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的震惊与觉醒

北京，六国饭店，1909年9月。罗振玉的手指悬在照片上方不到三寸的地方，没有触碰，目光钉在照片上那半行墨迹上。照片摄下的是一卷唐写本《论语》郑玄注，纸色褐黄，乌丝栏清晰可辨，经文旁有双行小注，典型的盛唐经生体。他认得这个注本。三十年来，他只在《经典释文》和少量宋元人引文中见过郑注《论语》的残句，学界普遍认为这部书南宋以后就已亡佚。现在它就在这张照片上。

“原件在巴黎。”伯希和坐在桌子对面，面前摊着二十几张照片和一份手写目录。他的汉语每个字的声调都落在该落的位置上。“我带来的是照片。这批写本一共选了两千卷，存放在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

罗振玉拿起照片凑近窗边。初秋的北京天光很亮，照得每笔都清清楚楚。他看了很久，然后递给身旁的王国维。王国维接过照片，先看了一眼罗振玉的脸色——不是激动，是被击中后的沉默。“郑注《论语》？”“郑注《论语》。”王国维把照片放正，目光从经文移到注文，再移到纸背的骑缝押印。看到第三行注文时，他的手顿了一下。“这是真本。”语气不像判断，更像不得不承认的结论。

房间里还有董康、蒋黼、柯劭忞，都是学部官员，也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金石学家和版本学家。他们围坐在长桌旁，面前传阅着那些照片。每一张都标注着编号和内容提要：P.2005，《沙州图经》残卷；P.2502，《唐律疏议》残卷；P.2510，《论语》郑注卷第二；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4506，《老子化胡经》卷二。董康手里拿的是《沙州图经》残叶。他是唐代法律制度专家，编过《唐律疏议》校勘本，却从未见过唐代地方志的原写本。这张照片上的文字记录着唐代沙州的州县沿革、山川道里和户口赋税，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东西，却来自一个从未见过的版本。“《沙州图经》存了四十几行，”伯希和翻着目录，“另外还有一件《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存了五百多行，更完整。”“五百多行。”董康重复了这个数字，沉默了。

柯劭忞在看《往五天竺国传》的照片。他是《新元史》的作者，对中亚史地有深入研究。慧超这部书他只在《一切经音义》里见过零星引用，原书早已失传。照片上的写本虽然残破，但存留部分已足够让他判断出史料价值。

罗振玉转向伯希和：“这些东西，在敦煌？”

“莫高窟，敦煌县城东南二十五里，千佛洞。一个道士在三年前清理流沙时发现了洞窟北壁的耳洞，里面堆满了写本和绢画。我从中挑选了大约两千卷，主要是汉文写本，也有一部分粟特文、回鹘文和藏文。”

“挑选。”罗振玉重复了这两个字。

伯希和没有避开这个词。“我用了三周时间逐卷翻阅。藏经洞写本总数大约一万五千到两万卷，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的佛经抄本。我选择的标准是题记、年代、稀见文本和非汉文文献。”他说得很平静，像在陈述学术操作流程。但罗振玉听懂了：三周，一万五千到两万卷，逐卷翻阅，选择标准——一个拥有完备汉学训练的人在充足时间内，对一座未经整理的文献宝库进行了系统提取，提取走的是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

“剩下的呢？”

“还在洞中。我离开时王道士把洞门重新砌上了。但斯坦因先生去年已经买走了将近一万卷，还有不少绢画，现在在大英博物馆。”

“将近一万卷。”董康再次重复。房间里的沉默蔓延开来。这是1909年9月的北京，距离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已九年，距离斯坦因带走第一批写本已两年，距离伯希和完成挑选已一年多。在这九年里，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学者知道藏经洞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采取过保护行动。王道士向敦煌县衙、安肃道台和甘肃藩台都报备过，送过样本，请求过经费，得到的回应要么是敷衍，要么是廉价的“原地保管”。而现在，两个西方人先后抵达那座荒凉石窟，在几个月内完成了中国官场九年没做的事。

“伯希和先生。”罗振玉的声音压得极低沉，“你带来的这些照片，能不能让我抄录一份？”

“当然。我这次来北京，正是希望把这些材料介绍给中国学界。敦煌写本的价值远不止补缺辑佚。郑注《论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批唐代户籍、契约、社邑文书，还有失传已久的变文、曲子词、俗赋。这些材料将改写我们对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全部认识。”

罗振玉再次拿起那张《论语》郑注的照片，从纸纹看到墨色，从字体看到行款。他经手过无数宋元珍本，但照片上的东西比他见过的任何宋版书都要早四百年。他放下照片走到窗前，背对着房间，王国维能看见他背在身后的手在微微收紧。“伯希和先生，你说剩下的写本还在洞中。有多少？”

“大约八千到一万卷。大部分是佛经抄本，但不排除有更早的写本或非汉文文献。我只有三周，不可能每卷都细看。”

罗振玉转过身，目光越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拿到它们。”

当天晚上，罗振玉回到住处，坐在书桌前，面前铺着从伯希和那里借来的照片和目录抄本。目录是铅笔写的，法文和中文并列，每一行都是一个书名，每一行都是一段消失的历史。他一行一行地看。这些写本的价值超过了过去二十年他在琉璃厂收过的所有珍本总和——不是数量的差别，是性质的差别。宋元刻本最早不过十一世纪，而敦煌写本最早可追溯到四世纪。那个时代的手迹，现在就在照片上，就在巴黎，就在那个他从未去过的藏经洞里。

他看到了《老子化胡经》——道教史上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经典之一，据说东晋时由道士王浮伪造，唐代以后即被禁毁失传，明清两代学者只能从佛教典籍的驳难文字中辑出零星佚文，从未有人见过原书。现在它出现在伯希和的目录里，编号P.4506。他看到了《唐律疏议》残卷，传世本的底本是元代刻本，这个敦煌写本比元刻本早了至少四百年。他看到了变文——伯希和特意提起了这种失传已久的叙事性说唱文体，使用的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和所有传世文献都不一样。

罗振玉放下目录，拿起笔。他没有写文章，没有写感叹，他写的是电报草稿。

“陕甘总督钧鉴：敦煌莫高窟藏有唐代写本近万卷，已为英法两国人购去大半。事关国粹，亟应抢救。恳请电令敦煌县将剩余写本全数押解来京，运费由学部垫付。”

写完后他看了两遍，把“运费由学部垫付”划掉，改成“运费请由该省先行垫解，学部随后归款”。考虑了一下，又把“先行垫解”划掉，改成“即行垫付”。他知道地方政府的效率，任何留有余地的措辞都可能成为拖延的借口。“先行”意味着可以等，“随后”意味着可以不急。他需要的是“即行”。

他又拿过一张空白信笺，开始给学部尚书唐景崇写信。他知道电报只是呼吁，真正的动作必须在学部层面启动，需要一份能穿透甘陕两省官僚层层推诿的正式部令。“敦煌写本一事，关系至重。英人斯坦因已取去近万卷，法人伯希和又精选二千卷携归巴黎。现存洞中者虽多为佛经，然亦不无零圭断璧。若再为外人所得，或为地方官吏私相授受，将无可挽回。”

他停下来，想起王圆箓。伯希和提到过这个道士——退伍士兵出身，在莫高窟住了十几年，靠化缘和香火钱维持着几座破败佛殿的修缮。就是他发现了藏经洞，向地方官报告，被敷衍，再报告，再被敷衍，最后在斯坦因和伯希和的金钱面前打开了洞门。你能怪他吗？罗振玉没有在信里回答这个问题，继续写道：“拟请部中电致甘督，转饬敦煌县，将藏经洞所余经卷悉数封固，解送学部。所需运脚各费，由学部酌拨。”

写完信已是深夜。他吹灭蜡烛，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窗外虫鸣很轻、很细。

第二天，罗振玉找到董康和蒋黼，三人在学部衙门小客厅里坐了一个时辰，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行动，而是怎么行动。“电报要快，”董康说，“伯希和还在北京，消息随时可能传到日本和俄国。日本人知道了必定会派人去。俄国人已经在中亚活动了。”蒋黼接着指出，1905年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已从敦煌带走一批写本，当时几乎没引起任何注意，“如果日本人再进去，洞里剩下的东西也保不住了。”

“电报今天就要发。但电报不够。甘陕总督衙门我们打过交道的，去年为了流沙坠简的事，发的函三个月才回复。”

“所以要让学部直接下文书，派专人送。”

“派谁？”

罗振玉沉默了一会儿。“我先垫运费。学部拨款流程走下来至少要一两个月，东西不能等。我手里还有些现银，可以先垫出来。”“我和你一起垫。”董康说。“也算我一份。”蒋黼说。三人各自报了一个数目，加起来大约足够支付从敦煌到北京的骡马转运费用。这不是一笔小钱——罗振玉的俸禄和收藏收益这些年大部分都投进了甲骨和古籍的收购——但他没有犹豫。

当天下午，罗振玉带着拟好的电报稿和呈文直接找到唐景崇。唐景崇正在看一份关于各省设立小学堂的奏折，罗振玉没有客套，把伯希和的照片放在桌上，把写好的呈文递过去，将事情从头说了一遍。唐景崇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他是进士出身，做过翰林院编修，对传统学术有相当的素养。他拿起照片看了几张，又拿起目录翻了几页。“这些东西，都是你说的那种——孤本？”

“大部分是。尤其是那些非汉文写本和变文之类，传世文献中完全未见。郑注《论语》自南宋以后失传，我们只能从《释文》和《集解》里辑出一些佚文，现在完整的写本出现了，却是在巴黎。”

“巴黎。”唐景崇重复了这个词，把罗振玉的呈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你的意思，是让学部直接给陕甘总督发电，要求他把敦煌县剩下的经卷全部押解进京？”

“这是最快捷的办法。先封存，再解运。东西只要还在洞中，随时可能再次流散。伯希和说王道士曾向他抱怨，给县衙门送去的样本，有的被老爷们留下了，有的被转卖了，有的下落不明。”

唐景崇沉默了一会儿。“甘陕总督现任是长庚。这个人不是不理政务的人。但甘陕两省地方太大，县衙一级的官吏很多都是混日子的。我们发一封普通电报过去，长庚批给布政使，布政使批给道台，道台批给知县，知县派个衙役去看一眼——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要明电。写明这是学部直接交办的事，写清存留写本的大致数量和价值，要求甘督亲自督办，限期呈复。”

唐景崇想了想，点了点头。他叫来幕僚，口授了一份电稿，措辞基本采纳了罗振玉的建议，只在末尾加了一句：“事关国粹，万勿延搁，仰即速办具复。”

电报发给长庚——陕甘总督，驻兰州。长庚收到电报时已是下午。幕僚把电报呈上来，标注着“学部急电，事关敦煌”。长庚读了一遍。他没有见过敦煌写本，也没听过藏经洞的消息，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学部的直接指令。学部是中央部院，直接给总督发电，措辞又是“事关国粹万勿延搁”，意味着此事已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他叫来藩司衙门的人，让他们去查有没有关于敦煌写本的旧案卷。藩司的人回去翻出了早年敦煌县和安肃道报上来的几份文件——有关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原禀，有关于请求拨付修缮经费的呈文，有关于送呈样本给省城鉴定的函件。最早那份原禀的日期是1900年7月，距今已九年。

长庚看着那叠落满灰尘的案卷，沉默了很久。他不是那种特别关心古物的人，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官僚。当学部直接发电给总督，用的又是如此严厉的措辞时，这件事就不容他慢慢处置了。“给敦煌县发电。急电。让他们把藏经洞里现有的经卷全部清点封存，不准任何人取走，不准任何外人靠近。等省里派人去接收，然后押运进京。”“省里派谁去？”长庚想了想。“让安肃道的廷栋亲自去。告诉他，这是学部直接交办的差事，办不好，我拿他是问。”

第二天，两道电报从兰州发出。一道发往敦煌县，要求“即将藏经洞所存经卷画像等物悉数查点封固，饬该管王道人暂行看守，俟省派委员到日，即行起运”。另一道发往安肃道衙门，要求道台廷栋“亲赴敦煌，督同县署，将所有经卷悉数查点造册，妥为包裹，派员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廷栋收到电报时正在酒泉视察水利工程。他是安肃道道台，辖区包括敦煌。三年前，王道士曾给他送过几卷藏经洞的写本，他看了一眼，觉得是些旧纸旧字，随手放在书架上就忘了。现在省里的电报说这些东西要全部押运进京，还说学部直接过问了此事，他才意识到那些“旧纸旧字”的分量。他当天就从酒泉出发，赶往敦煌，路上走了四天。

到莫高窟时已是傍晚。王圆箓正在下寺前的空地上劈柴。他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道袍，袖口磨得发毛，肩膀处补了两块颜色不同的布。他听见马蹄声，抬起头，看见一队人马从沙坡上下来，为首的是一个穿官服的中年人。他放下斧头迎上去。廷栋在马背上打量了一眼这个道士——矮，瘦，皮肤被西北风沙打磨得粗糙黝黑。“王道士。省里来的电报。藏经洞里的东西，现在还有多少？”

王圆箓愣了一下。上一次有官员来问藏经洞的事，已是好几年前了。那些年他送样本，送报告，求经费，都没有下文。后来斯坦因来了，给了他二百两银子，带走了几十箱东西。再后来伯希和来了，在洞里待了三周，给了他五百两银锭，又带走了几十箱东西。现在，官老爷终于来了。“还有。都在洞里封着。”

“带我去看。”

王圆箓领着廷栋穿过院落，走上十六窟前的甬道。那道土坯墙是他亲手砌的，在伯希和走后的第二天。泥缝还没完全干透，上面粘着几根干草。“打开。”廷栋说。王圆箓拿来一把锄头，小心地敲开泥封。土块落下，露出后面那道低矮的木门。他推开门，一股干燥的、略带霉味的空气从黑暗中涌出来。廷栋弯腰跨进去。洞不大，长宽各不到一丈，高也只一丈多，但里面堆着的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密集的纸张——一捆一捆的经卷，一层一层摞着，从地面一直摞到洞顶，有的用粗布包裹，有的用麻绳捆着，有的就那么散放着，露出一截泛黄的纸边。洞壁上有彩绘的壁画，近侍女和比丘尼，晚唐风格，颜色已经暗淡，线条还清晰。

廷栋在洞里站了一会儿。他不是学者，看不懂这些经卷的内容，但他是一个在西北做了十几年地方官的人，知道什么是“旧物”。这洞里堆积的不只是一些旧纸，而是一座被埋没了近千年的宝库。他退出来，对王圆箓说：“从现在起，这些东西不准你再动分毫。省里会派人来清点造册，然后押运进京。”

王圆箓点了点头。他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争辩。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有人来，看过了东西，说一些话，然后走。区别只在于，有的人留下了银子，有的人留下了空话。

廷栋回到县衙，连夜拟了一份呈文，汇报初步情况：“遵查莫高窟藏经洞内现尚存汉文及藏文经卷约八千余卷，尚有绢画佛像若干幅。已饬王道人即行封存看守，不准擅动。俟清点造册完竣，即行派员押运进京。”

清点工作随即开始。方法很原始：几个人把经卷一捆捆从洞里搬出来，摊在十六窟前的空地上，由县衙书吏逐卷登记——卷名、字数、品相、有无题记。写本在黑暗的洞里待了近千年，突然暴露在西北强烈的日光下，纸面上的墨迹泛出暗淡的光泽。有些纸页在搬运中碎裂了，碎片从手指缝间落下来，掉在沙地上。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些碎片。书吏把较大的捡起来夹进清册的折页里，较小的就留在沙地上，被风吹走了。

清点持续了好几天。最后结果是：残存经卷共八千数百卷，另有绢画若干幅，藏文经卷若干夹。这个数字报到了兰州，又从兰州转到了北京。

罗振玉收到消息时已是十月中旬。长庚的回电到了学部，说“已饬安肃道亲往敦煌查办，据禀存余经卷约八千余卷，现正造册清点，不日即可起运”。罗振玉看了这份回电，沉默了很久。不是因为八千卷这个数字——这和他预想的差不多——而是因为他终于确认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官场用九年时间走完从“发现”到“开始行动”这段路的时候，斯坦因的驼队已经把近万卷写本送到了伦敦，伯希和的驼队已经把两千卷精选写本送到了巴黎。而中国的八千卷残存，还在敦煌的沙地上等待清点。

他没有时间感慨。收到回电当天，他就开始着手为这批即将到京的写本寻找存放之地，同时向学部申请用于后续整理、编目和刊布的经费。他还给伯希和发出了一封信，请求伯希和把已运到巴黎的写本照片借给他抄录刊印。信的措辞很客气，但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紧迫感。他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已把那些写本收进了东方写本部的库房，一旦入藏就会获得永久编号，被系统性地保管和研究。那些写本不会再流散了，巴黎已经锁住了它们。他写道：“此去巴黎道远，亲往披阅，势所难能。拟请先生将所携各写本照片，悉数寄示，或就所藏择其要者，先行影印，俾中土学者得窥崖略。所需费用，当由鄙人筹付。”

这封信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关系的开启：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学术的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手里。巴黎拥有自主研究敦煌写本的能力——伯希和本人就是汉学家，法国还有沙畹、莱维这样的东方学大家——而中国学者甚至还没看到那些写本的全貌。但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1909年10月底，一封电报从学部发出，接收方是陕甘总督长庚。在学部档案留存的底稿上，最初的版本还带着官场公文常见的虚词和转圜余地，但在罗振玉等人的坚持下，那些虚词被逐行删去，只剩下最核心的指令：“敦煌藏经洞所存经卷，无论全缺，即日悉数封存，派员解京。所需运脚，由部拨给。该督即饬该管道府亲往查办，毋得疏忽。”

“悉数”——不是“酌量”，不是“拣选”。“即日”——不是“俟后”，不是“择期”。“亲往查办”——不是“转饬查照”，不是“仰即核办”。这封电报的措辞变化，折射出一种正在缓慢发生的认知跃迁。学部——这个晚清最后几年才设立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从未对任何单一地点的文物遗存发出过如此严厉的保护指令。它对敦煌写本采取的这个动作，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罗振玉个人震惊，到小范围学界共识，再到中央机构直接干预的快速三级跳。

电报发出后，罗振玉没有停。他和董康、蒋黼三人凑齐了运费，又向学部递交呈文，请求从“图书局经费”项下拨出专款。唐景崇在呈文上批了“照准”。

1909年11月，兰州派出的接收队伍抵达敦煌。带队的是安肃道道台衙门的一个委员，姓刘，名字在档案里只留下一个姓。他带来了一纸清册格式、几张封条和一笔运费——这笔钱来自学部拨款，经过甘肃藩库转拨，数字不大，但足够支付从敦煌到兰州的骡马脚价。清点和打包就地进行。王圆箓再次打开那道土坯墙，搬运工们把经卷一捆捆地从洞里搬出来，由县衙书吏逐一核对清册。有些经捆的外层粗布一碰就碎了，露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页。每一捆都要重新包裹——书吏用油纸和棉布，一层一层地把这些脆弱的唐代纸页裹紧，像是在包裹某种随时可能碎裂的东西。

打包用了好几天。最后所有经卷被装进新的木箱，每只木箱上贴着封条，封条上盖着安肃道衙门和敦煌县衙的朱印。一共装了若干箱——档案记录是三十余只木箱，具体数字各说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八千数百卷残存写本，在它们重见天日九年之后，第一次有了官方的封条。

驼队在十一月下旬出发。从敦煌到兰州，要走将近一个月的沙路，穿越戈壁和荒滩，经过嘉峪关，再到河西走廊东部。押运的人带着甘督的派文，每到一个驿站换一次马料，补充一次干粮。木箱被绑在骡马背上，用粗麻绳勒紧，绳索在木箱上压出深深的凹痕，在西北的寒风中不时发出吱嘎的声响。

罗振玉在北京等这批箱子。他不知道箱子里具体有些什么——廷栋和刘委员的清册还在路上，比驼队走得慢——但他知道里面一定有值得的东西。那是金石学家对古物的直觉，也是文献学家对“存余”的理性判断：伯希和选走了最精的，但精不等于全，而在学术研究中，“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完整的藏经、系统的寺院文书、成批的社会经济契约，这些东西伯希和未必都带走，因为他只有三周，因为洞里的东西太多。

十二月中旬，第一批木箱抵达兰州。长庚亲自验看了封条和清册，下令换装大车继续转运。从兰州到北京的路更远，要经过陕西、山西再到直隶。冬天的黄河已经封冻，不能走水运，只能在冰面上铺木板，让骡马拉着大车从冰上过。这段路上有一批木箱受损——档案里只留下一句“沿途冰雪颠簸，箱有破损者”，没有说明破损程度，也没有记录有没有写本散落或损毁。那个时代的公文就是这样：重要的事情被三两个字盖过，而那些被盖过的细节，可能是一条再也无法找回的学术信息。

1910年1月，驼队转大车，大车走完了最后一段路，进入北京。押运官员把木箱送到学部衙门指定的一个院落，卸车，核对封条，验看清册，封存入库。罗振玉是第一个赶到卸车地点的中国学者。那是冬天下午，院子里堆着三十几只木箱，有些箱角在运输中磕破了，露出里面油纸包裹的经捆。封条还贴在箱子上，红色的朱印经历了千里风霜后变得模糊，但还能辨认出“安肃道印”和“敦煌县印”的字样。他站在这堆木箱中间，周围是卸车的嘈杂声，但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些木箱上。它们终于到了。它们迟到了九年。在这九年里，最好的部分已经去了中国学者无法轻易触及的远方，但剩下的部分还在——就是这三十几只木箱里的八千余卷。

一个文员拿过来清册请他过目。罗振玉没有立刻打开，先摸了一下木箱上那个磕破的角。油纸下面露出一截褐黄色的纸边。他小心地把油纸掀起一角，看见下面是一卷唐写本《大般涅槃经》，字迹工整，品相尚好，天头有一行小小题记：“开元十年三月十五日，弟子张守珪敬写。”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距离它被装进这个木箱的那一刻，已过去了将近一千二百年。

罗振玉放下油纸，打开清册。清册是毛笔誊写的，密密麻麻列着卷名和编号。他一页一页地翻，越翻越快。绝大部分是佛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大般若经》——抄本年代从北魏到五代都有，很多有题记，很多有写经生和供养人的名字。但也有别的东西：几卷道经，几页医方，几件契约残片，几叶不知名的残破文书。清册最后附着一句话：“内有一捆，纸色甚古，字不可识，疑非汉字。”

罗振玉的目光停在这句话上。他很想立刻把那只木箱撬开，找到那捆“字不可识”的写本，看看到底是什么文字。但他克制住了。现在不能急——这些木箱刚刚运到，封条还在，交接手续还没办完。他把清册合上还给文员，走到院子里避风处，拿出随身携带的铅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了几行字，大意是：清点要在确保封条完整的前提下进行；每一卷都要核对清册上的对应编号和题名；凡发现有破损、虫蛀、粘连的，要分开保存，不要强行剥离；凡有题记的经卷要单独列出；凡“非汉字”的写本要立即通知他来看。这不是一份正式部令，只是写给他自己的备忘，但语言清晰、具体、可操作，展现出一个成熟文献学家的思维习惯：他知道这批东西不能再像在敦煌时那样被随意搬弄和翻动了，它们需要一种新的对待方式——那种方式，叫“现代文献整理”。

写完备忘，他再次走向那堆木箱。搬运工人们正在按照清册编号把木箱搬进库房，冬天的日光斜斜地照进门框，在地上切出一条明暗分界的光带。木箱被推进黑暗里，一只接一只，影子在地上拖动，然后消失在光带后面。罗振玉站在光带这边，看着木箱消失的方向。他知道这些木箱里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它们将填补中古史的大量空白，将改写经学史、文学史、社会史的某些章节，将为未来的中国学术提供一种全新的史料类型——不是经过后人反复抄写翻刻的传世典籍，而是一千年前的第一手书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面对的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地下之新材料”。但他也知道，填补空白的前提是有人去研究，而研究的前提是整理、编目、释读、刊布。这需要时间，需要经费，需要人，需要方法，需要一种中国学界目前还不完全具备的东西：现代版本目录学的系统训练。伯希和在三周内翻完了近两万卷，靠的就是那种训练。而罗振玉和他的同代中国学者——尽管拥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在面对这样一批规模庞大、内容庞杂的原始文献时，仍然缺乏系统性的处理方法。

但这个差距正在缩小。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了。第一件事在学部：唐景崇在罗振玉推动下，同意将这批写本暂时存放在京师图书馆，由学部图书局派人进行初步编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部门出面，对一个地方的出土文献进行系统性收藏和整理。第二件事在学界：罗振玉开始联络王国维、董康、蒋黼、柯劭忞等人，讨论如何尽快把这批写本中的精华部分影印出版。“我们先做，”罗振玉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说，“等学部批下来，可能又是一年。”

“先做”这两个字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中国学术开始摆脱单纯的官僚依赖，转向一条主动组织、自主推进的道路。这种自我组织能力是学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会一夜成熟，但已经在发芽。

会面地点在罗振玉的寓所，时间是1910年初春。北京柳树开始冒芽，院子里老槐树的枝条上鼓着米粒大小的绿点。几个人围坐在书房的长桌旁，面前放着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一部分写本和罗振玉手抄的目录。王国维拿到的是一卷《论语》郑注的抄本——不是伯希和拍摄的那卷，那是巴黎的P.2510，这卷是学部从敦煌运回的箱子里的，同样也是郑注《论语》，但纸张更残破，存留的行数也较少。即便如此，当王国维把它摊开，一行一行读下来时，他的手开始了那种极其微小的颤抖——不是激动，是吃惊。唐代学子读《论语》，读的不是何晏的《集解》，不是朱熹的《集注》，而是郑玄的注本。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系统，一个更为古老、更为质朴、更为贴近汉代经学传统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主体文本，已经失传了近一千年。现在它们从敦煌的沙子里出来了，从巴黎的库房里出来了，也从眼前这个破旧木箱里出来了。“这是天壤间第一等珍秘。”王国维放下经卷，语气平静但用词极重。

罗振玉没有接话。他正在翻看那卷他特别关心的“字不可识”的写本。这卷写本已经拆开了油纸，平摊在桌上。纸张比一般的汉文写本厚，颜色更黄，墨色更深。上面的字形他确实不认得——不是汉字的任何一种字体，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字母式的，横写，从左到右，每个字母之间有连笔。“这是粟特文。”蒋黼凑过来看了一眼说。“你确定？”“我在伯希和的照片里见过类似的。粟特文是可以定的。但这卷写的是什么内容，恐怕国内没有人能释读。伯希和或许能，他懂伊朗语。”“国内还有谁懂？”沉默。

这就是差距的具体形状。不是道德上的高下，不是爱国心的强弱，而是知识结构的差异。伯希和懂得包括汉语、粟特语、回鹘语、藏语、梵语在内的十三种语言，他的学术训练覆盖了从中国古典文献到中亚历史语言的广阔领域。而当时的中国，不要说粟特文专家，就是懂梵文的学者也寥寥无几。

但沉默并没有变成沮丧。罗振玉把那卷粟特文写本小心地合上，放回油纸里，说：“先编目。释读的事，人可以慢慢找，找不到就请人。伯希和不是说过吗，法兰西学院可以帮我们释读一部分。”

这是另一种态度。不回避差距，但也不被差距压垮。承认缺失，然后寻找弥补的方法。董康摊开一卷《唐律疏议》残片，律文他都能背，但写本上的律文和传世本之间有几处重要异文，他拿来纸笔开始逐条比对。柯劭忞在看一份《西州图经》残片，里面有一段关于唐代西域交通路线的记载，他拿过一张地图，用手指沿着书中的路线比划。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翻纸的声音和偶尔的低声讨论。外面槐树在春风里轻轻摇动，投在窗户上的影子微微晃着。这间书房里的人正在用他们能想到的所有方法，去追赶一个已经跑得很远的对手。他们手里没有巴黎那种系统性的科研体制，没有国家图书馆那种完备的编目工具，甚至没有一个能读粟特文的助手。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任何外国学者都不具备的：他们是在自己的文明脉络里理解这些文献，他们能听见经卷上那些字的呼吸。

罗振玉站在书桌前，看着摊在桌上的写本、目录、笔记和卡片。这些东西很乱，但乱中有序。他知道今天在这间书房里所做的工作，将是未来编目和刊布的基础。这个基础还很粗糙，但它是中国的敦煌学迈出的第一步。他拿起笔，翻开一本新的簿子，在第一页写下标题——“敦煌石室书目”。下面是小字：“据巴黎照片、学部库藏及各家过录，汇录待补。”

这就是起步。从一份不完整的书目开始，从能看到的材料开始，从能做的工作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他只是在做他认为必须马上做的事情。

1910年春天，学部正式下令在京师图书馆内设立专门的敦煌写本保管处，派专人看守，定期检查，非经特别批准不得提调出库。这批写本从地方衙门的漠视中走出，此刻进入了一个带有明确行政指令的保管状态。这不是完美的保护——京师图书馆当时并没有恒温恒湿的设备，也没有专业的古籍修复技师，写本还是会被虫蛀，会在潮湿的夏天发霉，会在干燥的冬天脆裂。但至少，它们不会被人用几十两银子的价格转手出去了，不会被当做废纸糊窗户了，不会在洞窟里继续腐烂了。从“任其流失”到“强制封存”，这一步走得很慢，但方向已经明确。

同年夏天，罗振玉自费刊印的《敦煌石室遗书》第一册出版。这是中国人刊印的第一部敦煌文献影印本，收录了他从伯希和照片中抄录的经卷和从学部库藏中精选的写本，共二十余种。用的是石印技术，图片质量不高，很多字迹模糊不清，纸张也是便宜的竹纸，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已经是他能做的最好版本了。他在自序里写道：“敦煌所出古写本，为天壤间仅存之秘。其已流出海外者，吾人今日力不能致之；其尚存中土者，吾人今日力所得致之。尽其在我而已。”

“尽其在我”——这四个字，是罗振玉对伯希和那趟驼队的回答，也是对那个“学术废墟”的回答。

而这只是开始。罗振玉不知道的是，在巴黎，伯希和已经开始系统性地研究他带回去的那些写本了。在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阅览室里，伯希和摊开了那卷编号P.3532的《往五天竺国传》，旁边放着《大唐西域记》的刻本和一份中亚地图。他在做一件罗振玉和王国维很想做但暂时做不到的事：把敦煌写本置于整个亚洲内陆的历史地理网络中，进行跨语言、跨文明的综合研究。他手里还有一件更特殊的写本——三份粟特文古信札，编号P.2、P.3、P.4。这三件写本都残破不堪，纸色深褐，字迹漫漶，但在伯希和眼里，它们是整个敦煌写本中最珍贵也最难释读的部分。因为它们是公元四世纪初粟特商人在西域写下的信件——比任何汉文写本都要早，也比任何传世文献记录的西域商贸活动都要早。它们将改写人们对丝绸之路商业网络起源时间的全部认知。而这，只是罗振玉在那份法国目录上看到“粟特文”三个字时，尚未能想象的内容。

同一时期，王国维开始用他从罗振玉那里看到的敦煌写本材料，配合他一直在研究的殷墟甲骨文和流沙坠简，撰写一系列关于古代制度、语言和文献的考证文章。他使用的是一种全新的方法——不是传统的经疏考据，而是把甲骨、简牍、写本这三种“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进行交叉比对，互相印证，推求古代制度的本来面目。他在1910年秋天完成的一篇关于唐代户籍制度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是：“敦煌所出唐户籍残册，足以正两《唐书》及《唐六典》之失。”

“足以正”——不是“可以补”，不是“略可见”，是“足以正”。这个动词的变化，标志着一种学术自信的重建。中国学者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消化这批新材料，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去驱动研究，不再仅仅跟在西方汉学家后面追索照片和释文。

但他们还缺一样东西。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头看1909到1910这两年，会意识到中国敦煌学在诞生的那一刻就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困境：核心史料在巴黎和伦敦。巴黎有最精的两千卷，伦敦有体量最大的近万卷，北京的八千余卷是伯希和筛过之后的剩余。这个结构性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学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通过西方学者获得关于敦煌文献的关键信息，必须请求借阅、抄录、拍摄，必须等待巴黎和伦敦的出版物。这不是一个可以靠爱国热情解决的困境，这是一个知识生产基础设施的鸿沟。

但罗振玉发出的那封电报，终究是一个开始。

1910年冬天，甘肃巡抚向学部呈报：敦煌藏经洞剩余写本全部押运完毕，洞内已无遗存。王圆箓继续在莫高窟做他的道士，修他的庙。木匠已经把十六窟的门修好了，那道门后面，藏经洞已空。

但北京那间库房的门还关着。门里面，三十几只木箱静卧在冬日的光线中，封条完好，朱印如血。箱子上，是罗振玉写下的那些书目草稿，字迹匆忙而坚定。而在巴黎和伦敦的库房里，另一些箱子早已抵达，早已打开，早已在编号、拍照、被研究了。两条时间线，两种学术命运，在这个节点上分岔了。中国的敦煌学，就在这条分岔的起点处，开始了一场注定漫长而沉重的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