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卷进京途中的层层克扣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四，傍晚，兰州城外三十里铺驿站。

押运官傅宝臣把油灯拨亮了些。案上摊着那本黄绫封面的清册，墨迹才干了不到两个时辰。他左手按着册页，右手捏着一卷写经，凑近灯光看。经卷外层裹着深黄色粗麻纸，边角磨得起毛。打开来，里面是硬黄纸，纸质厚实匀净，墨色鲜亮如新。这是北魏人写的《大般涅槃经》，每一笔都饱满有力，横画起笔重顿，收笔轻提，撇捺开张，带着写经体特有的庄重。

傅宝臣看了片刻，把经卷搁在案上。他的手指按在卷轴正中，从右往左，一点一点摸过去。纸面光滑，没有破损，没有虫蛀，没有水渍。他收回手，翻开清册，找到这一卷对应的条目。清册上写的是《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长二丈一尺，完整。他拿起笔，在“完整”二字上点了一下，又放下笔。

门外有脚步声。随员张广建掀帘进来，手里端着茶壶，搁在案角。“大人，马喂过了。明天天亮赶路，再走三天到平凉，到了平凉就好办了。”

傅宝臣没应声。他重新拿起那卷经，又看了一遍。“广建，”他说，“你看看这个。”

张广建凑过来。傅宝臣把经卷展开一半，让他看纸面。“这是好东西？”张广建问。傅宝臣没回答。他把经卷合上，放回案上，又去翻清册。清册一共六十三页，每页抄着二十多卷经的目录、年代、尺寸、完残情况，共计八千六百余卷。这是甘肃布政使司会同敦煌县清点了两次才造出来的册子。

头一次清点，是在学部电令到达兰州之后。甘肃布政使派了两名委员去敦煌，会同知县申端麒，在莫高窟当场点数装箱。那次点出来的数目是一万零四百余卷。第二次清点，是听说甘肃巡抚何彦昇要亲自过问此事，布政使司又派了委员复查。第二次点出来的数目少了将近二百卷。申端麒呈文解释，说先前点验时把一些残片也算作了独立经卷，这次依学部指令，只计完整经卷和可辨识的残卷，残片另行装袋，不列编号。然而，据后世史料记载，清廷在1909年伯希和出示敦煌珍本后，才应罗振玉等学者之请下令清点运送。启运时清点尚有九千余卷，三个月后到达北京时只剩下八千余卷。

何彦昇看了呈文，没说话。他在甘肃做了五年巡抚，知道这中间的关窍。他叫来藩台，当面交办了六件事：第一，押运委员必须由藩司衙门保举；第二，清册必须逐卷编号登记，钤盖藩司关防；第三，押运路线经兰州、平凉、西安、潼关、洛阳、开封、保定，每一处换车必须由当地衙门派人监交，在原册上注明接收日期和经手人；第四，沿途所需骡马大车由各站提供，押运委员不得自行雇觅；第五，到京后由学部派员逐卷点验，与原册核对；第六，押运委员如有遗失损坏，照数议处。

这六条，每一条都像是针对某种可能性而设的。傅宝臣接到委任时，何彦昇单独召见了他。何彦昇的话说得很直白：“这批经卷是学部罗参事一再催促才办下来的，沿途若有闪失，本托难辞其咎。你好好办，到了京里，学部自然有交代。”

傅宝臣明白这“交代”是什么意思。他是个候补知县，在甘肃等了三年缺，一直没补上。何彦昇让他办这趟差，既是因为他办事老成，也是因为他在官场上没什么根基——没有根基的人，不容易惹出大麻烦，真要惹了，也很容易处置。

傅宝臣回到灯下。张广建还站在案旁，眼睛盯着那卷经。“大人，”张广建说，“您让卑职留意的，卑职都留意了。”

傅宝臣抬起眼看他。“说。”

张广建压低了声音。“敦煌那个王道士，犟得很。清点装箱那天，卑职亲眼看见他哭。四十七箱经卷装上大车，他跪在洞口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什么，听不清楚。后来申知县跟他说，这是朝廷的命令，经卷送到京城保护起来，比在洞里安全。王道士说，这洞里的经卷是菩萨的，菩萨托付给他看着的。然后申知县给了他一锭银子，十两。王道士收了。”

傅宝臣沉默了一会儿。“还有呢？”

“装箱的时候，卑职看到王道士的一个徒弟，叫杨什么来着，在洞里转来转去，后来抱了一捆东西往北边走了。卑职当时忙着点数，没顾上问。等想起来，人已经不见了。”

傅宝臣把清册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申端麒的结文，盖着敦煌县的印。结文上写着：“计装木箱四十七只，内盛经卷八千六百余卷，残片若干，封条完好，无缺无损。”

他把清册合上。“少了多少？”

张广建愣了一下。“什么？”

“从洞里到车上，少了多少。”

张广建这才反应过来。“说不准。手册子上是一万出头，装箱的时候只有八千六。申知县说残片不计入——可残片也是经卷，谁知道残片有多少？”

傅宝臣没再问。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驿站院子里堆着那些木箱，一共四十七只，每一只都贴着甘肃藩司署的封条。封条用绵纸裁成，上面写着“宣统二年九月廿一日封”，钤着藩司的朱红印。车把式和几个兵丁在院子里喂骡子，没人注意那些箱子。

“广建，你说，这批东西到了京城，学部的大人们会一卷一卷点吗？”

张广建想了想。“难说。从敦煌到兰州，走了半个多月；从兰州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风沙、雨雪、颠簸，箱子磕了碰了，封条破了，都是常有的事。到时候谁分得清是路上损坏了还是——”

他没说完。傅宝臣也没有让他说完的意思。傅宝臣转身回到案前，把油灯灯芯捻高了一点。火苗跳了一下，在经卷上投下晃动不定的光影。他拿起那卷《大般涅槃经》，再一次打开。这一次他没有看纸面，他看的是卷轴——卷轴两端，通常嵌着紫檀或硬木做的轴头，有些轴头上还刻着供养人的名字。这卷经的轴头是紫檀的，刻着一行小字：“永安三年七月，信士张安国敬造”。

他把经卷重新卷好，搁回案上。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广建，把册子拿过来。”

张广建把清册递给他。傅宝臣翻开清册，找到刚才看过的那一页，拿起笔，在“长二丈一尺，完整”这一行后面，添了四个字：“查有虫蛀”。

墨迹未干。他把清册摊在案上晾着，自己取了茶壶倒了一碗茶。张广建站在案边，看着那四个字，咽了口唾沫。“大人，这虫子——”

“路上虫子多，有什么稀奇。”

驿站外面有人喊了一声：“傅老爷——明天什么时辰动身？”

傅宝臣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天亮就走。叫他们早点喂骡子。”

这一夜，三十里铺驿站的灯亮了很久。傅宝臣和张广建没再说话。清册摊在案上，油灯的光照在“查有虫蛀”四个字上，墨迹渐渐干了。那卷《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就搁在案角，卷末的紫檀轴头在灯下反射着暗淡的光。箱子在院子里堆着，四十七只，每只都贴着封条。

天亮之前，傅宝臣醒了。他把那卷经塞进了自己的行李当中。张广建在院子里装车，把箱子一只一只搬上大车，用棕绳捆好。清册上“查有虫蛀”四个字就留在那里。除此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宣统二年十月十八，车队进入平凉。

平凉是个小地方，驿站只有三间房，院子里停不下四辆大车，只能停在驿墙外面。平凉知县派了典史来接，典史姓李，是个瘦高个儿，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袍子，一看就是个久不得志的人。他把傅宝臣迎进驿站，泡了茶，又叫人去买羊肉和烧饼。

“傅老爷辛苦。从兰州过来，路上走了多少天？”

“二十三天。”傅宝臣说。

“二十三天，”李典史点点头，“那算快的。往年送饷银，从兰州到平凉也得走半个月。傅老爷这批经卷，怕是比饷银还沉吧？”

“四十七箱。每箱二三十斤。”

李典史咂了咂嘴。“金贵东西。得好好守着。”

他叫人去传话，让驿站的驿卒夜里加一班岗。又亲自去院子外面看了那些箱子，一一点过数，在自己的交接簿上记了。然后他回到屋里，对傅宝臣说：“傅老爷，按规矩，您得把清册拿出来，卑职核对一遍。”

傅宝臣没动。他看了张广建一眼。张广建从屋里把清册取出来，递过去。李典史翻开清册，就着傍晚的天光，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查有虫蛀”那一页，他的手指停了一下。

“虫蛀？”他抬起头，“傅老爷，这经卷子，怎么会虫蛀？”

“路上潮气重。敦煌那洞里头的经卷放了一千多年，本来就有虫眼。装箱的时候看不出来，走了一路，虫眼就显了。”

李典史点点头，没再问。他把清册从头翻到尾，又对照着自己的交接簿，重新点了一遍院外那四十七只箱子的数目，然后在交接簿上写了“宣统二年十月十八日，平凉县典史李某监交，计木箱四十七只，封条完好”。他把清册还给傅宝臣，又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告辞走了。

他走后，张广建关上门。“大人，那个典史——”

“他不敢深问。”

傅宝臣说的是对的。一个平凉县的典史，正八品，一个月俸银三两，管着驿站、铺递和过往官差的接待，哪有什么底气去查问巡抚衙门派下来的押运委员？别说是“虫蛀”两个字，就是清册上写了“碎裂”“残缺”“遗失”，他也只能照着抄进自己的交接簿里。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也没有人要求他去管。

第二天一早，车队离开平凉。从平凉往东，路越来越难走。过了泾川，就进了陕西境。黄土沟壑深一道浅一道，骡马车轮子在土路上碾出深深的车辙，有时候陷进去，得七八个人一起推才能出来。十月底的西北，早晚已经开始结冰，白天太阳一晒又化了，路上泥泞不堪。那些木箱子捆在车上，随着车子颠簸，里面的经卷互相摩擦，纸屑和碎末从箱子缝里漏出来，落在车板上，被风一吹就没了。

傅宝臣骑着一匹枣红马，走在车队最前面。他回头看了几次，看见那些箱子在车上来回晃动。他没说什么。

走到泾河渡口，车队停下来等渡船。渡口有一个小村子，村口有家茶馆，兼卖馍馍和羊杂汤。傅宝臣下了马，走进茶馆，要了一碗羊杂汤。张广建在外面看着箱子，过了一会儿也进来了。

“大人，”张广建压低声音，“卑职刚刚又看了一眼清册。”

“怎么了？”

“在兰州添的那四个字，平凉典史一个字都没写——他不敢。可再往前走，到了西安，西安的官儿可不是平凉典史。西安知府是从四品，他要是较真儿，一本一本翻开看——”

傅宝臣放下筷子。“西安那一段，我来办。”

车队过了泾河，又走了六天，终于进了西安城。西安知府赵惟熙派了本府的知事来接收。知事姓马，举人出身，在西安府衙门里管着文书和档案，是个办事仔细的人。他带着两个书办，把四十七只箱子卸在府学大成殿的廊下，一只一只验看。

他先看封条。每只箱子上贴着甘肃藩司署和敦煌县的封条，一路过来，封条有的被泥水溅了，朱印有些模糊，但大部分还算完整。马知事把这些封条的情况一一记录在案。然后他打开第一只箱子。

箱子打开，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经卷。每一卷都用麻纸包着，外面系着棉线，棉线上拴着小木牌，写着经名和卷数。这是甘肃布政使司装箱时做的标记，相当仔细。马知事拿起最上面一卷，拆开麻纸，展开来看。纸面上有几处虫蛀的痕迹，但并不严重。他又看了几卷，情况都差不多。他把这些经卷按原样包好，放回箱子里，在接交簿上记了一笔——“第一箱：大般涅槃经十五卷，妙法莲华经十二卷，杂经七卷，共三十四卷，间有虫蛀”。然后他把箱子合上，重新贴了西安府衙的封条，钤上府印。

然后是第二箱。第二箱打开，马知事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一箱最上层放的是《华严经》，一共八卷。他拿起第一卷，拆开麻纸，打开——只有半截。经卷从正中间被撕断了，边缘不整齐，一看就是硬生生扯开的。他拿起第二卷，同样只有半截。第三卷，还是半截。八卷《华严经》，全部只有前半段。

马知事把手里的经卷放下，抬起头看着傅宝臣。“傅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傅宝臣站在廊下，手背在身后。他看了一眼那些半截经卷，脸上没什么表情。“兴许是在洞里放久了，年头长了就酥了，路上颠——”

“傅老爷，”马知事打断了他，“酥了和扯断了，纸边是不一样的。酥了是碎片，扯断了是毛边。这八卷经，每一卷都是毛边。而且，后半段呢？”

傅宝臣看着他。马知事也看着他。廊下那两只大木箱敞着盖，里面躺着那些半截的写经。两个书办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

沉默持续了大约五秒钟。然后傅宝臣开口了。“马知事，你以前办过押运吗？”

“卑职一直在府衙做事——”

“那你不知道。从兰州过来，一千多里路，沙沟、泥滩、渡口、山坡，骡子滚坡的有，箱子翻倒的有。经卷装在箱子里，磕磕碰碰，断了碎了，都难免。省里的意思是，这批东西要尽快平安运抵京城入库；路上有些小损伤，如实注记就是了，不必在上面纠缠太过。纠缠太多，耽搁的是朝廷的大事。”

他把“朝廷的大事”四个字咬得很清楚。马知事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是听不出这句话的分量。西安府只是沿途监交的一个环节，他没有权力去查问押运委员，更不可能因为八卷经撕断了就扣下整个车队。但他也没有完全妥协。

“傅老爷，”他说，“卑职可以在接交簿上按你说的写——‘间有损折’。但卑职要另外呈文给藩司，如实禀报西安这一段看到的纸边痕迹。写不写是一回事，看在不在相关大人的案头，就是另一回事了。”

傅宝臣看了他片刻。“可以。”

马知事写完了第二箱的记录。他把那些半截写经重新包好，放回箱子里。然后他打开第三箱。

第三箱的情况，他没有在接交簿上写全。这一箱里，有好几卷经的卷轴是光秃秃的——紫檀轴头不见了，只留下卷轴两端的断茬。有些经卷的引首部分被割掉了，那是写经人在经文正文前面通常要写的发愿文，往往会署上年代、供养人姓名、写经缘由。这部分信息最丰富，也最好卖。还有些箱子里的经卷种类与清册对不上——清册上写的是《维摩诘经》，打开一看，最上面放的却是《佛名经》。不是抄错了，是有人动了箱子。

马知事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没有再追问。他用了三天时间，把四十七只箱子全部检查了一遍，在接交簿上写了密密麻麻的注记：“破损若干”“不全若干”“轴头脱落若干”“经名不符若干”。他没有写具体数目。然后他盖上西安府衙的印，递给傅宝臣签了名。

傅宝臣签名的时候，马知事说了一句话。“傅老爷，这批经卷到了北京，学部的大人们会怎么想，卑职不知道。但卑职可以告诉你，从西安往东，潼关、洛阳、开封、保定——这样的接交还会有五次。”

傅宝臣没说话。签完字，他把笔搁在案上，起身走了。

当天夜里，傅宝臣让张广建把几件东西送去了马知事住处。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马知事收了，又没全收。第二天一早，车队离开西安城东门，马知事站在城墙下送行，脸色平静，什么都没说。

出潼关的时候，已是腊月初。潼关是个窄地方，北边是黄河，南边是秦岭，中间只有一条路，两边都是山。潼关厅的同知姓胡，是个旗人，四十来岁，做事大大咧咧，连接交簿都没仔细看，随便划了几笔就算完事。傅宝臣在潼关吃了一顿羊肉泡馍，第二天就走了。

从潼关到洛阳的路更坏。黄河在这一段是险滩，不能走船，陆路又要翻好几道岭。走到新安，有一辆车翻了，摔坏了两只箱子。傅宝臣叫人把箱子打开，里面的经卷散了一地，有些被泥水浸了，墨迹洇开，字迹模糊。他把没浸坏的经卷捡出来，重新装了箱。浸坏的那些，他让人在路边挖了个坑，埋了。

埋经卷的时候，张广建在一旁看着。“大人，这些经卷——好歹也是唐代的。”

“埋了就埋了。”

车队过了洛阳，转入直隶境内。直隶的驿站条件好了很多，路也平了，脚程也快了。但傅宝臣的心情没有轻松。他从洛阳知府衙门听到一个消息：学部已经收到西安府马知事的呈文，知道押运途中出现了经卷损毁和内容不符的情况。学部参事罗振玉亲自过问了此事，要求直隶沿途各府县，在接交时务必严格查验，如实呈报。

“罗参事，”傅宝臣嚼着这几个字，“这事情就是他闹起来的。”

但罗振玉在北京，傅宝臣在直隶。从洛阳到北京还有半个月的路程。这半个月里，车队还要经过保定。保定的规模不如西安，但比潼关和洛阳大得多。直隶布政使如果也较起真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傅宝臣在洛阳多待了一天。他让张广建去办了一件事。张广建去了洛阳城里的一家裱画铺，找到了一个姓孙的师傅。孙师傅做了三十年裱画，什么纸都见过。张广建拿出几卷被撕断的经卷，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接上。孙师傅看了半天，说这些纸太酥了，一碰就碎，没法接。张广建又问他，能不能把毛边修掉，让它们看起来不像是被撕断的，而是自然磨损的。孙师傅想了想，说可以试试。

他用极细的竹签蘸着稀薄的浆糊，一点一点把毛边压平，又把边缘磨毛，做旧了几处。做完之后，他退后一步看——还是看得出来，但如果不仔细看，说“自然磨损”也能说得过去。张广建付了银子，把那几卷经藏在怀里，回了驿站。傅宝臣检查了孙师傅的手艺，没说什么，把经卷收了起来。第二天，车队离开洛阳。

进入保定府的时候，已是腊月二十。保定府知府姓吴，是进士出身，做事很讲规矩。他派了本府的教授——管学务的官员——来接收经卷。教授姓陈，四十多岁，戴着一副玳瑁眼镜，身上有股子笔墨气。

陈教授打开箱子，把经卷一卷一卷拿出来看。他看到那些被修过的毛边，没有说话。看到光秃秃的轴头，没有说话。看到经名不符的经卷，也没有说话。他只是仔细地、一卷一卷地看下去，看完一箱，就在接交簿上记一笔。看完第四十七只箱子，他把接交簿合上，摘下了玳瑁眼镜。

“傅老爷，您从兰州走到保定，走了快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账，看得出来的地方，卑职大致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卑职也清楚，按我的职分，拦不住、查不动、没办法。我把这一路上的情形如实报上去，罗参事看见了，或许会有所处置；但处置的是批经卷经手接交时候已经发生的事实，还是处置经手过这些经的人——卑职不敢擅自揣测。”

他停了一下。“只提醒一句：从保定往前，下了定兴就是良乡。良乡离京城只有八十里地了。进了城到了学部，经手的不是保定的陈教授，也不是省里藩司的委员。经手的是学部的大人自己。这个交，是他们亲自点的。傅老爷——在学部点验到来之前，把箱子归置清楚，能补的补上，该理的理齐，兴许能少听几句片儿汤话。”

傅宝臣没有说话。他点了点头。

车队在保定歇了两天。这两天里，傅宝臣和张广建做了一件事。他们把四十七只箱子全部打开，把经卷重新整理了一遍。那些光秃秃的轴头，他们用旧木头削了几个差不多的，染上颜色，黏上去充数。那些被撕断的经卷，他们把前后卷对调，让断裂处不那么显眼。那些遗失了的经卷，他们把同一种经的残卷拆开，一拆为二，再用不同样式的纸重新装裹——数目就算对上了。

那些紫檀轴头，当然是回不来了。那些被撕成两半的《法华经》普门品，那些丢失的引首发愿文，那些整卷失踪的《大般若经》，都补不回来了。但数目可以。清册上说经卷是八千六百余卷，实际剩下的经卷加上残片，还有八千出头。傅宝臣和张广建把残片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勉勉强强凑到了八千三百多卷。差的那三百多卷，他们在清册上分别注为“虫蛀太甚，已不堪展阅”“路上为雨水浸损，搁置晾晒时因风卷走散页”或“经陕西境遇骡马失惊，车覆沟坎，急趋捞取，终有散佚”。每一项都有说辞。每一条说辞都配得上一个既不必查也查不到的“事实”。

腊月二十四，车队进了北京城。学部派了两个人来接收：一个是罗振玉手下的笔帖式，姓刘；另一个是京师图书馆筹备处的事务员，姓孙。他们把车队引到国子监街，在那里借了几间空屋子临时存放这批经卷。四十七只箱子搬进屋子里，码在墙根下。

刘笔帖式拿了清册，开始逐卷点验。点验持续了四天。四天里，傅宝臣和张广建一直待在那里，端茶递水，陪着小心。刘笔帖式是个仔细人，他照着清册上的条目，一卷一卷核对。看到“虫蛀太甚”的注记，他打开经卷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继续往下核。看到“轴头脱落”的注记，他也只是看了断茬一眼，在接交簿上记了一笔。看到那几卷被拆成两半又用不同纸装起来的残经，他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了看傅宝臣。

“傅老爷，这两卷经的装裹纸，不是敦煌原纸。”

傅宝臣愣了一下。“兴许是在西安府查验的时候弄混了——”

刘笔帖式没再说什么。他把注记写了，继续翻下一卷。他不是马知事，不需要呈文给藩司——他只是罗振玉手下的办事员，职责是如实记录，然后回去汇报。这些笔注最终会出现在学部堂官的案头，出现在罗振玉的眼前。如果他们还要追查，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他们不追，这事情就了了。

第四天傍晚，刘笔帖式点完了最后一卷经。他把接交簿合上，在最后一页写了几个字——“共计收到经卷八千六百余号，内六百余号损缺过甚”。他没有写更多的话。他把接交簿递给傅宝臣签了名，又让孙事务员签了名，然后自己签了名。事情办完了。

傅宝臣签完字，把笔搁下。他的手很稳。签完字他就走了。他离开国子监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街上没什么人。他骑在那匹枣红马上，沿着东四牌楼往南走，走到灯市口，拐进一条胡同，在一家小饭馆门口下了马。

张广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大人，”张广建说，“都办妥了？”

“办妥了。”

“那些东西——”

傅宝臣看了他一眼。张广建没再问。他们一起进了饭馆，要了涮羊肉，吃了很久。饭馆里人声嘈杂，锅底的白气裹着羊肉的膻味，把一切都罩住了。

在距离他们不到三里地的国子监街，那四十七只箱子静卧在空屋子的墙根下。封条还在，朱印如血。箱子里那些被撕成两半的《法华经》，那些光秃秃的轴头，那些被拆散重装的残卷，那些被替换了装裹纸的写经——它们挤在一起，沉默地等着。等罗振玉来，等学者们来，等那些即将在故纸堆中搜寻中古中国踪迹的人来。他们打开这些箱子时，看到的将是一个已经被破坏了的原貌。经卷还在，但已经不是藏经洞里的那个样子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敦煌莫高窟，另一场分解正在进行。

王圆箓跪在十六窟的甬道里。他的面前是那扇木门，门后就是藏经洞。洞里已经空了。官府的清点委员四个月前就已经把所有的经卷装进了箱子，贴上封条，拉走了。王圆箓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架子，看着地上散落的纸屑和断掉的棉线，流了泪。申端麒给了他一锭十两的银子，他把银子揣在怀里，但他的手在发抖。

四个月前，就在清点委员到达敦煌的前一天夜里，王圆箓做了一件事。那天夜里，他叫来杨果——那个最早把烟锅头磕在十六窟墙壁上、听到空洞回音的助手——一起摸进藏经洞。他们没点灯，借着甬道里透进来的月光，把堆在最底层的一些经卷抱了出来。这些经卷是斯坦因和伯希和挑剩下的，大多残缺不全，但在王圆箓眼里，它们和那些被洋人和官府拿走的经卷没什么区别——都是菩萨的东西。据史料记载，王圆箓认为这些经卷奇货可居，便事先从藏经洞中偷搬出许多捆经卷，别藏于寺庙的转经桶中或其他洞窟。

他们把这些经卷分成几批，藏在莫高窟的不同地方。

第一批，塞进了北区一个废弃洞窟的转经桶里。转经桶是木头做的，上下两截，中间有一根轴，桶身漆着已经斑驳的彩绘。这种转经桶在藏传佛教的寺庙里很常见，里面放的是咒语和经文，信众转一圈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莫高窟的转经桶已经几十年没人转了，木头干了，裂了口子，漆皮掉了一地。王圆箓让杨果把桶盖撬开，把经卷塞进去，又把桶盖钉回去，用泥巴封住缝隙，在外面涂了一层白灰。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手很稳。那些经卷塞进转经桶里，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第二批，藏进了南区一个被流沙掩埋了半截的洞窟里。这个洞窟离藏经洞不远，但很隐蔽——甬道已经塌了大半，洞口被沙子堵得只剩下一个扁扁的缝隙，人得趴着才能钻进去。王圆箓把经卷用油布包了好几层，钻进洞去，塞到最里面的佛龛底下。出来的时候，他拍掉了身上的沙子，又捧了几把沙，重新把洞口堵好。

第三批，埋在了莫高窟九层楼北侧一间小土房的地砖下面。这间土房是王圆箓自己盖的，用来堆放修补洞窟用的工具和材料。地砖本来就不平，他撬开几块砖，往下挖了一个坑，把经卷用麻袋裹了放进去，盖上土，夯实了，再把砖铺回去，踩了几脚。

第四批，他塞在了自己所住的那间矮屋的炕洞里。炕洞是冬天烧火取暖用的，里面黑黢黢的，落满了烟灰。王圆箓拿油布把经卷裹严实了，塞进炕洞最深处。他想，就算有人来搜，也不会去翻炕洞里的灰。

第五批，他直接抱给了敦煌城里一个姓马的居士。马居士是王圆箓的同乡，湖北麻城人，来敦煌做买卖落了户，平时常到莫高窟来烧香，也捐过几次修庙的银子。王圆箓跟他说，这是菩萨的东西，放在你家里比放在庙里安全。马居士收下了，把经卷藏在自家的夹墙里。

做完这些事，天已经快亮了。王圆箓回到十六窟，把木门关好，坐在甬道里。他的道袍上沾着沙子和灰，手上有被木头刺扎出的血口子。他闭上眼睛，念了一段《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天亮之后，官府的清点委员来了。他们打开藏经洞，把架子上的经卷全部搬了出来，在洞口外的空地上铺了油布，一卷一卷地数。王圆箓站在旁边，脸上没什么表情。清点委员问他洞里还有没有东西，他说都在这儿了。清点委员又检查了一遍洞窟，确实空了。于是封条贴上，木箱装车，车队走了。

车队走的那天晚上，王圆箓一个人去了北区。他找到那个塞了经卷的转经桶，在桶前站了一会儿。月光照在桶身的彩绘上，那些已经模糊了的菩萨和飞天，在月色里显得格外安静。王圆箓伸手摸了摸桶身——经卷在里面，摸不到。他把手收回来，在袍子上擦了擦，转身走了。

他走在莫高窟的空旷洞窟间，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这个从湖北麻城流落到西域的道士，用十两银子、几捆油布和四十年的人世里磨出来的那种近乎本能的狡黠，完成了对官府的抵抗。他不知道自己藏起来的那些经卷将来会怎样，他只知道菩萨的东西不该被拿走。而他能做的，也只有把一些东西藏到更暗、更深、更不可能被找到的地方去。

藏经洞彻底空了。但莫高窟的其他角落里，黑暗正在接纳那些被三番五次挑拣之后的残余。

此刻，在北京那间国子监街的空屋子里，四十七只木箱静卧在墙根下。封条完好，朱印如血。屋子里很冷，没有生火，窗户纸被风吹得鼓一下瘪一下。那八千多卷被撕碎、偷换、拼接过的经卷挤在箱子里，等着罗振玉的手重新打开它们。

这是宣统二年腊月的最后几天。两个月后，武昌城头将响起枪声。又过了四个月，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再往后，军阀混战，日本人入侵，烽火连天。在接下来的四十几年里，敦煌文献的流散继续发生——王道士塞进转经桶里的那些经卷，会在很久以后被一个俄国人发现；那些被他藏在流沙洞窟里的油布包裹，会被日本人雇的向导从沙子底下刨出来；连炕洞里那包烟灰浸透的残卷，也会在某个冬天被一个路过的学生翻出来，成为他写论文的材料。

但在这个腊月的夜里，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屋子里黑洞洞的。箱子安静地码在墙根下，封条上的朱红在黑暗中一点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