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渡重洋的学术寻访

蘸水钢笔第四次停顿时向达知道这个速度意味着什么——四件敦煌写本这是他在大英博物馆第一个月抄录完成的数量

四件。这个数字意味着，按照斯坦因从敦煌带走的汉文写本总数一万三千余件计算，他需要大约二百七十年才能全部抄完。向达当然知道这个算术。他不是来抄完斯坦因藏品的，他是来替中国学界认路的。但即使只是“认路”——从一万三千件中拣选出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加以著录——这个速度仍然致命。因为他必须先“看到”那些写本，才能判断它们的价值。而“看到”本身，在此时此地，恰恰是最困难的事。

他每天上午九点坐到阅览室的硬木椅上，一直抄到下午五点闭馆，午间只用自带的面包和冷水充饥。阅览室的供暖不足，十一月下旬的伦敦已经阴冷，他写字时手指僵硬，蘸水钢笔的笔尖不时在毛边纸簿上停顿。问题不在于勤奋，而在于他手中的经费。

向达此行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派遣，名义上是“交换馆员”，实际上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英镑。这笔钱在当时的伦敦，付完房租和最简单的一日三餐之后，所剩无几。而大英博物馆的拍照费用是每幅照片两先令六便士——如果他要把手头正在校勘的《大般涅槃经》写本全部拍下来，光是这一件经卷就需要近二十英镑，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所以他只能抄。用最便宜的方法：蘸水钢笔、毛边纸簿、自己的眼睛和手。

阅览室的规矩是每天早上填写索书条，由馆员从库房提取写本。每人每次只能申请三件。向达很快发现，这三件的限额并不是明文规定，而是馆员对东方人——准确地说，是对他这样一个孤身而来、没有教授头衔、没有机构推荐信的中国学者——的不成文限制。坐在他斜对面的那位德国梵文学者，桌上摊着六件写本，已经超过一周没有归还。馆员从那里经过时视若无睹。

向达没有争辩。他的英文够用，但还没有好到可以在制度上据理力争的程度。他只是默默观察那位德国学者的索书方式，发现他在索书条上注明了“急需校勘，请予通融”的字样。第二天，向达在自己的索书条上也加上了这句话。馆员看了一眼，没有说什么，但给他的写本仍然是三件。

他没有气馁。他发现另外一个可能的缝隙：那些未经整理的残片，往往几件编为一个斯坦因编号。如果在索书条上注明“参见碎片”，就有可能一次看到同编号下的若干残片。馆员对这种做法没有阻拦，大概是因为那些碎片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到十二月底，向达的著录速度提升到了每月六件。不是因为他抄得快了，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如何用编号规则获取更多材料。

来伦敦之前，向达在北平做过功课。他把斯坦因1912年出版的《探险旅行记》（即《契丹沙漠废墟》）和1921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翻遍了，从那些模糊的图版和简略的编目中，列出他认为最重要的写本清单。但到了大英博物馆他才知道，斯坦因的目录远远不能覆盖全部藏品。大量佛经以外的世俗文书——契约、账簿、户籍、历书、医方、变文——根本没有进入斯坦因的学术视野。斯坦因是中亚考古学家，他的兴趣在于地理、历史和宗教传播路线，对汉文世俗文书缺乏足够的知识背景去判断价值。他的编目助手翟理斯通晓汉文，但翟理斯的编目工作缓慢，只做了初步分类，大量写本连最基本的题名都没有标注。这些东西对中国学者而言，恰恰是比佛经更珍贵的材料。

向达的工作方式是这样：先看卷轴外观。如果是佛经，看卷尾有无题记、有无抄写人署名、有无年代。如果有，优先抄录。如果是世俗文书，直接抄录全文。每件写本抄完后，在毛边纸簿上编号、注明斯坦因编号、尺寸、纸质、墨色、行数、字数。这是他在国内受的文献学训练——先建立基本著录，再校勘文本。他的著录卡片上，除了这些基本信息，总会在一角用小字注明“背有裱褙”或“疑为官文书”或“卷尾题记可校《全唐文》”。这些注释不是写给他自己的，是写给下一个打开这些卡片的人看的。他不知道下一个打开这些卡片的人会是谁。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可能是一个从北平图书馆派出的继任者，也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后来者。他只是在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

到1935年初，向达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记录：“连日检阅斯坦因所劫敦煌写本，见有《张义潮进表》残卷，纸墨俱古，字迹端整，惜上半截已佚。又见《沙州图经》残片数纸，可与伯希和本互校。馆中编目草率，往往以残片夹入无关经卷，稍不留意即被错过。”

“稍不留意即被错过”这几个字，是他在伦敦的第一个冬天里反复咀嚼的焦虑。他无法确定那些被他“错过”的残片里究竟有多少重要史料。他只能确定一件事：斯坦因不懂汉文，翟理斯只做了初步分类。这意味着整个斯坦因藏品中，几乎所有世俗文书和非佛教文献，都处在一个未被辨识的状态里。它们就在那里，在库房的木架上，在贴着编号的纸盒里，距离向达不到两百米。但要看到它们，他必须知道它们的编号。要知道编号，他必须逐盒翻阅。要翻阅，他必须获得许可。而逐盒翻阅的许可，馆方从来不给。

这个死结，不是向达一个人面对的。

1935年初，王重民到了巴黎。他比向达小一岁，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正式馆员，派来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任务与向达相同：调查伯希和所劫敦煌写本，抄录国内没有的文献。他的条件比向达稍好一些。巴黎国家图书馆对伯希和写本的管理更为规范，有完整的卡片目录可供检索——至少对已经编目的那部分是规范的。

伯希和本人，这位从敦煌拿走六千余件写本的法国汉学家，此时仍在世，且在法国汉学界地位尊崇。王重民抵达巴黎后不久，伯希和便亲自接见了他。会面发生在伯希和在巴黎的书房里。房间四壁堆满中文古籍，书架上间隔摆着几件从中国带回的青铜器和瓷器。伯希和用流利的汉语询问中国境内敦煌写本的保存情况，语气像是关心，又像是确认。他告诉王重民，他手中的写本目录正在编纂中，预计还要数年才能完成。他可以允许王重民查阅已经整理的部分，但拍照必须另行申请，费用由申请者自付。

王重民在给北平的报告中记录了这次会面。他的措辞很克制——“伯君接待甚殷，允予查阅已编目之写本”——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但他私下对另一位同在巴黎的中国学者说了一句：“伯希和以为他是这些写本的主人。”

这是王重民在巴黎的第一个认识：他们不是来“查阅”藏品的来访学者，而是来请求别人允许他们看一看自己家东西的乞求者。这个认识没有让他愤怒，至少没有从他的文字中看出来。他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比预定计划更早地开始了一项额外任务——在抄录写本的同时，悄悄地编纂一份属于自己的目录。这份目录按照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编排，条目内容包括编号、题名、起讫、纸质、行款、年代的初步判断，以及是否存在题记、印章或背书记录的简要说明。他知道伯希和的正式目录出来以后，全世界都会以那份目录为标准。但在那之前，他要让自己国家的人先知道巴黎有什么。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王重民面临的问题不是编目混乱，而是数量和时间。伯希和写本虽然编目规范，但已完成的编目只占全部藏品的三分之一。其余写本只有临时编号和简单标注，如“佛经残卷”或“不知名文书”。王重民要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对这些未编目写本进行一次初步鉴定。他必须凭自己的学养，在一件只有编号的写本上认出它是《论语》注本还是《老子》写本，是《史记》残卷还是某部已佚的唐代地志。他的速度比向达快——最初几个月每月可以处理十件以上——因为他的语言条件更好，法文足够阅读敦煌写本中偶尔出现的吐蕃文批注，这使他能够更快地判断写本的性质和价值。

但速度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在于他无法穷尽。

他在日记里记述了1935年3月12日下午的一个时刻。他照例在阅览室里翻检一堆标注为“佛经残片”的写本。这些碎片被收在一个灰色的纸盒里，纸盒上只有伯希和编号，没有题名。馆员告诉他，这些碎片多年没有人调阅过，因为编目者判断它们“价值不大”。王重民一件一件地翻检。其中一件，纸质粗厚，墨色暗淡，字迹草率，看上去确实像僧侣随手抄写的佛经片段。但他注意到纸背有朱笔圈点的痕迹，那是唐代官文书的批阅习惯。他把卷子翻过来，在强光下辨认那些褪色的朱字。他认出几个字——“敕”“合”“依”。这是一件唐玄宗时期的敕书草稿。伯希和把它和一堆真的佛经残片混在了一起。

王重民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令人心悸。”

他心悸的不是伯希和的疏忽——伯希和一个人经手了六千件写本，不可能逐件细看，把敕书误认为佛经碎片是正常的技术错误。他心悸的是这种错误暗示的数量级。如果一件敕书可以被当成佛经碎片弃置在未编目档案里二十多年无人问津，那么整个伯希和藏品中，还有多少这样的“碎片”在等待辨认？而他自己，一个月只能处理几十件，如何在两年的访问期内穷尽哪怕只是重要文献？

这个问题，向达在伦敦也在面对。但他和王重民之间隔着英吉利海峡，没有通信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各自在各自的阅览室里，面对着各自的无解。

巴黎的条件比伦敦略好。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朝南，光线充足，这对辨认褪色墨迹至关重要。但王重民有自己的困扰。他的法文虽然比向达的英文好，但在馆员面前仍然是一个“东方来的访问者”。有一次他申请调阅一件标注为“粟特文残片”的写本，因为他怀疑那实际上是汉字音译的佛教文献。馆员告诉他，这件写本已经被一位德国学者预订了，要等那位学者用完才能给他看。王重民等了两个星期，再去询问，馆员说那位德国学者还没有来，但“预订”仍然有效。他又等了两个星期，第三次去问，馆员终于把写本拿给他。他打开一看——确实是汉字音译，不是粟特文。他把这个发现记在卡片上，然后继续申请下一件。他没有和馆员争辩“预订”制度的公平性。他用等待来换取材料，用时间换取信息。这是被动中的主动。

1935年秋，向达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遇到了一位意外的同行。那是一个日本学者，名叫矢吹庆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专治佛教史。矢吹来大英博物馆查阅斯坦因藏品中的古逸佛经，已经断断续续工作了近十年。他的英文不好，但馆员对他很客气，每次允许调阅的写本数量是向达的两倍。矢吹早年通过私人关系获得了斯坦因藏品中部分写本的照片，在东京已经完成了初步校勘。他到伦敦来，主要是核对原卷中那些照片上看不清的细节。这意味着他的工作速度远非向达能比——他是有备而来的。

向达没有在日记里评论馆员对矢吹的态度。他只是记下了矢吹正在校勘的几种写本编号，然后在自己的清单上做了标记。他和矢吹之间的关注领域不同：矢吹只找佛教佚经，向达要找的是世俗文书、儒家经典和史部文献。但有一类写本是他和矢吹都可能关注的——疑伪经，那些托名翻译的、在中国本土编造的佛教经典。这类文献对矢吹来说是佛教史材料，对向达来说则是考察民间信仰与社会心理的关键。当向达注意到矢吹正在校勘的某件疑伪经正是自己清单上标明的重点时，他做了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加快自己的速度。

加快的方式不是更拼命地抄——他已经够拼命了——而是更精确地选择。他放弃了那些在国内可能有传世本或异本的佛经写本，把全部时间都集中在世俗文书、有纪年题记的写本和纸背有裱褙痕迹的写本上。他在给北平图书馆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这个选择，语气平静：“佛经异本，他日或可从日本学者著作中窥见崖略。而契约、账簿、户籍、变文之属，若不及时搜录，恐永无传回中土之日。”

这句话里藏着一种清醒的算计：他要填补的，是海外汉学家不会填补的空白。矢吹庆辉和羽田亨们会把佛教佚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但他们不会去管那些酒户账、牧驼契和民间曲子词。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世俗文书，只能由中国学者来发现、来抄录、来传回。这是分工，也是一种被动的卡位。

到1935年底，向达在伦敦为大约二百件斯坦因敦煌写本做了著录。他选择著录的标准不是随机抽样，而是有意识地向世俗文书、有纪年题记的写本以及纸背有裱褙痕迹的写本倾斜。他是在用这二百件著录为后来的研究者画一张地图，标出斯坦因藏品中最有可能蕴藏重要史料的那几个区域。

1936年春，姜亮夫到了巴黎。他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比向达和王重民小十多岁。他来巴黎是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敦煌韵书。那时的中国敦煌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甚至连一部完整的敦煌文献目录都没有。姜亮夫要做的工作，是先搞清楚伯希和藏品中有哪些重要的韵书写本，然后逐本校勘。

他去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第一天，就被阅览室的规章制度弄得手足无措。写本不能带出阅览室，不能使用自己的墨水，不能用手指触碰纸面，不能在阴雨天调阅特别脆弱的写本。这些都是合理的保护措施，但对一个要在几个月内完成几十件写本校勘的年轻学生来说，每一项规则都意味着时间的损耗。他的法语是三个人中最好的——他曾在巴黎留学数年。这使他能够与馆员正常沟通，偶尔也能说服对方通融一些程序上的限制。但语言优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需要照片，需要可以把写本带回住处反复对勘的材料。

拍照的费用他付不起。伯希和藏品中的照片定价每幅一法郎五十生丁，相当于他一天的伙食费。姜亮夫算过一笔账：如果把他论文需要的一百多件韵书写本全部拍照，光照片费就要花掉他三个多月的生活费。这还不算冲印和寄回国的邮费。

于是他也开始抄。他的抄写方式与向达和王重民不同。他不是整卷抄录全文，而是只抄与韵部相关的字行，其余部分用概括性文字标注。这是效率优先的策略，本质上是用专业知识换取速度。但他很快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有些韵书写本的字迹极其潦草，墨色淡得几近消失。巴黎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窗户朝北，冬天阴天多，下午三点以后就得开灯。那时的灯光是顶棚悬吊的钨丝灯，光照集中在桌面中央，四周昏暗。姜亮夫发现，如果把写本平摊在桌上，反光会让那些淡墨字迹完全消失。他必须把写本斜着举起来，让光线从侧面掠过纸面，才能看清笔画。

这个姿势他保持了两年。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右肩疼痛和右眼视力下降。1937年3月的一则日记写道：“连日校写《切韵》残卷，字小墨淡，非侧目不能辨。右眼赤涩，夜不成寐。”他没有停下。他知道这些韵书是敦煌文献中最具系统性的材料。唐五代时期，韵书是科举考试的必备工具，因而抄本极多。这些抄本反映了当时实际语音的变化，对汉语音韵学而言是无可替代的一手史料。如果不把这些材料带回国，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古代语音，就得依靠法国和日本学者发表的论文，使用别人挑选过的二手材料。

在姜亮夫斜举写本辨认淡墨字迹的那些下午，王重民正在做另一件事。他在巴黎的工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认”——从那些标注不明的写本中识别出重要文献。第二阶段是“编”——把他识别出的文献著录成目。他知道自己的访问期只有两年左右，单纯靠抄录不可能穷尽伯希和藏品中的精华。他必须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份地图。

这份地图的骨架是目录。王重民开始在每天抄录之外，额外花一个小时整理自己的卡片，把它们按照四部分类法的框架排列。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外加一个“释氏”类收入佛经，一个“杂著”类收入无法归入传统分类的世俗文书。这个分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他不是在按照法国汉学家的兴趣对写本进行分类，而是在用中国传统学术的自有框架重新组织这批材料。他后来回忆这段工作时说：“伯希和目不知何时能成。吾目虽陋，然使国人览之，可知巴黎所藏大略。”这句话里没有对抗的意思，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中国学者不能等外国人把目录编好了再开始研究。他们必须有自己的目录。

向达在伦敦也在做同样的事。他的著录卡片到1936年中已经积累了近四百件，他开始考虑把这些卡片整理成一份可以印行的简目。他在给北平图书馆的信中提出了这个想法，措辞谨慎：“达所录者不过十一，且著录简略，未敢遽称目录。然馆中现有编目既甚疏略，达目或可备一格，为后来者作一初步指引。”

北平图书馆同意了。向达开始利用晚间在住处整理卡片，用蝇头小楷誊录在一本毛边纸册子上。每页著录一件写本，内容包括斯坦因编号、题名、起讫、行款、纸质、墨色和简要的文献价值判断。这本册子后来被带回北平图书馆，成为国内学者查阅斯坦因藏品的最早工具。

到1937年，情况发生了一个微小的改变。那一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通过外交部争取到一笔专款，用于向达和王重民在海外的敦煌写本拍摄费用。这笔钱的数额不大，约合当时的法币五千元，折合英镑不足三百。但它意味着一个变化：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有意识地拨款用于海外敦煌文献的复制。在此之前，这种工作靠的是学者个人的艰苦节省。现在，国家机器开始介入，尽管力度微小，但方向明确。

向达用这笔钱订购了大英博物馆中一批重要写本的照片。他选择照片的标准仍然明确：那些在国内有传本或异本的佛经，他几乎不拍；而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契约、账簿、变文、曲子词，他不惜重金。有一件五代时期的《酒户账》，记录了一个官营酒店一年的经营收支，纸薄如蝉翼，字迹潦草，向达把它全部拍下来，用了四十多幅照片。他在给北平图书馆的说明中写道：“此件看似琐碎，然可考见当时物价、货币、税制及民间消费习惯，为治经济史者不可多得之材料。”

这句话里藏着一种变化。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佛经版本和儒家经典上。那些被归类为“俗文学”“俗文书”的材料，虽然也有人注意——罗振玉辑印过变文和曲子词，王国维考证过敦煌户籍——但在多数传统学者的知识体系里，它们仍然居于边缘地位。现在，向达在一个远离中国的图书馆里，主动把照相经费花在那些“琐碎”的文书上。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有价值的史料。

王重民在巴黎也获得了同样的拨款。他用那笔钱拍摄了六百多幅伯希和写本的照片，重点同样是世俗文书和孤本。但他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障碍：法国国家图书馆规定，拍摄原写本必须使用馆方指定的摄影师，外人不许自行拍摄。这意味着他既要多付一笔拍摄服务费，还要排队等候摄影师有空。王重民在给北平的报告中写道：“馆中摄影师事冗，每星期只能为拍摄半日。近日阴雨，光线不足，又停摄两星期。积压待拍之写本已达百件，不知何时能竣事。”

这种拖沓，对一个身在异国、经费有限的学者来说，是真切的煎熬。他的访问期是有限的，经费是有限的，而时间正在一天天地被规则和外力吃掉。他在给国内友人的一封信中流露了一丝焦躁：“近日以等候拍摄，全日不能工作。心如悬旌，坐卧不宁。”这是不多的几次他表露出情绪的文字。大多数时候，他的记录是克制的、事务性的，像一套运转中的机器，不太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拖延不能抹去一个事实：王重民和向达正在把敦煌文献以“影子”的形式搬回中国。那些照片和抄本——不论多么不完整、多么不系统——至少让中国学者有了据以研究的材料。在此之前，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几乎完全是空白的。斯坦因和伯希和带走的东西，除了少量在刊物上发表过图版外，绝大多数从未在国内出现过。中国学者想在敦煌学领域发言，要么靠间接引用外国学者的论文，要么靠个人的记忆和偶然见到的几件散出写本。而现在，材料开始回流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就此与海外汉学界平起平坐。回流的只是抄本和照片，不是原件。那张昏暗灯光下姜亮夫斜举写本辨认出的笔画、那些向达在毛边纸簿上用工整小楷抄下的题记、那些王重民花了一个多月才排队拍到的照片，都只是原件的复制品。它们缺少纸张的触感、墨色的层次、装帧的形制——缺少那些只有面对原件才能感受到的物质信息。而这些物质信息，恰恰是考据学中最关键的证据。一件写本的纸张厚薄、帘纹宽窄、墨色新旧、裱褙层次，都是判断年代和真伪的重要依据。抄本上无法保留这些。照片只能记录一部分。它们能呈现文字内容，却无法呈现文物的物质生命。这是他们谁也无法弥补的缺憾，也是他们在海外图书馆里日复一日抄写时，心里始终悬着的那根刺。

姜亮夫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他不再满足于只抄文字，而是试图在著录卡片上记录更多的物质信息——纸的颜色、质地、厚度、帘纹密度、墨的浓淡、渗墨的程度、修补的痕迹。他在日记里写道：“纸理帘纹，非照片可传。需详记之，庶使未睹原卷者可据以判断年代地域。”这些记录后来被证明对敦煌写本的纸张学研究有重要价值，是照片和抄本之外第三种形式的资料回流。但它也极度耗费时间。一件中等长度的写本，文字抄录或许两小时可以完成，但要精确描述纸张的物质特征，可能需要额外的一个半小时。姜亮夫在他的博士论文和这些著录卡片之间反复权衡，最后选择了牺牲论文的速度。他的论文完成得比计划晚了半年，但他带回了当时最完整的敦煌韵书写本物质记录。

王重民在巴黎的最后一年，做了一件他从未公开宣扬的事。他利用和馆员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请求调阅那些标注为“碎片”的纸盒。这些纸盒里装的是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收集的残片——那些太小、太破、太不起眼的纸片，从未进入正式编目。馆员最初有些犹豫，但王重民反复说明他的目的：他想要看看这些碎片中是否可能包含重要文献的残存部分。馆员答应了。

王重民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翻检了大约三十盒碎片。大多数确实是零星的经文残片，价值不大。但他从中找出了几件被撕碎的官文书残片、一截被剪断的吐蕃文信函、以及一片疑为唐代《水部式》残存的纸片。“水部式”是唐代关于水利管理的行政法规，传世文献中早已失传。这片残存只有巴掌大，存字不足五十，但足以确证其性质。王重民把它放在一个单独的纸夹里，在封面上用毛笔写了“水部式残片”四个字。他没有声张，只是把它和其他的重要发现一起编入了自己的目录。

这不是戏剧性的时刻大洋彼岸一间安静阅览室里沉默的动作完成了——中国学者自己发现了碎片的价值无需等待法国汉学家的认可

1938年，欧洲的局势急剧恶化。德国吞并奥地利，慕尼黑会议割裂捷克斯洛伐克，战争阴影笼罩整个大陆。向达和王重民在这片阴影下继续他们的工作。向达在大英博物馆又待了一年多。他在离开伦敦前，做了一件事：把他历年所做的著录卡片和抄件目录整理成一份清单，一式三份，一份留大英博物馆，一份寄北平图书馆，一份自己带走。在给北平图书馆的附信中，他写道：“此目甚为简陋，但较之馆中已有编目，或许稍便检寻。日后若有同仁赴英查阅斯坦因藏品，可先以此目按图索骥，庶免重蹈达当日摸索之苦。”

“庶免重蹈摸索之苦。”这就是他在伦敦五年的全部意义。不是建立了什么庞大的学术体系，不是取得了什么辉煌的个人成就，而是用五年时间画了一张地图，让后面来的人不用再像他一样在黑暗中摸索。他不知道这张地图什么时候会被用到——战争已经爆发，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学术往来即将中断。但他还是做了。

王重民走得晚一点。他在巴黎坚持到1939年春天，法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后才离开。他带回国的，除了那一大批照片和抄本外，还有一部油印的《伯希和藏品汉文写本目录》。这部目录是他扣除一切日常开支后用最后的经费印出来的，厚厚一册，收录他在巴黎所见到的两千多件汉文写本的基本著录信息。它不是正式出版物，纸张粗糙，油墨不均，有些页面的字迹甚至模糊。但它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价值：它是第一份由中国学者编纂的伯希和藏品目录。在此之前，任何中国学者想了解伯希和带走的敦煌写本，都只能依靠伯希和自己早年发表的几次演讲和沙畹的少量介绍文章。那些东西远远不成系统，连目录都算不上。现在，他们至少知道巴黎有什么了。

王重民在启程回国时，行李里有六个木箱。箱子里装的是他在法国搜集的全部敦煌资料：抄本、照片、目录、笔记和少量在国内难以找到的法国汉学著作。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这六箱资料时的语气，平静中带着一丝讽刺：“此物较之伯希和携去者，不过影子而已。然今日中国学者欲治敦煌之学，舍此影子，更无从着手。”

“影子”两个字，是对海外寻访最准确的总结。他们追过去的，是人家的战利品留在原藏地的影子。他们要把它拍下来、抄下来，变成自己的影子带回去。然后在中国，用这些影子的影子，重建一个原本属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这是屈辱的，但也是必要的。因为在影子被带回国之前，中国学界对于敦煌，连影子都没有。

这种“影子”工作，其根源可追溯至藏经洞发现后的最初十年。当王圆箓多次向清政府通报甚至上书慈禧太后而毫无回音时，西方探险家已闻讯而至。斯坦因不懂中文，带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而伯希和凭借其汉语能力在洞中拣选三周，获取了堪称菁华的一万多件文书。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出示珍本，虽刺激了中国学界的保护行动，但清廷押运进京的余卷沿途散失，最终仅剩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王圆箓藏匿的写本又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至此，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的主体已流散海外，中国学者若要研究，便只能踏上向达、王重民们所走的这条被动寻访之路。

到1939年下半年，向达、王重民和姜亮夫都已经回到中国。他们带回来的资料加起来超过两千件写本的著录、一千多幅照片和大量的抄件。这些材料在之后的几年里成为整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基础。但他们回到的是一个战火中的国家。北平已经沦陷，北平图书馆的藏书和设备内迁到了西南。向达和王重民带回来的资料只能先存放在临时校舍的简易书架上，和那些同样仓促撤退的古籍挤在一起。研究工作几乎无法正常开展。

更重要的是，他们三人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们带回来的资料虽然弥足珍贵，但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敦煌学的正常发展。伦敦和巴黎还有一万多件写本没有被他们看到。那些他们没能抄录的题记、没能拍摄的残片、没能翻检的纸盒，仍然是海外汉学家的专属领地。日本学者在佛经校勘上的积累、法国学者在吐蕃文文书上的突破、德国学者在中亚语言文献上的进展，都在继续拉大距离。而中国学者的追赶，被战争拦腰截断了。

向达在回国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敦煌文献散在英法，吾人只能就其所公布者窥其一斑。欲治此学，非亲赴海外检阅原卷不可。然此岂易言哉？一则需要经费，二则需要时间，三则需要外力许可。此三者无一不仰人鼻息。”

“仰人鼻息”四个字，是这个阶段所有参与海外寻访的中国学者心照不宣的共同感受。向达在伦敦申请索书时的限数、王重民在巴黎等候拍摄时的拖沓、姜亮夫在阅览室里举卷辨字的艰辛，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他们是在别人的土地上看自己的东西。别人的规则、别人的节奏、别人的许可，构成了他们学术工作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他们只能做“影子”的工作——抄录、拍照、著录。他们无法改变这个框架本身。

但他们带回国的那些抄本、照片和目录，已经悄然改变了一件事：中国学者可以开始用一手材料说话。他们不再只能转引伯希和或矢吹庆辉的论文，不再只能从别人的图版中推测原卷全貌。他们自己知道那些写本长什么样、墨色如何、纸质怎样、有哪些异文、与传世本的差异在哪里。这些信息虽然仍然不完整，但足以使他们在某些局部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声音，在接下来的战争岁月里，将会变得异常微弱——研究条件极度恶化，学者们为了生计和安全疲于奔命，敦煌学的推进几乎停滞。但它没有消失。它蛰伏在西南联大和迁至后方的图书馆里，等待战争结束后重新生长。那些从伦敦和巴黎带回来的材料，虽然在数量和系统性上都不足以与海外汉学抗衡，但它们构成了一个基础——一个让中国敦煌学从“无”到“有”的基础。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们在海外图书馆里用铅笔和蘸水钢笔做的工作，虽然原始得令人心酸，但它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学术关系：中国学者不再只是阅读海外汉学家发表的论文、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开始基于自己获取的一手材料说话。他们知道那些写本长什么样、墨色如何、纸质怎样、有哪些异文、与传世本的差异在哪里。这些信息让他们有了与海外学者对话的底牌——尽管这底牌是他们自己一张张抄下来的。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一个问题带回了国内：敦煌文献的收藏、整理与研究，能不能永远依赖这种被动式的海外寻访？每一个派到伦敦或巴黎的中国学者，都要花几年时间只是学会“看到”这些文献。然后他们离开，下一个接替者再花几年时间重新“摸索”。向达在伦敦花费五年抄下五百件写本的著录，王重民在巴黎花费近三年抄下八百件，而伦敦和巴黎加起来还有一万多件写本在等着被“看到”。向达在回国前整理的那份清单、王重民油印的那部目录，固然可以为后来者节省一些时间，但节省不了根本问题：只要原件还在别人的库房里，中国学者就永远只能在影子里工作。

唯一的出路是在国内建立起能与海外收藏机构对等对话的研究实体——拥有自己的文献库、目录系统和人才培养机制。这个实体不需要等到把所有流失文物追回之后才能建立。它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先建立起来，先收集现有的资料，先培养能阅读敦煌写本的人，先形成自己的编目和研究标准。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它才能以平等的姿态，而不是乞求者的姿态，去和那些收藏机构打交道。

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三人的欧洲之行，连同这一时期其他几位中国学者的海外访书活动，构成了一条隐秘的学术接力线。这条线从北平绵延到伦敦和巴黎，然后随着战火西移而断裂。向达回国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伦敦遭受大轰炸，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写本被转移到威尔士的板岩矿洞里保存。巴黎沦陷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职工将伯希和写本藏入地下库房。整个欧洲的敦煌文献都进入了战时保护状态，任何外国学者都无法调阅，中国学者更不可能。这条断裂意味着，向达们带回来的那些抄本和照片，在之后的数年里，将是中国敦煌学研究唯一可用的基础材料。

它们够不够用？不够。但它们是那个被动局面下能做到的全部。

那些在伦敦的硬木椅上抄到手腕酸痛的日子、在巴黎的阴天里把写本举到眼前反复辨认的下午、在经费拮据与制度障碍的双重挤压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的一手信息，就是中国现代敦煌学真正开始的地方。开始得艰难，开始得被动，开始得令后人感到刺痛。那些墨水褪色的毛边纸簿、油墨模糊的油印本、积压在木箱里的照片，正是中国学者为自己的学术主体性付出的第一笔代价。它们不能代替原件。但它们是一种声明：在缺乏原件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然可以工作，仍然可以做出判断，仍然可以为后来的守护提供基础。而这个基础，虽然脆弱，虽然残缺，却已经足够让“建立本土研究实体”这个任务，从一个模糊的愿望变成一项具体的压力。压力不在别人那里，就在那六箱资料里，在那些只抄了一半的题记里，在那些因为经费耗尽而未能拍摄的残片编号里，在每一个注视过原件却只能带回影子的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