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舰龙骨与帝国船坞

永乐九年秋，四川布政使司下属的马湖府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说不大，是因为在永乐年间的四川，死几个人实在算不上稀罕。说不小，是因为死的人身份特殊——他们是奉旨采办皇木的匠户，一共十一名，死在了大凉山深处的黄琅林中。死因不是山崩，不是瘴疠，也不是野兽，而是饿死的。马湖府上报的文书里写得很谨慎。十一名匠户在搜寻合抱楠木时迷失路径，深入大凉山腹地，随身携带的口粮只够五日，七日后才被土官率领的彝人向导找到，彼时已全部身亡。文书末尾附了一句：死者随身斧锯尚在，所伐木料已编号待运，并无遗失。末了盖着马湖知府的大印，年月日一清二楚。这份文书在四川布政使司的案头停了三天，然后被归入“采木病故”的卷宗，编号存档。同一卷宗里还夹着洪武末年至永乐九年间的类似文书——有的是被巨木压死的，有的是渡河时落水而亡的，有的是染疫不治的，还有一份只写了四个字“失足坠崖”。每一份文书背后都是一条人命，但叠在一起，就只是一叠纸。

四川布政使司的吏员们每季度汇总一次，把死亡数字填进标准格式的呈文里，送往南京的工部。工部的回应也同样标准化——按例优恤死者家属，免其户下一丁杂役三年。标准到几乎看不出情绪。因为情绪对造船没有帮助，造船需要的是木头。永乐九年，龙江船厂正在同时建造两艘四十四丈的大型宝船，需要的巨木数以千计。死几个匠户，不能耽误木料的供应。船坞里的龙骨在等，停泊在长江边的舰队在等，永乐皇帝朱棣在等。等的人很多，死的人就只能被卷进卷宗，编号存档。但这份文书在归档之后，却被人抽了出来。抽出它的人叫宋礼，时任工部尚书。宋礼是永乐二年才从刑部侍郎任上迁过来的，做事细致到近乎刻薄。他一向认为，工部的任何工程，归根结底要算两笔账：一笔是物料账，一笔是人命账。物料账算的是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木石铁钉；人命账算的是死了多少人，死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能少死一些。宋礼把马湖府的呈文摊在案上，又调出了近三年四川、湖广、贵州三省的采木档案，逐页翻看。

翻完之后，他提起笔，在纸上算了一道很简单的算数。永乐七年，三省采办合抱楠、杉、松、柏共计四千二百余根，病故匠户六十七人。永乐八年，采办五千八百余根，病故匠户九十一人。永乐九年头三个季度，采办三千九百余根，病故匠户已报八十三人。平均下来，每采办五十到六十根巨木，就要赔上一条人命。这个数字把宋礼震了一下，但并没有吓住他。他不是那种会被数字吓住的人。相反，他继续往下算：如果按照龙江船厂目前的建造进度，未来五年至少还需要一万二千根合抱巨木。以现有的损耗率折算，这意味着还需要投入两百到三百条人命。这还只是采木这一个环节。如果把开采桐油、石灰、铁砂、麻絮等辅料的人命损耗也算进去，数字会再翻一番。宋礼把算好的数字誊写在一张纸上，但没有立刻上奏。他知道这份东西递上去，永乐皇帝未必会不高兴——朱棣从来不是那种见不得血的皇帝。靖难之役打了三年，死了几十万人，朱棣连眉头都没皱过。采木死个几百人，在帝国庞大的动员机器面前，连个水花都算不上。

这种‘人命账’与‘物料账’的并置，揭示了帝国工程效率逻辑的核心：它将所有资源——无论是木材还是人力

宋礼担心的不是皇帝的震怒，而是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按照这个损耗率，匠户的补充速度迟早会跟不上死亡速度。明初的匠户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世袭的强制劳役。匠户一旦编入籍册，子孙世代不得脱籍，轮班赴京服役。这套制度在洪武年间就已成型，永乐朝继承了它，并且用得更狠。朱元璋在位时，轮班匠的服役周期一般是三年一班，每次三个月。朱棣即位后，因为营建北京、修造宝船、扩建宫殿，匠户的服役周期被大幅压缩，许多地方的轮班匠实际上一年就要服役一次，每次时间也被延长到四个月甚至半年。这就意味着，匠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被朝廷无偿征用，家里的田地只能由老人、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耕作。一个成年男丁如果被征去采木，他家里的田就没人种。田没人种，赋税却一分不能少。因为明初的税制是定额制，每一户的田赋是固定的，不管你家有没有人种地，该交的粮食一粒不能少。

这就形成了一个残酷的循环：匠户被征去采木，田地抛荒，粮食减产，赋税交不上，欠税累积，家里破产，破产后连回乡的路费都没有，只能继续在采木场上卖命，直到死在山里。宋礼知道这个循环。他做刑部侍郎的时候，审过不少匠户逃亡的案子。按大明律，匠户逃役一次，杖六十，枷号一个月，强送回原籍，继续服役。逃两次，杖八十，发配充军。逃三次，绞。但即便刑罚如此严酷，匠户逃亡的数量还是年年攀升。因为留在家里是饿死，逃跑被抓是绞死，两者之间，总有人愿意赌一把。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在册匠户约二十三万户。到永乐九年，这个数字已经掉到了不足二十万。减少的三万多户，一部分是死绝了，一部分是逃亡了，还有一部分是被地方官瞒报漏报了——因为匠户逃亡太多，地方官完不成征调指标，索性以死报逃，把活人报成死人，把死人继续留在册上充数。这种把戏在基层官场上并不新鲜，宋礼心知肚明。他调阅户部档案的时候，发现四川有几个县的匠户在册数量十年未变，但每年的应役人数却逐年下降。

原因很简单：册上的名字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早就跑了。但宋礼不能把这些话明说。因为说破了，就意味着承认帝国的动员机器有裂缝。而永乐九年的朱棣，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裂缝。这一年的朱棣，正在经历他即位以来最顺遂的一段日子。北边的鞑靼部落被他连续两次御驾亲征打服了，西边的哈密卫也乖乖称臣纳贡，南边的交趾虽然还在零星的抵抗，但大体上已经控制在明朝驻军手中。东北的女真各部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安分守己，郑和的舰队已经三次往返西洋，带回了满剌加、苏门答剌、古里等国的使臣与贡物。整个帝国的版图，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似乎都在按照朱棣的意志运转。在这个节骨眼上，宋礼如果递上一份采木死亡人数的奏疏，无异于在朱棣的兴头上泼冷水。他不是不敢泼——工部尚书这个位置上坐过的人，没有一个是胆子小的——但他需要选一个合适的时机，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把这个数字变成朱棣愿意正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被随手扔进废纸堆的牢骚。

所以他暂时把那张算好的纸锁进了抽屉，转而开始做另一件事：他派人去龙江船厂，调取了过去三年所有宝船的物料消耗账册。龙江船厂的账册是一套极其繁复的文书系统。每一艘宝船，从开工到下水的全过程，都有专人记录。木料来自哪里，规格多少，由谁验收，用于船体的哪一个部位，全部要登记在册。铁钉的规格和数量，桐油和石灰的配比，麻絮的用量，船板的拼合方式，桅杆的高度和直径，帆的面积和重量——每一个数字都被工工整整地抄录在册页上，按季度装订成卷，盖上船厂提举司的印信，存档备查。宋礼要看的不是这些数字本身——他做了五年工部尚书，对这些数字早就烂熟于心。他要看的是数字背后的人。他想知道，一块船板从四川山中的一棵楠木，变成龙江船坞中宝船龙骨的组成部分，中间经历了多少道工序，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每一双手的主人叫什么名字。这个想法不是宋礼凭空想出来的。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秦代的“物勒工名”制度。秦律规定，官府制造的每一件器物上，都必须刻上制作工匠和监工的名字。

如果器物质量不合格，就可以循着名字追溯到责任人。这套制度在汉代以后逐渐松弛，到宋元时期已经基本废弃。明初朱元璋一度想恢复它，在洪武二十年颁布过一道诏令，要求军器、官用器物上必须刻有工匠姓名，但执行得并不严格。永乐年间，因为工程量实在太大，工期实在太紧，许多官营作坊索性省掉了这道工序。毕竟刻名字也要花时间，而时间比名字值钱。但龙江船厂不一样。龙江船厂是永乐朝的头号工程，它的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郑和舰队的生死存亡。一艘宝船远航西洋，往返数万里，在海上要经历狂风巨浪、暗礁浅滩、高温高湿、船蛆蛀蚀。任何一块船板的腐朽，任何一颗铁钉的锈蚀，任何一条接缝的开裂，都可能导致整艘船的沉没。而在大洋深处沉没的代价，不是死一个匠户，而是死一整船的人——包括船上的正使太监、都指挥、千户、百户、通事、医官、火长、水手、军士，以及从西洋各国带回来的使臣与贡物。这个代价，朱棣承受不起，龙江船厂也承受不起。

所以龙江船厂从第一批宝船开工时起，就自行恢复了“物勒工名”制度。这并非朝廷的诏令，而是船厂提举司的自我约束。船厂提举司的主官——船政提举——是一个从五品的职位，品级不高，但权力极大。他直接向工部和内官监同时负责，手里管着几千名工匠、上万名力役，以及船厂的全部物料和经费。龙江船厂的第一任船政提举姓蒯，名祥，南直隶吴县人，匠户出身，因为手艺精湛被提拔上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写诗，不应酬，不结党，每天只在船坞和作坊之间来回走，手里拿着一根木尺，看到哪里不对就敲一下。工匠们怕他那根尺子，更怕他那双眼睛。蒯祥定下的规矩很简单：船厂分为十三个作——木作、铁作、捻作、篷作、索作、漆作、锚作、舵作、帆作、缆作、桶作、竹作、灰作。每个作设作头一名，对本作的产品质量负总责。每个工匠在完成自己的工序后，必须在成品上刻写自己的姓名和完工日期。

木匠刻在船板的侧面或背面，铁匠錾在铁钉的钉帽上，捻匠用竹签蘸墨写在麻絮捻缝的内侧，漆匠用调了桐油的朱砂写在漆层下面。这些名字不会暴露在外面——船板会被后续的木板覆盖，铁钉会被钉进木中，捻缝会被桐油和石灰密封，漆面会被新的漆面覆盖。名字刻上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它将永远隐藏在船体的内部，除了刻它的人，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但蒯祥知道。他的账册上，每一块船板对应的木匠名字，每一颗铁钉对应的铁匠名字，每一道捻缝对应的捻匠名字，全部登记在案。如果一艘宝船在航行中出现质量问题——比如某处船板开裂、某颗铁钉锈断、某条捻缝渗水——他就能循着账册追到具体的作、具体的工匠，然后按律追责。追责的方式包括罚俸、杖责、枷号，严重的可以发配充军，最严重的甚至可以处斩——如果因为质量问题导致船只沉没、人员死亡，涉事工匠就以“故杀”论罪，斩监候。这套制度在龙江船厂内部被称为“字到人亡”——刻在船上的每一个字，都对应着一个活人的性命。

船板上的名字是刻上去的，铁钉上的名字是錾上去的，捻缝上的名字是写上去的。但这些名字的主人知道，如果他们的手艺出了差错，那些刻上去的字就会变成追命的符，从船体的深处浮现出来，把他们拖进刑部的大牢。所以龙江船厂的工匠们干活时，手底下特别仔细。不是因为他们对造船这件事有多少热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被强制征调来的，根本谈不上热爱——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艘船上刻下的名字，将来会和这艘船一起漂在海上。船如果沉了，他们的名字不会沉。名字会留在账册上，成为追责的铁证。洪武朝太仓匠户周大有的后人周阿四，永乐六年被征调至龙江船厂，分在木作。他专门负责加工宝船的肋骨——那些弯曲的木构件，需要用火烤软后弯成规定的弧度，然后定型、刨平、开榫。这道工序的技术含量很高，烤火的时间和温度、弯曲的角度和弧度、榫头的深浅和宽窄，都直接影响船体的结构强度。龙江船厂的木作有三百多名木匠，能独立承担肋骨加工的不超过二十人。周阿四是其中之一。

周阿四的手艺是跟他爹周大有学的。周大有是洪武年间太仓船厂的老木匠，造过漕船、海船、战船，手艺在太仓一带很有名。但洪武二十年，太仓船厂被并入龙江船厂，周大有也被编入匠籍，举家迁到南京。周大有在龙江船厂干了十几年，参与过洪武年间几艘大型海船的建造，最后在永乐二年死在了船厂里——不是累死的，也不是病死的，是摔死的。他踩着一根湿滑的跳板上船，脚下一滑，后脑勺磕在船舷上，当场就没气了。周大有死后，他的匠籍由儿子周阿四继承。这是匠户制度的铁律：父死子继，世代不绝。周阿四继承的不只是他爹的手艺，还有他爹的名字——在龙江船厂的匠籍册上，周阿四的名字排在“木作·肋工”条目下，旁边用朱笔写着三个小字:“大有子”。周阿四不识字。他不知道自己名字旁边那三个小字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自己每做好一根肋骨，就要在肋骨的根部用凿子刻下“周阿四”三个字，然后在旁边用墨笔写上年月日。

他不会写字，这三个字的笔画顺序是他爹教的，一笔一划刻了十几年，闭着眼睛也能刻得分毫不差。刻完之后，他要把肋骨送到验收的作头那里。作头拿着一块标准样板——一块用硬木制成的模板，上面刻着肋骨的标准弧度——扣在他做的肋骨上，严丝合缝就算合格，差了分毫就要返工，返工三次还不过关，就要记过一次，记过三次就要挨板子。周阿四在龙江船厂干了五年，没有被记过一次。他做的肋骨，每一条都严丝合缝。作头验收的时候，拿着样板往上一扣，连光都透不过来。这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认真——船厂里的木匠大部分都和他一样认真。真正的原因更简单：他怕。他怕自己做的肋骨在海上断了，船沉了，人死了，他刻在上面的名字被翻出来。到那时候，他跑不掉。他的家人在南京城里的匠户聚居区，跑不掉。他爹周大有虽然死了，但他爹的名字还在匠籍册上，跑不掉。一条肋骨，三代人的命，就刻在那三个巴掌大的字上。这种恐惧不是周阿四一个人的。

整个龙江船厂，三千多名工匠，每一块船板、每一颗铁钉、每一道捻缝、每一面帆、每一条缆绳上，都刻着名字，都拴着命。铁作里的铁匠们，每天叮叮当当地锤打着铁钉，每锤一下，就离自己的名字近一步。捻作里的捻匠们，把麻絮塞进船板的缝隙，用桐油石灰封住，然后在捻缝内侧签上自己的名字，每一笔一划，都像是在签一份生死状。漆作里的漆匠们，把调好的桐油漆刷在船壳外面，漆层下面压着他们的名字，等着海水的浸泡和时间的考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都不会见到自己造的那艘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样子。宝船下水之后，船队驶出长江口，进入东海，转舵向南，消失在洋面上。造船的工匠们则继续留在龙江船厂的船坞里，开始建造下一艘。他们的名字跟着船走了，但他们的人留在岸上。船在大海上经历风浪、撞上暗礁、遭遇海盗、迎接朝贡的使臣，他们的名字就在船体的深处，默默承受着盐雾的腐蚀和海水的浸泡，一点点模糊、褪色、剥落。

如果船平安回来，那些藏在漆层下面、埋在木板之间的名字，就永远不会被人看见。如果船沉了，那些名字就会被翻开。而翻开的代价，是一个或几个家庭的破碎。永乐七年，郑和舰队第三次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一艘二千料的海船在满剌加港口外的浅滩上搁浅了。搁浅的原因很复杂——港口的水文航图标注不清，季风突然减弱，船上的火长未能及时调整航线——但最后船政提举司追查下来，追到龙江船厂的木作。他们发现，那艘船底部的三块船板在搁浅后开裂，导致船舱进水。裂口处的船板上，刻着三个木匠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太仓调过来的老木匠，另外两个是龙江船厂本厂的年轻工匠。三个人都被传到了船政提举的大堂上。老木匠在讯问中说，那三块船板是永乐六年秋天铺的，当时工期极紧，作头要求三日内完成五日的活，他无奈之下，在船板的榫接处少打了两枚暗钉，多填了一些桐油石灰。暗钉少了，榫接的强度就减了；桐油石灰多了，短期内看不出问题，但时间一长，经过海水浸泡和船体扭动，桐油石灰松脱，水密性就垮了。

搁浅只是一个导火索，即便不搁浅，那三块船板也迟早会出问题。老木匠没有抵赖。他跪在大堂上，一五一十全说了。说完之后，他问了一句:“能不能只办我一个人的罪？那两个后生是听我的吩咐干的，他们不懂。”

船政提举蒯祥坐在堂上，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说:“不能。”物勒工名制度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裁量的余地。名字刻在船板上，责任就锁死在名字上。不是你的主意、不是你做的手脚、不是你存心偷工减料——这些在审讯的时候或许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但在追责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制度不认动机，只认名字。老木匠后来被发配到了辽东都司的铁岭卫，充军戍边。他的家人在南京的匠户聚居区被清退，搬回了太仓原籍，从一个世代匠户变成了流民。两个年轻工匠各杖四十，枷号一月，期满后发回船厂继续服役。船政提举司给工部呈了一份报告，措辞平淡到冷漠:“查得海船搁浅进水，究系船板榫接不固，涉事工匠三名，已依法惩处，船板已修补完毕，船只可继续服役。”寥寥数十个字，就把一桩牵扯三条人命、三个家庭的事情画上了句号。这份报告后来被归入工部的档案库，编号存档。和四川马湖府那份十一名匠户饿死的呈文放在同一个架子上。架子上还有很多这样的文书，一层一层，一册一册，从洪武年间一直堆到永乐年间。

每一册都是一个或一群普通人的命运，叠在一起的厚度，足够压死一头牛。宋礼在调阅龙江船厂的物料账册时，无意中翻到了那艘搁浅海船的修补记录。他看完记录，又调出了相关的惩处文书，逐字读了一遍。读完之后，他在纸上写下了他那天要查的最后一个数字。龙江船厂自永乐三年开工建造首批宝船至永乐九年，共建造或改建大小船只约一千二百余艘。其中二千料以上的大型宝船六十二艘，一千五百料的中型海船一百八十七艘，其余为小型战船、坐船、马船、粮船、水船等辅助船只。同期，因为各种质量问题而受惩处的工匠累计四百三十七人，其中杖责三百二十二人，枷号九十七人，发配充军十五人，处斩三人。四百三十七人，分摊到七年的工期里，每年六十多人。看起来不多。但如果把这个数字和采木死亡的数字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帝国为了建造这支远洋舰队，每年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在持续不断地消耗人命。

深山里的采木匠户在海，船坞里的造船工匠在死，长江上漂流运输的力役在死，矿山里开采铁砂的矿工在死，熬制桐油和石灰的灶户在死，捻制麻絮的麻户在死。这些死亡被分散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彼此孤立，互不相闻。马湖府死十一个匠户，龙江船厂发配一个老木匠，铁岭卫冻死几个充军的犯人——每一件事单独拿出来，都不足以引起千里之外南京城内任何一位高级官员的注意。但宋礼把那些分散的数字攒到一起，放在工部正堂的桌案上，他忽然觉得这些数字的重量和宝船的重量是一模一样的。九桅宝船的排水量估计在一万吨上下，它的重量来自四川的深山、湖广的原始森林、贵州的悬崖峭壁，来自长江上游的激流险滩、中游的木排便道、下游的船坞和作坊，来自无数个周阿四刻在船板上的名字、无数个老木匠刻在铁钉上的名字、无数个不知名的匠户刻在漆层下面的名字。每一斤重量，都沾着人血。这就是帝国远洋舰队的真正重量。但朱棣看不到这些数字。他看到的，是另一套数字。

永乐九年春，龙江船厂两艘四十四丈的巨型宝船同时下水。这是龙江船厂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吨位的船只，长度超过一百二十米，宽度超过五十米，九桅十二帆，排水量估算在万吨以上。下水典礼那天，朱棣亲自登上其中一艘宝船的甲板，站在船头眺望长江。他身后站着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内官监太监，以及满朝文武。郑和站在不远处，手里捧着一份西洋航海图，正在向朱棣汇报下一次远航的规划。朱棣看了很久的江水，忽然回头问宋礼:“宋尚书，这两艘船，花了多少银子？”

宋礼上前两步，报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精确到了两，精确到了钱，精确到了分。朱棣听完，点了点头，又问:“用了多少木料？”

宋礼又报了一个数字。四千多根合抱巨木，三万多块船板，四十多万颗铁钉，一万多斤桐油，八千多斤石灰，两千多斤麻絮。数字一个接着一个，像珠子一样从他嘴里滚出来，清清楚楚，不打一个磕巴。他在工部做了五年尚书，这些数字像刻在他脑子里一样。他说这些数字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朱棣笑了笑，说:“好。宋尚书心里有数，朕就放心了。”

宋礼低下头，说了一句“臣不敢”。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他报的那些数字是对的，但只是全部数字的一半。另一半数字，他没有报。那些数字是：采木死亡累计超过三百人，运输途中溺毙超过一百人，船厂工伤致死超过五十人，铁作炉前中暑死亡超过二十人，捻作桐油中毒死亡超过十人，漆作油漆中毒死亡超过七人，矿山坍塌压死矿工超过六十人，熬制石灰窑塌致死超过三十人。零零碎碎加在一起，超过六百条人命。平均下来，龙江船厂每下水一艘大型宝船，就要消耗将近五十条人命。这个账，宋礼算过，但他不敢说。不是因为怕朱棣震怒——朱棣不会为几百个匠户的命动怒。他怕的是另一件事：一旦把这笔账摊开，朝廷上下的文官就会抓住这个由头，攻击下西洋这件事本身。永乐年的朝堂上，反对下西洋的声音一直存在，只是不敢公开表达。原因很简单：下西洋是朱棣亲自推行的国策，反对下西洋就是反对朱棣。而在这个皇帝面前，公开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

所以文官们的反对策略发生了改变——他们不直接反对下西洋，而是攻击下西洋的财政成本。他们说，下西洋花费太大了，宝船造价太高了，木材采办太耗费民力了，朝贡贸易太赔本了。这些话表面上是在算经济账，实际上是在算政治账。因为只要证明下西洋“得不偿失”，就能动摇朱棣推行这项国策的政治基础。宋礼不是反对下西洋的人。相反，他认为郑和的远洋航行是必要的，是帝国海权的重要战略布局。但他同时也知道，反对者所说的财政负担和民生代价，并不是凭空编造的。采木确实在耗费民力，造船确实在透支匠户，朝贡贸易确实在造成财政的净流出。这些都是事实，只是反对者把这些事实当成了武器，而宋礼不想让这些武器落到他们手里。因为一旦落到他们手里，被砍倒的就不仅是几艘宝船，而是整个下西洋的国策。所以他把那本要命的账本锁进了抽屉的最深处，压在几份不重要的文书下面。他想，等下一次朝议时，他可以选一个更委婉的方式，把采木损耗过大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不提伤亡数字，只提木料供应的可持续性。

这样既不会给反对者递刀子，又能推动一些实际的改良——比如在四川、湖广增设几个转运站，改善采木匠户的待遇，减少不必要的损耗。这是他作为工部尚书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但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就在两艘巨型宝船下水后的第三天，工部衙门收到了一份从四川布政使司发来的加急文书。文书的内容很简短：马湖府黄琅林区爆发了一场匠户骚乱。参与骚乱的匠户有两百多人，他们抢了转运站的粮仓，烧了三处官厅，然后逃进了大凉山深处。四川都指挥使司已经派兵进山追捕，但大凉山地势险恶，彝人土司态度暧昧，追捕进展缓慢。骚乱的直接导火索，是口粮。朝廷给采木匠户配发的口粮定额是每天一升米，但经过层层克扣，实际发到匠户手里的不足六合。一合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多一点。六合米，不到半斤。采木是重体力活，成年男丁每天砍树、抬木、翻山越岭，消耗极大，半斤米根本不够。匠户们饿着肚子干活，体力不支，进度就慢；进度慢，监督的官吏就催逼打骂；打骂多了，匠户就逃跑；

逃跑的人多了，剩下的匠户承担的活就更多，口粮却不见增加，于是更多的人逃跑。这就是马湖府十一名匠户饿死的真正背景。那十一个人饿死之后，消息传回匠户营地，引发了积蓄已久的愤怒。有人站出来说，反正是饿死，逃是绞死，不如先抢了粮仓，吃饱这一顿，再逃进山里。横竖不过一死，死在山里也比死在采木场上强。两百多人响应了这个提议。他们抄起砍树的斧头和锯子，砸开了转运站粮仓的铁锁，把里面的米面一扫而空，然后把巡檢司的官厅点了一把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山谷。等四川都指挥使司的官兵赶到时，两百多人已经消失在原始森林的深处，只留下满地狼藉和几具被踩踏致死的尸体。宋礼拿着那份加急文书，在工部正堂的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是南京城灰蒙蒙的天际线，远处长江水面上船桅林立，龙江船厂的烟囱冒着黑烟。他知道那场骚乱迟早会发生，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快到他还没来得及把采木损耗的数字呈报给朱棣，快到他还没来得及推动任何一项改良措施，快到他算的那道数学题还没来得及被任何人看见，答案就已经先找上了门。他回到桌前，拉开抽屉，拿出那张写着采木死亡数字的纸，又看了一遍。然后把纸折好，塞进袖子里，出了工部的门，往内阁的值房走去。他知道自己要做一件不那么聪明的事——在一场匠户骚乱之后，拿着死亡数字去找内阁大学士谈匠户待遇，这看起来像是在为叛乱者张目。但他也知道，如果现在不说，以后更不会有机会说。因为骚乱的规模会扩大，镇压的手段会升级，死亡的匠户会更多，最终会反噬到造船的进度上。到那时候，就算他有再多的数字，再精确的账本，也拦不住这根弦的崩断。内阁值房的门虚掩着。宋礼推门进去的时候，内阁大学士胡广正在批閱刑部送来的秋审名册。宋礼把袖子里的纸拿出来，铺在胡广面前。胡广低头看了一眼，眉头皱了一下，然后把秋审名册推到一旁，拿起那张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他抬头看着宋礼，问了一句话。这句话很短，但问题很大。“宋尚书，这个数字——你是想让我压下去，还是想让我递上去？”

宋礼站在案前，沉默了片刻。窗外传来远处长江上船工的号子声，一声高过一声，穿过南京城低矮的屋脊，钻进值房的窗缝。那号子声里正在拖运的，也许是一根刚从上游漂下来的巨木，也许是一艘刚刚下水的新船。宋礼听了一会儿，然后开了口。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能让胡广一个人听见。但他说出来的话，比那纸上的任何一个数字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