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笔传薪与跨文化回响

1941年12月，一份来自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调令送到了西南联大教务处。调令措辞简明：为配合盟军在印缅战区作战，需征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充任随军翻译官，人数暂定六十名。附在调令后面的名单列着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和成绩排名，最后一栏标注“英语能力评估”，分数由叶公超用钢笔亲批，从七十五到九十八不等。

这份名单后来被许渊冲保存了六十多年，纸张发脆，折痕处已断裂。他在晚年回忆录里写道：“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才知道学了四年济慈和莎士比亚，最后要带进战场的不是十四行诗，而是一本军用英汉词典。”

调令发出后第三天，外文系在文林街一间茶楼召开临时系会——因为那天昆明落着冬雨，新校舍的铁皮屋顶被雨点砸出的噪音无法说话。叶公超坐在靠窗位置，面前摊着那份名单，一杯沱茶从热放到凉，一口没喝。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在场几十个学生都听得很清楚：“你们进外文系的时候，我和吴宓先生跟你们讲，学外国文学是为了睁眼看世界。现在世界从另一扇门进来了，不是乔叟，不是弥尔顿，是史迪威的参谋部和孙立人的新一军。你们谁不愿意去的，现在说，我帮你们想办法。”

没有人说话。窗外的雨浇在青石板上，声音闷而持续。茶楼老板娘提着铜壶上来续水，看了看这一屋子不说话的年轻人，又提着壶下去了。最后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学生举手问：“叶先生，我们去是当翻译官，还是当兵？”

叶公超沉默了一会儿，回答：“在中国跟世界之间当桥。桥是不问自己属哪边的。”

这个回答后来被不同的在场者回忆出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叶公超说的是“桥注定要被两头踩”，有人说他说的是“桥断了还可以再造”。无论原话如何，那天下午的茶楼会面标志着一个转折：联大外文系的翻译实践，从学术传承正式摆荡到了国家机器的实用性征用。而吊诡的是，正因为这些学生此前接受了最纯正的西方文学训练——艾略特、奥登、叶芝、里尔克——他们才被军方认为有资格在炮火中为盟军传递命令。

要理解这种吊诡，需要退回到五年前。

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从北平三校辗转南下的师生们尚未从津浦线和沪宁线的溃败消息中缓过神来，外文系就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原定从英国来华任教的新批评派诗人威廉·燕卜荪，究竟还会不会来？

燕卜荪时年三十五岁，在剑桥和伦敦文学圈已凭借《朦胧的七种类型》奠定声名。战前北京大学通过庚款基金会发出聘书，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计划，北平沦陷，北大南迁，一切合同悬在了纸面上。但燕卜荪没有毁约。1937年8月，他从伦敦出发，取道苏伊士运河，经香港转广州，沿粤汉铁路北上，一路追着南迁的大学走。抵达长沙时，他随身只带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着两件衬衫、一把剃须刀和一册打字机色带。至于书，一本也没带——因为走得太急，也因战时行李重量有限制。

后来联大学生们反复讲述一个细节：燕卜荪第一次走进长沙圣经学院的临时教室，站在讲台上，看看下面几十个刚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中国学生，又看看自己空空的双手，然后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开始默写。他默写的是莎士比亚《奥瑟罗》第一幕第三场。从“Most potent, grave, and reverend signiors”开始，一行接一行，粉笔灰簌簌落在他的旧西服肩头。写满一整面板，他退后一步看了看，确认没有错漏，才转过身开始讲解。那天课后学生们私下议论：这位英国先生恐怕是把整部莎剧都背下来了。几年后他们知道，无论是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失乐园》、多恩的《歌与十四行诗》，还是当时在欧洲刚出版不到十年的艾略特《荒原》，燕卜荪都能凭记忆在黑板上复原。在书籍断绝的战争年代，一个英国人的大脑成了外文系唯一的图书馆。

这不是浪漫化的轶事。1939年外文系学生李赋宁在日记里记录了“燕卜荪式默写”的真实代价。那年春天，燕卜荪在昆明新校舍西区教室讲英国现代诗，在黑板上默写奥登的《1939年9月1日》——这首诗发表于同年，欧洲战场刚刚开打，诗中的名句“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尚未成为西方知识界的流行口号。默写到第三段他突然停顿，粉笔悬在半空，转身对学生说：“我不确定下一行的确切口吻。也许是‘as the clever hopes expire’，也许是‘while’。手头没有原文，你们谁记得？”

当然没人记得，这首诗刚从英国传来不到三个月，在座学生连油印本都还没拿到。燕卜荪沉默了一会儿，用手掌抹掉板上的末三行，重新写了一遍，说：“就按‘as’讲吧。但你们要记住，诗歌文本的不确定性也是意义的一部分。它提醒你，你读到的永远不是终极版本。”

那天昆明的阳光从教室西窗斜射进来，照在燕卜荪肩头的灰白痕迹上。他没有掸。

这种在文本匮乏中进行的“肉身化翻译教学”，构成了联大外文系战时课程的核心方法论。燕卜荪讲授的“现代英国诗”和“莎士比亚”两门课完全没有教科书——他的教案就是他的记忆，教材就是他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学生们每人自备笔记本，上课时拼命抄写，课后互相核对，纠正彼此抄录中的脱漏和拼写错误。许渊冲晚年回忆，他当年抄录燕卜荪课堂板书的那本笔记，在“文革”中被抄家的人扔进了火堆，“一把火烧掉了莎士比亚，也烧掉了艾略特，剩下来的是灰，风一吹就没了。”

但灰烬之下的东西没有全没。他在1991年出版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凭记忆复原了当年燕卜荪讲授的部分内容，包括对《荒原》第三章“火诫”的逐句解析。那是一种在匮乏中被迫训练出来的记忆能力——因为油印讲义跟不上，因为书店里买不到原版书，因为整个昆明的西文书籍加起来可能还不如燕卜荪一个人的记忆库存——学生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大脑变成移动的图书馆。这种能力后来在战场上救了一些人的命。四十多年后，一九四三级外文系学生、曾赴印缅前线任翻译官的巫宁坤对采访者说：“我能记住一个美军上校嘴里夹着南部口音吐出来的一长串军用术语，靠的不是天赋。是靠当年燕卜荪先生的课——他一张口就是五百行弥尔顿，你记不住就得挂科。战场上你记不住，就得死人。”

但燕卜荪的记忆力并非永不衰竭。1940年，他在一次跑警报时摔伤膝盖，随后感染恶化，被送回英国治疗。临行前他把一摞手稿交给外文系助教王佐良，说这是他凭记忆校勘的莎士比亚几种早期版本的对读笔记，希望对留在昆明的学生们有用。王佐良打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英文，页边注着拉丁文和法文校语，纸是昆明当地产的土纸，质地粗劣，墨水洇开的地方像老人皮肤上的瘀斑。燕卜荪走后，这些笔记成了外文系莎士比亚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由学生轮流借阅、抄录，在四十多只手上流转，直到纸页被翻得起毛边，字迹模糊到必须靠上下文猜测。

燕卜荪不是唯一在昆明讲授西方文学的外国人。1943年，英国诗人罗伯特·白英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来到联大，接替燕卜荪留下的教席。白英比燕卜荪小三岁，战前在伦敦文学圈的名气也小一些，但他带来的不是记忆，而是一台可以实际工作的打字机和一批从英国空运来的新书。这批书抵达昆明时，外文系学生排队去图书馆翻看，有人摸到书页上印着的“London, 1942”字样，对身边同学说：“这个城市还在印书。”语气里的惊讶是真实的——在经历了五年轰炸之后，“伦敦还在印书”这件事本身就成了文明存续的证据。

白英在联大开了两门新课：“英语写作”和“翻译理论与实践”。后者在选课系统里标注为高年级选修，但因战争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激增，实际上几乎全部外文系学生都修了这门课。白英的教学方式与燕卜荪截然不同。燕卜荪从文本出发，以细读和默写为核心，强调对原文肌理的深切体认；白英更关注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换问题。他在第一次课上就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Translation is a betrayal that makes the original possible.”（翻译是一种背叛，正是这种背叛使原作成为可能。）台下有学生愣住，另一些低声议论，觉得这位新来的英国先生未免太“现代”了一点——在三十年代中国学人的翻译观念里，“信达雅”仍是通用标准，严复的幽灵还端坐在每个译者的书桌前。

白英不理会这些。他直接布置了第一次作业：把李白《静夜思》译成英文。学生们的作业交上来后，他挑出三份——一份严格按押韵和格律转化，一份是自由诗体，一份试图用维多利亚时代浪漫派口吻改写。他把三份译文都誊抄在黑板上，逐句分析：押韵的那份为凑韵脚丢失了“疑是地上霜”中“疑”字闪现的瞬间性；自由诗的那份保留了“举头”和“低头”的动作节奏，但丢失了原诗五言绝句在音节上的自持感；维多利亚风格的那份最糟糕，因为它把李白译成了一个穿着中国袍子的丁尼生。

讲到这里，白英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你们要记住，翻译不是把中国装进西方的瓶子。翻译是让西方人听见中国的酒在瓶子里晃动的声音。晃动的方式不一样，没关系，但你不能把酒换成牛奶。”

这个比喻后来在外文系学生中间流传了很久，被简化为“翻译是晃酒，不是换酒”。许渊冲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这节课时，仍然能清楚复述白英说这句话时的手势：他拿起讲台上那只搪瓷茶杯，晃了晃里面泡了一上午的普洱茶，茶水撞在杯壁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英国人接着说：“这声音就是翻译。它不是茶本身，但它证明茶在这里。”

这些教学细节与翻译实践的具体展开之间，隔着一层不薄的物质媒介。联大外文系的翻译训练，首先面对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纸的问题。昆明的纸，在1940年以后几乎全是当地土法制造的——原料是稻草、竹浆和废旧纸张的混合，制造工艺停留在明代水平，成品粗糙、易碎、吸墨性强但洇墨更严重，钢笔尖划过时说不准会在哪里挂住，撕出一道口子。许渊冲做翻译练习时用的就是这种纸。他晚年公开了一批当年在联大时期的译稿照片，纸面上到处是笔尖划破的痕迹和墨水洇开的墨团，有些地方明显是用手指沾了水去擦，结果反而把字迹抹成一片灰蓝色的模糊区域。有一页译稿上，他在页边用铅笔写着四个字：“又没纸了。”

但就是在这样的纸上，联大外文系完成了一批后来被翻译史反复提及的作品。

1942年，外文系四年级学生杨苡翻译了艾略特《荒原》选段。这不是这首诗首次被译成中文——1937年赵萝蕤已完成首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新诗社出版——但杨苡的译本与赵萝蕤不同。赵萝蕤的翻译在北平书房里完成，身边堆着多种注释本和参考书；杨苡的翻译在昆明一间漏雨的宿舍里，听着远处零星炮声，借着煤油灯的光，一个字一个字从脑子里往外抠。她的英文底本不是印刷品，而是燕卜荪当年在黑板上默写后由学生们抄录、转抄、相互对校过的油印讲义，上面不少词句标注着“此处存疑”“据燕先生记忆”。这种条件迫使她在翻译时更加依赖自己对诗歌语感的直觉，而不是对原文字句的逐条考据。

她后来回忆，翻译《荒原》时最难译的不是晦涩的典故——那些可以查参考书，虽然查不到——而是艾略特在诗行中制造的那种“城市噪音的节奏感”：钟声、汽车喇叭、酒吧里的交谈碎片，她必须找到一种中文语感来对应，而不能简单解释。她在译稿中把“Unreal City”处理成“不实之城”，并在页边注了一行小字：“此城可指伦敦，亦可指任何一座被战争变假了的地方。”这个注后来在出版时被删掉，但手稿上的字迹还在。翻译史学者后来指出，“不实之城”这个译法偏离了赵萝蕤的“虚幻的城市”，带有更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它暗示的不是城市本身的虚幻，而是城市在战争中被剥夺了实在感。这种微妙偏移，恰恰是在昆明的具体生存处境中产生的：杨苡不需要想象什么是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她每天走出宿舍就能看见昆明城墙上的弹痕。

翻译的方向并不只由西向东。联大外文系教授们同样意识到，在文化封锁日益严重的战争年代，如果不把中国的声音传递出去，外部的世界终将遗忘中国并非只是一个被轰炸的战场，而是一个仍然在思考、创作和言说的文明体。这项工作主要由白英推动。1943年至1945年间，白英组织联大外文系师生编译了英文诗集《当代中国诗选》（Poems from China），收录闻一多、冯至、卞之琳、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英译。翻译团队由白英统稿，具体译稿由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分头完成。

闻一多本人对这部诗选的翻译持谨慎态度。他在给白英的信中说：“我同意你们译我的诗，但我不知道它们穿上英文之后还能不能走路。”白英回信说：“穿上英文之后它们走的不是原来的路，但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条路总是好的。”闻一多没有再反对。

许渊冲分配到的任务是翻译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选段。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他先在煤油灯下逐字翻译出初稿，然后用钢笔在土纸上反复修改，每次修改都换不同颜色的墨水，最后纸面变成蓝、黑、紫三色交织的调色盘。他的困境在于，艾青原诗中那些中国农村的具体物件——“石磨”、“灶火”、“木盆”——在英文中没有现成对应的词汇可以直接套用；如果全部加注解释，译文就会变成论文，诗歌节奏荡然无存。他最后决定，不是翻译物件本身，而是翻译物件在诗中的情感功能。“石磨”译成“millstone”，这个词在英国读者心中唤起的是厚重和循环，与艾青想传达的沉重感可以共振；“灶火”则费了他三个晚上，因为英文中的“stove fire”指的是铁炉子里的火，与艾青诗中泥土灶膛里燃烧秸秆的火在物理形态和情感体温上都不是同一回事。他最终选择了“hearth-fire”（炉床之火），这个词的英语词源关联着家和温暖的意象，虽然地理和文化上不准确，但可以在情感层面引发类似的阅读反应。

白英审读这份译稿时，在“hearth-fire”旁边用铅笔打了个问号，又补了一句：译文是写给出身于壁炉边的读者看的，还是写给认识灶台的人看的？如果是前者，“hearth-fire”是对的，因为它让陌生变得熟悉；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背叛。最后他没有要求修改，只是把这份译稿抽出来，作为下一堂翻译课的讨论材料。许渊冲的译稿上那个紫色墨水反复涂改的痕迹至今可见——围绕“灶火”一词的涂改尤其密集，最底下一层可辨认出“stove fire”被划掉，中间一层是“kitchen fire”后面加了一个长长的问号，最上面一层才是最终定稿的“hearth-fire”。煤油灯下，三种颜色的字迹叠压在一起，像地层截面。

向西的翻译输出并不局限于诗歌。1944年，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主持翻译了一批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包括《老子》选段和《庄子》若干篇章的英译。这项工作表面上是学术性质的，实际上有着明确的战时文化外交意图：中国驻英使馆和驻美使馆需要能够向西方知识界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非日本宣传中那个需要被‘解放’的落后文明”的材料。叶公超从不讳言这种实用性。他在给译稿撰写的前言中写道：“译者在战时不是自由的。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背负着国族存亡的重量。这不是美学的困境，这是伦理的困境。”但他紧接着又写：“然而译者不能因此就说谎。你不能为了证明中国文明伟大，就把老子译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亚里士多德骑的是什么？他什么也没骑，他走路。”

叶公超本人的翻译风格在外文系内部也引起过争论。他倾向于“硬译”——最大限度保留中文原文的句法结构和修辞习惯，哪怕译文在英文读者看来显得生硬甚至奇怪。他在翻译《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时，拒绝使用基督教语境中的“Way”或希腊哲学传统中的“Logos”，而是直接音译为“Tao”，并在注释中详细说明这个词在汉语语义场中的独特位置。吴宓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翻译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译文在目标语言中能够独立存活，否则翻译就只是注释的另一种形式。两人的分歧在某次系务会议上发展成一场温和的争论，最后以叶公超的一句话收尾：“我们跟他们（西方读者）之间隔着一场战争。这场仗打完之后，如果中国还存在，那时候会有更好的翻译。现在，在这个办公室里，在日本人随时可能轰炸昆明的夜晚，我能做的是先把‘道’这个字运过河去，能运多少运多少，‘道’的韵味和光环，留给后世的译者去补。”

这场争论的实质指向了战时翻译的根本困境：物理封锁导致信息断绝，外文系师生几乎无法及时获取西方学界最新成果，能接触到的英文书籍和刊物要么是战前运来的，要么依靠盟军人员和传教士零星携带。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行为本身就负载着双重风险——既可能因信息滞后而出错，也可能因急于让中国被世界看见而过度阐释、削足适履。但正因为信息断绝，翻译又成为唯一可以打破封锁、保持思想开放的媒介。没有翻译，昆明就是一座孤岛；有了翻译，联大师生就有理由相信自己仍站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中。

这种张力在煤油灯下被压缩成了具体的肉身经验。外文系学生查良铮在翻译奥登《战时》组诗时，为了一处涉及希腊神话的典故查不到任何工具书，只能写信给已转移到叙永分校的燕卜荪求助。信在路上走了十二天，燕卜荪的回信又走了十四天，前后将近一个月，查良铮才收到确认。他在等待回信的那几十天里继续翻译奥登的其他部分，但写到那个有疑问的诗句时总是空着，稿纸上留下一个刺眼的空白，像被拔掉牙的牙床。后来杨苡看见那页手稿，问他为什么不先填上个大概的。查良铮说：“大概就是撒谎。翻译不能撒谎，哪怕你明知道没人在看。”

没人在看——这四个字可能比什么都沉。1943年的昆明，这些在煤油灯下、在跑警报的间隙里、在饿着肚子时翻译出来的诗歌和哲学，有多少会被世界看见，没有谁有把握。白英编译《当代中国诗选》的过程中，有几份译稿在寄往伦敦的路上因邮轮被击沉而永久丢失。诗选最终出版是在1947年，战争已经结束，昆明的铁皮屋顶教室已经拆了，许多当初参与翻译的学生已经阵亡在缅甸的丛林里，没有看到这本诗集。但书还是出了。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有书评写道：“这些诗歌证明，中国在承受战争的同时，仍然在思考美。”这句话透过文字本身，抵达了叶公超所说的“把‘道’这个字运过河去”的目标——哪怕只是运过去了一个字的一半，也证明这里有东西值得运。

但翻译实践的后果并非全部留存在未来的回声里。它在现场的最大后果，直接回到了本章开头的那份调令名单。

1941年末启动的大规模征调，在联大外文系引发了复杂的情绪反应。表面上看，从“翻译西方文学”到“翻译军事指令”似乎只是一次技术性转向，都是语言转换工作，都是在中英文之间搭桥。但亲历者知道，这两者之间的断裂远比连续性更大。

最直接的断裂发生在文本的性质上。一九四二级学生巫宁坤在接到征调令的当天下午，正在翻译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他翻开的诗集旁边摆着刚领到的军用英汉词典，词典扉页上印着“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印发”。他后来对采访者描述那个下午：“左边是艾略特在写‘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右边是军用词典里‘artillery barrage’（炮兵火力）和‘flanking maneuver’（侧翼包抄）的例句。这两样东西有什么联系？没有。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用了英文。但这就是战争。战争把英文劈成了两半，一半是诗，一半是命令。你要活着回到诗的这半，就得先去那半。”

把英文劈成两半的既是文本类型的分裂，还有认知方式的冲突。文学翻译鼓励译者沉浸于原作的语境、情感肌理和多义性——一个形容词可能对应三种中文选项，每种都能成立，译者的任务是在这些不可能完成的对应之间做出审美判断。军事翻译则要求绝对精确和单一对应——一个英文军语只能有一种中文译法，如果出现歧义，后果可能是炮火坐标偏差、阵地失守、连队级别的伤亡。这种从“多义性的培养”到“单一性的强行植入”的认知断裂，外文系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期可以适应。

许渊冲回忆说，他在战地翻译的第一份文件是一张物资清单。“biscuit”这个词他在济慈和莎士比亚里见过无数遍，从来没有不安过，但那天他忽然不知道该译成“饼干”还是“干粮”——在教室里这两个词的差别是修辞上的，在前线的补给站，这两个词可能关系到士兵能分到的口粮数量和形式。他最后写了“饼干”，然后站在那里等一个中尉来核对。中尉看了看说“行”，就走了。许渊冲站在野战帐篷里，意识到他从来没有因为翻译一个词而如此紧张过，也从来没有因为翻译被通过而如此空旷地如释重负。

更沉重的不适来自身份的撕裂。联大外文系以西方文学和语言训练为核心，教授们反复强调的是“睁眼看世界”、“拥抱世界文明的胸怀与能力”，这套教育赋予学生的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想象——他们读艾略特，读奥登，读里尔克，通过这些诗歌确认自己属于一个跨国的文明共同体。但当他们被编入中国远征军、穿上美式军装、站在缅甸丛林里为史迪威的参谋部和孙立人的前线部队做语言转换时，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想象在现实中碎裂成了具体的权力关系。他们要面对的既是语言障碍，还有英美军官居高临下的口气、中方官兵对翻译官的微妙抵触（“你是自己人还是他们的人”），以及战场上最残酷的平等：子弹飞过来的时候，艾略特救不了你。

巫宁坤在缅甸前线翻译过一场让他终生难忘的对话。一名美军炮兵指挥官要求中国士兵调整阵位，但中国士兵刚经历了一轮炮击，拒绝离开掩体。巫宁坤夹在中间，左边是美军的吼叫，右边是中国士兵的沉默。他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中性的：“史密斯上尉要求你们立即转移阵地以躲避敌军可能的第二轮炮击。”但他心里知道，这些话下面的真正信息是权力的不对等——美军有火力优势，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下命令；中国士兵拿命填了前线，但他们的军事装备依赖盟军供给，所以没有权利说不。翻译在这个时刻不是沟通，而是把权力的压力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并从中抽取走一切可以缓冲的礼貌和体谅。巫宁坤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把石头从一个人手里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你的手也在流血”。

但这种血不是白流的。在印缅战区，联大外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翻译官因语言能力和文化适应度超出一般译员，逐渐承担了超出翻译本身的工作。他们替中国士兵给家里写信，在英美军医和伤病员之间充当医疗沟通者，有时甚至因能识读英文地图和操作无线电设备而被编入参谋系统。这批人的损失率非常高。联大外文系前后共有超过二百名学生从军任译员，战后归来的不到三分之二。许渊冲的同期同学中，有四人在缅甸阵亡，一人在密支那失踪，两人的名字后来刻在联大纪念碑背面的从军学生名录里，姓名旁边没有专业和成绩，只有“从军译员，殉国”六个字。

回到本章最核心的问题：在国土沦丧、信息断绝的极端闭塞中，翻译究竟是象牙塔里的精神自慰，还是维系中国与世界文明坐标的生存策略？

联大外文系八年历史给出的回答是：两者都是，且恰恰因为前者，后者才没有变成纯粹的工具化堕落。燕卜荪在黑板上默写《荒原》时掉落的粉笔灰，和许渊冲在缅甸战壕里翻译火力坐标时咬在嘴里的手电筒，不是同一个翻译活动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有断裂，有撕裂，甚至有背叛。但断裂的两端被同一支队伍连接着，因为连接它们的不是翻译理论，不是文化使命，不是后世加封的“跨文化交流贡献”——而是一种在煤油灯下只能用铁笔刻在蜡纸上得以存续的固执：认为艾略特的诗句值得记下来，认为李白晃酒的声音值得传出去，认为在所有的轰炸、封锁、贫穷和死亡中间，总得有人做着“把‘道’这个字运过河”的事情，哪怕运送的条件狼狈不堪，哪怕运送者自己最终也消失在河对岸的丛林里，没有回来。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准备北返复员。外文系最后整理系务档案时，助教王佐良在系办公室的柜子里发现了一摞东西：燕卜荪离开前留下的莎士比亚校勘手稿，白英编译《当代中国诗选》的原始译稿和红笔修订痕迹，许渊冲等人翻译练习课上的作业本，还有那份已经卷边发黄的调令名单——上面六十个人的名字旁边，有人用铅笔做了标记，打了勾的是战后归来的，没打勾的是阵亡和失踪的。名单上折痕处有道深深的霉迹，像一排省略号。

王佐良把这份名单单独放进一个牛皮纸袋里，袋面上用毛笔写了“从军译员名录”六个字，放进纸箱的最上层。他知道这些材料会被运回北平，存入北大外文系档案库，也许有一天会有人打开来看。也许不会。但这些东西本身的存在——这些刻在蜡纸上的英文字母、这些修改了三次的译文痕迹、这些被汗水浸过又晒干的名单——已经完成了它们唯一需要完成的事情：证明在文明最黑暗的八年里，有一群人没有停止把字从河的一岸运到另一岸。

这批材料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中部分散失，一部分被当作废纸处理，一部分流入旧书市场。其中几册许渊冲的翻译练习本于本世纪初现身拍卖会，被收藏者以高价拍得。拍卖目录上写的是：“西南联大学生许渊冲英文翻译课作业，有燕卜荪、白英红色批语。”许渊冲本人当时已近百岁，从新闻上看到这条消息，对前去采访的记者只说了一句：“那上面的红字是白英的，紫色是我的。紫色是因为当时黑墨水和蓝墨水都用完了，只剩下批改用的红墨水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剩的半瓶紫墨水，掺了水。”

掺了水的墨水写在劣质纸张上，过了六十年，字迹还在。而当年那些写字的年轻人，有的回来变成了翻译家，有的留在缅甸的泥土里，变成了西南联大纪念碑上三十七个字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