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地引水的权力之庭

嘉保二年（1095）六月，京都北山。

监工站在坡地上，看着一群劳役者在烈日下挥锄。

他们的脊背在湿透的布衣下起伏，锄刃撞上土石的声音沉闷而固执。

他低头在膝头的纸卷上记下一笔。

这不是赋诗，不是参禅，只是一份物资账：今日耗粮若干，具损若干，人夫病替若干。

庭园营造史中那些最沉重的部分，往往就刻在这种纸面上。

白河太上皇的北山别业正在施工。

选址在北山坡地，一处可以俯瞰京城的台地。

视野开阔，风水合宜，唯一的缺陷是没有水。

没有一条天然溪流经行此地。

要在这里建造一座配得上太上皇权威的池泉庭园——有池，有岛，有瀑布，有遣水——唯一的方法是从远处的桂川支流开凿引水渠，把水强行引上台地。

监工记录的，就是这项工程的代价。

从六月初三到十九日，他调集了山城国七个乡的劳役者。

开山凿石，砌筑渠壁，架设渡槽。

每个人的体力消耗都转化为账面上的粮食数字。

每件工具的铁刃在岩石上磨损崩裂，都变成一行新的损耗记录。

六月十五，渠道崩塌了三十步，重新开挖。

直到六月十九，水终于到了。

水冲进庭池的那一刻，裹挟着多日来掘松的泥沙。

池里翻涌着浑浊的泥浆，大约过了半刻钟才渐渐沉淀，露出清澄的水面。

监工在日记里写下这最后一笔。

这意味着数百人半个多月来与岩石、泥土和炎热的搏斗，终于达成了目的：庭园里有了可以倒映月光的水。

这份记录是零散的，但它揭开的缺口通向一个常常被后世庭园史叙述掩埋的事实。

对于平安时代末期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水并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自然资源。

在京都盆地那些平坦且邻近天然河川的地段——鸭川东岸的贵族宅邸集中区——引水造园固然也是工程，但其难度和成本远远无法与台地、坡地和山谷地带相比。

当权贵们出于防卫、俯瞰景观或接近山林寺院的目的，开始把别业和寺院建在远离天然水系的区域时，水，这个庭园中最基本的元素，就变成一个令人焦虑的压力点。

这个压力点的根源，在于平安时代中后期形成的寝殿造庭园范式对水资源的绝对依赖。

寝殿造是平安贵族的宅邸建筑样式。

核心建筑“寝殿”面南而建，东西两侧以回廊连接“对屋”，建筑群围合出的空间便是庭园。

这种庭园的标准形态有一套近乎刻板的构成法则：庭园中央必须是一个大面积的水池；

池中须筑岛屿，以拱桥或平桥与岸相连；

水流须从北侧或东侧的假山顶上泻下，形成瀑布，再经由庭内的人工溪流——遣水——注入中心水池，最终从南侧或西侧的出水口排出。

一整套人工水循环系统，不可省略一步。

这套系统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有其明确的礼仪功能。

水池是庭园的视觉中心，倒映建筑、天空和四季更迭。

遣水则是贵族宴饮时“曲水之宴”的舞台：酒杯沿水流漂下，在座的文士须在酒杯漂至面前之前吟成一首和歌。

从《作庭记》这部平安时代后期出现的造园技术文献可以看出，当时对池泉庭园的水系设计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规矩。

遣水的流向必须与宅邸方位相协调。

瀑布的落水声必须“清而不喧”。

池岸的置石必须遵循特定的摆放序列。

这些规矩把水的流动转化成了一套视觉、听觉与礼仪交织的权力语言。

一个能够严格按照这套规矩营造池泉庭园的贵族，既展示了他对宫廷文化的熟稔，更展示了他能够征服地理、调动民力的实际统治能力。

但恰恰是这种对水的高度依赖，使寝殿造庭园在推广中遭遇了不可忽视的地理枷锁。

平安时代末期，宫廷贵族的营造活动已经超出鸭川两岸的低地平原，向周边高地扩张。

白河太上皇的北山别业只是一个例子。

同一时期，鸟羽离宫建造在京都南郊的坡地，法金刚院建造在双丘山的山麓地带。

这些选址的共同特征是地势较高、视野开阔，但没有可以直接引用的天然水源。

引水工程的成本随着距离和地势高差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长。

镰仓时代的到来将这一困境进一步放大。

源赖朝选择镰仓作为幕府所在地，在政治逻辑上是为了远离京都朝廷的掣肘，但镰仓的地理条件却对造园者提出了严厉的挑战。

镰仓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谷地狭窄，可用的平地极为有限。

幕府的御所和有力御家人的宅邸不得不建造在坡地或谷底的台地上。

这些选址有军事防卫上的优势，却大多远离稳定的天然水源。

在这里营造一座符合京都标准的池泉庭园，所需的人力动员和物资消耗，远远超过大部分武士领主的能力。

一份收藏于镰仓建长寺的镰仓中期文书，以最直白的方式呈现了这种窘迫。

文书是某位御家人为其领内一处寺院庭园的营造工程向幕府提交的物资申请。

其中详细罗列了从一里外的山溪引水所需的一切：石料三百六十块，用于砌筑引水渠；

木材一百二十根，用于架设渡槽；

铁钉二百六十枚；

劳役者每日三十人、工期六十天。

在文书的末尾，申请者附了一行字，语气恳切：如果蒙获准许，水就可以到达庭前；

如果不能，池泉之制恐怕难以成就。

这句话不是修辞。

它是在行政文书格式的约束下仍然隐约透出的焦虑。

对于这位拥有领地和武士身份的御家人来说，引水不是一项可以自行负担的工程，而是一场必须向更高权力求助的冒险。

他需要幕府拨付石材、木料、铁器和人夫，才能在自己的领地上挖出一条通往庭园的水路。

这封申请书的恳切口吻，必须放在造园技术的物质细节中去理解。

从水源地到庭园水池的一条引水渠，即便是最小型的，也必须完成以下几项基础工作：勘测水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地势落差，确定水渠走向——这项工作在当时没有精确的测量仪器，完全依赖石工的经验和目测；

在岩石和泥土中开掘渠道——遇到岩层时用火烧再浇冷水使之碎裂，遇到软土层时用木板或石块砌筑渠壁以防崩塌；

如果途中需要跨越洼地或沟壑，须架设木制渡槽——渡槽的支柱须在现场用木材搭建，接口处以铁钉和麻绳加固。

每一步工序都是体力消耗、工具损耗和粮食消耗的叠加。

水到达庭园之后工程还远未结束：还需要利用地势高差制造瀑布效果；

在池岸和岛岸精确配置石材以模拟自然海岸和山岳形态；

在池底铺设粘土层以防渗漏；

在出水口设置闸门控制水位。

这些工序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拥有专门技艺的工匠来操作——这些工匠的雇佣费用同样构成工程成本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成本叠加在一起，一座完整的池泉庭园的营造费用可以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为白河院北山别业记录工程的那位监工在日记末尾写下了一条简约而沉重的总结：从去年十月到这个月，共发民夫三千八百余人次，耗米五百六十余石，铁器损耗七十余件。

这还只是一座别业的庭园工程。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地方领主乃至中等规模的寺院而言，这样的消耗是难以承受的。

正是在这种资源约束的压力下，一种替代性的营造策略开始出现。

在一些地势较高、引水困难或成本过高的寺院和宅邸中，造园者开始尝试削减甚至完全省略水池和遣水，用别的材料来暗示水的存在。

旱园——枯山水的最初雏形——便是在这种窘迫中开始获得它的物质形态。

旱园的核心技术非常简单：把白砂铺在庭园地表，用砂的纹理表现水流的形态——砂粒在阳光下可以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视觉效果；

用耙子或扫帚在砂面上划出的纹路可以模拟涟漪、水流乃至波浪；

石头不再像池泉庭园那样作为池岸或瀑布的构成元素，而是作为山峰、岛屿或礁石的象征物直接放置在砂地之上。

整个庭园不需要一滴水，但通过砂纹和石组的组合仍然能够唤起观者对山水景观的联想。

这一时期的旱园实例几乎没有完整保存至今的，但从文献里可以找到重要的线索。

嘉祯元年（1235），京都东郊的东福寺在其开山祖师圆尔辨圆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改建。

据《东福寺缘起》记载，圆尔在寺庙的方丈庭园中营造了一处景观，其特点是“不用水而见山水之势”。

这条记载极为珍贵，因为它把旱园的出现与一个具体的禅宗寺院联系在了一起。

但必须留意的是，圆尔做出这一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福寺所在的地段地势高、地下水匮乏，而不是因为他怀抱着某种先验的禅宗美学观念。

另有一份更早的文献提供了关键的佐证。

仁安年间（1166–1169），京都洛北的鞍马寺在重建本坊庭园时留下了一条记录：此地山石嶙峋，凿井数十尺也未见水泉，于是用白砂铺庭，立石五组，称为枯山水。

这条记录中“称为枯山水”这五个字的分量最重。

它说明在这一时期以砂石代水、不用真正的流水来营造庭园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一个特定的称谓。

而这个称谓中的“枯”字本义是干涸、无水，带着强烈的物质匮乏的意味——它与后世所赋予的精神超越、禅意枯淡等美学内涵在发生学上并无直接关联；

它最原始的含义就是字面上的没有水。

这些文献片段拼合出一个清晰的图景：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的日本，当造园者面临引水工程的现实困难时他们做出了一种务实的调整——既然无法把水引入庭园那就用砂和石来表现水的形态。

这种调整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某个天才僧侣顿悟的产物；

它是在不断被地质条件和工程成本挫败的漫长过程中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替代方案。

枯山水并非诞生于某种先验的精神觉醒——它诞生于物质条件的约束。

在这一刻它更接近一种工程理性的产物：用更低的成本、在更苛刻的地形条件下仍然可以营造出具有庭园功能的视觉景观的巧妙方案。

那些最早的旱园与其说是禅意的表达不如说是一套空间营造策略在资源压力下的应变。

但说它是工程理性的产物并不等于说旱园的出现是纯粹技术性的、毫无文化意涵的事件。

恰恰相反旱园的营造从一开始就嵌入了权力关系之中——即便省略了引水工程旱园仍然需要耗费相当数量的石材、白砂和技术工匠：石材须从山中和河滩采掘以人力或畜力搬运到庭园现场再由石工根据设计进行加工和配置；

白砂须从特定的河床或海滨开采经过筛选清洗之后铺设。

这些材料和技术资源同样不是普通人可以轻易获取的——能够在无水条件下仍然建造出一座具有观赏价值的庭园这件事本身仍然是权力的展示。

只不过这种权力的语法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变。

在池泉庭园的营造中权力的语法是：我能让水翻山越岭到达我的庭前；

我能动员足够多的人力攫取足够多的物资把自然的一角彻底驯化为人造秩序的组成部分——引水工程越是庞大越是彰显主人的力量。

而在旱园的营造中权力的语法变成了另一种形态：我即便没有水也能让这片砂石看上去像山川海洋；

我能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然造出令人叹服的景观。

这套新语法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庭园审美标准：当池泉庭园以水的丰沛程度——水池的大小、遣水的长度、瀑布的高度——作为衡量主人实力和品味的主要指标时旱园则将评价标准转向了石组配置的巧妙程度、砂纹制作的精细程度以及整个庭园在极为简素的物质条件下所能唤起的想象力的广度。

一种全新的权力展示方式在资源约束的裂缝里悄悄生长出来。

要理解这套新语法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回到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去。

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的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权力格局剧烈重组的时期：以平清盛为代表的武士势力崛起与以藤原氏为代表的旧贵族分庭抗礼；

继之而起的源氏镰仓幕府在远离京都的东国建立了全新的统治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权力持有者——无论是武士领主还是新兴佛教宗派的寺院——都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证明自身合法性的问题。

旧贵族可以通过建造宏伟的池泉庭园来炫耀财富和文化教养；

但对于镰仓的武士们和山区寺院的僧侣们来说在贫瘠的土地上以最低限度的物质手段营造出同样具有震撼力的景观这本身就是一种更具说服力的文化宣誓。

旱园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的出现必须被理解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地理约束、工程成本、资源获取能力以及新兴权力阶层的文化策略。

它是物质限制催生出的替代技术也是这种替代技术被迅速吸收进权力符号系统之后产生的新型空间语言。

如果说池泉庭园的逻辑是将自然界的水驯化为人造秩序的组成部分那么旱园的逻辑则是在人造秩序内部用更抽象的符号——白砂代表水石头代表山——来替代自然元素本身。

这是从具象再现迈向抽象象征的关键一步。

但这一步的迈出不能被浪漫化。

后世许多庭园史著作倾向于将旱园视为日本民族精神或禅宗思想的内在表达仿佛这种形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诞生只需要等待某位高僧来将它显现出来。

然而庭园营造账册、物资调配记录和地方领主的工程申请文书所讲述的故事与此截然不同。

在这些文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劳役者倒下又被替代的躯体是渠道崩坏后重新挖掘的泥土是恳求幕府拨付木材和铁钉的焦虑文字是凿井数十尺而不得泉的沮丧以及在这种种令人筋疲力尽的现实困境面前一种务实的替代方案如何被逐步摸索出来。

鞍马寺那条记录几乎可以看作旱园诞生时刻的一帧画面：画面中的人不是在冥想中顿悟宇宙真理的禅僧而是一群在坚硬的岩石层中徒劳地向下挖掘的工匠；

当他们终于放弃寻找水源时有人抬起头看着庭前那片空地提出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既然挖不出水为什么不用砂石来做水？

这个问题在某一刻被付诸实施了它发生得如此日常以至于在当时恐怕没有人意识到它携带的历史重量；

但正是这样日常的、被现实条件逼出来的抉择而非精神上的顿悟使枯山水获得了它的最初形态。

在这个时刻无水之庭还不是后世那套精深复杂的禅意符号系统它只是那些掘井不获引水不进的人们在石与砂中找到的一条退路。

但正是这条退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将被禅宗寺院的建造者们一次次走进、拓宽、改造最终变成一条通往全新视觉世界的入口。

这条退路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刚刚被踏出时留下了两种不同的空间逻辑并存的局面：在有条件引水的地方池泉庭园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正统寝殿造的礼仪空间依然依赖水的流动来完成其文化功能——曲水之宴需要遣水月影需要池面建筑的倒影需要一片镜面般的水面来彰显主人的审美教养；

但在那些引水成本过高掘井不获的地段造园者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水不是不可替代的用砂石的纹理石组的配置同样可以建造一座具有庄严气度的庭园。

这个证明一旦成立它就再也无法被收回。

这些账册与文书所揭示的不仅是引水工程在物质层面的沉重代价它们还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制度性困局：在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的庄园制经济框架下大规模土木工程的动员能力高度依赖于特定权力结构而这种结构本身正在经历剧烈的重组。

以白河院北山别业为例监工能够调集山城国七个乡的劳役者靠的不是工程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太上皇权威对地方行政系统的穿透力。

白河太上皇在退位后建立的院政体制本质上是一套绕过太政官直接以院厅政令调动国衙和庄园资源的权力网络——当监工手持院厅下文来到一个乡时乡司必须从本乡的在住人丁中征发指定数量的劳役者并自行负担这些劳役者在服役期间的粮食补给；

这份粮食消耗看似由乡一级承担但最终会通过年贡加征临时赋课等方式转嫁给底层的名主和百姓——账面上“耗米五百六十余石”的数字背后是七个乡数百户农家在青黄不接的六月额外挤出的口粮。

这种征发模式的有效运转依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院厅对地方国衙和庄园领主的垂直控制力足够强大二是底层乡村社会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粮食来承受这种临时征调。

但在十二世纪初期这两个条件都在被侵蚀——庄园领主无论是藤原氏摄关家还是大寺院越来越倾向于抵制院厅对其领内人丁的征用因为每一次征用都意味着领主自身可支配劳动力的减少；

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地方性饥荒使得乡村社会的剩余产品极度不稳定嘉保二年恰好是京都盆地周边几个藩国稻作歉收的年份监工在日记中记录的“人夫病替若干”很可能不只是体力透支导致的伤病还包括因营养不良而引发的各种疾病。

这意味着引水造园的权力展示是有严格边界条件的只有当权力持有者能够将工程成本有效地转嫁给他人——转嫁给地方行政系统转嫁给庄园领主转嫁给底层农民——时那些宏伟的池泉庭园才能从图纸变成现实一旦这个成本转嫁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断裂引水工程就会从权力的象征蜕变为权力的负担。

镰仓那位御家人的物资申请书之所以语气恳切正是因为在他的处境中这个成本转嫁链条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不能像白河院那样向地方乡司下达征发令他自己就是地方武士领主他的权力恰恰建立在对他领内土地和人丁的直接控制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一套跨区域的行政征调系统的调用权之上；

如果他强行征发领内的农民去开凿引水渠这些农民就无法耕作田地年贡就会减少他自己的经济基础就会受损所以他只能向上求助请求幕府从更高层级调拨资源来填补这个缺口。

这份申请书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它申请的石料是三百六十块，木材是一百二十根，铁钉是二百六十枚。这些数字不是随意填写的，而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结果——申请人或其手下的工匠一定事先勘测了从水源地到庭园的整条引水路线的地形条件，计算了每一段渠道所需的砌筑材料数量、每一座渡槽所需的木料和铁件数量，然后才得出这个总数。换句话说，这份申请书同时证明了申请人的困境和他的专业能力：他完全清楚一座池泉庭园需要什么，他只是没有能力独自负担这一切。

这种困境不是孤例。镰仓时代初期，大量从京都迁往镰仓或在镰仓新建寺院的僧侣和工匠，都面临着类似的窘迫。他们携带着寝殿造庭园的一整套技术知识和审美标准来到东国，却发现这里的地理条件和资源获取方式与京都截然不同。京都的贵族庭园可以依赖鸭川水系和桂川水系的充沛水量，可以依赖数百年来积累的石材开采和运输网络。镰仓只有短促湍急的山溪和狭窄的海岸平原。石材虽然丰富，但开采和运输都需要从头建立一套新的供应链。

建长寺那份文书的真正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一份孤立的技术记录，而是整个制度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当政治中心从京都转移到镰仓，当权力持有者从拥有跨区域动员能力的太上皇，转变为只能直接支配有限领地的武士领主时，池泉庭园所依赖的成本转嫁机制就大面积失效了。旱园在这种时刻的出现，因此不仅是地理约束和工程成本的产物，它还是权力结构重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适应性技术。

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比得到更清晰的呈现。白河院在北山建造别业时，他不需要为自己的庭园工程向任何人提交物资申请，他只需要下达命令，成本就会沿着权力链条向下传递，最终消失在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劳役者的体力消耗和粮食损耗中。但镰仓的那位御家人必须写一份申请书，他必须详细罗列每一项物资需求，他必须在文末加上那句恳切的附言，他，甚至可能面临申请被驳回的风险——如果幕府认为这项工程并非必要，或者认为拨付如此多的物资会挤占其他更重要的军事或行政开支的话。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营造模式之间的差异，就是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物质投影。当营造一座池泉庭园不再是一个命令就能解决的问题时，“无水之庭”就从一种不得已的妥协，逐渐变成一种主动的选择。不是，因为人们突然领悟了某种新的美学理念；而是，因为旧的美学理念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已经松动了。

鞍马寺那条记录中的“称为枯山水”五个字，放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来理解，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枯山水”这个名称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这种以砂石代水的做法已经足够常见、足够稳定、足够被认可为一种独立的庭园类型了。它不再只是“造不出池泉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可以被命名、被记录、被传承的营造传统。“枯”字所携带的物质匮乏意味，因此具有双重指向：它既指向水的匮乏这一自然事实，也指向营造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之匮乏这一社会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旱园是一种“穷人版”的池泉庭园，这是必须谨慎避免的一种误解。旱园的营造同样需要耗费可观的资源：优质的白砂必须从特定的产地开采并经过长途运输；大型石组的搬运和安置需要专门的起重设备和经验丰富的石工；砂纹的制作和维护需要持续的人工投入。在旱园的日常维护中，“扫砂”是一项极为耗时的工作，负责此项工作的僧人每天清晨都要用耙子在砂面上重新划出纹路，任何风吹雨打或鸟兽踩踏都会破坏这些纹路的清晰度。旱园与池泉庭园的差异，因此不在于资源消耗的绝对数量高低，某些制作……

精良的大型旱园所需的石材总量可能超过一座小型池泉庭园的土方量，而在于资源消耗的类型和分布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池泉庭园的资源消耗集中在营建阶段的开渠引水上，一旦水路建成并稳定运行之后，水的流动是自然力完成的，遣水的水声、曲水之宴的酒盏漂流都不再需要额外的人力投入，除了清理渠道淤积等定期维护。而旱园的营建阶段，虽然省略了引水工程的高昂成本，但它将一部分资源需求转移到了日常维护阶段：砂纹必须日复一日地被重新划出，苔藓必须在干燥季节被悉心浇灌以防枯萎，即便旱园不用水来表现景观，主体部分的水流形态、石组周围的白砂必须定期清理落叶和尘土以保持其纯净度。这是一种资源消耗的时间性分布的重新配置：池泉庭园将大量成本前置到营建阶段的一次性投入上，尽管后续维护也需要持续投入；而旱园则将成本相对均匀地分摊到营建与日常维护两个阶段之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日常维护阶段的累计人力投入可能超过营建阶段。对于不同性质的营造主体而言，这两种成本结构的可承受性是不同的：拥有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最高权力持有者倾向于

选择前置高成本的方案，因为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产生最大规模的视觉冲击力，从而最大化其政治象征效果。而资源获取能力受限的地方领主或寺院，则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分摊成本的方案，因为它不会在短期内对既有的经济体系造成过大的压力，尽管长期来看，累计投入可能并不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鞍马寺选择“用白砂铺设立石五组，称为枯山水”这件事，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审美上的创新尝试，它还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决策结果。与其继续在一个注定失败的掘井项目上消耗本已有限的人力和财力，不如将这些资源转向一种替代性的营造方案。这种方案，虽然无法提供真正的流水，但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完成，并开始发挥其作为宗教空间景观的功能。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东福寺：圆尔辨圆在方丈庭园中营造的那处“不用水而见山水之势”的景观。《东福寺缘起》没有详细记载圆尔做出这一选择的具体原因，但它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背景信息：东福寺所在的地段地势高，地下水匮乏。这意味着，即便想建造一座最小规模的池泉，也必须从远处引水。而东福寺当时正处于大规模扩建时期，各项土木工程的资金……

和人手都已经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一个方丈庭园的观赏水池单独开辟一条引水路线的优先级，显然不会太高。“不用水而见山水之势”因此很可能是在总体资源配置的压力下做出的一项务实调整，而非一项出于禅宗美学自觉的实验性创作。但这并不是说禅宗思想在旱园的后续发展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恰恰相反，正是禅宗寺院对这种新型空间语言的系统化吸收和改造，才使得枯山水最终超越了它的物质起源，变成了一套具有深刻精神内涵的视觉符号体系。但这个吸收过程发生在稍晚的历史阶段，它需要等到中国南宋禅林的建筑规制与日本本土寺院的空间实践发生深度融合之后，才会全面展开。而在本章所聚焦的这个时刻，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无水之庭仍然主要是作为一种应对物质约束和经济压力的务实策略而存在的。它的精神意义尚未被充分赋予，它的符号系统尚未被精细编码，它的美学潜力尚未被自觉开发。它只是一条刚刚被踏出的退路，一条通向未知方向的路径。但它已经证明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水的缺席并不必然意味着庭园的失败。这座曾经完全依赖水流来……

定义自身的空间形式现在有了一条新的出路这条出路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被不断拓宽最终变成一条通往全新视觉世界的入口

凡坐于方丈正面者，其目之所及不过数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