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大与三校合流

梅贻琦站在长沙韭菜园湖南圣经学院三楼的走廊上，手里捏着一份校舍分配表。窗外是深秋的长沙，潮湿的热气还没散尽。这一天是1937年10月12日。圣经学院的教学楼是一栋西式砖石建筑，三层高，回廊宽阔，当初美国人建它时花了本钱。但容纳一所大学远远不够。楼下院子里堆着清华从岳麓山下运来的仪器箱，木条箱上还贴着北平清华园的封条，墨迹被雨水洇过，字迹模糊。箱子里是物理系的精密天平、化学系的铂金坩埚、电机系的示波器——清华在1935年就开始秘密南运的家底。院子另一侧，南开化学系的助教正蹲在地上清点从天津抢运出的几十个烧瓶和试管，用旧报纸裹着，报纸是八月的天津《大公报》，头版还印着日军攻入北平的消息。

梅贻琦今年四十八岁，戴圆框眼镜，面庞清瘦，说话声音不高，习惯在开口前沉默几秒。从1931年任清华校长至今，他管了六年清华，每年经手庚款基金一百二十万银元，把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办成了中国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但现在他不是一校之长了。他是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三名常务委员之一，另外两个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

筹备委员会设在圣经学院一楼的一间教室。梅贻琦走进去时，蒋梦麟坐在靠窗位置看一份教育部训令电文，他比梅贻琦大三岁，做过蔡元培的助手，也当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张伯苓坐在桌子另一头，五十出头，身材高大，南开被炸后从天津脱身，穿一件灰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面前摊着南开最后一份资产清册——大部分条目后面都写着“毁”或“失”。

梅贻琦把分配表放在桌上：“工学院需要岳麓山下的机械馆，清华原定在那里建研究所，房子主体完工了，但没有水电。电机和机械的实验设备可以从清华的箱子里拆出一部分先用。文学院设南岳衡山，那边的圣经学院分院可以用。法学院、理学院留在韭菜园本院。”

蒋梦麟抬头取下眼镜用衣角擦拭：“教室够不够？”

“不够。理学院的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可以合班，大教室能坐一百二十人。但实验课要分小班。生物系的显微镜只有十七架，清华运出来的，北大有报到的学生选修，可以和清华合上。”

蒋梦麟没有接话。显微镜是清华的。清华在1935年就开始往南方秘密转移图书仪器。那年日军在华北策动“自治运动”，梅贻琦判断形势不可挽回，指示教务长潘光旦分批次将贵重图书和精密仪器装箱南运。到卢沟桥事变前，清华已运出四百箱。北大什么都没运出来。9月3日日军进驻北平后，红楼变成宪兵队驻地，地下室关押过抗日分子，文学院院长胡适留在办公室里的文稿、书籍被当废纸处理。蒋梦麟在7月底搭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北平，随身只带了一只皮箱和一份学校印章。

张伯苓把资产清册折起塞进长衫口袋：“南开四十年的积累，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全部炸毁。化学系损失最重，我现在能带来的，不是资产，是人。六十几个教授和学生，分批到的长沙。”

院子里又有新来的人。一个教员领着一群学生进来，身上背着铺盖卷，用网兜提着洗脸盆和搪瓷碗。他们是北大的，从北平绕道天津，搭英国怡和洋行的轮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沿浙赣线到长沙，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领队的是历史系教授钱穆，四十二岁，无锡人，口音很重，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到长沙那天下着小雨，带着学生走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圣经学院，鞋里全是水。他到筹备委员会报到时，蒋梦麟抬头看到是他，只说了句：“钱先生也到了。”

梅贻琦走到黑板前。黑板上的分配方案还在修改。文学院原定韭菜园本院，因教室不够改到南岳衡山。理学院和法商学院留在韭菜园，工学院分到岳麓山下。医学院和农学院暂不设，相关专业学生转到其他学校借读。这只是一个框架，每门课的教室分配、教授宿舍安排、三校学制对接、学生注册编级，都还没定下来。他对蒋梦麟和张伯苓说：“教育部批准临大设立十七个系。教员报到的有一百四十七人，学生统计到今早是一千一百二十人。三校原有行政体系暂时取消，统一按临大编制重新聘任。”

蒋梦麟点头：“关键是经费。”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教育部昨日发来的电报：临大经费由财政部拨付，以三校原有经费为基础核定总额。但北大的经费从抗战爆发后就中断了——平津沦陷后教育部对沦陷区国立大学经费一律停发。清华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庚款，存在美国花旗银行，不受日军控制，但1937年度实际拨付额只有原定数额的六成。南开是私立大学，经费靠学费和社会捐款，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梅贻琦说：“清华可以暂时垫付一部分开办费。庚款的剩余额度大约八万美元，我请示过清华董事会，同意在临大经费未到位之前，先由清华垫付。”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行政小事。但这句话的意思是：清华在长沙临大成立初期，独自承担了全部开办费用。

蒋梦麟沉默了一会儿。对于北大校长而言，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到长沙时口袋里只剩下不到十块钱，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带着妻子从天津走海路绕道香港，到长沙后向学校预支了两个月薪水才安顿下来。这些账单都是清华垫付的。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里只写了一句：“临大初期，经费仰赖清华。”

张伯苓走到窗前。院子里，南开化学系的助教还在清点那些烧瓶。他忽然说：“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材料，何廉带出来一部分。华北农村调查的手稿和统计表，有三万多个样本。我想请两位同意，经济研究所在临大框架下继续运作。”

何廉是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1930年代在华北平原做的三万多个农户样本是中国第一份系统性的微观经济数据。这批材料在天津陷落前用铁皮箱子密封，分两批由海路运出，在青岛滞留三周，辗转一个多月才到长沙。何廉带着妻儿从天津坐船到烟台，步行穿过山东，沿途靠农民的牛车和独轮车代步，到济南才搭上火车。他后来对妻子说，那些调查数据是他学术生命的全部，人在数据在。梅贻琦点了头：“经济研究所挂靠临大法商学院，何廉先生担任院长。清华社会学系的陈达先生也在，他的人口调查材料也需要工作空间。把圣经学院三楼东侧房间拨一部分给研究所。”

这就是长沙临时大学初期的行政运作。没有章程，没有制度文件，没有教育部颁布的合并方案。每一条决策后面都押着三样东西：钱、人、空间。钱有清华的庚款，人有一百四十七名教员和一千一百二十名学生，空间只有圣经学院一栋楼、岳麓山下一座未完工的机械馆、南岳衡山上租赁的几间民房。

十月十八日，常委会正式公布各院系所在地和临时课表。文学院设南岳衡山，租用圣经学院分院和当地教会用房。理学院、法商学院留在韭菜园本院。工学院在岳麓山下。文学院设南岳的决定有实际考虑——长沙非军事区范围有限，日军飞机随时可能轰炸，将部分师生疏散到山上可缓解校舍压力，也有助于安全。但这也意味着文科师生从开学第一天起就要分离：一个在城外五十公里的衡山上听课；一个在城内的陋室里记笔记。

物理系教授吴有训被任命为理学院院长。他拿到校舍分配图那天，沿圣经学院走廊走了一圈。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间堆着还没开箱的物理仪器。他蹲下来看箱子上的标签：清华物理系，1936年12月装箱，北平清华园。

十月二十五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没有典礼，没有横幅，没有校歌。教务长潘光旦上午八点在大教室里宣布课程安排。教室不够，一部分课在走廊里上；油印讲义是前一晚赶印的；理学院第一堂普通物理课教材不够四人共用一本。

当天晚上，南岳衡山也开了课。文学院院长胡适还未到任——他受命赴美开展宣传工作——院务由中文系教授朱自清代理。朱自清九月从北平出来，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路颠簸，两个孩子发高烧，身体单薄，身高一米七出头，体重不到一百斤。到南岳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排课表。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个系，报到教师中有闻一多、钱穆、冯友兰、金岳霖、叶公超、陈梦家、吴宓等人，分散在山腰几栋房子里，住处兼做办公室。教室设在教会办的圣经学校里，黑板从山下抬上来，凳子不够，乡民帮着用木板搭了长条凳。

开学第三天，中文系学生刘绶松在日记里写道：“昨日下午上闻一多先生《诗经》课，课堂在衡山半山腰一间石砌旧屋内，窗外有松树数株，风过有声。先生讲课声不高，但字字入耳，他让我们读《大雅·文王》，讲文王受命与周初天命观的转化，偶尔举出土的铜器铭文互证。想起在北平清华园时，先生的课在西文阅览室边上那间教室里上，现在到了衡山上，还是同一个先生、同一本书，只有窗外的风景变了。”

同一天，在韭菜园本院，电机系三年级学生正在上章名涛的“电磁学”课。章名涛192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但这堂课没有实验设备，示波器还封在木箱里。临时教室的电线负荷不够，连演示用的简单电路都搭不起来。他在黑板上推导麦克斯韦方程组，写了满满一黑板。下课后，学生问他什么时候能做实验。他说：“先把方程弄懂，实验设备等岳麓山机械馆那边通了电再做。”电机系的实验课推迟到十一月上旬才开，在岳麓山下用两台从北平运来的旧发电机和一组自制电阻箱搭建了第一个电路实验室。

制度的磨合比物质的匮乏更微妙北大和清华在平津时期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和行政风格北大重文史哲以人文精神自许教授治校传统根深蒂固清华偏重理工法以庚款基金为后盾行政体系严密南开是私立大学以商科和化学见长校训“允公允能”强调社会服务能力三校教授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讨论课程设置表面平和实际摩擦不断。

第一个摩擦发生在十月下旬的教务会议上，议题是学生学分转换与互认。北大学生在原校修读的课程，如果找不到对应课程对接，如何折抵学分？北大中文系一位学生拿出大三时修的“词选”课成绩，要求在临大折抵为专业选修课学分。清华教务人员对照课纲后发现，“词选”课在清华没有对应设置。清华的古典文学讲授以《诗经》、《楚辞》、《文选》为主，词的比重很小。如果一律折抵，等于承认北大课程设置标准具有普适性；如果拒绝折抵，学生就要多修一门课，在战时长沙意味着额外负荷和延期毕业。会议争论了两个小时，最后梅贻琦提出折中方案：原校课程按类别折算相应学分，具体由系主任认定，学生会商导师个案处理。这个方案留了弹性，也意味着持续争议。

第二次摩擦关于教授聘任，临大常委会按照教育部令统一聘任三校原有教授，但聘任标准如何掌握？北大部分老教授没有博士学位，但学术声誉很高；清华教授中一批是在美国拿了博士，按严格标准晋升上来的。如果统一评聘，评审权力归属谁？最后委员会同意了张伯苓提出的变通方案：各系教授聘任以三校原有职级为基础，不分新旧，统一聘任为长沙临大教授；新聘教授由系主任推荐，常委会批准——实际上是将矛盾后延。

这些摩擦很少出现在后来的回忆录里。1940年代以后，联大当事人在晚年追忆中更多强调团结与牺牲。但在1937年秋天的长沙，三校合并不是抽象的精神结盟，而是一个充满琐碎协商的技术性问题：校舍如何协调、教师薪金如何统一标准、图书馆借阅规则如何设置、三校原有印章何时停止使用——每一条都需要常委会开会讨论。北大和清华在人事安排上的默契尤其脆弱。蒋梦麟在很多场合主动退让，他知道北大的经费断绝，在临大初期的行政权分配中不可能与清华争对等位置。他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对北大教授说了句后来被多次引用的话：“在临大，我不管就是管。”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资源不对等的前提下，北大要保持发言权，不能与清华正面对抗，只能以克制姿态换取清华对北大教授利益的实际关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判断：临大十七个系的系主任中，清华和北大各占七人，南开三人；到西南联大时期，实际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在绝大多数决策上听取蒋梦麟意见。三校关系从磨合走向稳定，蒋梦麟的退让是制度定型的关键变量。

十一月一日上午，长沙临大在韭菜园本院举行了一个简短集会。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庆日，尽管当时在场的人并不知道会被写进历史。朱自清从南岳赶下来，山路颠簸三个小时，裤腿上全是泥。他站在人群里，听到梅贻琦用不高但清晰的嗓音宣布了三件事：第一，长沙临时大学十七个系已全部开课，报到学生一千二百余人，教职员一百五十余人；第二，常委会通过了《长沙临时大学组织大纲》，明确“以三校原有精神为基础，合组为一校”，三校在临大框架下保持各自财务独立、校产自管；第三，鉴于战局扩大，常委会已开始考虑必要时再次迁移，地点暂定云南昆明。

第三条宣布时，人群中有一阵短暂骚动。再次迁移意味着刚刚安顿下来的教学秩序又要中断。朱自清后来在写给妻子陈竹隐的信中说：“我们在这里又很积极了，又很坚决了。认定我们在这里是抗战，在那种情势下还不积极不坚决就不对了。但我们总有些不安，不知将来到底怎么办。”这封信写于十一月中旬，收入《朱自清全集》书信卷，后成为后人了解临大师生心境的原始材料。

十一月三日，日军飞机第一次出现在长沙上空。警报在上午十点拉响，学生跑出教室，躲进圣经学院后面的壕沟里。壕沟是前几天雇人挖的，不到一米深，底部渗着红壤的泥水。飞机引擎声从头顶掠过，炸弹没有落在这个区域，但爆炸声从城北传来。当天下午课照常上，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在南岳衡山上讲“中国哲学史”，讲到庄子《齐物论》时，窗外远处隐约传来爆炸声，他顿了顿，继续往下讲。课后有学生在日记里写道：“飞机在远处炸，先生在台上讲庄子，声音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忽然觉得哲学不是无用之物。”

十一月五日，南京保卫战进入惨烈阶段。《大公报》《申报》用整版报道前线战况。长沙街头，每天都有报童举着油墨未干的报纸跑过。临大学生在韭菜园和南岳分别成立抗敌后援会，组织募捐劳军宣传。政治系学生发起了“从军与求学”大辩论，题目是：在国家存亡之际，学生应继续读书，还是投笔从戎？辩论在圣经学院大教室举行，三百多人参加。主张从军者认为，国家将亡，知识何用？主张读书者认为，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抗战，保存文明火种是长远之计。

冯友兰参加了这场辩论他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左传》里“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郑国子产执政有人劝他毁掉国人议论场所“乡校”子产不肯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冯友兰讲完后说大学就是国家最大的乡校只要大学还在这个民族的理性就还在。

辩论没有决出胜负会后确有一部分学生离校从军这在接下来的西南联大时期会更加普遍但更多人选择留下——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抗战将是长期的国家既需要前方的士兵也需要后方的工程师医生教师翻译人员这是一种更具纵深感的“救国”回报不会在短期内兑现价值在于为战后的中国储备人才。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十一月下旬日军逼近南京长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等待——每个人都知道南京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没有人愿意把这句话说出口。

陈寅恪这时候已经到了长沙，他是从北平辗转出来的。右眼视网膜已经开始脱落，视力急剧下降，看书时需要把纸凑到鼻尖上方三厘米处。但他坚持开了“魏晋南北朝史”课，每周两节，在韭菜园二楼的教室里。学生们后来回忆，陈先生走进教室时需要有人扶着，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台阶。但他一旦开口讲课，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课堂笔记如果一字不漏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

十一月底的一个下午梅贻琦在圣经学院走廊上遇到陈寅恪陈寅恪柱着竹杖摸索着向前走梅贻琦上前扶住他陈寅恪听出声音停下脚步窗外是渐渐冷下来的长沙冬天院子里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没有人清扫陈寅恪问：“月涵兄听说常委会在考虑再迁？”

梅贻琦说：“是的日军如果攻下南京必然沿长江西进武汉和长沙都会成为前线教育部有指令让临大做好再迁准备地点初步定在昆明。”

陈寅恪沉默了片刻：“昆明很远。”

梅贻琦说：“很远。”

陈寅恪说：“我的眼睛怕是经不起再折腾了。”

梅贻琦没有回答陈寅恪用竹杖轻敲着地面继续往前走梅贻琦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昏暗的光线里这是梅贻琦日记中的一段记载原话只有短短二十多个字：“寅恪言双目已殆恐不能远行。”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消息传到长沙时是一个阴沉的早晨韭菜园本院走廊里有人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南京沦陷”四个字许多学生站在那里不说话有些人默默哭了朱自清当天正在南岳衡山上讲《诗经》课有人冲进教室喊了一声“南京完了”他后来在当天的日记里写：“课中止讲学生有痛哭失声者余亦不能自持落泪数行。”第二天他照常上课讲的是《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他讲完这四句后说：“周宣王时代戍边的士兵仗打完了从北方回来看到雨雪想起出征时的春光三千年后我们这些中国人从北平走到了衡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南京陷落后的头七天临大停课常委会连续开了三天会讨论的核心问题：要不要再迁？如果要迁迁到哪里？怎么迁？会议记录措辞非常克制但会场气氛紧绷。

反对再迁的声音有相当分量。物理系教授吴有训认为，一迁再迁，学校永远安定不下来，教学秩序无法维持。历史系教授钱穆认为，日军即使占领武汉，湖南未必会成为主战场，临大或许可以在长沙坚持更久。支持再迁的人则以实际行动表态。梅贻琦在十二月十五日的常委会上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大学从北平迁到长沙不是逃难，是为了让学校活下来。活下来就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条件。日军飞机的轰炸半径覆盖长沙全城，学生在壕沟里蹲着听课不是长久之计。昆明地处西南，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与外界连通，物质运补相对可靠，是战略后方的稳定选择。

张伯苓支持再迁说了一句被记录在会议纪要中的话：“南开在天津烧了一次不能再烧第二次了。”蒋梦麟也支持理由更实际：临大开学两个月来经费完全依赖清华庚款垫付教育部拨款迟迟不到位如果战火烧到长沙清华的箱子还要再搬到那时代价更大不如趁现在局势尚可集中力量完成一次彻底搬迁为长期办学争得相对安定的环境。

十二月十八日常委会决议：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下学期在昆明开学决议同时制定了分三步走的搬迁方案：第一步图书仪器重要档案先行打包由粤汉铁路运至广州转海路经香港越南海防再沿滇越铁路送至昆明；第二步体弱和有家眷的教职员及大部分女生走海路路线同上；第三步组织一部分身体强健的男生和年轻教员步行横穿湘黔滇三省沿途做社会调查同时为学校节省旅费最后这项后来被命名为“湘黔滇旅行团”。

徒步的决定在当时引起争议有教授认为让学生走三千多里路太危险沿途有土匪疾病恶劣天气出了事学校承担不起责任闻一多站起来说：“我能走。”他那时刚刚留起胡须说如果抗战不胜利就不剃掉这句话说完之后很多年轻教员也跟着报了名旅行团最终由二百八十八名学生和十一名教师组成包括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地质系教授袁复礼中文系教授闻一多。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在十二月下旬的长沙，摆在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面前的，首先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图书馆刚上架的几千册书怎么打包？清华从北平运出的四百箱仪器和图书，在南岳和韭菜园刚刚拆封上架，现在要全部重新装箱。还有那两个月的教学档案——学生成绩册、选课记录、教师聘任合同、经费支出账目——全部需要整理归档。北大和南开的师生行囊单薄，搬起来相对容易；清华的资产数量庞大，搬迁的运费和人力组织是沉重的负担。

在韭菜园三楼的一间小房间里，清华图书馆的几位职员正连夜工作。他们手里有一份清单——清华南运的书籍共计三万七千余册，期刊八千余册，仪器设备二百九十八箱。这些箱子从北平清华园的图书馆地下室搬出来，装上火车运到天津，换船到上海，沿长江到武汉，再换火车到长沙。每一个转运节点上的装卸都需要仔细清点。现在，它们又要重新走一趟更长的路——从长沙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沿滇越铁路爬上海拔一千八百米的云贵高原来。路途中有潮湿、虫蛀、震动和丢失的风险。图书馆职员在装箱时用油纸包裹每一本书，箱内填满稻草和刨花，箱外用铁皮加固，箱盖上用红漆写着“临大图书——昆明”字样。

理学院的仪器装箱更为耗时物理系的精密天平需要用棉絮层层包裹装在订制木箱里标明“轻放勿压”化学系的玻璃器皿数量大容易碎裂每个烧瓶和试管之间都要用棉花隔开生物系的显微镜镜头拆下来单独放在垫了绒布的小盒子里电机系的示波器和变压器重量大装箱后每只箱子超过二百斤搬运时需要四个人抬。

1938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梅贻琦站在韭菜园院子里，看着工人往卡车上装这些箱子。湖南的冬天阴冷潮湿，他的呢子大衣领子竖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旁边站着一个学生，是清华物理系的，叫杨振宁，十六岁，刚从高中直接考进临大物理系，是这一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回忆那个下午时说，梅校长一直站在那里没有动，看着工人们把箱子一个个搬上车。他不知道箱子里的仪器能不能平安运到昆明，也不知道到了昆明后还能不能继续念完物理系。他对梅校长说：“先生，这些书运到昆明，日本人不会再追来了吧？”

梅贻琦转头看了看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昆明很远但大学不会一直逃下去总要有个地方停下来。”

二月下旬，第一批迁滇人员从长沙出发，走海路的人搭火车到广州，从广州坐英国轮船到香港，再换船到越南海防。海路漫长而曲折，许多人是第一次坐海船，晕船的人吐了一路。湘黔滇旅行团在二月中旬集结，从长沙坐船过湘江到常德，再徒步西行。出发那天，闻一多站在队伍前，胡须已经有一寸长，穿着灰布棉袍，背上背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诗经》。他跟学生说：“这一路要走六十八天，六十八天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

三月中旬梅贻琦从长沙坐火车去广州再从广州飞昆明离开长沙前他在圣经学院一楼的临时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办公室已经搬空了桌子上只剩下一盒回形针和几张废纸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推开门走到院子里院子里已经没有卡车和箱子的踪迹梧桐树的枝桠光秃秃地指着铅灰色的天空圣经学院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教会学校。

长沙临大在韭菜园存在了五个月，五个多月的时间，打开了许多箱子，又把它们重新关上。搬来的人和搬走的箱子一样多，但并非所有东西都装进了木条箱。一些东西留在了那些仓促的课堂上——三校磨合的制度雏形，师生对战时求学意义的初次辩论，以及在不断逼近的炮火声中被迫锤炼出的一种心态：大学可以不依靠任何固定的墙壁存在。这种心态还没有完全成型，但已经开始生长；它将在接下来的徒步三千五百里与茅草顶下得到真正的淬炼。

梅贻琦走出圣经学院的大门长沙的春天还没有来空气里是湘江边吹来的湿冷的风一个报童跑过手里的报纸头版印着日军推进的消息梅贻琦买了一份低头看报——战局消息一条比一条坏他折起报纸夹在腋下朝火车站方向走去。

长沙在后面远去，大学在前面的某个地方等着他。长沙临时大学就此结束，它的全部遗产——通过粤汉铁路的货车车厢、香港码头的外国轮船、湘西崎岖山路上的草鞋脚印——分成三路，缓慢而顽强地向西南移动。三个月后，这些分散的线路将在昆明重新汇合，组建一个名字更长也更悲壮的机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刻，这场流亡已不再是被动的逃难；它正艰难地转化为一场主动的文化保全行动。代价巨大，前途未卜，但大学的火种必须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