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戈与亡国的至暗时刻

杜重威在中军大帐里接到契丹使者的口信时，面前正摊着一份军粮账簿。账面上写着本镇存粮尚可支用四十日，但杜重威知道那个数字是假的——他的判官在三天前就告诉过他，实际存粮只够十二天。不是粮食被贪污了，虽然确实有人贪污，但主要原因更简单：朝廷答应调拨的三万石军粮，一粒都没有运到。负责押粮的三司官员在相州就停下了，因为前面传来消息，契丹骑兵已经切断了相州到镇州之间的粮道。

杜重威把账簿合上，让使者把契丹人的话再说一遍。

使者说得很直接：耶律德光愿意封杜重威为中原之主，条件是他打开镇州城门，率本部兵马加入南征。杜重威问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封我为帝，有诏书吗？”使者从怀中取出一卷黄绫，上面盖着契丹皇帝的印玺。杜重威认识那方印——石敬瑭当年在太原称帝时，耶律德光册封他的诏书上用的就是同一方印。那时杜重威站在石敬瑭身后，亲眼看见那方印盖下去，把燕云十六州的命运和“儿皇帝”的耻辱一起压进了历史的契约里。现在这方印又出现了，要在他身上盖出一个新的皇帝。

杜重威想了很久。不是说他在犹豫忠义——在五代活到这个岁数的将领，早就不靠忠义做决定。他是在算另一笔账：继续为后晋作战，他能得到什么。打赢了，他还是成德军节度使，运气好的话加个侍中、中书令之类的虚衔，但军饷拖欠的问题不会解决，朝廷对藩镇的猜忌不会消失，契丹人明年还会再来，后年还会再来，年年都来。他今年五十三岁了，膝下有伤，上马需要人搀扶。他还能打几年？再打三年，五年——然后呢？石重贵会记他的功劳吗？看看景延广的下场就知道了。三年前景延广还是皇帝最信任的将领，主张对契丹强硬，结果白团卫之战打赢了，他却被解除兵权，贬去洛阳当了个闲职。理由是“功高震主”。这四个字在五代就是催命符，每一个节度使都认得。

投降契丹的风险呢？当然有。耶律德光可能说话不算话，拿到镇州之后就把他晾在一边。但至少眼下能活命，能保住兵马，能在这个乱世里继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耶律德光现在需要中原将领替他开路，杜重威手里这三万兵马是河北最精锐的野战部队之一，这就是他讨价还价的筹码。

十二月初八日下午，杜重威做出了决定。他把麾下的主要将领叫到大帐，没有和他们商量——在五代，节度使不需要和部将商量——只是通知他们：明日开城，迎接契丹大军。部将中有人面露难色，但没有人反对。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算过同样一笔账：跟着杜重威投降，至少还能继续当兵吃粮；拒绝投降，万一杜重威杀了他们再开城，那就是白死。五代的历史上，这种白死太多了，多到活着的将领们已经学会了不白死。

十二月九日清晨，镇州北门大开。杜重威率本部将佐出城三里，跪迎耶律德光。三万成德军列队在官道两侧，甲胄整齐，旗帜鲜明。他们投降的样子比作战时还要体面。耶律德光骑马进入镇州时，看了一眼这些士兵，用契丹话对身边的谋士说了一句话。后来有人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传回了开封：“中原士卒甚精，可惜无人能用。”这句话的后半段是留给石重贵的，前半段是留给杜重威的。耶律德光心里很清楚，这些士兵可以变成他的，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变成别人的。今天他们站在这里迎接契丹皇帝，明天他们就可以站在别处迎接另一个皇帝。走马灯的规则对谁都一样——灯壁上的影子可以随时更换，但旋转的机括不会停下来。

杜重威投降的消息在六天后传到开封，但在此之前，朝廷已经陷入了实质上的瘫痪。十二月初十，枢密使李崧最后一次进宫面圣，汇报的内容让石重贵半天说不出话：禁军欠饷四个月，诸军怨声载道；河北诸镇中，成德、义武、彰德三镇已经数日没有军报，极有可能已经降敌；郓州张从恩所部仍在集结，但进度缓慢；徐州符彦卿回文说河水结冰，无法渡河；宋、许、陈三州的节度使全都回信说“正在准备”，但没有给出任何出兵日期。

石重贵问李崧：“还有多少人愿意来？”

李崧沉默。他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因为诏书才发出去，回信还没收全。但他也不能说“有”，因为他很清楚那些回信的内容在开封陷落之前和之后不会有任何区别——都是拖延，都是借口，都是等待。节度使们在等待的不是朝廷的进一步指示，而是契丹人打到哪了。如果契丹人在镇州受阻，他们会派几千人马做做样子；如果契丹人过了镇州，他们就会把写好的降表从抽屉里拿出来，换掉抬头，填上新的日期。这些降表的格式差不多都一样，是晚唐以来藩镇公文写作中代代相传的范本，只需要改动几个字：皇帝的名号、投降的日期、献上的城池数量。

李崧最终只说了一句：“臣再去催。”

他走出宫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宣德楼上的“晋”字大旗。旗面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边缘有几处已经脱线了。他没有停下来，翻身上马，朝枢密院的方向去了。但那天下午他没有再回宫，也没有派人送任何消息。后来有人看见他带着家眷和几个亲随，从南门出城，往许州方向去了。马车走得很慢，因为是夜里，路上全是逃难的百姓，车轮不时陷入冻泥里，需要下车推。一路上没有人认出他是枢密使——他换了便服，车上的行李也极其简单，只有几口箱子。一个枢密使的逃亡和一个小地主的逃亡，在开封城外的官道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

十二月十二日，义武军节度使李殷在定州投降。投降的过程比杜重威更干脆——契丹军队还没有到定州城下，李殷就派使者送去了降表和户口册。册子上详细列着定州所辖各县的丁壮数量、存粮数目、兵器储备。这是一份完整的情报，足以让契丹人不费一兵一卒接管定州。李殷在降表的末尾附了一句话：“臣殷，愿为陛下前驱。”陛下指的是耶律德光。李殷在后晋朝廷领的是侍中的俸禄，他的节度使旌节是石敬瑭亲手授予的，他的女儿嫁给了石重贵的堂弟。这些关系在投降书上没有任何体现，降表上只写官职，不写私交。

十二月十四日，彰德军节度使张彦泽在相州投降。张彦泽的投降方式最有创意——他不仅献城，还主动请缨担任南征先锋。他对耶律德光说：“开封城防虚实，臣尽知之。”这不是吹牛。张彦泽在后晋禁军中任职多年，参与过开封城防的布设，知道每一道城门的守军数量、每一个军械库的位置、每一个薄弱点。他把这些情报全部告诉了契丹人，然后要了三千精骑，星夜兼程，杀向开封。他比契丹主力提前两天到达，急不可耐地要成为第一个进入开封城的人。

消息传进开封时，石重贵已经三天没有召开朝会了。不是他不想开，而是开了也没人来。十二月初十的朝会上，来的大臣只有七个人：一个翰林学士、两个给事中、三个起居舍人，还有一个是太常寺的老博士。宰相们有的称病，有的直接不出门。三司使刘昫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十二月十一日，他带着三司的吏员把国库封存，钥匙交到宫中，然后也消失了——他没有逃跑，而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此闭门不出。没有人知道他那些天在家里做什么。后来开封陷落后，有人在刘昫的书房里找到了他写的一份“契丹皇帝登基贺表”，墨迹半干，措辞典雅，显然是反复修改过的。这份贺表最终没有用上，因为耶律德光没有举办正式的登基大典——他不屑于这些汉人的礼制，他只相信刀枪和战马。

十二月十六日清晨，封丘门上的守军听见了马蹄声。

那不是冲锋的声音，而是骑兵在雪地上慢跑的声音，蹄铁踏在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张彦泽的骑兵从北面来，数量不多，只有三千多人，他们甚至没有排成战斗队形，而是散散落落地沿着官道前进，仿佛不是来打仗，而是来接手一件已经打包好的货物。

城上的守军有人认出了张彦泽的旗号——那是一面黑底红边的牙旗，上面用白线绣着“彰德”两个字。几个月前，这面旗还在相州城头飘扬，和后晋的旗帜挨在一起，代表同一支军队、同一个朝廷、同一个皇帝。现在它变成了敌军的旗帜，要攻打的正是它曾经宣誓守卫的都城。

守城的控鹤军指挥使姓郭，名字已经失载，只知他是相州人，在禁军服役十五年，从士卒一路升到指挥使。他看见张彦泽的骑兵出现在视野里时，对身边的副手说了一句话：“粮仓里只剩三天的粮食了。”副手没有回答。他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算契丹人不攻城，三天后守军也会断粮。断粮之后怎么办？朝廷不会拨粮——因为朝廷的粮仓也已经空了。三司的粮册上记载，开封常平仓应有存粮二十万石，但实际存粮不到三万，剩下的数字都是历年虚报的。现在再去查这些窟窿已经毫无意义——吃空饷的不只是禁军的军官，还有管粮仓的吏员，层层扒皮之后，轮到守城士兵嘴里的，就是三天口粮和一肚子怨气。

郭指挥使没有再说什么。他走下城楼，回到自己的营房，脱掉甲胄，换上一件旧棉袍。他对自己的卫兵说，他要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卫兵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想了想，说：“不回来了。”他没有逃跑，也没有投降，他只是回家了——回到开封城内那个挤在一条窄巷子里的小院子，把门闩插上，把刀挂在门背后，等着这件事过去。五代的许多基层军官都是这样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的：不是战死沙场，不是在兵变中被杀，而是在某个无法挽回的时刻，脱掉军服，退出这盏走马灯，重新变回一个普通百姓。区别在于，有些人成功退出了，有些人还没退出就被绞碎了。

郭指挥使走了之后，封丘门上的守军陷入了沉默。士兵们三三两两蹲在城垛后面，抱着兵器，望着远处的骑兵。有人在低声交谈，谈论的内容不是如何守城，而是城破之后怎么办。一个老兵说，契丹人不杀降兵，只要把武器交了就行。另一个老兵说，不杀是不杀，但会抢东西，他有个亲戚在镇州当兵，降了契丹之后被抢走了棉衣和靴子，差点冻死在行军路上。一个年轻士兵问，那我们不交武器呢。老兵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那个眼神比任何回答都清楚：三千骑兵在城外，城内禁军名义上有数万人，但实际能吃粮、能拿刀、愿意作战的，恐怕不到两千。真正的主力都被杜重威、李殷、张彦泽带到契丹那边去了。这不是一场攻防战，而是一场清算——清算一个已经变成空壳的朝廷，清算一笔从石敬瑭那时候就开始拖欠的烂账。

下午申时，封丘门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不是郭指挥使——他已经走了——而是留守城门的几个低级军官。他们的名字同样没有在史料中留下来，只知道领头的是一个副指挥使，相州人，祖上三代都是军户。他和几个同样出身的军官凑在一起合计了片刻：再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契丹人迟早会打进来，到时候城破被杀，不如主动开门，也许还能保住性命和家产。他们没有向上级请示——上级已经跑了，或者像郭指挥使那样回家了。他们也没有告诉士兵——不需要告诉，士兵们看见门开了，没有人喊叫，没有人阻拦，没有人去拿武器，大家都只是看着，像在等一辆迟到的马车。

城门缓缓推开，门轴发出干涩的摩擦声。那是开封城最后一次以后晋都城的名义打开城门。门外的张彦泽骑兵看见城门洞开，没有欢呼，没有冲锋，只是催马小跑着进入。骑手们经过门洞时，有人抬头看了一眼门上方的城楼，楼是空的，旗杆上还挂着“晋”字旗，但守旗的人已经不见了。旗帜在冷风里自己飘着，像一盏忘了熄灭的灯笼。

张彦泽入城后，径直向宫城方向去。他经过御街时，发现街道两旁的店铺全都关门了，民宅的门窗也用木板钉死，只留下一条条缝隙。他能感觉到缝隙后面有眼睛在盯着他，但他没有在意。他现在只想着一件事：抢在契丹主力到达之前控制宫城，抓住石重贵。耶律德光答应过他，谁先攻入开封，谁就有资格在战后分到最大的那块蛋糕。这块蛋糕具体是什么，张彦泽还不清楚，但按照五代的老规矩，无非是地盘、人口、赋税权限——总之是能养兵的东西。

他在宫城正门外停下了。

宫门紧闭。墙上站着几十个内侍和宦官，拿着弓弩，装模作样地摆出守卫的姿态。张彦泽让人喊话：开门，饶你们不死。墙上的人没有回应。张彦泽等了一刻钟，正准备下令强攻，门却自己开了。开门的仍然是几个低级宦官，他们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是几个在宫门口当值的太监，听见外面的喊声，腿软了，把门闩抽掉了。张彦泽带着亲兵涌进宫城时，这些太监跪在路两旁，把头埋得很低，不敢看进来的骑兵。

此时石重贵在做什么？

他在宫中偏殿里烧文件。

这个消息是从翰林学士范质那里传出来的。范质后来在后汉、后周两朝都担任要职，活到了北宋初年，他的记载可信度较高。据他说，十二月十六日申时左右，他最后一次进宫见石重贵，发现皇帝正在把成堆的奏章、诏书底稿、私人信件投入火盆。火盆是铜制的，原本用于冬天取暖，此刻被当作焚化炉，火焰蹿得比人还高。火光照在石重贵脸上，那张脸没有表情，既不恐惧，也不愤怒，只是机械地把纸张一页一页地撕下来扔进火里。有些纸被热气托起来，飘在半空，变成灰烬后又落回到他的肩膀上。

范质问他为何烧这些东西。

石重贵头也不抬：“这些不能让契丹人看到。”

哪些东西？关于整顿军备的奏折，要求抵抗契丹的上书，辱骂耶律德光为“虏酋”的私人信件。每一份都是日后可能成为罪证的东西。石重贵烧得很仔细，连边角都不留。烧完一批，又从柜子里搬出一批。范质站在旁边看着，不知道自己该帮忙还是该劝阻。他手里拿着一份刚起草好的降表，那是石重贵让他写给耶律德光的。降表的措辞是耶律德光指定的，通过张彦泽传话进来：“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没有辩解，没有求饶，没有“请陛下念在旧日情分”之类的话。就是干巴巴的几十个字，承认自己败了，愿意接受任何处置。

石重贵接过降表看了一遍，没有改任何一个字。他从桌上拿起玉玺，在降表上盖了印。印盖上之后他看了很久，好像第一次发现这方玉玺上刻的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不是真正的秦传国玉玺，那个玺在唐末兵乱中就丢失了，这是石敬瑭登基时仿刻的。一块仿制的玉玺，盖在一份投降书上，为一个仿制的王朝画上句号。

十二月十七日清晨，石重贵素衣出降。

他脱掉那件从内库翻出来的、袖子有虫蛀痕迹的赭黄袍，换上一件素白的单衣。没有人提醒他该戴什么帽子，他就没戴帽子，光着头。太后、皇后和几个未成年的皇子也穿着素服，跟在他身后。一行人走出宫城，沿着御街向封丘门方向步行。那天下着小雪，雪粒落在石重贵头上，很快融化了，顺着鬓角流下来，像眼泪一样。但他没有哭。史料中没有记载他哭泣。他只是走着，不说话，不看两旁的街道，不看沿路那些被抢掠过的店铺和钉死的门窗。

开封城里的百姓从门缝里看着这一幕。有些老人记得，九年前石敬瑭进入洛阳时，后唐末帝李从珂也是素衣出降——准确地说，李从珂没有出降，他带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放了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火灭之后，人们从废墟里找到了几块烧焦的骨头和一堆熔化的金银器皿，分不清哪块是人骨，哪块是器物残片。石敬瑭派人把这些残骸收殓了，按皇帝的规格下葬，然后在墓志铭上写“唐末帝”。李从珂在位不到三年，死的时候五十二岁。他的死没有换来任何东西，后唐还是亡了，石敬瑭还是做了皇帝，契丹人还是拿到了燕云十六州，走马灯还是转了一格。现在轮到石重贵了。他没有选择自焚——也许是没有勇气，也许是觉得自焚也毫无意义。他只是走着，一步一步，走到封丘门外，面朝北方跪下，把降表举过头顶。

张彦泽骑着马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没有下马。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瞬间。一个投降的节度使，骑在马上，俯视着一个投降的皇帝。两人都投降了契丹，无非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投降得早几天。但在这个瞬间，骑在马上的那个人掌握着权力——不管这权力来自哪里，能维持多久——而跪在雪地里的那个人已经失去了所有。五代的规则就是这样：权力没有来源，只有状态。你今天掌握权力，你就是刀；明天别人掌握了权力，你就是肉。刀和肉之间没有道德差距，只有时间差。

张彦泽没有对石重贵说话。他让自己的士兵把石重贵一家押上几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送往城外的契丹军营。车是普通的军用辎车，没有顶篷，车板上铺着稻草，散发着马尿和铁锈混合的气味。石重贵坐在草堆里，怀里抱着最小的皇子。那个孩子大约五六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冷，缩在父亲怀里发抖。石重贵用袖子盖住孩子的头，袖子太小，遮不住。

车队经过御街时，路边有人喊了一声：“陛下！”

石重贵抬起头，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是谁。喊话的人可能是个老禁军士兵，可能是个旧官吏，也可能只是个看热闹的百姓，随口喊了一声。在五代，这声“陛下”不值钱——它在同一个人嘴里可以今天送给张三明天送给李四。石重贵又把头低了下去。他知道这声“陛下”不是为他喊的，是为从前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位置喊的。那个椅子上现在空着，不久之后就会有人坐上去，然后另外一个人会喊同样的话，把三个字送进空荡荡的殿堂里。

十二月十八日，耶律德光在开封城外的高门台接受后晋百官朝贺。

那是一处临时搭建的营地，中央支着一顶巨大的毡帐，毡帐用的是契丹传统的黑色牛毛毡，帐顶饰以金铃，风吹过时发出低沉的响声。帐内铺着数层厚毡，上面再覆以虎皮。耶律德光坐在正中的胡床上，身披貂裘，脚踩炭火盆，两侧站着契丹亲兵，手持长刀。

后晋的百官依次进入大帐，行跪拜礼。走在最前面的是枢密使李崧——他不是跑了吗？是的，他跑了，但跑得不远，在许州附近被契丹游骑截获。契丹人把他押回开封，正好赶上朝贺。李崧跪在地上，脸色灰白，但动作依然合乎礼仪。他做了二十年官，从后唐做到后晋，各种场合的跪拜礼都烂熟于心，现在不过是把“陛下”的称呼从姓石的换成姓耶律的。他献上后晋的版籍册，册子上详细记录着各州县的户口、田亩、税额。这些数据是他自己当年在三司任上主持编修的，修的时候是为了替石敬瑭理财，现在变成了献给新主的见面礼。

三司使刘昫献上国库钥匙。钥匙装在一个黑漆木匣子里，匣子上贴着封条，封条上盖着“晋三司使印”。刘昫没有试图逃跑，他在家里等到城破，然后穿戴整齐，带着钥匙匣子主动来到高门台。他比李崧聪明——他没有等契丹人来抓，而是自己来，这样可以少受一些羞辱。耶律德光接过匣子，打开看了看，里面是十几把铜钥匙，大大小小，串在一个铁环上。他拿起来掂了掂，随手递给身边的一个契丹官员。那个官员接过去，不知道这些钥匙分别对应哪个仓库、哪个库房、哪个柜子，但他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归契丹了。

翰林学士范质献上玉玺。玉玺用黄绫包裹，放在一个紫檀托盘里。范质跪下时，手在发抖。这个细节后来被他的门生记录下来，写进了他的行状里。门生解释说，范质发抖是因为“忠愤填膺”，其实更可能只是因为冷——那天是十二月，高门台风大，所有人都在发抖，契丹人也不例外。但范质确实有一个时刻是真正在发抖的，不是冷的，而是当他跪下去的那一刻，他忽然想起来，自己前天还在替石重贵起草调兵诏书。那些诏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斟酌，措辞恳切，情理兼具，盖着玉玺，派专人快马送出——然后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个节度使响应，没有一支军队来援。他写的不是诏书，是讣告。

耶律德光看着这些官员依次上前，献上他们能献上的一切，用汉话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同时记录下来，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一致：“你们汉人，就是这个样子。”

帐中鸦雀无声。

耶律德光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不打算羞辱这些人——他需要这些人替他管理中原。后晋的行政体系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好歹是一套现成的官僚机器，有人会算账，有人会断案，有人会起草文书。契丹人不擅长这些，他们擅长的是骑马和射箭。耶律德光要的是前者，不是后者。但他说出的那句话，仍然是事实。后晋这个王朝，从头到尾，就是一笔交易。石敬瑭用燕云十六州和岁贡买来了契丹骑兵的支持，用契丹骑兵的支持压服了中原藩镇，用搜刮来的民财支付岁贡和军饷。交易的每一环都是利益计算，没有忠诚，没有信仰，没有任何超越个人生存之上的东西。当交易无法维持——当岁贡断了，契丹骑兵变成了敌人，军饷发不出了——这个王朝的所有零件就自动脱落。皇帝在烧文件，宰相在写降表，节度使在自相残杀，士兵在自己打开城门。没有人愿意为晋朝去死，因为晋朝从来没有为任何人活过。

石敬瑭建立的这套交易机制，核心前提是契丹的保护。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恭顺，岁贡足够及时，契丹人就会替他压住所有不服。他没有算到的是，契丹人不是保镖，是债主。债主不会因为你还了利息就放弃本金，他们随时可以要求你偿还更多——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钱、更多的尊严。当你还不起的时候，债主就会自己动手来取。石重贵想要摆脱这笔债务，方法不是积累实力、改革制度、争取民心——这些都需要时间，而他选择了最快的那条路：直接宣布不还了。然后他发现，不还的后果比还不起更惨。还不起还能拖延，不还了债主就直接上门搬东西：搬走了镇州，搬走了定州，搬走了相州，最后搬走了开封。

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废后晋为庶国，宣布由辽朝直接统治中原。他在诏书中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原无主，朕不得不来。”这话说得太难听了，但不好反驳。因为中原确实无主——石重贵还在，但没有人听他的了；后晋朝廷还在，但已经是一具空壳了；法理上的皇帝还存在，但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转移到契丹骑兵的马蹄下了。耶律德光说他“不得不来”，意思是他本来不想亲自管中原这些烂摊子，但你们自己管不好，那我就来管。这话里有一半是嘲讽，另一半是无奈。他是真想亲自统治中原吗？未必。他更希望有一个听话的代理人，替他在中原收税、征兵、镇压叛乱，每年按时把岁贡送到草原上去。但石重贵毁了这套代理机制，而其他节度使——杜重威、张彦泽那些投降过去的——耶律德光又不敢完全信任。今天他们投降了契丹，明天契丹一旦露出疲态，他们就会立刻反咬一口。这甚至不是猜想，这是五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事。耶律德光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宁愿自己来。

第二件事，继续征税。而且征得比后晋还狠。

耶律德光下令，后晋原有的一切税额不变，在此基础上加征一笔“犒军钱”。犒军钱按户摊派：上户每户十贯，中户五贯，下户三贯。这个数字有多大？后晋时期，普通农户一年的现金收入通常不超过五贯。即使是在正常年份，上户缴十贯也是伤筋动骨，中户五贯等于是倾家荡产，下户三贯就是逼人去死。而现在不是正常年份——中原经历了三年战争，河北、河南大片耕地抛荒，粮食产量锐减，民力早已枯竭到了极限。加征犒军钱的命令一下，各地立即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潮。有些村子整村的人全部跑光，屋门大敞着，锅碗瓢盆散落一地，地契被从箱底翻出来扔在地上，因为带不走，也没人愿意要。

逃户的去向有两个。一个是往南，南唐还没有被卷入战争，淮南地区相对安宁，不少河南农户拖家带口渡过淮河，进入南唐境内，从此再没有回来。另一个是上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这些山区在五代一直是逃户和流寇的庇护所。逃上山的人组成大大小小的武装团伙，少的几十人，多的几百人，占据山寨，以劫掠为生。他们不忠于任何人，不认任何朝廷，只认手里的刀和锅里的粮食。这些武装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壮大，成为中原地区长期动乱的温床之一。

留守开封的契丹驻军需要粮草，需要取暖的木柴，需要喂马的草料。他们解决这些需求的方式极其简单粗暴：派骑兵下乡，看见粮食就抢，看见柴火就搬，看见精壮就抓去做苦力。遇到反抗，格杀勿论。抢不到的时候——因为老百姓自己也没有了——就开始拆房子。先把没人住的空屋拆了烧柴，然后是破庙，然后是废弃的官衙，最后连城墙上的一些木制设施也被拆下来烧了。开封城周围几十里范围内，村庄几乎全部空了。野狗在废墟间游荡，啃食倒毙在路边的尸体。后来有人回忆这段时期，说“中原数百里间，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这几个字是夸张吗？部分是。但不是全部。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一些地区，人烟确实稀薄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不是因为屠城，那种一次性大量杀人的惨剧反而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持续不断的、零零碎碎的死亡，从饥饿，从寒冷，从疾病，从没有任何人负责的暴力。根本没有人去计数这些死者的数量。三司的户口册已经在开封陷落时丢失了大半，剩下的也被契丹人当柴烧了。没有账簿，没有统计，没有名字。死亡变成了一件沉默的事。

耶律德光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他派遣了几批契丹官员到各地去巡视，巡视的结果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搜刮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行为。后晋已经把中原搜刮到了临界点，契丹再来搜一遍，临界点就变成了崩溃点。崩溃的结果是，你不但收不上税，还要倒贴军粮去镇压叛乱。折下来不划算。

于是他决定撤军。

947年3月，耶律德光以避暑为名，率契丹主力北返。临行前，他在开封留下了一支驻军和几名委任的官员，试图维持对中原的名义控制。但他自己也清楚，这支驻军很快就会被吃掉。不是被正式军队吃掉——中原已经没有什么正式军队了——而是被那种此起彼伏的民间武装、流寇、溃兵、逃户组成的无数张小嘴，一口一口地咬死。

撤退路线是沿着来时的方向北上。契丹军队经过相州、镇州、定州，一路上不断遭到袭击。袭击者有些是刘知远派出的河东部队，更多的是自发行动的民间武装。这些人不穿军服，没有旗号，白天是农民，晚上是刀客。他们在官道上挖陷阱，在树林里放冷箭，在契丹人宿营时偷袭马群。契丹军队损失了相当数量的兵员和辎重，行进速度极其缓慢。耶律德光在行军途中写了一封信给留在开封的守将，信中说：“吾本无心取中原，中原人自招吾来。今既得之，又不肯安，奈何！”这封信的语气不像一个征服者，像一个被套牢的投资者。他花了大价钱入主中原，结果发现这个项目是个无底洞，投入越多亏得越多，想撤资还撤不干净。

走到栾城时，耶律德光病倒了。病因据说是痢疾，在高烧和腹泻中挣扎了几天，于四月在杀胡林去世，享年四十六岁。随行的契丹贵族按照草原的丧葬习俗，剖开他的腹部，取出内脏，填入盐以防腐烂，然后用马皮包裹尸体，载在车上继续北上。母亲述律太后见到儿子的尸体时，用契丹话哭喊了一句，大意是“我叫你不要南下，你偏不听”。这句话后来被翻译出来，写进了《辽史》。但与其说这是母爱，不如说这是政治——述律太后当年就反对南征，认为中原不是契丹的根基所在，耶律德光一意孤行，结果死在回程的路上，用他自己的尸体为母亲的政治判断做了证明。

耶律德光死后，契丹内部立即陷入了继承危机。他的侄子耶律阮在军中自行即位，引起了述律太后的强烈不满，母子之间爆发了持续数年的内战。契丹对中原的控制在耶律德光去世的那一刻就实质性地结束了。留守开封的契丹驻军得知皇帝死后，军心大乱，开始自行撤退。他们走得比来时更狼狈——来时是胜利者，趾高气昂；走时是逃跑者，风声鹤唳。一路上被杀散的、被截击的、掉队失踪的，不计其数。

中原无主的状态，在耶律德光北返之后变得更加彻底了。

但这种无主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在太原，刘知远正在收网。他从946年冬天开始就在观察局势，没有轻举妄动。后晋覆灭时他没有派兵救援——不是不能救，是不想救。救下来对他有什么好处？石重贵继续做皇帝，他还是河东节度使，什么都变不了。但如果不救，后晋覆灭了，契丹人一时半会站不住脚，中原出现权力真空，他就可以从太原出兵，自己来坐那把椅子。这笔账，刘知远比任何算得都清楚。

947年正月，耶律德光还在开封时，刘知远就在太原称帝。他最初没有改国号，仍然沿用后晋的“天福”年号，宣称自己只是“权知军国事”，等找到石重贵的下落就退位让贤。这是一句骗术，但骗术在五代是必备技能。五代每一个开国皇帝登基时都要表演一番谦让——朱温逼唐哀帝禅让时，自己躲在帘子后面不接诏书，让手下推了三次才勉强登基。李存勖灭梁时，说自己是在恢复唐室，不敢自称皇帝，然后过了一阵子就改了国号。石敬瑭灭后唐时，说自己是被将士拥戴不得已，然后立刻就穿上了龙袍。现在刘知远不过是在重复同样的剧本：先装出迫不得已的姿态，等局面稳了，兵强马壮了，再撕下面具。

他的表演持续了不到半年。

947年6月，刘知远改国号为汉，年号改为乾祐，正式建立后汉。从太原进军开封的路线是提前规划好的——先派偏师出太行，进入河北南部，牵制契丹残部；主力从太原南下，经潞州、泽州，渡过黄河，直取洛阳，再从洛阳东进开封。这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契丹人已经跑了，后晋的遗臣们正在焦急地等待下一个主人，各地节度使们忙着把写好的降表换掉抬头——把“臣某谨言大辽皇帝陛下”改成“臣某谨言大汉皇帝陛下”。有些地方甚至来不及改抬头，直接把“大辽”两个字刮掉，写上“大汉”，然后装裱起来。

947年6月，刘知远进入开封。他骑马从北门进入，沿着御街向宫城前进，两旁站满了迎接的百姓和官员。有些人手里举着香，有些人跪在路边，还有些人喊着“万岁”。刘知远穿着明黄色的龙袍，面色严肃，没有过多停留。他进入宫城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后晋的匾额全部换掉，把“晋”字改成“汉”字。工匠们忙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早晨，宫城里再也看不到任何“晋”字的痕迹。

走马灯转过了一格。

后晋的覆灭并不是五代混乱的顶点——它只是混乱的一个高峰，此后还有一个更短命、更混乱的王朝在等着。刘知远建立的这个后汉，将把走马灯转到一个新的位置：一个连正常运作都做不到的王朝，一个在位不满一年的开国皇帝，一个把猜忌变成唯一治国方式的朝廷。后晋用十一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靠出卖国土换来的正当性，脆弱到连一场战争都撑不住。接下来后汉要用更短的时间证明另一件事：当一个政权只剩下猜忌时，它连一场葬礼都撑不住。

中原大地暂时归于平静——如果那种士兵在街头巡逻、官吏在衙门上班、百姓在田间劳作的表层秩序可以叫做平静的话。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平静只是下一场风暴前的片刻安宁。刘知远五十四岁了，身体很不好，旧伤缠身。他只有一个儿子成年，而且绝对不是将帅之材。他手下的将领们已经开始互相试探，开始计算各自的筹码，开始在暗地里准备下一轮的站队和下注。他们没有等太久。

走马灯继续转。灯壁上的影子还是那些影子——将军、皇帝、宰相、节度使——只是五官越来越模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灯光照着太原城墙上的青砖，照着黄河北岸的渡口，照着开封御街两旁那些新换上的“汉”字旗。风中隐约有马蹄声，从远处传来。那不是契丹人——契丹人已经回去了。那可能是某一支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也可能是某个正在观望的节度使的斥候，也可能只是风声。

但在五代，风声和马蹄声听起来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匹马背上坐着的，是来送粮饷的使者，还是来要你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