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下的平津与南渡抉择

1937年7月29日凌晨，北平西郊清华园内，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在实验室里对着一份清单核对最后一箱仪器。窗外是断续的炮声，南苑方向火光时隐时现。木箱内，一台布拉格电离室、三套盖革计数管、四十六块经过精密研磨的氯化钠晶体——这些是他从1934年起逐年添置的核物理实验设备，中国仅此一套。木匠在箱盖上钉入最后一枚铁钉，汗水沿着额角淌下来。吴有训用粉笔在箱盖上写了一个“漢”字，那是清华在汉口寄存物资的统一标记。他没说话，转身去封下一箱。走廊里，捆扎好的书籍堆至齐腰。

从物理馆往西八十米，图书馆的地下室灯火通明。馆长朱自清已在此处守了四天，他的工作是将清华自1912年建校以来积累的四十二万册藏书中，选出能带走的一万两千册。选书标准不是版本珍贵与否，而是能否在未来的临时校址支撑起一套完整的本科课程。古籍善本柜的钥匙攥在他手里，但大部分善本不在装箱清单上——太重，太占地方，运力不够。宋版《周易》留下了。明嘉靖刻《十三经注疏》留下了。带走的是全套《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起的合订本，是英国《自然》杂志近十年的合订本，是庚款留美学生历年博士学位论文的油印本。朱自清在一份给梅贻琦的简函中写：“善本可藏书楼，期刊则系学术血脉。血脉一断，复校无期。”

同一时刻，北平城里沙滩后街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正在红楼的办公室里与总务长郑天挺核对南运清单。北大的准备比清华晚了两年。1935年华北事变时，清华秘密拨出四十万元在长沙岳麓山下动工修建新校舍，并连夜将几列车图书仪器南运汉口，而北大几乎没有动作。不是蒋梦麟没有预判，而是北大与清华拥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清华是庚款办学，经费自给，决策灵活；北大是教育部直属国立大学，每一笔开支都须呈报。蒋梦麟在1936年春曾提请教育部拨发迁移准备金，公文行至南京，如泥牛入海。

此刻，北大红楼内的氛围远比清华园混乱。北平陷落在即，撤退还是留守，没有人能给出统一指令。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已经将手稿和授课笔记捆成两摞，堆在西斋宿舍门口。中文系教授钱穆在北平西城的寓所内，正对着自己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国史大纲》书稿发愁——手稿累积已逾四十万字，抄写员来不及誊录副本。他最终决定只带大纲细目和近年搜集的先秦史料卡片，正文草稿归入一只铁皮箱，托人寄存在北平友人家的地窖中。这只铁皮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重新打开，里面的稿纸已受潮粘连。钱穆后来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只轻描淡写了一句：“稿成于流转中，材料遗失殆尽。”他将这一段从回忆录里删去了，是晚年的学生替他补记的。

北大藏书的命运比清华惨烈得多。庚子赔款期间，北大建有实验室四十余间，实验仪器六千七百余件，标本一万五千余种。南运指挥部的电报在七月三十一日才正式抵达，而此时平津间铁路已被日军控制。最终只有少量化学试剂和数学系的模型由师生随身携带出城，绝大部分仪器留在红楼地下室。日军占领北大后，将实验室设备全部劫走，部分仪器后来出现在伪满洲国的“大陆科学院”目录中。北大四十年的物质积累，在两周内归零。

更早的灭顶之灾发生在天津。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日军对南开大学实施蓄意轰炸。八里台校区的木斋图书馆首先中弹起火，馆藏二十余万册图书在四小时内化为灰烬。随后，秀山堂、思源堂相继被击中，化学实验室的试剂在高温中爆炸，升起的烟柱在数公里外的英租界都能看见。轰炸持续至三十日凌晨，日军随后派兵进入校园纵火。据当时避入英租界的南开师生回忆，火光照亮了半边夜空，书籍燃烧的灰烬飘落到海河对岸。

校长张伯苓此时正在南京。他于七月二十八日乘平津最后一班民航班机离津，随身只带了一只公文包，里面装着南开近三年的校务会议记录和一份正在拟订的大学扩充计划。他在南京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是通过中央社的一则短电：“南开大学全部被毁。”张伯苓没有流泪。按照他长子张希陆后来的说法，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南开被毁了，但南开的人还在。”这句话后来被反复书写、转引、刻石，但回到七月三十日那个闷热的下午，张伯苓面对的不是纪念碑，而是一所私立大学四十年的经营在一日之内化为废墟的物质事实。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捐赠和学费收入。与国立大学不同，它没有国家财政兜底，每一栋楼都是用捐款人的名字命名的。木斋图书馆是卢木斋捐的，秀山堂是李秀山捐的，思源堂是袁世凯的旧部集资修建的。被炸毁的不只是校舍，而是一张维系了四十年的社会信任网络。抗战胜利后张伯苓试图复校，发现当年的捐款人多已故去或破产，这是后话。

轰炸消息传到北平，蒋梦麟当即给梅贻琦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清华总机转的，接线员已经听得出炮声的距离。两人的通话很短。蒋梦麟说：“南开完了。”梅贻琦沉默了几秒，问：“张校长人在哪里？”蒋梦麟答：“在南京，安全。”梅贻琦说：“那就好。”这通电话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是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晚年在口述中提及的。顾毓琇当时在场，他记得梅贻琦放下电话后，继续俯身去看桌上的地图。那是一张中国中南部地图，长沙的位置已被红笔圈出。梅贻琦的指尖从北平划到长沙，再划到昆明。他说：“恐怕长沙也不是终点。”

这是七月底，离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还有三个月，梅贻琦已经在预判更远的退路。清华在长沙的校舍尚未启用，他已经在设想昆明。这种提前两年的布局能力，源于清华特殊的制度遗产。作为一所由庚子赔款退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演变而来的大学，清华拥有两项北大和南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经费独立，清华基金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共管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托管，不受教育部年度预算拨款的波动影响；二是一套从留美归国教授群体中生长出来的技术官僚思维——他们在设计任何方案时，都习惯性地考虑最坏情况、准备备份方案。

1935年冬天那几列从清华园火车站秘密南运的图书仪器，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产物。当时参与策划南运的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后来在联大时期成为应用物理和军工研发的核心人物。他在1935年制定的那份南运清单，原件现存清华大学档案馆。清单共十七页，钢笔誊写，分“图书”“仪器”“标本”“药品”“模型”五类，每项后面标有重量、体积和优先级别。最高优先级是一套迈克尔逊干涉仪和一台标准电阻箱，标注着“物理高年级实验必不可少的”；次优先级是五套中级物理实验箱，标注“可支撑至大学三年级”；最低优先级是各系历年试卷和行政档案，标注“如有余力则运”。

这份清单堪称理智冷酷：它默认战时条件下不可能带走一切，于是以课程的完整性和不可替代性为标准，对所有物品进行了冷静的排序。试卷与行政档案排在最后，因为在叶企孙看来，只要教授和教材还在，就可以重新出题、重新建档。这种思维在北大几乎不存在。北大的传统是教授治校、重学理轻行政，学校运转高度依赖教授个人的学养与即兴判断，而非标准化的实验流程和制度设计。这导致北大在迁移准备上几乎完全被动。汤用彤后来的回忆提供了佐证：“北大教授多以为战事一时可了，不意竟至八年。”这个“不意”包含了两种判断：一是对战局规模的误判——多数人认为这只是华北事变的重演，日军施压、政府妥协、学校照常开学；二是对大学本质的理解差异——如果大学的核心资产是教授头脑中的学问，那么校舍和设备似乎就不那么值得拼死抢运。两种逻辑在七月三十一日之前都未发生正面碰撞。但碰撞的时刻正在逼近。

八月五日上午，日军占领清华园。清华园在此之前已几乎搬空。最后一批留守人员包括图书馆长朱自清、庶务主任李辑祥及数名工友，他们在八月四日午夜将最后几箱期刊封箱，用一辆租来的卡车运往城内。卡车在黑暗中不开车灯行驶，中途被日军哨卡拦下一次。李辑祥出示了一份伪造的“协和医学院物资调拨单”，日军哨兵看不懂英文，放行了。这批期刊后来辗转运到长沙，正赶上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开课。

八月七日，平津间铁路客运中断。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清华教授开始各自设法南行。路线主要有三条：由北平乘火车至天津，再乘船至上海或青岛，转津浦或陇海线南下；由北平至天津，由塘沽乘英国客轮至香港，再经广州北上；由北平经陆路至山西，由山西入陕，绕道四川入滇——这条路后来成为三校部分师生入滇的路线，但此时尚未启用。无论哪条路线，都需要穿越交战区域和日军控制线，每位教授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肩挑手提之重。

钱穆离开北平时，坐在朋友帮他找的一辆驴车上。车上装着他、他的行李和那只装了《国史大纲》细目的藤条箱。从北平到天津一百二十公里，驴车走了两天。途中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歇夜时，钱穆听见远处传来的炮声，他在灯下继续整理先秦诸子的材料卡片。他的女儿问他怕不怕。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述的话：“炮声再大，也大不过孔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否真在那个夜晚说出，已不可考——钱穆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写，是同行者晚年转述的。但这句话的逻辑是准确的：它在极端处境中为学术行为赋予了一种超越性意义，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将学术本身定义为抵抗。

汤用彤坐的是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客轮。船上拥挤不堪，统舱里挤满了逃难的学生、商人和失去编制的公务员。汤用彤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把两捆手稿抱在怀里。他身边是一个卖药的商人，商人认出了他的长衫，问他做什么的。汤用彤说教书的。商人问教什么。汤用彤说哲学。商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年月，哲学有什么用？”汤用彤没有回答。后来他把这段对话写进了一篇短文，文章的结尾是：“哲学之无用，正在于其不肯急用。急用之学，往往不能久用。”

教授们在路上。而校长们在南京。八月下旬，南京教育部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磋商会议，与会者是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及教育部次长周炳琳。会议地点起初在教育部办公楼，后来因为日军空袭频繁，转到中山陵附近的一处临时招待所。没有完整的会议记录留存，梅贻琦的日记对此只有简略记载：“在陵园，商三校合办事，大体定议。”

“大体定议”四个字，覆盖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当时教育部提出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就地解散三校，将学生编入军队或战时服务团，教师按专业分配到军政各部。支持这个方案的是部分军方和行政系统的人士，他们的逻辑简洁有力：国难当头，大学不应该继续培养“无用之人”，文史哲和基础科学应当暂停，集中资源培养军工、医护和翻译人员。这一逻辑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颇有市场，直接呼应了“抗战高于一切”的战时思维。方案二是将三校迁往后方合并办学，继续维持其学术独立性。但这一方案面临的质疑同样有力：枪炮不等人，等那批学生读完四年，中国还在吗？

梅贻琦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完整记录，但从他后来的行动中可以反推其立场。他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学之存在，非为一国一时，而为文明之久远计。敌可毁校舍，不可毁学脉。”这个表述后来成为联大精神的核心宣言，但在1937年8月的语境中，它并不是一句漂亮话——它需要附带一个切实的论证：用什么来保住这条“学脉”？迁移经费从哪里来？教学用地和设备如何解决？三校合并后，各自的校籍、学分、毕业文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一个在八月就已清晰。

张伯苓的态度具有特殊分量。南开的私立身份使其在教育部面前缺少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南开被炸毁的事实又赋予了他道义上的优先发言权。张伯苓在会议上明确支持合并方案。他的理由很简单：南开已经没有校舍了，如果不合并，南开就等于从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上被抹除。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余不忍四十年来师生之心血，尽付灰烬。合并则南开虽无校址，而师生尚存，学风尚在。”这是一个失去了物质载体的校长，对精神延续性的孤注一掷。

蒋梦麟的态度更为复杂。北大是三校中学科最齐全、历史最悠久、在国内外学界声望最高的一所。合并意味着北大将不再作为独立实体存在，在学术资源配置、人事安排和学生管理上都必须与清华、南开共享权力。对北大教授群体而言，这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哲学系教授胡适此时正在美国做外交工作，他不在现场，但他的立场已经通过信件传达给蒋梦麟：支持迁校，但希望维持北大的独立建制。蒋梦麟夹在教育部的压力、北大教授的情绪和战时现实之间，处境相当为难。他在九月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事已至此，无复多言。合并之局，盖不得已。然三校平素学风殊异，磨合之难，或甚于迁徙之苦。”

这段话透露出蒋梦麟的真实忧虑：不是合并不合并的问题，而是合并之后怎么运转的问题。北大重文史哲，清华重理工，南开重经世致用，三校的学术传统、教授群体的知识结构和行事风格差异极大。在和平时期，这些差异是良性的竞争；在战争条件下挤进一所临时的联合大学里，它们可能迅速转化为派系倾轧。但蒋梦麟最终同意了合并方案。他从未公开解释自己决策的理由。与他共事多年的秘书章廷谦在回忆中提供了一个推测：蒋梦麟看到，如果三校不合并，北大单独内迁的力量远远不够。清华有经费和物资储备，北大没有；南开有人心凝聚力和私立大学的灵活机制，北大也没有。合并是北大唯一能保住完整建制的路径。这个推测是可信的。蒋梦麟做了一个务实的判断：以退为进。

八月底，三位校长在南京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核心条款只有四条：一、三校暂合并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二、以三校校长及教育部代表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三、原三校学生学籍不变，毕业时仍由原校授予学位；四、临时大学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拨发与清华基金共同支撑。

这四条看似简单的约定，实际上铺开了一条充满张力的路径。第三条是北大坚持的结果——它意味着三校在实体上合并，在法理上仍然独立，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结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但发放的文凭不同；教授共享教室和实验室，但人事关系仍归属原校。第四条则暴露了一个潜藏的矛盾：清华的资金——来自庚款基金——将用于支撑三校的运转，但清华在制度上无权独自支配这笔钱。这个矛盾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就首先显现出来，并且在西南联大时期反复点燃三校间关于经费分摊、资源分配和人事名额的争执，一直持续到联大解散。

八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正式发布第15691号令：“政府为使抗战期间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施教、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以发展国内高等教育起见，特设临时大学一所。”这道命令的措辞值得注意：“为使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施教”排在“学生不致失学”之前。这在无意中暴露了教育部决策逻辑的核心：首要任务是保存教授群体——他们是不可再生的学术资源，而学生可以再招。这道命令没有直接引用梅贻琦那句“敌可毁校舍，不可毁学脉”，但其隐含的判断与梅贻琦的逻辑完全一致。

九月十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正式挂牌。筹备地点设在韭菜园圣经学院内的两栋旧楼，由清华在长沙的前期筹备人员负责布置。清华1935年在左家垅动工修建的那批校舍，此刻尚未竣工，临时大学暂时借用圣经学院的房子。一道紧急通知以各种渠道传向散布在北平、天津、上海和全国各地的三校师生：限于十一月一日前抵长沙报到。

散落的师生开始向长沙聚集。清华教授吴宓从北平家中出发，随身携带着一只箱子，里面装着他在巴黎大学求学时的课堂笔记、数十年来的日记手稿和一部几乎完成的《文学与人生》讲义。他坐火车至天津，再从天津搭船至青岛。在青岛码头，他遇到了一位清华的毕业生，那学生正打算投笔从戎。吴宓劝他继续学业，学生反问：“先生带的这些书，有什么用呢？”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未能答。”但他并未停下自己的行程。他的日记在长沙继续写下去，一页一页，最终积累为记录整个联大时期最重要的私人文献之一。

朱自清坐的是从天津到香港的英国客轮。他随身带着一箱文件，不是个人手稿，而是清华图书馆迁移图书的清册和分类索引。他打算在长沙继续图书馆的编目工作。船过台湾海峡时遭遇风浪，朱自清晕船厉害，但他一直把那箱文件压在枕头下面。他后来对友人说，丢失私人手稿是可惜，丢失这一箱索引则图书馆的恢复无从谈起。

化学系教授曾昭抡从北平南下时，把实验室的最后一批白金坩埚和几小瓶稀有试剂缝在大衣的内衬里。白金坩埚是化学实验中耐高温、抗腐蚀的关键器具，全套进口，价格昂贵，国内无法仿制。它们在曾昭抡的大衣里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金属声。他一路不敢脱掉大衣，连在闷热的火车车厢里也穿着。抵达长沙后，曾昭抡将这几只坩埚交给了临大总务处，成为化学系最初的物质家底。

到了十月中旬，约有一千五百名师生抵长沙报到。其中有原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一千四百余人，教师一百四十余人。这个数字不到三校原注册人数的三分之一。没来的学生，有些被困在沦陷区无法脱身，有些投笔从戎参了军，有些在日本人的枪口下继续留在北平的校园——留守的教授和学生后来被编入伪政权控制的所谓“北京大学”，其中包括钱稻孙、周作人等一批留平的教授。留守与撤退的分野，后来在抗战胜利后引出一系列复杂的审查与甄别，那是另一个沉重的故事。

长沙临时大学于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学。法商学院、理工学院设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文学院则单独设于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学校分部。选择南岳，一是因为长沙市区防空条件太差，二是文学院课程所需的实验设备最少，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转。

开学的第一天就遭遇了大雨。韭菜园校舍的屋顶是瓦楞铁皮，雨水砸在上面，声响巨大，压倒了教授的讲课声。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在他到长沙后的第一堂课上，站在讲台上等了很久，等屋顶的雨声稍微轻一些，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从北平到长沙，我们走了两千里。还能上课，就是胜利。”这句话后来被收进了学生们的各种回忆文章。不同版本的措辞略有出入，但共同记录了一种情绪：在一个不断失去、不断后退的关口，能把学生召进一间漏雨的教室、翻开一本书、开始讲第一课，这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它不是打败敌人的胜利，而是拒绝被敌人打断的胜利。

然而现实的困境不会因为一句有力的话而消失。开学两周后，临时大学的经费危机首先浮现。教育部承诺的拨款迟迟不到位，而清华的庚款基金虽然充裕，支出权限却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大量垫付三校的日常运转成本。总务处拿到的第一笔现金，是商务印书馆捐赠的两万元。这笔钱用于购买最基本的课桌椅、黑板和粉笔，加上支付部分兼职教员的薪酬。教授们的薪水从十一月起开始拖欠。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支绌已极，然不敢告于人。”他是清华校长，清华有庚款基金，他害怕一叫苦，北大和南开的教授会指责清华吝啬或要求他用庚款补贴三校。而庚款基金的管理章程确实不允许这样做。梅贻琦夹在清华的财务制度和三校的生存压力之间，从临时大学一开办就在走钢丝。

人事摩擦几乎同步出现。十二月，一次关于课程设置的常委会上，北大教授胡适——仍在国外，通过信件表达意见——与清华教授陈岱孙就经济系的必修课目录发生了争执。胡适认为应保留北大原有的制度经济学课程，陈岱孙则认为战时条件下应增加实用性的货币银行学和财政学课程，减少纯理论的课时。争论看似是课程设置的细节，背后却是北大“重学理轻实用”与清华“经世致用”两种学风的对撞。蒋梦麟和梅贻琦各持一端，最后由张伯苓出面调解，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理论课程和实用课程并行开设，由学生自选。这个方案之所以能通过，是因为当时连教室都不够用，实际能开出的课远远少于计划，课程目录上的争执暂时不构成真实的教学冲突。但矛盾只是被搁置，没有解决。

十一月十三日，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长沙。教室里的气氛立时改变。长沙不再是后方的安全地带，而变成前线城市。日军攻占南京后，华中地区的战线迅速向武汉方向推进，长沙距离武汉仅三百多公里。临时大学刚刚安顿下来，再次面临要不要继续迁移的抉择。

十二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三位校长在圣经学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开会。窗外是连绵的冬雨，室内只有一盏煤油灯。张伯苓说了一句被多人转述的话：“南开被毁了一次，我不怕被毁第二次。”梅贻琦回答得更冷静：“如果有比长沙更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不走？”

当时讨论的目的地包括昆明、贵阳和成都。昆明最终被选定，原因有三：一是滇越铁路的存在，可以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经铁路运送图书仪器；二是云南地处大后方，日军地面部队短期内难以进犯；三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愿意在地方财政允许的范围内支持内迁大学。

一月上旬，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作出迁往昆明的决议。决议文本写得很克制，只说是“鉴于战局变化，择地再迁”，没有提及任何情绪化的用语。消息在师生中引起巨大震动。长沙到昆明，陆路距离超过三千华里，途中要穿越湖南西部、贵州全境，一路都是崇山峻岭和少数民族地区。火车只通到湖南的株洲，再往西只能靠汽车和步行。学校决定将师生分为两路：体弱或年长的教授及女生乘轮船至香港，转滇越铁路入滇；体格健壮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则编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三省，前往昆明。

这个决定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反对者认为，让数百名师生徒步三千里，是完全不必要的冒险，不如放弃学校建制，让师生以个人方式抵达昆明再重新集合。支持者则指出，这一路穿越的是中国最贫困、最封闭的地区，对于大部分出生在城市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看见中国的内地。闻一多是支持徒步路线的人中声量最大的一个。他在教授会议上说：“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中国，应该用脚去量一量它。”

这个说法富于诗意，但它掩饰不住一个残酷的事实：选择徒步，归根结底是钱不够。清华庚款基金和教育部拨款加上各种临时捐赠，勉强够支撑学生的船票和部分教授的旅费，但要把一千五百人全部用交通工具运到昆明，费用缺口太大，大到三校的财务部门根本不敢把全额预算报上去。让一部分人徒步，能省下大笔旅费。这笔账在当时的行政文件中被谨慎地包裹在“锻炼青年身心”“沿途考察民情”等崇高的措辞背后，但总务处的支出明细表上，对应的是一笔减去了超过一半的交通费预算。理想与算计总是同时存在，而历史记住的往往是前者。

1938年1月20日，最后一批长沙临时大学的文件封存。图书馆借阅室的黑板上，不知哪位学生用粉笔写了一行字：“明年此日，当在昆明。”字迹潦草，粉笔灰沿着黑板的裂隙往下淌。第二天清晨，黑板被擦干净，临时大学在长沙短暂三个月的痕迹，仅剩下圣经学院墙角里几捆未及运走的油印讲义。

二月，旅行团在湖南晃县集中，即将开始三千五百里的徒步远征。闻一多在这一天留下了他长髯的形象。他不刮胡子，是和一个学生打的赌。学生说教授不可能像苦力一样走到底，闻一多说如果走到底，就留胡子留到底。这撮胡子果真陪他从晃县走到昆明，陪完了他在联大的整个岁月，直到八年后他在昆明街头倒在特务的枪口下，胡子仍在。这个细节在后来的联大叙事中被反复放大，成为一个象征：知识分子的身体进入了底层中国的肌理，以汗水和泥泞为代价，换来对家国命运的切身理解。

但在晃县集合的那个清晨，三百多名师生站在冬雨里，泥浆没过鞋面，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象征意义，而是冷、疲劳和对前路的恐惧。中文系学生向长清在日记里写：“不知道要走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之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日记里没有任何关于“民族精神”或“文明火种”的字样。这些字眼是后来加上去的。

闻一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挥了一下手，说了一个字：“走。”

队伍开始移动。行李车陷在泥里，雇来的挑夫用湖南话互相吆喝。天空是铅灰色的，山岭在雨雾中看不清轮廓。没有人唱后来校歌里那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后来回忆录里常见的悲壮氛围，在那个具体的早晨还没有成型。大学在流亡。它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到北平、天津。它只是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