一次”之后，总会有新的窟窿需要填。

这道算术题从石敬瑭登基第一天就摆在他面前，而且没有第二种解法。

后晋的财政结构是一台三重挤压的机器。最外层是契丹的岁贡索求，每年固定一百五十万贯上下的财物输出，只增不减，违期或短少便招来边境铁骑。中间层是禁军与藩镇的军费消耗，后晋禁军十二卫、地方数十节镇，常年维持二十万以上兵力，仅军饷一项每年耗钱一百二十万贯，加上赏赐、器械、粮草，总数逼近一百八十万贯。最内层才是朝廷行政体系的运转——官僚俸禄、工程修缮、驿站维护——约四十万贯。三项合计，年支出接近三百七十万贯。

而朝廷可控的岁入——正税、盐铁专卖、商税——即便在最理想年份也不超过三百万贯。每年有七十万贯的缺口在等着填。

这还只是账面数字。实际执行中，能够足额征缴上来的数额远低于此。河北藩镇常年截留三到四成赋税，河东、陇右、河西的税粮因路途遥远、损耗严重，实际入库不到账面六成。三司使能够调动的钱帛，每年大约只有二百万贯上下。缺口不是七十万，是一百七十万。

明宗时期，这道题的解法是靠内库填补差额。李嗣源把庄宗留下的大量内库积蓄逐年拨付，硬生生买了七年稳定。但石敬瑭没有这份积蓄——他从太原起兵时就是个被围的节度使，打天下的军费都是靠搜刮河东百姓凑出来的，内库空空如也。他也不能靠裁军来减负，因为禁军是他的命根子，藩镇是潜在敌人，双方都要用钱喂着。他更不能拒绝契丹的索求，因为燕云十六州已经交出去了，北部边防形同虚设，契丹骑兵从幽州出发，十日可抵黄河。

于是第三年开始，三司使的账本上出现了一连串新项目。

最先被开刀的是盐税。天福二年，三司使刘昫上奏，请将河北、河东、河南诸州的盐价从每斗五文提至十五文，同时对煮盐灶户征收“灶课”，每煮一石盐缴纳三斗作为实物税。这份奏疏在朝堂上引发了一场不算激烈但足够尖锐的争论。宰相冯道反对的理由很直接：河北百姓已经是后唐末年苛捐杂税下苟活过来的，再加盐税必然激起民变。但刘昫给出了另一组数字：如果不提盐价，当年岁贡还差三十万贯缺口，这笔钱要么由禁军欠饷来抵，要么由契丹铁骑来讨。

争论的结果写在《五代会要》的简略记载里：“晋天福二年，从三司奏，盐价每斗加十文，灶课如例。”没有任何关于反对意见的记录，因为反对意见在数字面前自动消失了。

盐税加征的实际效果立竿见影。天福二年当年，盐利从十二万贯跃升至三十一万贯，几乎填补了岁贡的即时缺口。但代价同样迅速显现：河北沿边的百姓开始大量购买私盐，盐贩集团在幽州与河北交界地带迅速膨胀，他们武装押运，与官府缉私队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天福三年春，邢州盐贩聚众三千人攻破县城，杀死盐铁巡官，洗劫官仓存盐。朝廷调魏博军镇压，杀戮数百人，但私盐贸易并未停止，反而转入更深的地下。

这件事给了三司使一个意外启发：既然百姓买不起官盐就去买私盐，那就干脆对私盐也征税。

天福三年六月，后晋朝廷颁布了一道在五代财政史上前所未有的诏令：“许民自造盐，每斤纳税钱五文。”这道诏书表面上允许民间自由煮盐销售，实际上是公开承认了私盐贸易的合法性，然后从私盐贩子手里抽一笔“买路钱”。刘昫的逻辑非常直白：与其让缉私队和盐贩子互相杀来杀去，不如给每个灶户发一纸牌照，按产量征税，既省了缉私成本，又多了一笔收入。

这道诏令的效果超出了预期。半年之内，河北、河东各地登记的灶户超过三千家，盐丁税入账八万贯。但同时，官营盐场的盐卖不出去了——私盐没有运输成本和专卖限制，价格比官盐低三成。官盐收入从三十一万贯骤降至十九万贯。两项合并计算，盐税总收入反而下降了三万贯。

三司使的账本，每一笔增收背后都藏着一笔更大的损失。

天福四年（939年），窟窿变得更大。

这一年春天，耶律德光遣使至汴州，提出一项新的财帛要求：契丹将在云州（今山西大同）至幽州一线修筑边堡，用以防御北方的敌烈部，晋朝需承担“助军钱”二十万贯，秋后起运。石敬瑭没有拒绝的余地——燕云十六州之后，云、幽二州已是契丹直辖领土，朝廷连派个探子去看虚实都做不到，更遑论证这笔钱是否真的用于筑堡。

二十万贯从哪来？三司使提出一个新方案：铸大钱。

铸大钱是历代王朝在财政枯竭时的惯用手段，原理简单而残暴：朝廷用少量铜材铸造面值远高于实际价值的虚值货币，强行推入市场，等于向所有用钱者抽一笔看不见的税。刘昫的方案是这样的：在天福通宝之外，新铸一种“天福元宝”，每枚重二铢四絫，面值定为十文，等同十枚小平钱。按当时的铜价计算，二铢四絫铜材的市场价不到两文钱。朝廷每铸一枚天福元宝，就从使用者的口袋里凭空掏走八文钱。

天福四年秋，第一批天福元宝在汴州钱监开铸。熔铜炉日夜不停，工匠分三班轮作，三个月铸出三十万枚，折值三百万文——账面上是三万贯。同期还搭配铸造了面值五十文的“晋元重宝”，重量仅六铢，折铜价不到五文。两种虚值货币一并推入市场，朝廷规定各州税务必须按面值收受，民间交易不得拒用。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虚值货币进入市场后，物价开始狂乱上涨。汴州的米价从天福三年的每斗三十文，涨到天福四年的每斗八十文，天福五年突破一百二十文。洛阳、河阳、许州等地的涨幅类似。商贩开始拒绝接受天福元宝，私铸者则大量仿造，质量更劣、面值更高。市场在半年之内分裂成两个体系：官价体系里，一斗米值八十文天福元宝；私市体系里，一斗米换一升盐，回到以物易物。

三司使的应对是进一步强化强制手段。天福五年正月，朝廷下诏：“敢拒天福元宝者，以盗铸论，徒二年。”各州县派出巡丁在市场巡逻，见有拒收大钱者当场锁拿。汴州东市一个米商因为连续三次拒收天福元宝，被枷号三日，店铺货物充公。消息传开后，汴州的米市三天没有开张——商贩宁愿不做生意，也不愿收那些面值十文、实际只值两文的铁片。

与此同时，朝廷自己的支出却无法用虚值货币来糊弄。契丹不收天福元宝，索要的是实打实的绢帛和白银。禁军将士也不接受虚值货币发饷——天福四年冬，汴州禁军左厢有人当街焚烧天福元宝，把烧熔的铜块扔进兵部司门，声称“这是朝廷的十文钱，还给你们”。事件迅速演变为小规模哗变，石敬瑭被迫从左藏库拨出三万匹绢补发欠饷，方才平息。

铸大钱不仅没能填上窟窿，反而把窟窿撕得更大了。

天福五年，三司使的算盘打到了另一个方向：酒。

酒课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但后晋的酒课之严酷，在整个五代首屈一指。《旧五代史·食货志》对天福五年的榷酒政策有一段不加修饰的记载：“诸州许民纳钱，给户帖，听自造酤。违者，以私酒论，罪至徒。”意思是百姓要向官府缴纳一笔特税，领取一张户帖（许可证），才被允许在家酿酒。不领帖而私自酿酒者，最高可判处徒刑。

表面上看，这是把盐政的经验复制到酒政，准许私酿、按户征税。但实际操作中，这套政策迅速恶化成了一种变相的按户摊派。各州接到三司使下达的酒课指标后，不问辖区内有多少人实际酿酒，而是按户籍总户数直接把指标摊下去，每户征收“酒户钱”五十文至二百文不等。你想不想酿酒、会不会酿酒都不重要——这笔钱你必须交。

河南府的一份天福五年酒课征收册残卷，在五代史研究中常被引用。这份残卷记录了洛阳周边三个县的征收数据，其中偃师县在册户数三千二百户，任务酒课六百四十贯，平均每户摊二百文。残卷末行有一行小字：“内有贫户千三百家，不能纳，以秋粮折。”意思是有一千三百家交不出这笔钱，官府就折算成粮食强征，把这笔酒户钱加到了秋税里。

这种征收方式已经与酒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种赤裸裸的人头税。百姓交钱不是因为酿酒，而是因为活着。同样的操作复制到矾、醋、木炭等民生必需品的“专卖”上：矾课按户摊派，不管你是否熬矾印染；醋课按户摊派，不管你是否开酱园；木炭税按丁征收，不管你是否烧炭。每一项单独的数额看似不大，但累积起来，每户每年要额外承担近一贯钱的苛捐杂税——而当时一亩中等地一年的收成折钱不过一贯多。

到了这一步，后晋的财政已经不是“税民以养国”，而是“税民以养军队，再由军队替朝廷去向契丹买平安”。朝廷存在的意义不再是治理，而是作为一台军事财务机器运转：从社会榨取资源→喂养禁军与藩镇→向契丹输送岁贡→维持边境暂时和平→继续榨取资源。

这台机器的输入端是百姓的粮食、布帛、铜钱和劳动力。输出端是契丹毡帐里的金银器和禁军军营里的赌债。朝廷本身只是一个中转站，三司使的账本就是中转站的流水册。

天福六年（941年），地方州县开始出现系统性的崩解迹象。

这一年五月，滑州（今河南滑县）知州张朗上了一道急奏，内容不是军情，而是税情。奏疏说，本州按照三司使下达的指标催缴夏税，各里正（基层税吏）逐户上门催收，但“民多逃散，门闾空虚，欠额无从追征”。张朗请求朝廷派禁军协助催税。

石敬瑭批了。禁军下州催税，这是后晋财政崩溃的一道分水岭。军队不再只是朝廷用来防御外敌和镇压叛乱的工具，它现在也被用来对付欠税的农民。滑州的情况绝非孤例——同年稍晚，卫州、澶州、濮州相继上报民户逃散、税赋催征困难，朝廷无一例外批复“遣军士助征”。

军队催税的具体场面，可以从零散的奏疏和判词中拼接出来。禁军士兵进入村庄后，先封路口，不许村民外出。然后按户籍名册逐户搜查，成年人若已逃亡，则拘禁其父母妻子，令其变卖家产或向亲邻借贷以完税。家中无财物可抵者，折卖房屋门窗、农具铁器，以废铁价抵税。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预借”现象：今年的税已经交不出了，军士就逼迫里正写下明年夏税的借契，让农户按手印，明年夏收时直接拉走粮食。

《册府元龟·邦计部》收录了一道天福六年的诏书，石敬瑭在诏书里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但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窒息。诏书说：“如闻诸道州府，追呼逋欠，有逾法禁，伤朕黎庶。宜令三司，别立程限，量行蠲减。”这表面上是减免部分欠税、放宽征收期限的恩诏，但后半句话锋一转：“其今年夏秋正额，仍须依数足征。”

翻译成白话就是：过去欠的可以慢慢还，今年该交的一文不能少。这道诏书的实际效果，是承认了往年欠税已经追不回来了——因为人要么死了要么逃了——但今年的榨取额度不变。它不是减免，是止损。止损的对象不是百姓，是朝廷的征税能力。

到这年秋天，三司使的账本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统计科目：逃户田。

所谓逃户田，是农户逃亡后留下的荒地。按制度，这些田地应由官府收回，另行召人耕种，继续纳税。但实际上，愿意接手的人越来越少——税太重，种地的收益远不及税额。于是逃户田的数额逐年累积，成为纸面上的“应收税款”，永远无法实际入账。天福六年末，三司使统计各州上报的逃户田总数，折合应税额达四十万贯。这笔钱永远不会有人交了，但它作为账面数字挂在三司使的账册上，用来向上汇报“天下户口未减”。

现实与账面的分裂在这里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账面上，后晋有户三百万、口一千五百万，田七百万顷，岁入三百万贯。实际上，相当比例的户口已经逃亡或隐匿，田地抛荒，税收依靠军队暴力维持，越征越少，越少越征。

把视线从朝廷的账本上移开，看看这台提款机在基层是怎么运转的，会更加触目惊心。

磁州（今河北磁县）在天福七年的一份地方公文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磁州当时属于昭义军节度使辖区，是河北通往河东的咽喉要道。这一年，三司使下达的各类征缴指标包括：夏税粮一万二千石、秋税粮二万四千石、盐课钱六千贯、酒户钱三千贯、矾课一千贯、木炭课五百贯、契丹岁贡摊派八千贯、禁军行营钱五千贯。共计钱二万三千五百贯、粮三万六千石。

磁州在册户数一万一千户，人丁四万三千口，耕地四万二千亩。平均算下来，每户摊钱二贯有余、粮三石二斗。按当时的亩产——河北中等旱地亩产粟麦约一石至一石二斗——一户若有田二十亩（这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全年收成约二十五石。缴完赋税后，剩二十一石——看起来还能活。

但这笔账是错的。因为它没有计入三司使账本之外的地方摊派。节度使衙门的巡警钱、节帅寿礼、军将婚丧、马料草豆、城墙修缮，样样都要向百姓加征。磁州公文里隐晦提到了一句“杂用并科率不在数”，意思是这些额外负担还没算进去。同时，逃户的税额被摊到了没逃的人身上——这是各地普遍做法。一个村子逃走三成农户，剩下七成要承担全村的税额，每户实际负担再涨三成。

结果是，一户有二十亩地的农户，把所有收成交出去仍然不够。差额部分，就要靠卖掉农具、耕牛、甚至子女来填补。当这些也卖光之后，农户自己就成为了逃亡者。

磁州的这份公文最后留下了一个冰冷的数字：天福七年，该州“逃户二千七百，逃丁九千四百”。近四分之一的户口在一年的征敛周期内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公文没有说。可能是钻进太行山的矿洞成为私盐贩子，可能是渡黄河南下去投奔尚未被苛税压垮的南唐或吴越，也可能只是饿死在逃亡路上。

同样的故事在各个州府反复上演。许州、陈州、亳州、颍州——这些地处中原腹地、曾是后唐明宗时期着力恢复农业生产的地区——在天福年间人口大量流失。州县官吏面对三司使下达的征缴指标，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承受完不成指标的惩罚（轻则贬官，重则抄家），要么就带着兵丁下乡挨户搜刮。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朝廷不是不知道这种榨取方式在杀死自己的统治基础。但知道和能改变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军队。

天福七年夏天，汴州禁军右厢都指挥使李彦韬醉酒后在军帐中对部将说了一句话，后来被记入《旧五代史》：“朝廷怕契丹，契丹怕我军，我军怕无钱。朝廷若不给钱，我军便不为朝廷守城。”

这句话精准概括了后晋的权力结构：契丹是悬在朝廷头上的刀，禁军是架在朝廷脖子上的刀。朝廷必须同时喂饱两把刀，一把不能得罪，另一把也不能得罪。喂饱契丹需要钱，喂饱禁军也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从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身上榨。

禁军的索取不是被动的等待发放，而是主动的、有组织的要求。天福七年冬，禁军左厢士兵因赏赐未至，在汴州城南大营鼓噪。士兵们阻塞营门，禁止将领出入，声称“不赏则不出兵”。事情传到枢密院，桑维翰紧急从左藏库调拨绢帛五万匹、钱十万贯，派兵士押送至营中，当场分发，才平息了哗变。

事后调查发现，这次鼓噪并非因为朝廷真的拖欠军饷，而是禁军听闻契丹使臣刚从汴州离去，带走了大量金帛，觉得自己分到的太少。用一个士兵对调查官员的话说：“契丹来一趟拿三十万匹绢，我们守一年城拿三万匹，凭什么？”

这种心态不是个别士兵的贪欲，而是后晋军队的普遍逻辑。在他们看来，朝廷不过是靠他们拥立的，石敬瑭能坐皇位是因为他们挡在黄河边上。既然如此，朝廷搜刮来的财富理应与他们分享，而且应该比给契丹的更多，因为“没有我们，契丹早打过来了”。

这种逻辑反过来又进一步压缩了朝廷的回旋余地。三司使想尽办法多征一笔税，刚入库就被禁军以各种名义索走；藩镇见禁军得了好处，也以“本镇军士疲敝”为由要求朝廷拨赐；契丹使臣在驿站里等着下一批绢帛起运。三方像三张永远填不满的嘴，轮流对着朝廷这只奶水日益枯竭的母羊吮吸。

石敬瑭晚年的私生活几乎被这种压力压垮。《资治通鉴》简略提及他晚年“常忧悸，不宁寝食”。这句话不需要展开成心理描写，它的意思是足够清楚的：一个靠割地称儿上台的皇帝，既不敢反抗契丹，又不敢压制禁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治下的百姓被一层层剥到骨头，而他自己就是那个签发剥皮诏书的人。

天福七年六月，石敬瑭病重。临终前，他把儿子石重睿和枢密使冯道、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叫到榻前托孤。关于这次托孤，《旧五代史》只记载了石敬瑭一句话：“军国之事，系于卿等。”没有提契丹，没有提财政，没有提百姓。但这些没提的事早已刻进了他身后留下的帝国账本里，每一行数字都在流血。

石敬瑭死于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十一日）。他死后，后晋这台提款机并没有停下，只是换了操作者。

继位的是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这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摊子。但他上台后的第一个决定，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拒绝向契丹称臣。

天福七年七月，契丹遣使至汴州，依例要求新皇帝向耶律德光称臣、继续缴纳岁贡。石重贵在景延广的鼓动下，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国书，只称孙而不称臣——因为石敬瑭是耶律德光的“儿皇帝”，石重贵按辈分应称孙，但“孙”是亲属关系，“臣”是政治关系。石重贵的意思是：亲戚可以做，臣子绝不做了。

这一决定在政治上看起来颇有骨气，但财政上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危机。称臣的代价是每年一百五十万贯的岁贡；不称臣的代价可能是契丹的全面入侵。而后晋的财政状况根本支撑不起一场全面战争。

枢密使景延广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典型的军阀式回答：“契丹若要来，我自帅十万军御之，何用岁贡！”这句话传出去后，藩镇将帅们表面赞同，私下里却开始重新计算自己的筹码。在他们看来，朝廷不肯向契丹低头，说明朝廷觉得自己兵强马壮。但兵强马壮的资本是什么？是更多的军饷、更多的赏赐、更多的钱。如果朝廷不给，那么当初怎么拥立石敬瑭的，现在同样可以对石重贵再来一次。

石重贵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困境。他即位后的头几个月，忙于调整人事，安插亲信进入禁军指挥层，同时命令三司使停止向契丹输送岁贡，把这笔钱挪作军费。从账面上看，这是一次漂亮的财政重组：每年多出一百五十万贯可以用于军队。但实际执行中，禁军将领们把这笔钱视作朝廷对他们“支持拒辽”的报酬，索取的胃口反而更大了。

天福八年（943年），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一年，黄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旧五代史·五行志》记载：“四月，诸州大蝗，所至草木皆尽。八月，旱，汴水竭。”从洛阳到汴州，从河阳到魏博，蝗虫铺天盖地，庄稼颗粒无收。朝廷下令各州赈灾，但三司使的仓库里已经没有可以动用的存粮。明宗时期积攒的一点家底，在石敬瑭时代的七年里被反复榨取，早已消耗殆尽。

这年秋天，各地州县上报的灾情越来越严重。三司使却向石重贵提出一个反常的建议：趁灾年粮价高涨，加紧征收秋税，用征收上来的粮食发放军饷。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发军饷，禁军哗变的风险比饥民造反更大。饥民造反可以用禁军镇压，禁军哗变没人镇压得了。

石重贵批准了。天福八年秋冬，后晋朝廷在灾荒之年启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粮征购”。各州县的官吏带着兵丁下乡，以官价强购百姓仅存的余粮，每石给价不过二百文——而市场价已经涨到了一千二百文。不愿出售者，以“抗粮”论罪。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兵丁在农户家中掘地三尺搜寻藏粮的情形。

这年冬天，河南、河北诸州饿殍载道。《资治通鉴》记载了孟州（今河南孟州）的惨状：“民食草根，多死。”孟州知州上奏请求赈济，石重贵批了“令有司量给”，但有司翻开仓库账册，发现存粮仅够禁军三个月之需。最终，孟州没有得到一粒赈灾粮。

进入开运元年（944年），耶律德光终于对石重贵的“不称臣”做出了军事回应。契丹骑兵大举南下，兵分两路，一路出幽州攻河北，一路出云州攻河东。后晋朝廷不得不紧急调集禁军北上拒敌，同时命令各藩镇出兵助战。

战争开支在短时间内爆炸式增长。禁军十万北上，每日耗费粮草五千石、草料两万束、钱三千贯。各藩镇虽然名义上出兵助战，但粮草器械都要朝廷供给，否则就按兵不动。三司使刘昫连续上书，请求加征“行营钱”，每户摊派五百文至一贯不等。

这一次，连石重贵都犹豫了。他在朝会上问：“民力已竭，何堪复敛？”景延广的回答很直接：“不能敛则不能战，不能战则契丹入汴，那时候就不是敛不敛的问题了。”

开运元年春，后晋朝廷下诏，在全国征收“北征钱”，标准是每丁纳钱二百文，每户纳绢半匹。这道诏令的执行情况各地参差不齐——有的州县已经没人可征了，有的州县则把负担全部转嫁到还没逃亡的农户身上，加速了逃亡潮——但总体而言，又一轮搜刮启动了。

战争的结果暂时救了石重贵一命。开运元年至二年，后晋军队在河北、河东与契丹多次交战，虽然损失惨重，但勉强守住了防线。尤其是开运二年春，晋军在相州击败契丹一部，取得小胜，朝野为之振奋。石重贵下诏大肆庆祝，赏赐将士钱帛巨万。

但这笔赏赐的钱仍然是强征来的。三司使为了筹措犒赏经费，提前征收了开运三年的夏税。也就是说，百姓还没下种，明年的税已经欠下了。

到开运三年（946年）初，后晋的财政机器已经彻底报废。

这一年，三司使的账本上出现了五代十国历史上最令人窒息的几行数字。全国在册户数从石敬瑭即位初的三百万户降至不足二百万户——七年间消失近百万户，折合人口在三百到四百万之间。他们不是死于战火（后晋境内这些年并无大规模内乱），而是死于不堪赋税重负的逃亡和饥饿。

全国耕地面积从七百万顷降至不足五百万顷，其中相当比例的“在册耕地”实际上已经抛荒，成为永远无法征收的“纸面田产”。各州县为了完成征收指标，不断把逃户田的税额摊派给未逃农户，导致更多人逃亡，形成恶性循环。

货币体系几乎崩溃。天福元宝和晋元重宝在民间信用扫地，市面交易倒退到以布帛、粮食为媒介的程度。朝廷自己也不再铸造虚值货币——因为铸造成本已经超过了它能征收上来的税额。各州县税收改征实物，但实物运输损耗巨大，从河北运一石粮食到汴州，路上要消耗两石粮草。

禁军的维持成本却一点也没有下降。开运三年，禁军十二卫在册兵额仍有十万余人，每月军饷折钱约十万贯。由于货币贬值，士兵拒收铜钱，要求支给绢帛和粮米。朝廷只能把征收上来的绢帛优先供给军队，其他支出全面停摆。

契丹的威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因为石重贵的拒臣而升级为全面战争。耶律德光已经决心灭晋，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后晋朝廷就像一台被榨干最后一滴油的机器，齿轮还在转动，但已经没有润滑剂，轴承发出刺耳的尖啸，随时可能崩裂。

这只走马灯已经转到了它速度的极限。轴承上的每一圈划痕都在预告下一盏剪影将是谁——但在此之前，这台机器还要榨出最后一批血肉，作为旧时代终结的燃料。开运三年秋天，契丹大军再次南下。这一次，后晋的防线已经不再有力量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