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滇办学与西南联大定名

1938年4月28日上午，梅贻琦站在昆明拓东路迤西会馆的门槛前，手里捏着一份电报。电报是云南省教育厅发来的，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原定拨付给临时大学的昆华中学、昆华师范等几处校舍，因省内军政机关先行占用，短期内无法腾出。教育厅建议大学方面“自行设法觅址”。梅贻琦把电报折好放进衣袋，抬头看着迤西会馆斑驳的门楣和院子里堆满的杂物。这处会馆是清华庚款基金出钱临时租下的，原打算用作工学院的临时宿舍，现在看来，它可能不得不承担更多功能。院子里，几个先期抵达的职员正在清理房间。灰尘从雕花木窗格子里扬出来，在昆明的阳光下形成一道斜斜的光柱。梅贻琦没有立刻进去。他转过身，往拓东路的方向走了几步，看见街上人来人往，马帮的铃声混着小贩的叫卖声。这座城市海拔一千九百米，天空蓝得发脆，空气干燥而稀薄，和长沙的潮湿完全不同。他心里盘算的数字是这样的：三校师生合在一起将近一千六百人，其中学生约一千二百人，教职员四百余人。长沙临大时期，圣经学院那几栋楼已经捉襟见肘；到了昆明，如果找不到足够大的校舍，课就开不起来，学生就得散掉。而一旦散掉，再聚就难了。这不是杞人忧天。就在三天前，他收到消息：从香港绕道海防经滇越铁路来滇的第一批师生已经出发，预计五月初抵达；走广西陆路的那一批也在路上；而黄师岳中将率领的湘黔滇旅行团，按行程推算，再有十天左右就要到昆明了。人马上就要到齐了，房子还没着落。梅贻琦回到迤西会馆临时办事处，坐下来给蒋梦麟和张伯苓各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渲染困难，只列了三项事实：一、原定校舍落空；二、抵达师生人数逐日增加；三、需要立即派人赴昆明周边各县勘察可用场所。信的末尾他加了一句：“此事须速决，迟则生变。”

写完之后他搁下笔，看着窗外会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槐树的叶子在四月的风里哗哗响着，那种响声让他想起北平清华园里秋天落叶的声音——但那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 一

在梅贻琦写信的那个下午，蒋梦麟正在从香港赶往海防的船上。他是三校校长中最后一个离开沦陷区的。北大在平津的家底太厚、牵绊太多——仪器、图书、档案、教职员家属的安排——每一件事都像一根绳索绑在他脚上。等到他终于脱身南下时，北平已经入冬了。他在天津等了将近一个月才搭上一艘英国货轮，经上海转香港，再从香港往云南赶。船过琼州海峡时，蒋梦麟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的海岸线。他五十二岁了，做了八年北大校长。这八年里他把一所暮气沉沉的老衙门大学改造成中国最具活力的学术中心之一：他请胡适来做文学院长，请傅斯年来做史学教授，把北大从一个培养官僚的地方变成培养思想者的地方。然后日本人来了，这一切戛然而止。现在他手里提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的是北大仅剩的一点行政档案和几本最重要的会议记录。其他东西——图书、仪器、档案——大部分留在了北平。南开被炸了，清华被占了，北大被封了。三所大学加起来近百年的积累，现在只剩下这一千多个人和随身带出来的一点东西。船到海防时是清晨。蒋梦麟下船后立刻换乘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火车沿着红河河谷往上爬，窗外先是热带雨林，然后渐渐变成云南高原的红土丘陵。车厢里闷热拥挤，乘客大多是逃难的内地人和贩货的越南商贩。蒋梦麟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膝盖上摊着一本英文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但他读不进去。他在想一件事：三校合办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做成。长沙临大只存在了不到四个月。那四个月里他观察到了很多事情：清华的人做事有条不紊，梅贻琦把行政安排得滴水不漏；南开的人干劲十足，张伯苓虽然不在长沙坐镇，但他的办学理念通过黄钰生等人贯彻得很彻底；而北大的人——他自己的北大人——却显得有些茫然无措。这不能怪他们。北大的传统是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自由：教授自己研究自己的学问，学生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向，行政系统只是提供一个框架而不做过多干预。这种模式在和平年代运行得很好，好到让北大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但在战时的流亡状态中，当一切都需要重新组织、重新分配、重新协调的时候，北大的那种散漫就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加水时，蒋梦麟合上书，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这几行字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正式文件里，但它准确地概括了他此刻的判断：“三校合并势在必行。清华出制度，南开出干劲，北大出精神——若三者能合而不散，可成大事。”

他把笔记本合上，看着窗外渐渐逼近的暮色。火车还有一天一夜才能到昆明。## 二

张伯苓是三个人中最晚到达昆明的。南开被炸之后他就一直在重庆忙别的事——国民参政会的筹备、南开中学内迁四川的安置、以及他自己身体的问题（他的胃病在这一年恶化得很厉害）。等到他终于腾出手来赶赴昆明时，已经是五月中旬了。他到的那天正好赶上常委会开会讨论校舍问题。会议在迤西会馆的一间厢房里举行，窗户纸破了好几处，风把桌上的文件吹得哗哗响。三个人围着一张借来的八仙桌坐着：梅贻琦坐在上首，面前摊着一沓租房契约和修缮预算；蒋梦麟坐在左侧，手边放着北大方面的人员名单；张伯苓坐在右侧，刚进门时还在喘气——昆明的海拔让他的心脏不太舒服。议题只有一个：怎么安置即将到达的一千六百名师生。梅贻琦先报告了情况：昆华中学和昆华师范确定拿不到了；云南大学答应借出几间教室但杯水车薪；省立昆华农校有一栋空楼可以暂借但只能容纳二百人；剩下的人必须另找地方。“我派人去看了蒙自。”梅贻琦说，“那边有几处空着的房子：一个是蒙自海关旧址，一个是法国领事馆旧址，还有一个是哥胪士洋行的仓库。海关的房子最大，有三进院落，稍加修缮就可以做教室和宿舍。”

“蒙自离昆明多远？”张伯苓问。“火车一天一夜。”

“太远了。”张伯苓摇头，“三校合一本来就有协调上的困难，再把一部分人放在一天一夜之外的地方——”

“但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蒋梦麟打断了他，“除非你愿意让学生睡在马路上。”

张伯苓不说话了。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唯一可行、在事后看来却极其脆弱的决定：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时安置在蒙自；理学院和工学院留在昆明，租用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和昆华农校的空楼；校本部设在昆明崇仁街的一处民宅里；同时派人去滇南的叙永勘察是否有进一步疏散的可能。这个决定的核心逻辑是“化整为零”。既然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校园容纳所有人，那就把大学拆开，见缝插针地塞进这座边陲城市的缝隙里：庙宇、会馆、仓库、领事馆旧址、中学的空教室——任何能遮风挡雨的空间都可以变成课堂。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梅贻琦把那张租房契约收好，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会馆的天井，月光照在青石板地面上，几个学生蹲在廊檐下借着煤油灯看书，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月涵。”张伯苓叫了他的字,“你说我们能在昆明待多久？”

梅贻琦没有回头。“待多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他说,“我们能决定的是，只要还在这里一天，就把课上好一天。”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过，被印在校史里，被刻在纪念碑上，被反复书写为联大精神的核心表述之一。但在那个五月的夜晚，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屋子里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豪言壮语。它只是一个判断：一个基于现实处境的冷静判断，没有任何多余的修辞或情感渲染。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大学不能停摆，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活下去——仅此而已。## 三

蒙自从光绪十五年设立海关以来，一直是滇南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法国人在这里修了领事馆，希腊人在这里开了洋行，越南的米、英国的布、法国的酒沿着滇越铁路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云南的锡和普洱茶则沿着同一条铁路运出去。到了民国初年，蒙自的商业逐渐衰落，海关的业务量也大不如前，但那几栋西洋式建筑还在：红瓦屋顶、拱形门窗、走廊上的铁艺栏杆已经生了锈，院子里长满了野草。1938年5月4日，第一批文法学院师生抵达蒙自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一座曾经繁华过的边城，几栋正在朽坏的洋楼，以及一片无边无际的红土高原。带队的是中文系教授朱自清。他是从长沙直接坐火车绕道香港过来的，没有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不是因为他吃不了苦（虽然他确实不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而是因为临大安排他先行赴滇协调文法学院的安置事宜。他在四月中旬就到了昆明，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蒙自查看海关旧址的情况，再返回昆明向常委会报告，最后带着第一批师生再度南下蒙自。朱自清那年四十岁，头发已经开始花白，面容清癯，说话声音很轻但咬字极清楚。他在蒙自海关旧址的前院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工人们把那些堆积多年的杂物从房间里搬出来：旧报关单、破损的木箱、发了霉的麻袋、不知道哪个年代留下的煤油桶。灰尘扬起来，在五月的阳光下形成一团团金色的雾。“先把教室整理出来。”他对负责修缮事务的职员说,“宿舍可以晚两天，课不能等。”

教室设在海关闭最大的那间大厅里。大厅原来是报关大厅，面积大约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人同时上课；地面铺着磨得发亮的青砖；窗户很高很大，玻璃破了好几块，暂时用木板钉上了；天花板上吊着两盏旧煤气灯改装的电灯，灯泡只有十五瓦，白天上课基本用不上。黑板是从蒙自县城唯一的一家文具店里买来的：一块涂了黑漆的木板，架在两个木凳上就算讲台了。粉笔是整箱从昆明运来的；课本没有——长沙临大时期油印的那些讲义大部分在路上散失了或损毁了；图书馆更无从谈起：三校合并后的第一批图书还在海防等着转运呢，至少要再过两个月才能到蒙自。但课还是按时开了起来。五月五日早晨八点，朱自清走进那间由报关大厅改造而成的教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学生。一百二十个座位不够用，过道上加了条凳，门口还站着几个没挤进来的学生透过破窗子往里听讲。朱自清站到那块黑板前面，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他那标志性的轻而清晰的声音说：

“我们今天开始讲陶渊明。”

很多年以后许渊冲回忆那个早晨时写道:“海关的大厅里光线昏暗，朱先生站在一块临时架起的黑板前面讲陶渊明，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耳朵里。窗外有鸟叫，有马帮经过的铃声，偶尔还有火车汽笛声从远处传来。但教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觉得这不像是在逃难途中开的课，倒像是在北平某间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正常的上课日。”

这种“不像逃难”的感觉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产物而非自然发生的结果。朱自清在开课前一天晚上对几位年轻讲师说过一段话:“我们越是处在不正常的环境里就越要把课上得正常些因为对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能抓住的正常的东西了。”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正常”。在国破家亡、炮火连天的年月里，“正常”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一种需要刻意维护的东西，一种对抗混乱的精神策略。联大后来的许多做法都可以追溯到这句话所表达的判断之上：坚持考试制度，坚持论文评审，坚持学术委员会对教授聘任的审查权，坚持所有看起来繁琐而在战时似乎可以省略的程序。因为正是这些程序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骨架；一旦骨架散了，精神也就无处附着。

文法学院的课程表很快就排了出来。中文系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文字学概要等课程；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史学方法等课程；哲学系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伦理学等课程；外文系开设了英文、法文、德文等语言课程。每一门课都指定了主讲教授，规定了考核方式，明确了学分学时。这些信息被油印在一张粗糙的黄纸上，贴在海关旧址门口的布告栏里。纸很薄，墨迹洇开了一些，地方不太看得清楚，但学生们围在那里抄课程表时的神情是认真的，认真的程度甚至超过和平时期。

四

工学院的情况比文法学院更艰难

他们没有海关旧址那样宽敞的大厅可用工学院的主体被安置在昆明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和全蜀会馆这两处会馆都是清代云南与四川之间盐铜贸易兴盛时期修建的建筑格局是典型的西南会馆式样：门面不大里面却很深前后三四进院子两侧有厢房中间有天井天井里通常有一口井一棵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

但这些建筑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不适合做教室

会馆的房间是按照住宿议事宴饮三种功能设计的因此房间大小不一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大的则可以摆三四桌酒席但没有一间房间是按照“容纳六十人同时听课”的标准建造的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带着几个助教把所有房间量了一遍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拆墙

他们拆掉了迤西会馆第二进院子的四面隔墙，将原来四个小房间打通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间，面积约等于一间中等大小的教室。但也因此破坏了房屋的结构整体性，导致屋顶出现了轻微的沉降。每逢下雨天，雨水就会顺着沉降形成的缝隙渗进来，滴在学生们的笔记本上。那些笔记本是用当地土纸做的，墨水一沾水就洇成一片。学生们只好一边听课，一边用手帕或袖子护住纸面。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听课姿势：左手护纸，右手执笔，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紧盯着笔尖，随时准备避开下一滴雨。

比漏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铁皮屋顶

迤西会馆有一部分房屋年久失修原来的瓦顶破损严重修缮经费有限施嘉炀决定用最便宜的材料白铁皮来替换破损的瓦片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务实之举白铁皮每平方米的价格只有青瓦的三分之一而且重量轻施工快不需要专门的瓦匠师傅普通的木工就能安装

但没有人预料到铁皮屋顶在下雨时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昆明的雨季从六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九月。雨量不算特别大，但下雨的频率很高，往往一连下三五天，中间只停一两个小时。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发出的声音，不是瓦片那种细密的沙沙声，而是一种沉闷而响亮的咚咚声，像有人在屋顶上不停地敲鼓。当雨势加大时，声音也随之增大，整个教室就像坐在一面巨大的鼓皮下面，讲课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这种持续的轰鸣之中。

施嘉炀后来在一份回忆材料中描述了应对策略:“下雨时教师就暂停讲课在黑板上写板书学生在下面抄笔记雨停了再接着讲有时候一堂课要停三四次”

这种断断续续的上课方式持续了整整一个雨季。直到有位年轻讲师想出一个办法：每逢下雨，他就让学生们先自学讲义上的内容，等雨停了再用十分钟时间快速复述要点。这种教学节奏，虽然仓促，但至少保证了课程进度不至于因为下雨而停滞太久。这位讲师名叫吴晗，当时刚从清华毕业不久，后来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铁皮屋教会我一件事，那就是在任何环境里都要找到继续做学问的办法。哪怕办法很笨，哪怕效率很低，只要不停下来就行。”

五

常委会面临的真正困境不在教学而在行政

三校合并表面上是将三所大学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把三套不同的行政体系三套不同的财务制度三套不同的人事关系强行塞进同一个框架里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最早的摩擦出在经费分摊上

长沙临大时期经费分配相对简单因为时间短花钱少很多开支没有来得及细算到了昆明以后情况不同了租房修缮购置设备发放薪金每一项都需要明确的预算而预算的前提是三校对各自承担份额达成共识

清华，因为有庚款基金兜底，财政状况最好。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表态，清华愿意多承担一些公共开支。但这个表态并不能自动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涉及到北大和南开的自尊心，以及更重要的，各校对自己原有财产的控制权问题。北大方面认为自己带出来的图书仪器，虽然不多，但毕竟是北大的财产，不能无偿提供给清华或南开的学生使用。南开方面也有类似的顾虑。张伯苓虽然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三校一家，不分彼此”，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南开对于自己那点残存的家族底子看得很紧。

这个问题最终通过一个巧妙的制度安排得到了解决：常委会决定设立联合图书馆联合实验室等公共设施这些设施由三校共同出资建设面向全体学生开放但同时保留各校原有图书仪器的所有权并在使用规则中明确规定各校师生可以跨校借阅和使用这样一来既实现了资源共享又保全了各校的面子和财产权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人事

三校合并后许多岗位出现了重叠比如中文系原来三个学校各有各的中文系各有各的系主任各有各的教授现在合在一起只能保留一个系主任其他两位就必须另行安排这种安排涉及到面子地位薪酬等多重因素处理不好就会伤了和气伤了和气就会影响合作影响合作就会动摇整个联合大学的基础

梅贻琦在这个问题上展示了他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从不直接裁撤任何人，而是通过增设研究所、委员会、课题组等方式，为那些失去原有岗位的人创造新的位置。这些新位置听起来都有名目，都有职责，都不是虚衔，但，实际上并不承担多少实质性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智慧，不伤脸面地解决实质问题。代价是行政机构不可避免地膨胀了起来。联合大学的行政人员数量一度达到和平时期的两倍以上。

蒋梦麟对这种做法颇有微词他在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月涵为人太好凡事不忍拂人之意结果养了一大批闲人虽无害于大体然亦非战时应有之节约精神”但他同时也承认如果没有梅贻琦的这种“不忍”三校之间的摩擦恐怕早就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六

1938年6月下旬教育部的一纸公文抵达昆明

这份公文的正式名称很长叫做《教育部关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改校名及调整组织的训令》核心内容只有两条第一条批准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二条确认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设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由梅贻琦担任

这份公文标志着西南联大在法律意义上的正式诞生

但对于身在昆明的师生们来说，这只是一个迟到的官方确认而已。事实上，从五月四日文法学院在蒙自开课、五月十日理工学院在昆明开课以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名字已经在日常使用了好几个星期。油印讲义上印着它，布告栏上写着它，学生们的笔记本封面上也画着它。公文到达那天，没有人特别庆祝，也没有人组织什么仪式，一切照常进行：该上课的上课，该修缮房屋的修缮房屋，该算账的算账。

但这并不意味着命名不重要恰恰相反命名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它将一种临时性的流亡状态转化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存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名称中包含三个要素国字头表明这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办学西南表明它的地理位置与服务面向联合表明它的组织形态是三校合作而非任何一家的单独延续每一个要素都承载着特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含义

常委会对这份公文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在接文三天后做出的一项决定中看出来：他们决定立即着手制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织大纲》。这份大纲将明确联大的组织架构、学术治理规则、学位授予标准以及与三所母体学校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要趁这个机会把战时流亡大学的临时性转化为一种可持续运行的制度化框架，而不是得过且过地对付到战争结束为止。

大纲起草工作由蒋梦麟主持。他是三人中学法律出身，对制度设计最有心得。他用了大约两周时间，参考了欧美大学通行的治理模式，结合中国战时教育的特殊需求，起草了一份十二章的文件，提交常委会审议。这份文件确立了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规定校务决策须经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学术事务如课程设置、学位授予、教授聘任等不受行政干预，同时保留了三校各自的法人地位，以便战争结束后各校能够顺利复员。

这份大纲后来被称为联大宪章它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为这所流亡大学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尽管物质条件不断恶化尽管外部压力不断增加尽管内部摩擦从未完全消失但这个框架始终没有被打破过它像一副骨架支撑起了一个庞大而脆弱的身体让它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站立不倒

七

八月的一个下午朱自清从蒙自回到昆明参加教授会议

火车晚点了三个小时他到崇仁街校本部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那间由民宅堂屋改造而成的会议室看见二十多位教授围坐在一张长桌周围桌上铺着粗布桌布上面放着几盏煤油灯和一摞油印文件空气里弥漫着灯油味烟味汗味和旧木头散发出的霉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正在发言的是历史系教授钱穆他是从北大过来的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长文正在阐述为什么他认为联大应该加强通识教育减少专业分化钱穆说话带浓重的无锡口音情绪激动时语速很快手势也很大他的手在煤油灯的光影里划来划去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像一个正在演说的古代策士

朱自清悄悄在后排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旁边坐着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冯友兰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刚刚表决通过的两项决议第一项是关于设立共同必修课的方案所有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必须修读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和一门自然科学概论第二项是关于教授校外兼课的限制规定任何人未经教授会议批准不得在校外兼职授课违者扣发薪金

这两项决议都是针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回应。共同必修课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新生基础参差不齐的问题。由于战乱，中学生来源复杂，有的来自沦陷区，有的来自大后方；有的读过完整的高中，有的只读到高二就被迫中断学业。如果不统一补基础，后续的专业课程很难推进。而限制校外兼课则是为了遏制一种日益严重的现象：部分教授因为薪金不足以维持生计，开始去昆明的中学甚至私塾兼课，赚取额外收入。这在客观上影响了联大自身的教学质量，也在情感上伤害了那些坚持不兼课、宁可受穷也要守在教学岗位上的同事。

教授会议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激烈而坦率争论双方都不留情面有时甚至会拍桌子骂人但决议一旦做出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拒绝执行这是联大从一开始就确立起来的议事规则也是教授治校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

会后朱自清和冯友兰一起走出校本部沿着青云街往北走夜晚的昆明很安静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了门只有少数几家茶馆还亮着灯里面传来打麻将的声音月亮很大很圆挂在高原清澈的天空中把石板路面照得泛白

冯友兰忽然说:“佩弦你觉得我们能撑多久”

朱自清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们能撑多久但我知道我们已经在撑着了”

冯友兰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默默走了一段路，然后在翠湖边上分手，各自回住处去了。冯友兰住在青云街尽头的一间民宅里，朱自清住在翠湖北路的一间客栈里。两个地方都很简陋，但比起那些住在会馆集体宿舍里的学生来说，已经算是优待了，至少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可以在夜深人静时，不被打扰地读书、写作、思考那些困扰着他们，也困扰着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

八

九月下旬一个消息传到了昆明武汉失守了

这意味着日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中国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对于西南联大而言，这个消息带来的直接冲击有两个。第一个是生源问题：许多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彻底断了音讯，他们既收不到家里的汇款，也收不到家里的信，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撑同时断绝。第二个是士气问题：武汉失守让很多人意识到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更长，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而这种不确定本身，比任何确定的坏消息都更消耗人的意志力。

常委会紧急开会讨论应对措施这次会议的记录保存了下来记录显示他们讨论了三项议题第一如何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第二如何稳定教职员工的情绪防止出现大规模离职第三是否需要再次迁校向更安全的地方转移比如四川或西康

第一项议题很快达成了共识：设立紧急救济金，资金来源由清华庚款垫付一部分，向社会募捐一部分；救济对象为家庭沦陷区且断绝经济来源的学生；救济方式包括减免学费、提供伙食补贴、安排校内勤工俭学岗位等。 第二项议题讨论得比较激烈。部分常委认为应该给教职员加薪，以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些常委则认为加薪既会增加财政负担，还会加剧通货膨胀本身，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达成的折衷方案是：不加薪，但发放实物补贴，米、面、油、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由学校统一采购，按人头配给。这一做法后来演变成了联大特有的实物薪给制：教授的薪金一部分发现金，一部分发实物。实物部分虽然折算成现金并不比原来的薪金高多少，但在物价飞涨的年月里，实物比钞票可靠得多，因为它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三项议题关于是否再次迁校，争论最为激烈，持续了两天之久。最终否决迁校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再次迁校的成本太高，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人力成本，都超出了学校目前的承受能力；二是云南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要打进云南还需要穿越贵州或广西的山地屏障，短期内可能性不大；三是也是最深层的理由：不能再跑了。再跑下去，人心就散了。一所大学如果总是在逃命的路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学和研究；它必须在某个地方扎下根来，哪怕这个地方并不理想，哪怕这个地方随时可能面临危险，也得扎下去，因为只有扎下去才能长出东西来。 这一判断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产出那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培养出那么多杰出的人才，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没有再跑；它留在了昆明，留在了这个边陲城市，用自己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文明不需要完美的环境才能生存，文明只需要一群不肯放弃的人和一个可以暂时落脚的地方，就能够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活下去，并且活出一种尊严来。而这种尊严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弦歌不辍”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也不是后人附加上去的浪漫想象；它是一个具体的行政决策，一个务实的生存策略，一个在最黑暗的时刻做出的清醒判断——我们不能再跑了，我们必须在这里待下去，把课上好，把学问做下去，把学生培养出来。不管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在这几间漏雨的茅草屋里，在这几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在这几块临时架起的黑板前面，文明的香火还在燃烧；只要它还在燃烧，就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打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