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赋与整吏治

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在东京开封即皇帝位。登基后的第三天，他没有先召见枢密使议论兵事，也没有先召见宰相商讨典礼，而是让三司使把全国的账册全部搬到崇政殿东侧的偏殿里。

三司使李谷带着十二个胥吏，用三辆牛车，拉了整整一天。账册堆满了偏殿的三面墙，最上面一层靠梯子才能够到。柴荣走进去的时候，李谷正站在梯子上往下递一本乾祐三年的河东道税册。他看见皇帝进来，愣了一下，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

柴荣没看他。他走到最近的一摞账册前，翻开最上面那一本。这本账册的封面用麻线重新装订过三次，纸边已经磨出了毛茬。封面上的墨迹褪成了灰色，写的是一行小字：“广顺二年秋，京兆府属县实勘田亩数。”

他翻到第一页。

这一页前五行是总目，写的是京兆府当年应收两税总额。墨迹很新，是广顺二年年底重新誊抄的。但从第六行开始，纸页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笔迹。

第一种笔迹是黑色的楷书，写得整齐但力道不足，应该是三司派驻京兆府的勾当官所写。上面记的是各县申报的田亩总数。

第二种笔迹是朱笔，写得急促锋利，每一行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是实勘数减去申报数得出的差额。书写者显然没有耐心，有好几处的墨点甩出了栏线。

第三种笔迹最特别。它用墨极淡，像是故意不想让人看清楚，写的是各县实勘田亩中“有主”与“无主”的比例。其中一行写着：“万年县，实勘田四千七百二十二顷。有主者三千一百顷，无主者一千六百二十二顷。然无主田中，其半见耕。”

“其半见耕。”

柴荣把这四个字念出声来。李谷从梯子上下来，站到他身后三步远的地方。

“陛下，”李谷说，“这四个字的意思，臣给陛下讲一讲。”

“不用讲。”柴荣说，“无主田还在种，那就是有人在种，但没有人缴税。种田的人要么是逃户，要么是被豪强隐占的佃户。田还在，人还在，粮也在，就是税不见了。这种事，从晚唐起就没人管得了。你是想让朕知道，这事难办。”

李谷没接话。

柴荣把这本账册合上，放到一边。又从另一摞里抽出一本。这一本是广顺元年河北道的盐税账。翻到第三页，他看到一行朱笔批注：“相州盐户逃徙者十之六七，存者皆以菜代盐。盐税不可复征。”

再抽一本，是河中府的商税账。第一页就写着：“河中府城，乾祐中商户四百二十家。广顺元年，存二百一十一家。今年，存一百七十家。每户月税钱，乾祐中二百文，今增至五百文。增税而户减，户减而税愈增。”

柴荣把三本账册并排放在案上。京兆府的田、相州的盐、河中府的商。三本账指向的是同一件事：这个王朝的税基正在消失。地还在种，人还在活，生意还在做，但国家收不上税来。

“李谷，”柴荣说，“三司现在一个月能收多少税？”

“去年全年，两税收入折钱三百二十万贯。平均到月，不到二十七万贯。”李谷显然早就背熟了这些数字，“但这是账面数。实际能入库的，大概八成。”

“二百五十六万贯。”柴荣说，“禁军一年的饷钱是多少？”

“禁军十二万，每人年饷二十四贯。加上马料、甲胄、军械，总共年费约二百六十万贯。”

这就是说，后周一年的全部税收，正好够养禁军。剩下的——百官俸禄、河防修缮、驿站邮传、州县开支——全都没有着落。

柴荣没说话。他把三本账册重新放回原处，走到偏殿门口。门外是正月里的阳光，照在崇政殿前的石阶上，石阶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土。这个王朝已经建立两年了，但宫中的地面还没有全部铺上石板。广顺元年郭威入汴时，宫中的石板被后汉末帝刘承祐的乱兵撬走了大半，拿去垒了街垒。后来也没有补齐，就这么空着。

“叫王溥来。”柴荣说。

王溥是三司副使，管的就是田亩勘核这一块。他不是进士出身，是广顺元年郭威从州县官里拔上来的。拔他的理由很简单：他在澶州当县令的时候，把全县的隐漏田亩清出了三成，多收了八千贯税。郭威当时正准备打河中，缺钱，听说有这么一个能清田的县令，一道札子就把他调进了三司。

王溥来了。他三十出头，瘦长脸，两只手的手指上全是墨茧，一进门就抱着三本册子。

“陛下要看澶州的清田底账，臣带来了。”他说。

柴荣看了一眼他怀里的册子，说：“三年前的账，你还留着。”

“不是留的。是臣自己抄下来的。”王溥说，“广顺元年臣离任澶州时，新知县说这些账没用，要烧掉。臣就抄了一份带走。”

“新知县为什么说没用？”

“因为清出来的田，第二年又被人隐回去了。”

柴荣让他把抄本放在案上。三本册子都是用最便宜的桑皮纸抄的，纸面粗糙，有的地方墨迹洇开了。但每一页的字都写得很小，很密，每一行都不浪费空间。

第一本记的是澶州各县的隐田清查过程。王溥用的方法很笨：他带了二十个书吏下乡，挨个村子丈量。量的办法不是按亩，是按步。每一步五尺，每一百步见方为一亩。量完一块田，就在田头插一根竹签，竹签上写编号和田主姓名。量完一个村，就画一张草图。量完一个县，就把新图和老图比对。

老图是晚唐长兴年间画的。比对的结果是：澶州一共五个县，老图上的田亩总数是三万二千顷。王溥清出来的数字是四万一千顷。差了九千顷。这九千顷地，在老图上要么标成荒地，要么标成官道，要么干脆是空白。

“九千顷。”柴荣说，“澶州一州就差出九千顷。全国多少州？”

“三百二十八州。”王溥说，“但澶州的情况偏重。河北道的隐田比其他道严重，因为战乱多，人口流徙频繁，土地归属一直没人厘清。”

“我们管得到的地方，有多少州？”

“九十八州。”

九十八州。如果每州平均隐漏三千顷，那就是近三十万顷地。按每亩两税折钱二十文计算，每年少收的税就是六十万贯。这一笔钱，正好是禁军一个季度的饷银。

“你那九千顷，后来怎么隐回去的？”柴荣问。

王溥翻开第三本册子。这一本记的不是数字，是人名。

“臣离任后，新知县接任不到三个月，就有人开始改账。改账的不是县衙的人，是州里的人。澶州团练使派人来县衙，说前县令清田时丈量有误，把军屯田算成了民田，要求重新核验。县衙的吏目不敢顶撞，就把那一批竹签拔了，草图改了。”

“为什么团练使能改县衙的账？”

“因为澶州团练使是当时枢密副使的人。”王溥说，“那时候朝里正在斗，没人顾得上一个州里的几千顷田。”

柴荣把册子合上，放在案边。“你现在是三司副使,”他说,“如果让你把澶州的事在全国推一遍，需要什么？”

王溥想了想，说:“第一，需要一张新图——不是各县自己画的老图，是三司统一测量的新图。第二，需要一批人——不能和地方上有任何关系，必须由三司直接派遣，吃三司的饷，不听州县调度。第三，需要一把刀——清出来的田如果有人敢再隐回去，砍一批人头。”

“人头的事，朕来管。”柴荣说,“图和人，你回去拟一个章程，三天后呈上来。”

三天后，王溥呈上来的不是章程，是一份清单。清单上列了三十二个人的名字，有的是三司各曹的书吏，有的是州县里干过清田的佐官，有的是退伍的小校，还有两个是在京候阙的进士。每个人名字后面都注明了籍贯、经历和“可用之由”。其中一个人的“可用之由”写的是:“此人曾为衙前都头，善拉弓量地——弓满一步，一箭之地目测可准至三寸以内。”

柴荣看完这份清单，在最后一行下面批了三个字:“可。速调。”

同一天，柴荣又叫来了一个人：张美，澶州临黄县人，刀笔吏出身，在后汉时就是澶州的录事参军，管刑名钱粮。郭威澶州兵变时，他是第一个打开城门迎接的州吏。

张美有一个旁人没有的本事：他能在一盏茶的工夫内看完一本二百页的税册，然后准确地指出哪一页哪一行有假。

“河阳仓的账，你看过没有？”柴荣问。

“看过。”张美说,“去年十一月臣奉命去河阳盘仓：账面存粮十二万石，实盘只有六万八千石，差五万二千石。”

“粮呢？”

“河阳仓监官说是广顺二年秋天发大水霉了三万石，河北军用粮预支了两万二千石。”张美说,“但臣查了河北军的支粮底账——广顺二年全年他们只从河阳仓支过一万一千石。”

“另外一万一千石呢？”

“在河北军的底账上不见踪影。”张美说,“要么被人倒卖了，要么河阳仓监官虚开了出库单。”

“河阳仓监官是谁的人？”

“枢密使王峻的乡人。”张美说,“先帝在时王峻掌军权，河阳三城的仓场都在他手里。”他顿了顿,“臣去年盘仓回来写了呈文递上去，被压了三个月；臣去催，堂后官说要等枢密院复核；等了两个月等来回文——枢密院补了一份河北军的收粮回执，日期是广顺二年九月十八日。”

“那份回执有问题？”

“九月的时候河北军正在磁州驻防,”张美说,“磁州到河阳六百里，中间隔着太行山——河北军不会为了领一万石粮翻一座山跑六百里路。”

柴荣让张美把那四套账全部搬到偏殿来：河阳仓的库存账、出库单、河北军的支粮底账、枢密院补的那份回执。

他在偏殿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逐页对查；查到日落的时候在枢密院那份回执的最下面一行用指甲划了一道印子：回执用的纸是白麻纸——白麻纸是乾祐三年以后就不产了的东西：后汉末年河中府被战火焚毁纸坊全部关张；广顺元年以后朝廷用的纸全是邓州产的黄麻纸。

一份广顺二年的回执不可能写在后汉的纸上——有人从后汉时的旧档案里抽了一张空白回执填上了假日期。

这个局做得并不高明但它能在三司和枢密院之间来回踢皮球踢了半年没有人戳破原因很简单：戳破了就要得罪王峻而整个广顺年间没有人敢得罪王峻连郭威都要让他三分直到显德元年正月王峻因为多次当众顶撞柴荣被贬为商州司马这个案子才重新浮出水面。

第二天御史台派侍御史去河阳把监官押回京城只过了一堂就全招了：五万二千石粮有三万石是他自己倒卖的两万二千石是按上面的意思虚支的虚支出去的粮没有离开过仓库只是在账面上转了一圈变成了账外的余粮至于这个“上面”是谁他没敢说但那份写错了纸的回执已经把线索引到了枢密院。

四天以后，枢密院负责粮料奏报的主事被停职查办。又过了三天，三司里负责审核河北军饷的判官也被停职。这两个人一个是王峻的旧部，一个是王峻的连襟。案子没有往下深挖，只办了两个人，没有动更多的人。河阳仓监官发配沙门岛，两个停职官员贬为州县佐官。然后下了一道诏书，收录在《五代会要》卷二十六里。开篇第一句是:“仓场库务皆有定籍，出入之数不得隐漏。自今以后，诸道仓库账目每季一报三司，三司使亲自核验。有敢私改账目者，以监守自盗论。”

“以监守自盗论”——这句话在唐律里的意思是按盗窃罪处置官吏盗窃公物计赃论罪赃满五贯者徙一年满三十贯者绞。

这一刀切在仓场库务的账册上，切下去的深度要看执行的人。

柴荣没有等执行结果，他把诏书发出去以后，就回到了偏殿里那三面墙的账册前。

真正的问题不是偷粮，而是根本收不上粮来。

根源是地不在账上，人不在籍上，税不在官手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田亩重新丈量开始，这就是王溥要推的那件事。

但清单上只有三十二个人，要用三十二个人丈量九十八州的土地，就算一个人量一个县，也得量三年。

柴荣等不了三年，他在显德元年的正月里做了一个让整个三司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把全国的土地清丈分成两步走。

第一步，先在京畿地区，即东京开封府及其周边四州开始试点，王溥的三十二个人全部集中在京畿，用三个月的时间把这五州所有的土地重新丈量一遍。

第二步，京畿丈量完成后，根据实际清丈的难度和各地隐田的严重程度，制定一套全国推行的办法，再把这套办法写成条贯，发给诸道节度使和刺史，让他们在各自辖区内照章执行。

这个两步走的方案是柴荣自己在偏殿里拟的，他拟的时候从账册堆里翻出了三份不同朝代的清丈档案。
第一份是晚唐大中九年京兆府的清丈底账，大中九年距离显德元年已经过去了一百一十年，那份底账上写得很清楚：京兆府用了四十个人量了三个月，清出隐田十二万顷，但清完之后不到五年，所有新清出的田就被当地的豪强全部隐回去了，朝廷没有再量第二次。
第二份是后唐天成三年魏州的清丈底账，那一次朝廷派了二十个度支郎中下州县，带着军队去量地，军队在前面开路，郎中和书吏在后面量，量了半年，魏州一地就清出了三万顷隐田，田地重新登记入账，发给了附近的农户耕种，当年秋天就多收了七万斛粮，但天成四年李嗣源病重，朝政陷入混乱，魏州的清丈成果被地方上的军头逐步侵蚀，到了后晋天福年间，魏州的隐田数量恢复到了清丈前的水平，甚至比清丈前更多。
第三份案卷最薄，只有二十几页纸，是后汉乾祐二年当时的三司使王章在关西十个州推行过的一次局部清丈，他派的不是文官，而是手下的军粮官，拿着册子下乡对每个村子说：凡是主动申报隐田的，当年只补缴一年拖欠，既往……

不咎凡是被查出来的不仅要补缴十年拖欠还要罚没一半田产结果只用了四十天十个州就申报出了十五万顷隐田但这十五万顷的数字报到朝廷以后王章只收了一年的税就被刘承祐杀了新上来的三司使不敢接这个摊子，清丈的事不了了之。

柴荣把三份案卷看完，提炼出了三条教训，写在一张纸条上，夹在王溥的章程里递了回去。

纸条上写的是：“一、清丈不可只用丈量的人，还要用催收的人；

二、清丈成果要靠年度复查维持，不可一次了之；

三、清丈触动的利益太大，必须由朝廷直接派员，不可假手地方。”这三条看似平淡，在五代却都有具体的代价。

第一条是针对晚唐那次清丈：丈量的人只管量，不管收；

地量出来了，但没有人去把新地纳入税册，没有人去催缴新税；

量出来的数字变成了纸面上的数字。

第二条是对后唐教训的延续：那次清丈成果维持了不到三年，原因是李嗣源没有建立一个复查制度；

清完就清完了，没有人每年去核一次，看看那块地还在不在账上，那块地是不是又被人隐回去了。

第三条针对的是后汉的那次失败：王章用的是军粮官；

军粮官虽然比文官胆子大，不怕得罪地方豪强，但他们毕竟是过路官；

丈量期间可以在地方上耀武扬威，丈量结束后回了军营，地方上的事情还是地方上的事情；

那些被清出来的隐田，只要清丈人员一撤，立刻有原来的主家回来认领，或者有新的豪强来接盘。

柴荣要避……免这三件事，所以他在王溥的章程上加了一条：京畿清丈完成后，当年秋天就要按新账征税。收了税之后，三司要把新账和旧账的差额报给御史台。御史台每年秋天派人去各县抽查新账的执行情况。凡是发现新清出来的田又被人隐回去的，县官罢免，州官降级，相关的吏目发配充军。“相关的吏目”——这四个字才是关键，因为真正能在账面上动手脚的不是地方的豪强，而是地方衙门里的那些刀笔吏。这些刀笔吏是田亩隐漏的轴心。豪强要隐田必须通过他们改账。朝廷要清田，也因为他们在中间做手脚而事倍功半。所以柴荣决定先把京畿的这批刀笔吏管住。他让三司给京畿所有州县发了一道令：凡是参与清丈的县吏、乡书手、里正，一律由三司直接发放饷钱，不从本县开支。他们的考核不归县官管，归三司派出的勾当官管。谁在清丈中查出问题最多，谁的饷钱就翻倍。谁在清丈中弄虚作假，一旦被查出来，发配沙门岛。这套办法意图很明显：把丈量的人和地方切割开来，让他们吃朝廷的饭，看朝廷的眼色，不受州县官员节制。显德元年二月初一，京畿五州的清丈正式启动。王溥的那三十二个人分成八组，每组……

带两名胥吏三名书手五名兵丁分赴各县。

柴荣没有在宫中等结果，他在二月上旬自己带着张美和几个侍卫去了京畿下辖的中牟县。

中牟县在开封以西五十里，汴河从县境流过，沿河一带是良田。

但根据三司的旧账，全县田亩只有三千一百顷，这个数字还是后唐长兴年间定的，用了快二十年没变过。

柴荣到的时候，王溥的一个清丈小组正在河边量地，领头的叫陈承昭，就是那个“善拉弓量地”的前澶州衙前都头。

他带了三张弓，用弓弦量地，一张弓满弓是五尺，一百二十弓是一步，每一步敲一根木桩。

一片亩量完，就在地头立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地的经界和田主的姓名。

陈承昭量地的办法确实管用，他不用尺用弓，弓弦拉满就是五尺，不管地面坑洼不平还是田埂弯曲，他一弓接一弓地拉过去，误差不超过三寸。

最重要的是，围观的豪强们远远看着那三张弓，没有一个人敢上前。

弓弦张开时发出的那一声“嘣”，比尺子敲在地界上的声音有分量得多。

陈承昭回头看见皇帝站在河边，手下意识地就去按腰间的弓。

柴荣摆摆手让他继续量，然后去了县衙。

中牟县令叫赵玭，是个老进士出身，已经当了十二年县官，正在堂上审一桩案子，两个大户争一片。

河滩地双方都把地契拿出来，都说这片地是自己的。

赵玭把两份地契搭在一起，对准窗户的光线，两份地契的接缝处出现了一道细长的光斑，中间有一寸长的空隙，是两张纸被裁开以后重新拼接的痕迹。

“你们两家的地契裁自同一张契书，”赵玭说，“上面那一块是原来老契的存根，下面那一块是各自填上去的内容。

这就是说，当初分家的时候，你们两家的祖上把一块地分成了两块。

分地的时候，地契是一式两份，各执一份，但你们两个人各自拿到的那一份都是裁过的，裁掉的是对方的那一部分。”“既然是一式两份，那这地到底归谁？”其中一个壮汉问。

“老契上写的是‘河滩地一片’，没有写东西南北四至，所以你们两个的地契上也都没有四至。

没有四至，地界就没法定。

你们争了多少年？”“十五年。”“十五年争不出结果的事，本官两个时辰就看明白了。”赵玭说，“但看明白了没用，因为老契上没有四至，本官没法判，除非把你们两家的祖坟挖开，看看老人家当初是怎么分的。”堂下发出一阵笑声，两个大户脸上挂不住，都红了。

赵玭收了笑，说：“本官给你们两条路。

第一条路，你们两家商量一个分法，写成契约，拿到县衙来。”盖章存档，本官不判，你们自己判。

第二条路，本官上禀三司，请一个清丈队来，把你们两家的地全部重新量一遍。

量出来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但量地的人来了以后，不止量河滩这一块地，你们两家的其他地也一起量。

你们想清楚了再回答。”两个壮汉对视一眼，同时摇头说要回去商量商量。

赵玭也没有催促，就让衙役把两个人送出去了。 柴荣从堂下进来的时候，赵玭正往案卷里夹那两张地契。

他抬起头看见皇帝，愣了一下，连忙起身行礼。

“不用起来。”柴荣说，“你刚才说要请清丈队来，把两家的地全部量过。

你知道清丈队已经在中牟河边量了五天了吗？”“知道。”赵玭说，“但那两个大户不知道。

他们把清丈队当成州县派下去收税的人，能躲就躲。

臣刚才那番话是故意吓他们的。”“为什么吓他们？”“因为让他们自己商量商量，十年也商量不出结果。

但让他们知道清丈队要来量他们的所有田地，他们就会怕。

怕的不是河滩这一块地被量走，怕的是家里的隐田被量出来。

这两家都是中牟数得着的大户，手底下有隐田是明摆着的。

他们宁可放弃河滩地，也不会愿意被清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想被清丈？”“臣在中牟当了十二年……县令这十二年里，每一任三司使都想清田，但没有一任清成过。

不是朝廷不想清，清不下去的原因不在百姓身上，在这些大户身上。

中牟县一万三千户，真正的大户只有七十二家，但这七十二家占了全县将近一半的地。

朝廷的税册上，他们的地只报了三成，另外七成就是隐田。

这些隐田被拆散了挂在几十上百个佃户的名下，佃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多少地，只知道每年要给主家交租。

清丈队下去量地，第一步就是要把佃户叫来问清楚谁家的地、种了多少、交多少租。

佃户们不敢说真话，怕主家把他们赶走夺佃，所以清丈队每次都量不准。”“你那七十二家大户在朝廷里有没有关系？”“有。”赵玭说，“七十二家里至少有二十家在京里有靠山，有的是三司的书吏，有的是枢密院的小校，有的是御史台的胥吏。

这些人虽然官小，但在关键时候能递一句话，一句话就能把一个清丈案拖下来。

臣十二年里清过三次田，前两次都清到一半，上面的条子下来了；

第三次臣干脆没往上报，自己偷偷量了一个乡，量出来隐田三千顷。

臣把数字记在私账上，等哪一天朝廷真要清田了，臣再把它拿出来。”“今天你就拿出来。”柴荣说。

赵玭从怀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册子。

这本册子用油纸包着，封面上没有任何字样。

里面每一页都写着一个乡的隐田情况：村名后面是户主的姓，姓后面是隐田的大致数量。

有些户主姓名的后面画了一个圆圈，圆圈的意思是此人在军中有人。

柴荣看完这本册子，还给赵玭，只说了一句:“你把这本册子交给王溥派来的清丈队，让他们按这个线索去量。”然后柴荣带着张美去了县城北边的义仓。

义仓账面存粮一万二千石，打开仓门，里面只有不到三千石的粮食。

粮袋上积满了灰，有些已经被老鼠咬破了，谷物流了一地。

仓吏跪在地上，说是三年前河南大旱，前任县令开仓赈济用掉的，后来一直没有补上。

赵玭说他从来没有开过义仓，开仓的人是前任，那个人因为贪赃，六年前就被罢官了。

前任开仓放出去的粮根本就没落到灾民手里，而是卖给了几家粮商。

粮商转手把粮卖给了河北军队，赚了两倍的差价。

“前任人呢？”“罢官以后回乡了，在蔡州。”“传令蔡州，把他锁拿进京。”回到京城当天晚上，偏殿召见李谷和王溥和张美。

三个人站在那三面墙的账册中间，案上摊着从中牟带回来的那本私账和义仓的空账。

“中牟的情况你们都听说了，朕不重复。”今天叫你们来是要定几件事。

第一，清丈队查出来的隐田，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登记入账。

豪强也好，军将也好，朝中官员的亲戚也好，都一样，不容商量。

第二，清丈队人手不够，三司要从京城待阙人员和落第进士中再选五十个人。

选人的标准不是经义诗赋，是能不能算账、敢不敢下乡。

考一道题：每人发一本假账册，找出其中漏洞，找出三个以上的录取。

第三，义仓存粮必须在一个月内补齐。

从常平仓调粮补进去，再从各州县查抄赃款中拨钱买新粮填充常平仓。

义仓和常平仓从此分开：义仓归地方管，常平仓归朝廷管。

地方动用义仓必须报三司批准，有敢先开仓后报批者，以擅发仓廪论罪。

第四条，义仓存粮与县令考课挂钩。

每年年底盘仓，存粮少于账面者，县令降级；

少于一半者，免官；

空仓者，追缴所缺粮款，并按监守自盗论。”这四条每一条都直接打在地主豪强和地方官员的利益上，既要在土地上动刀，又要在粮仓里动刀。

李谷听到第四条时犹豫了一下，问：“如果地方上真的遭遇水旱灾害，急需开仓赈济，但报批文书在路上要走十天半个月怎么办？”柴荣说：“那就让灾民等十天半个月。

这十天半个月里饿死多少人，我追究多少人的罪。”责但如果地方官借灾情擅自开仓，然后往上报的时候说是灾情紧急不得不开，我把擅自开仓的那一天当作他监守自盗的第一天。”这番话传出去以后，朝廷上下一片沉默，没有人再提反对意见。

不是不想提，是没法提。

因为逻辑很简单：灾害是灾害，制度是制度，不能用灾害来破坏制度。

破坏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义仓就会重蹈覆辙，变成空仓。

显德元年三月，京畿五州的清丈完成，新旧田亩账呈报到偏殿，结果是这样的：原账十五万一千顷，新丈二十三万四千顷，增加了八万三千顷，增幅超过五成。

其中一万二千顷是荒废多年的田地，短期内收不到税；

剩下的七万一千顷全是有主之种，种着庄稼，养着佃户，从来没有人缴过税。

这七万一千顷地的地契被拆解成了上万份零碎的分契，分别记在几千个不同的佃户名下。

但这些分契有一个共同特征：全都是白契，也就是没有到官府备案、没有缴过契税、没有盖过县印的私契。

按照唐律和五代以来沿用的制度，白契不受法律保护；

不受法律保护，这些地就不算有主地，税收就落不到它们头上。

而持有这些白契的真正主人，是分布在京畿各地的三百七十三家大户，其中一百二十家的……家主或者在军中任职，或者有亲族在军中任职。

八十九家的家主是历任州县官员，三十四家在朝廷各部曹和各院司中有亲属担任吏职，还有六十家地方乡绅通过捐输军粮等方式与藩镇幕僚保持着密切的利益联结。

真正纯粹的民户在这三百七十三家中只占不到两成，这和赵玭在中牟总结的情况完全吻合。

而中牟只是京畿五州里的一个县，其他四十几个县大同小异。

看完核验结果，他把三个人叫到偏殿，指着那本厚达三百多页的清册说了件他们都不敢想的事：“旧账上写的是十五万一千顷，收税按这个数收；

实际种的是二十三万四千顷，缴税却只按十五万一千顷缴。

中间这八万三千顷地的税是谁吃了？”没有人回答，因为答案太明显了。

吃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整套系统。

中晚唐藩镇割据开始，经过五代几十年的演化，已经变成了遍布各地的利益网：网上面的地方豪强，网中间的刀笔吏，网下面的佃户。

朝廷每一次试图收网，收上来的只是网边上那一层浮皮，真正的鱼早就从网眼底下溜走了。

“从现在开始，新账上的二十三万四千顷地，每一顷都要上税。

荒废的那一万二千顷，免三年税，三年后由州县招人耕种，谁种……谁缴税。白契上的那七万一千顷，限三个月内补办官契，补缴契税，逾期不办的土地，收归官府，另行招佃。“三个月？”李谷重复了一下这个期限，欲言又止。“你觉得太短？”“三个月？那些大户不会去补办官契。他们会等，等朝廷还能撑多久，等清丈队什么时候撤，等下一个皇帝什么时候上台。五代以来，每一次清丈，每一次限办官契，大户们都是这个反应。等一等，风头就过去了。”“这一次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这一次不等他们了。”显德元年四月，一道前所未有的诏令，核心三条：
第一，京畿五州清丈出来的全部隐田，限期三个月内补办官契，缴纳契税，逾期不办者，所隐田地一律充公，充入营田务，由朝廷直接管理，招民耕种，佃户向朝廷交租，不与地主发生关系。
第二，京畿五州的清丈成果，由三司编成《京畿田亩定册》，一式三份，分存三司、州县、御史台。每年秋天，御史台派人持册对核，凡是新出现隐漏，追究后任知县、知州责任；凡是主动上报隐田，当年减免一半。
第三，将京畿办法编成《清丈条贯》，发给全国九十八州，各州必须在一年内完成本州清丈，并将新……

册报送三司逾期不报知州免职节度使罚俸阻挠贿赂威逼以叛逆论处以叛逆论处不再是撤职降级可以直接斩首五代历史上为了清田祭出叛逆这个大帽子他是第一个诏令发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等着看等的不是能不能推下去而是他能撑多久撑过三个月算有本事撑过一年算有魄力撑过三年五代以来没有人做到过但他压根没打算只做清丈同一月他又启动了另一件事《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记载得很简略只有一行字:“显德元年四月诏汰冗吏”汰冗吏和清丈是同一枚铜板的两面光清不清吏出来的还会被改回去光清不清丈管住了的手池子里还是浑汰冗的办法不是裁人这么简单先让和各部曹呈上全国官员和的职名册然后挑出三类人第一类重复设置的职位，比如一个县，同时有知县和县令职权完全重叠这种重叠设置是后唐留下的产物目的是互相牵制牵制了几十年不仅没防住专权反而制造了大量推诿和内耗撤销县令只留知县第二类根本不干事的虚职，比如各州的别驾长史司马这些官职在唐朝是实权位置到了五代全部变成了安置闲散官员的地方一个州挂着十几个别驾七八

个长史拿着俸禄什么都不管裁第三类人数膨胀的各州县按规定是有定额的上等县二十，中等十五，下等十。

但实际上，京畿一个上等能把名额翻三倍。

多出来的人，有官员的，有塞进来的关系户，不做事，只分钱。

裁三类加起来，全国一共要撤将近两万人次的官员。

和在册总共也不过八九万人，一下子裁掉两万，相当于每四个坐衙门的人里面就要有一个卷铺盖回家。

反对的声音马上就来了。

最先反对的是各部曹长官，他们说：“别驾、长史这些虚职虽然不干事，但是安置功臣宿将的地方。

这些人如果被裁了，没有了俸禄，就会回到地方上当豪强。

到那时候，比当闲更难管。”回答是：“那就让他们回去当豪强，朝廷不养闲人。”然后是各州刺史和节度，他们说：“虽然超编了，但也都是干活的人。

如果裁了，运转就会受影响，公文积压，案件拖延，税收慢半拍。

出了事谁负责？”回答更直接：“各州的定额是按唐朝的制度定的。

唐朝的人口比现在多一倍，一个上等用二十都够。

现在人口少了一半，不但没减少，反而多出来一倍。

你们说这些人都是干活的？

朕问你，乾祐三年冬天到广顺元年春天，倒台那半年，全国衙门全部瘫痪，公文没人看，案子没人审，税收没人催。

天下乱不乱？

没有更乱，因为本来也没人管。”这话没给任何人留面子。

但……又补充了一句:“你们各州各镇的这次清丈要是能把自己辖区里的全清出来朕就允许你们保留超编的要是不出来超编的一个不留”这是把清丈和汰绑在一起让自己去算你要保你的人就得交出你的你不交就得交人两样都不交那就两样一起收们听懂了这个逻辑没有人再公开反对，因为他们发现不是在旧规则下面和他们博弈而是直接修改了规则本身以前皇帝和藩镇之间是一笔烂账皇帝要削藩镇就用威胁大家互相威胁了几十年谁都没有真正动过对方的根本利益但不威胁任何人不动砍的头只拿着算他们的从算开始一丝一毫挤压赖以生存的基础六月汰正式执行第一批被撤的是京畿所有超编一共四千一百人然后是各部虚职闲两千七百人到年底全国共撤各类一万八千六百余人节省俸禄和办公费用二十八万贯这笔钱没收内库全部拨给了用于新设的管理充公隐机构的设立是整个内重建中最具制度想象力的一步在此之前历朝历代出来的无非两种处置办法一种是发还给原主但要补一种是发卖给新主朝廷收一笔无论哪种办法最终还是会回到私人手里回到私人手里以

后本来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个人来而已办法不同他设不是把出来的卖掉而是由朝廷直接经营招民耕种民向交租向交粮所有权归朝廷不归私人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死循环只要在私人手里总有人会想办法但只要在朝廷手里就会变成直接的监守自盗起来比查私人容易得多这个制度设计其实是从晚唐以来营屯做法中演化出来的晚唐和五代初衷是为了养活军队在边境或战乱区划出一片土地由军队或流民耕种收入归军队但经营权总是在地方手里朝廷拿不到什么东西把经营权收回把范围从边境扩展到内地把目的从养变成养国这是制度的一次根本性重组到显德元年年底京畿已经管辖了四万一千顷充公当年收租十八万斛这一笔粮食直接调拨给了禁填补了饷缺口郭威在广顺元年冬天面对的那个困境从建立开始出现了缓解苗头本人没能等来这一天他在正月去世了距离设立不到三个月但他把交给的时候至少留下了一个能够运转的和一份已经摸清了底细亏空清单接过来以后做的所有事情本质上都是在填这个窟窿不是用印新的钱去填也不是用加的办法去填而是把原

本应该属于朝廷但被地方和各种中间环节截走的财富，重新收回到朝廷口袋里。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德学问，这就是在一笔一笔、一寸一寸、一个人一个人算清楚了，把被偷走的拿回来。

拿不回来的，就用去拿。

带的不是用来砍禁，也不是用来砍藩镇，他是用来砍制度上那些长了几十年的烂疮。

这一年，张美在河南道的催征也出了成果。

河南道十四个，年初应收八十万贯，到年底实际征收到了七十五万贯，完成率超过九成。

这个数字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最好年份也只能收到六成。

天福年间打契丹那一年，跌到了三成。

乾祐年间干脆没有完数字，因为根本没有人在认真收。

能收到七十五万贯，不是因为百姓突然变富了，而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前几任都不敢做的事。

他把各历年来拖欠的全部理清，制成了一份《积欠》，上详细记录了每一、每一、每一年拖欠额和原因，然后把发给了各，告诉他们说：前的陈欠免了，两年前的分两年补缴，去年的今年必须缴齐。

谁要是缴不齐，他就带着去坐在堂上，让当面解释每一笔欠款是怎么欠出来的。

这个做法让各很难受，但难受归难受，河南道在眼皮底下，没有谁敢当面抗拒。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催，催急了当然会……有怨言。但不怨言，他只认一个逻辑：朝廷要养，不养就会哗变；哗变了，大家谁都别想活。从这个逻辑出发，收不是盘剥保命。不愿意收，就是不愿意保命；不愿意保命，说明他不适合坐在这个位子上。他把这个逻辑写进了呈给的奏报，末尾有一句话被用朱笔圈了出来:“今之视输为苛政，视逋赋为常态，积欠相仍，缘为奸非。峻法不足以挽颓风，非严遣不足以慑蠹”。在旁边批了四个字:“朕知其然”。然后把这份奏报转给了，让据此拟定催征的新规。新规在显德元年十二月颁布，规定每年年底，各上报完成情况：完成九成以上的，留任，赏百贯；完成八成到九成的，留任，不赏不罚；完成六成到八成的，降级留任，扣全年三分之一；完成六成以下的，就地免，追缴所欠。连续三年完成九成以上的，优先选调为朝进入。或者，这套新规和以往历朝历代最大的不同，是把从一个羞于启齿的事情，变成了考核的首要标准。唐朝考核首要标准教化，看辖区百姓是不是知礼守法，；虽然不是第一位，但不是最重要的。以来，战乱不断，考核制度名存实亡，当得好不好，全看他和关系如何。把这个旧标准彻底翻转了过来，考核。

一个首看，其次治安，再次刑狱，最后才是教化。这不是重利轻义，这是在覆亡废墟上重建国家机器的第一步。一个连都收不上来的王朝，根本没有资格谈任何别的事情。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走马灯之，所以停不下来。核心是不受控制。不受控制核心是没钱。没钱核心是被地方截留。被截留核心是不在上。不在上不在管。从上倒推上去，一路推到根子上，两个字：制度。这个词在语境里极其罕见。五十三年换了十三个，每一个都在讲赏罚分明、用人得当、爱惜民力，但很少有人从层面追问：赏罚为什么不能分明，因为标准不掌握在手里，掌握在手手里；用人为什么不能得当，因为权力不掌握在手里，掌握在幕府手里；民力为什么不能被爱惜，因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和人，想爱惜也无从爱惜起。不去追问这些为什么，他只是动手去改。改了一寸就推进一寸，推了京畿就把条贯发给全国；冗裁了一万八千，就把省下来的拨给；收了十八万斛，就把这批粮全部划拨。有了这批粮，就有了下一步做更大动作底气。下一步是在内重建，同时一直在筹划的事情。经常在偏殿召见几个主要将领，召见的时候，案上摊着的往往还是清单，但他们谈论的内容已经开始转。

向另一个方向有一次殿前都指挥赵匡胤看到一份新编成的《调拨图》，图上面用朱笔标着各数量和调往各部路线。

看了很久，突然说了句话:“陛下，这份图比的军事地图还详细。”说:“这就是军事地图。”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懂了。

这些位置、这些路线、这些数字背后支撑能力，这就是下一次用兵底图。

没有这张底图，什么北伐南征都是空谈。

有了这张底图，才第一次不需要靠抢掠来维持给，不需要靠纵兵劫掠来兑现犒赏，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

而只有自己能被养活，才会真正听话。 显德元年腊月三十，崇政殿召见主要。

他把这一年所有汇总翻了一遍，合上最后一本，说了句话:“明年的要比今年再多收一成。”问怎么多收。

说不靠加，靠把京畿办法推广到全国九十八，明年至少要完成五十。

出来的全部按畿办法处置，补办缴纳，逾期充公充入。

“陛下，五十太多了，之内能推二十就不容易。”“二十就二十，但推下去的这二十一寸都不许漏。

不看推了多少，看每一出来多少，收上来多少。”答应了。

退出去的时候，又叫住了他:“广顺元年的那笔还欠多少？”知道问的是哪笔，应赏邺都起事计四十万贯，尚缺三十六万九千贯。

旧广顺元年冬天翻开的那本，在澶黄袍加身时欠下的赏。

“今年的收益已经填补了一部分，现在还剩大概三十万贯。”“三年之内还这笔，三年之后不欠一分赏兵。

从此不靠欠打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外面正在放除夕爆竹。

爆竹声里，崇政殿前的石阶终于铺上了新石板。

那些被乱撬走了十几年的旧石板，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被替换掉了。

新石板在积雪反光下，照出了一条干净的路。

站在偏殿门口，看着那条路，没有继续说话，转身回了殿内。 翻开刚呈上来的下一份案卷，封面上写着:“显德二年正月拟定《整饬条例》草案及河北诸藩镇实控数目”。

这份案卷将在新的一年，把他从带入另一个更大的局。

那个局里要收的不是，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