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筹量天与格物致知

1939年秋天，华罗庚从英国剑桥归来已近一载。他在昆明西郊大塘子村租了一间牛圈上的阁楼，楼下牲畜反刍的声音夜夜透过楼板传上来，混合着草料发酵的酸味。他的大女儿华顺后来回忆，父亲总是坐在一只歪腿的木凳上，面前是一块搭在两只装香烟的木箱上的木板——那就是他的书桌。入夜后，煤油灯的光晕只够照亮桌上两尺见方的区域，他就在那块光里写他的《堆垒素数论》。

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的隐喻。这是一种物理性的现实：中国最好的数学家，正在牛粪的气味里，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重大推进。而他用来演算的纸张，多半是演算过一遍的草稿纸翻过来再用，或者从当地纸铺里买来的最劣质的毛边纸。那种纸吸墨不均匀，笔尖划过时会洇开细小的墨迹分支，像一棵树在纸上反向生长。

华罗庚的剑桥导师哈代曾写信劝他留在英国。留在剑桥，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图书馆，可以与维诺格拉多夫、利特伍德面对面争论。但华罗庚踏上了归国的轮船。他带回来一个直觉：堆垒素数论里的一个核心难题——“华林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可以用圆法来突破。这个直觉的推演需要大量繁复的三角和估计，绝大部分工作没有现成引理可以调用，全靠从头推算。

他在中学当会计时练出的心算能力，此刻成了救命的本事。没有计算器，没有充足的纸，他在脑子里推演三角和的变换。眼疾发作时，只能用一只眼睛靠近灯焰看书或写字。他的学生闵嗣鹤每周从城里步行十几里路到村子里来，两人挤在牛圈楼上讨论素数分布。华罗庚把写好的手稿交给他带到联大数学系去校对。那些稿纸被闵嗣鹤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油布包袱里，捆在背上，沿着田埂走回城里。有几次下大雨，他只能脱掉外衣裹住包袱，自己淋透，稿纸不湿一张。

这就是《堆垒素数论》诞生的物质条件。1941年，这部用毛边纸写成的手稿寄往苏联，维诺格拉多夫读后立即推荐在苏联科学院院报上发表。1947年，英文版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数学家独立完成的第一部世界前沿数学专著。菲尔兹奖得主塞尔伯格后来说，华罗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这些研究，是二十世纪解析数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但那是后话。在大塘子村的那些夜晚，华罗庚只知道一件事：素数的分布规律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它的解法不能等战争结束。战争会消灭很多东西——消灭城市，消灭图书馆，消灭人的肉体——但不能消灭一个定理的证明。证明一旦完成，它就永远成立。这个简单的信念，支撑着他在漏风的阁楼里度过几百个煤油灯下的夜晚。

他后来在一篇短文里写道：“在昆明，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是，我一想到堆垒素数论，就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这句话被后世反复引用，几乎快变成一种精神鸡汤的原料。但要还原当时的语境：这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一个数学家对自己生存状态的精确陈述——当他的全部注意力挂在三角和的收敛性质上时，饥饿和恐惧确实被推到了意识的边缘。这是一种纯粹的认知专注的产物，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数学的难度要求全神贯注。

物理学系的情况更为复杂。数学可以做到一张纸一支笔足不出户，物理不行。没有实验，物理理论就断了一条腿。而1938年的联大物理系，几乎没有像样的实验设备。

吴大猷在昆明西郊岗头村一间泥墙草顶的屋子里，试图重建北大物理系的实验能力。他从北平撤退时随身带出来一套光谱仪的棱镜——那是德国蔡司厂的制品，在战前也算中国物理界最贵重的几件家当之一。但现在他缺的不是棱镜，而是最基础的东西：抽真空的泵、稳压电源、甚至一段能用的导线。他在岗头村找了一间废弃的碉堡，顶部有个开孔。他把光谱仪架设在碉堡底层，用一面小镜子从顶孔把日光反射进来作为光源，开始带着学生做拉曼光谱实验。

没有光电探测设备，只能用肉眼在目镜后读谱。没有恒温恒湿，昆明的季节变化和碉堡的潮气影响着每一次测量的偏差。吴大猷后来回忆说，那套设备做出来的数据，精度大约只有战前北大实验室的十分之一。但就是在这间碉堡里，他把量子力学的前沿教给了杨振宁、李政道、黄昆和朱光亚。

杨振宁1938年入学联大物理系，1942年进入研究院师从王竹溪。但他在本科阶段就经常跑到吴大猷的实验室去。他回忆起初见吴大猷的情形：这位教授刚从城里跑警报回来，衣襟上还沾着防空洞边的红土，就坐下来给他讲狄拉克的正电子理论。桌子上摊着几页从美国寄来的《物理评论》打字稿——那是通过香港转寄过来的，往往延迟半年以上，纸张已经发黄褶皱。吴大猷用一支红铅笔在上面做批注，看完一页，递给杨振宁看一页。

他给杨振宁出的研究课题是“以群论讨论多原分子的振动”。这道题的背景是当时刚兴起的分子光谱学，需要用群论这种抽象的数学工具来分析分子振动模式的对称性。对于本科还没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难到近乎任性的选题。杨振宁后来反复说过，这个课题改变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把他引向了对称性原理——这正是日后规范场论的核心思想。

但需要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吴大猷要在这种条件下，给学生出这么难的题？答案是制度性的。联大物理系延续了战前北大和清华的传统：不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能力设上限。课程讲义的难度以教授自身的理解水平为准，不因为学生听不懂而降低。王竹溪开“统计力学”课，直接采用美国刚出版不久的专著做教材，里面涉及的大量偏微分方程，他要学生在草稿纸上从头推到尾。周培源教的“理论力学”，习题的运算量极大，一道题往往要用掉十来张纸。

1942年入学的本科生李政道，在二年级时被吴大猷选为助教。他上课时的状态与众不同：吴大猷讲完一个定理的推导，大部分学生还在做笔记，李政道的眼睛已经离开纸面，在看板词的空白处——他在想推导的前提条件能否放宽，推论能否向另一个方向展开。这个细节后来被吴大猷反复提到：“他上课时看的地方和别人不一样。”

这就引出联大物理教育的另一个特征：教授对学生的识别和提携，不靠考试，靠日常观察。因为考试制度在战时已经严重变形——纸张短缺，试卷只能油印，印刷质量时好时坏；跑警报打断教学进度，考试时间一推再推；有些学生要出去兼职，根本来不及系统复习。在这种情况下，考试成绩的区分度大大下降。教授们转而依赖更原始的判断：看学生提问的方向，看他课后讨论时关注什么，看他读文献时从哪个角度切入。

这套非正式的选拔机制效率极高。杨振宁回忆说，他在联大四年，从来没有感觉到师生之间有那种科层制的距离。教授们不把自己当成权威，学生们也不把自己当成容器。大家被同一个现实挤压着：书籍匮乏，仪器匮乏，时间被警报打断。在这种挤压下，教学关系被迫变得直接、密集、高度个人化。

周培源在联大教了八年理论力学，他的课堂在铁皮屋顶的教室里。下雨时雨点打在铁皮上声音极大，说话听不清。他就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等雨小一点再讲两句，雨大了再写。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推导公式，学生课后的功夫全在下课以后对着笔记把推导重做一遍。周培源不检查作业，他只在课堂上随机叫人上去推导。被点到的人如果推不出来，他就说：“下去，再想想。”没有惩罚，也没有羞辱，但学生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回去以后，得把前面的内容重新过一遍。

这种教学法的高光时刻，体现在1943年物理系学生的理论力学考试。周培源出了一道题，题干只有一句话，要求推导一个复杂系统的运动方程。整个考试只此一题，时间四个小时。解题过程中需要运用学期内学过的所有动力学原理，任何一步出错，后面的推导全塌。黄昆考完后对杨振宁说，这道题目他推了十几张纸，最后两页时手在发抖——不是因为怕不及格，而是解题的逻辑链条一直紧绷着，任何一步松弛都会断。

若干年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时，发现很多美国同行解微分方程的速度远不如他。他才意识到，联大那种极端的训练——没有参考书，没有计算器，全靠手推——在他脑子里刻下了一套高度自动化的数学直觉。这种直觉的代价是巨大的时间投入和近乎自虐式的重复训练，但它让理论物理学家在最需要活力和原创力的青年时代，具备了肌肉记忆一般的数学操控能力。

然而物理不能只靠理论。没有实验验证的理论迟早会跑偏，这是每个物理学家都知道的常识。而联大物理系的实验条件，用吴大猷自己的话说，“连战前清华一个普通中学的实验室都不如。”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没有精密仪器工业。战前的实验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北大物理系从德国蔡司公司订购光谱仪和干涉仪，清华物理系从美国通用电气进口X射线衍射仪，南开物理系用庚款从德国采购了一套完整的基础物理教学设备。战争一爆发，进口渠道全部中断。北平沦陷时，三校撤退匆忙，能带出来的仪器寥寥无几。1939年，日军占领海防，滇越铁路中断，最后的物资通道也被堵死。

叶企孙在清华时就主管物理系的仪器采购，他深知精密实验在基础物理研究中的地位。到昆明后，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的条件看来近乎徒劳的事情：试图从零开始自制实验仪器。他找来了一个从北平带出来的旧吹玻璃设备，在物理系隔壁搭了间棚子，自己动手做玻璃活。玻璃管要烧软、吹成型、切割、打磨——这些技术他从前只在美国留学时见过技工操作，自己从未动手。现在他要一窍不通地从头学起。物理系的年轻助教们轮流给他打下手，一面学理论，一面学吹玻璃。

后来有人做过统计，联大物理系自己造出来的仪器计有：三台教学用X射线衍射仪（但缺乏高压电源，只能用蓄电池组串起来凑高压）、一套迈克耳孙干涉仪（精度大约是商用仪器的五分之一）、几台简易光谱仪、大量教学用的静电计和电流计。这批仪器的精度充其量只能做教学演示，做前沿实验远远不够。但它们的存在本身有一个重要的教学功能：学生们亲眼看到了仪器的构造原理，参与了制造过程，被迫去理解每一个零部件背后的物理定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意外地培养了一批既懂理论又懂实验的物理学家。1948年，美国物理学家拉比访问北平，参观了清华物理系自制的仪器后说，这批中国物理学家“对仪器的理解深入到了螺丝钉的层面”。这个评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昆明那间吹玻璃的棚子。

但实验条件的限制终究是真实的，不是靠精神意志可以完全克服的。1940年以后，联大物理系的实验课已经简化到了极限，很多项目只能做定性演示，不能做定量测量。这对学生的实验素养是有损伤的。杨振宁晚年坦率地承认，他到美国后发现自己的实验能力远不如理论能力——这正是战时实验条件匮乏造成的短板。

理学院的困境不止于物理。化学系的曾昭抡在租来的民房里做有机合成，缺原料就从当地土产中寻找替代品，蓖麻油、桐油、松节油成为有机化学实验的主要试剂来源。生物系的吴蕴珍用学生伙食剩下的猪骨头煮沸脱脂后制作骨骼标本，用装罐头的铁皮打制成解剖刀。地质系的孙云铸带着学生沿滇缅公路测量地质剖面，锤子和罗盘就是从北平带出来的那几样，地图是自制的，坐标靠目测和步量。

这些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处境，与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一样：他们在中国最落后的边疆省份，守着几件从战火中抢出来的旧仪器，试图保持一门现代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中断。这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制度韧性和个人意志的故事。国家在打仗，政府在撤退，经费被裁减至七成后又被通货贬值吃掉大半——是什么让这些人留下？又是什么让他们在留下的同时，坚持做研究？

答案是两面的。一面是消极的：战争造成的人员流动阻塞，使他们客观上无法再出国深造或另谋高就。另一面是积极的：联大给了他们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不干预研究方向，不设置思想禁区，评聘和晋升只看学术水平，不看政治倾向或人事关系。

这个制度的骨架是教授治校。梅贻琦在清华推行了十几年的教授评议会制度，到了联大被三校联合的教授会继承下来。教师聘用、课程设置、学术评审，都归教授会管。常委会只管经费和对外交涉。这套制度在战时的意义是：它把学术事务的判断权交给了最了解学术的人，使外行的行政干预没有插手的缝隙。在这样一个制度里，一个科学家要做的，就是做他的本行，不需要在人际关系和官场周旋上耗费心力。

华罗庚只上过初中，没有文凭，但他解决了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的一个数论难题，就被清华破格聘为教授。联大续聘时，没有人质疑他的学历。因为在数学系的教授会上，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标准是他写出来的证明对不对。这种制度环境，对于一个在炮火下坚持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心理支撑。它告诉他：你在做一件纯粹的事，你的同行判断你的方式也是纯粹的。国家和民族也许暂时顾不上你，但这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还顾得上，还在坚持用学术的标准要求自己。

工学院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理学院可以做远离现实的纯理论，工学院不行。工程的本质是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实用技术，而在战争期间，这项转化的最直接指向，就是军事应用。

联大工学院以清华工科为主体，在战前就是中国最强的工科教育基地。到昆明后，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航空系师生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1939至1942年，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这条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腊戍，全长超过一千公里，穿越横断山脉，路况之险被美国随军记者称为“世界上地质条件最恶劣的公路”。联大土木系的师生被交通部征召，参与全线测量和桥梁设计。陶葆楷带着学生从昆明出发，沿路测量地形，记录岩层结构，绘制桥位图。他们的测量工具是经纬仪和水准仪——也是战前从清华带出来的旧货，精度只够勉强满足工程要求。

法籍土力学教授米士随着测量队一起上路。他发现滇缅公路沿线滑坡频繁，便带着学生做原地土力学实验，记录土样含水量和剪切强度。他后来提出的滇西公路边坡稳定方案，是亚洲最早的系统性工程土力学报告之一——同样写在没有格式的土纸上，用的是铅笔。

在航空系，王德荣和沈宗基在昆明北郊的简陋厂房里，试图造出中国自己的滑翔机和教练机。他们面对的难题既是缺乏电机和特种钢，还包括连合格的铆钉都买不到。最后他们从纽约华侨捐款中申请到一笔美金，通过缅甸进口了发动机和部分仪表，再从当地搜集竹子和帆布，硬是造出了几架能飞的滑翔机。1941年，这些滑翔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试飞成功，被移送到重庆作为空军训练之用。

电机系的章名涛和陈力为接到了军政部的委托，研制军用无线电通信设备。他们从香港偷运进来一批电子管——这就是留学归国学生帮着带来的那些——在昆明东郊一间民房里开起了地下工厂。没有示波器，他们就靠耳朵听电路的振荡频率；没有绝缘材料，他们用桐油浸过的纱布缠线圈。1942年，他们仿制出中国第一批自制的短波电台，功率虽然只有十几瓦，但在云南山区丛林中，这种低功率的小电台恰巧适应隐蔽通信的需要。它们被送到远征军前线部队手里。

这些工程成就放在战时急需的背景下，意义不言而喻。但必须同时指出另一个事实：工学院的师生心里很清楚，他们做的东西在技术含量上远远落后于美英。滑翔机和教练机的性能只相当于欧美三十年代初的水平，短波电台的稳定性远不如进口货，土木系的桥梁设计因为缺钢筋，不得不大量采用石拱结构，承载能力大打折扣。这种落差感是真实的。因为工学院的教授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他们知道自己教的、自己做的，在技术标准上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庄前鼎在给学生讲机械设计时，不得不把标准手册上规定的安全系数加大两三倍——因为本地铸造的铁件质量不稳定，不加大安全系数，根本无法保证不出事。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联大的科学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前沿”的？后世流行的一种叙事，说联大在茅草屋里做出了世界顶尖的科研成果。这个说法需要被仔细地审视和限定。

事实是：联大科学研究的原创性突破，主要集中在理论领域——数学、理论物理、一部分理论化学。因为理论工作不需要精密仪器，只需要头脑和纸笔。而在实验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联大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八年里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这不完全是联大自身的问题。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落后，使得精密仪器、高纯试剂、特种合金这些东西在国内根本没有供应。战争切断了外部供应后，实验科学就很难前进了。这不是精神能弥补的，不是意志能替代的，这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硬约束。

但这是否意味着联大的科学教育是失败的？完全不是。因为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真正的产出，是人才，不是单项的科研成果。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黄昆、王希季——这些人日后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域，绝大多数不在联大期间，而在留学美国和回国之后。联大给他们的，不是在茅草屋里世界一流的实验条件，而是在极端匮乏中仍不降低标准的理论训练，以及那种将追求真理内化为生命需求的精神气质。

这个结论必须建立在更严谨的因果分析上，而不能滑向浪漫化的赞美。联大的科学教育之所以能培养出后来的一流科学家，至少有三个可以确证的结构性原因。

第一，教授阵容的实力。战前三校经过二十余年建设，网罗了一大批受过西方完整学术训练的学者。吴大猷在密歇根大学受过严格的理论物理训练，周培源在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做过相对论研究，华罗庚刚从剑桥的哈代学派回来，叶企孙在哈佛做过高精度X射线衍射实验。这批人的学术水准，在三十年代就是国际一流的。战争中断了他们的科研进程，但没有抹去他们的学术判断力。他们仍然能辨别什么问题是前沿的，什么方法是有效的，什么样的学生有潜质。这种判断力构成了联大教学质量的基石。

第二，学生的选拔基数极大。三校合并后，联大面向全国招生，报考学生的总量远远超过任何一校单独招生时期。尽管在战时条件下招生考试的质量打了折扣，但基数足够大，筛选出来的尖子仍旧是千里挑一。更何况联大还继承了战前三校的在校生——杨振宁、李政道们报考的都是战前的老北大、老清华，他们本身就是那一代中学生里最聪明的头脑。

第三，教学上的不妥协。联大的课程要求不因战时而降低，教授不因物质限制而放宽标准。这种不妥协，在战时条件下是一种罕见的教育伦理。它意味着教授们承认：枪炮可以炸毁教室，通货膨胀可以榨干薪水，但这些都不能成为降低学术标准的理由。学术标准是独立于时局和物质的，它只服从真理。

这三条加起来，构成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联大在物质条件最匮乏的八年，却是民国高等教育学术训练最硬核的时期。不是因为战争有什么正面作用，而是因为有一批人，用制度和意志把战争的负面作用挡在了课堂外面。

但这种不妥协，是作为原则而不是作为普遍实态存在的。事实的另一面是：联大教师的生存状态，从1940年以后急剧恶化。通货膨胀恶化了所有人——教授、助教、学生——的生存条件。到1943至1944年，情况变得几乎不可忍受。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完成前后，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要靠妻子卖衣服维持的境地。吴大猷有一次为了买一瓶硝酸银做实验，把珍藏多年的一套美国教科书卖给了学生。周培源因为养了几匹马自己骑，被同事笑话“穷得养不起人，倒养得起牲口”——但事实是，他养马是因为马可以帮他从郊区驮运粮食和煤，比雇佣人力便宜。

物理系一位助教记过这样一笔账：1943年春天，他的月薪是法币三百元，当时一石米（约六十公斤）已经涨到四百元。也就是说，他一个月的薪水买不到他一家人一个月要吃的大米。教授的情况稍好一点，月薪在六七百元，但扣除通货膨胀，实际购买力只及战前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西南联大初期，三校拨付七成经费中4/7拨至联大，剩余3/7上交教育部它用。1939年后西南联大完全由政府负担，三校不再单独拨款。此时期，联大每年预算约为国币180万，但国币不断贬值，预算猛增致使政府无法拨付，校方只好向银行高额借贷。

在这种条件下坚持研究和教学，已经不是意志力所能完全解释的现象。必须引入另一个解释变量：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文化。当吴大猷在防空洞里跟杨振宁讨论群论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今天晚饭还未着落。但他同时知道，他的同事江泽涵、王竹溪、周培源也都在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当他看到周培源照样骑车二十里来学校上课，看到王竹溪照样在煤油灯下批改学生论文，他就觉得自己的苦不是孤立无援的。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性给了个人坚持的理由——不是道德上的理由，而是心理上的、社会性的支撑。

这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在跑警报时看得最清楚。每次警报拉响，教授们拎着各自的手稿和仪器往山坡上跑，在半山腰里碰到，互相看一眼，知道对方也还活着，也还带着他的那些东西在逃。这种彼此在场的感觉，比任何精神口号都有力量。

1944年秋天，吴大猷在物理系讨论会上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战后中国物理学之重建”。他坦率地谈到联大物理系现在做的实验，口径和质量都比不上美国三十年代的中等学院。但他随即说了一句话，大意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出一流的实验，而在于我们能不能保住做实验的人，让他们在战后以最快的速度接续上世界前沿。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联大八年，理学院真正的贡献是把一群人——教授和最有潜质的学生——团结在一起，在学术标准不被稀释的前提下，完成了理论训练的密集传承。这群人日后散布到世界各地，带走了联大教给他们的硬功夫。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能迅速赶上去。

杨振宁1945年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系里给他做了水平测试，发现他在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三门课上的基本功，甚至高于美国同龄博士生。美国人惊讶地问他在中国哪里学的，他回答：在昆明的铁皮屋顶下面。

这个回答里没有任何夸张。它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那些推导公式、那些演算草纸、那些在防空洞里被反复追问的概念，是真的被刻进了他的脑子里。不是因为天赋，而是因为联大没有给他别的选择。没有图书馆可以查阅资料，他只能把所有物理定律都背下来，睡着觉也能从头推到尾。没有实验可以验证推论，他只能靠数学的自洽性来判断理论的真伪。没有丰富的学术交流，他只能在导师的严格审查下，把自己的推理做得比钻石还硬。

这批联大培养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后来成为美国、欧洲、中国各地科学界的中坚力量，不是偶然的。他们被放进了一个极端的压力环境里，这个环境以匮乏为常态，以坚持为最低要求，以准确的逻辑为唯一的衡量尺度。在这种环境里能够存活下来的头脑，后来在任何环境里都很难被打倒。

当然，代价是真实的。1945年胜利后，联大理工学院盘点家底，发现八年里损坏或报废的仪器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存留下来的仪器，精度也严重下降。教授的平均体重下降了五到八公斤，很多人患上慢性病。有几位青年教师因为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在战后一两年内猝然病逝，只是没有留在统计数字里。

这些代价，不应该被“茅屋出大师”的浪漫叙事所覆盖。联大的科学成就是扎实的，但它建立在具体的伤害和丧失之上。每一个后来被写进诺贝尔奖和两弹一星名单里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在警报声里饿着肚子推导公式的青年，以及一位在防空洞里抱着手稿、眼睛盯着天空的教授。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昆明。联大教授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叶企孙做了一份理工学院的资产清点报告。他读完清单后停了很久，说了一句：“东西都坏了，人还在。”

这句话后来在联大校友中被多方引述，逐渐凝练成一句格言。但在当时，它的实际含义是：这些教授和学生，靠着一套不妥协的学术标准和彼此支撑的共同体伦理，在八年里守住了科学火种。火种本身不是火焰，它只是尚未熄灭的一团余烬，有足够的温度可以点燃未来。而点燃未来所需的薪柴——和平的环境、正常的经费、接入国际学术界的渠道——还都遥不可及。

叶企孙说完那句话，教授们没有鼓掌，也没有议论。外面的街道上响起了庆祝的爆竹声，他们只是互相看了看，然后继续讨论复员返京的日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