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泣血与东西失期

广东新会城下，1654年9月。围城已经持续了六十余日，城外的南明军营地里飘着一股死马的内脏气味。一个火头军蹲在灶坑边上，正把最后一块马肉切成薄片，扔进锅里翻滚的浑水里。锅沿上爬着几只绿头苍蝇，赶走了又飞回来。当他把一把野菜叶子撒进锅里时，锅里的东西看起来既不像是饭，也不像是汤——围城打到了这一步，军中已经没人讲究吃相了。

这个火头军所属的队伍，是李定国麾下靳统武的部众。两个月前他们从柳州出发时，每人背了四十斤干粮，沿途还能从府县仓库里得到补充。但自从八月中旬清军切断了西江的粮道，军中就开始缺粮。先是杀驮马，后是挖野菜，再往后连树皮都成了稀罕物。

火头军往锅里撒了一把盐——这盐还是从广西带来的，现在也快见底了。他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城墙，城墙上飘着清军的旗帜，旗帜下的守军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靠在垛口上一动不动，分不清是睡着了还是饿死了。

这就是新会之围打到第三个月时的真实画面。城外的人在挨饿，城里的人也在挨饿；

城外的人想把城墙轰开，城里的人拼死把缺口堵上；城外的人在等郑成功的水师，城里的人在等尚可喜的援兵。两拨人隔着一道城墙，困在同一种饥饿里，等着各自的外援来决定他们的生死。

而在数千里之外的厦门港，郑成功的水师还泊在码头上，桅杆上的帆都没有升起来。

要理解这场围城战为什么会打成这样一个僵局，必须把时间往回拨半年，回到李定国决定东征的那个时刻。1654年3月，李定国在柳州接到了广东义军首领陈奇策的密信。陈奇策在信中报告了一个情报：清廷在广东的兵力部署出现了空档。尚可喜的主力被调往潮州方向，以应对郑成功在闽南的军事压力；耿继茂所部则分散在惠州、惠州沿海一带，防备郑军登陆；广州城及其以西的新会、肇庆等地，守备兵力薄弱。陈奇策在信中说得很直白——如果晋王能率大军东出，他从新会起兵响应，广东各地潜伏的义军也会群起接应，取广州并非难事。这封信在李定国手里反复看了多遍。

他把信放在桌上，摊开舆图，手指从柳州向东划过去——浔江、梧州、封川、德庆、肇庆，最后停在广州。这条路线他熟悉，当年随张献忠转战湖广时，他就走过西江走廊。水路并进，如果一切顺利，大军可以在二十天内抵达肇庆城下。但关键不在于路程，而在于时机。

李定国此时正处于一种被围困的状态。这种围困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自从宝庆退师之后，孙可望对他的猜忌已经不加掩饰。柳州虽然是他驻守的防区，但粮饷要仰仗贵阳拨付，兵员补充要经孙可望批准，就连调兵超过三千都要事先报备。孙可望用一套繁琐的军政程序，把李定国困在广西的穷山恶水之间，让他在无所作为中慢慢消耗声望和实力。

李定国清楚，如果继续留在广西，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乖乖向孙可望低头，交出军权去贵阳当一个空头王爵；要么在粮尽援绝之后被清军各个击破。这两条路都通向同一个结局——他所率领的这支大西军主力，这支曾经在桂林和衡阳两蹶名王的百战之师，将在内耗中被消磨殆尽。所以他必须打出去。而广东是唯一的方向。

向北是孙可望控制的贵州和湖南，向西是清军重兵把守的云南边境，向南是交趾，只有向东——广东——不仅清军兵力薄弱，还有郑成功和广东义军可以策应。这是一场豪赌，但不赌就是等死。

1654年4月初，李定国率部从柳州出发。他带走了约三万五千人，这是他掌握的全部机动兵力。剩下的部队留在广西各府县驻守，由部将分领。

出发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派人赴安龙向永历帝上奏，报告东征计划，请求朝廷下诏命郑成功出兵会师。第二件，派信使分赴福建和广东沿海，联络郑成功和广东各路义军，约定于六月在广州城下会合。第三件，他亲笔给孙可望写了一封信，信中语气恭敬，只说“欲率偏师东出，为朝廷恢复广东”，不提战略构想，不提兵力部署，更不提对孙可望掣肘的不满。

这三件事做完之后，李定国就出发了。他知道自己这一走，跟孙可望之间最后的一丝情面也断了，但他别无选择。

大军的东进起初异常顺利。浔江两岸的清军据点几乎毫无防备——尚可喜压根没想到李定国会放弃西南的根据地，孤军深入广东。

沿江的梧州、封川、德庆等城池，守军多则千人，少则数百，见南明军大旗飘扬、阵列森严，多数不战而降。到了五月中旬，李定国已经进入了广东腹地，前锋抵达肇庆以西的高要县境。

这时候，广东各地的义军果然如陈奇策所言，纷纷起兵响应。新会的陈奇策、恩平的王兴、阳春的李常荣、新宁的黄云、新兴的梁标——这些名字在清廷的塘报里被统称为“土寇”，实际上却是潜伏多年的抗清武装。他们在各自的家乡集结乡勇，攻占县城，杀掉清廷委派的官吏，打出永历朝廷的旗号。在短短一个月内，从西江流域到珠江口，从粤西山区到沿海平原，大约有十余个州县卷入了反清起事。清廷在广东的统治几乎在一夜之间动摇了大半。

李定国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向广州方向推进。六月初，他的主力抵达肇庆城下。肇庆是广州的西大门，西江在这里汇入珠江，水路直达广州城。如果拿下肇庆，广州就门户洞开，再无险可守。但肇庆的守将许尔显是尚可喜的心腹，此人以善守著称。

他手中虽只有三千余人，却加固了城防，储备了足够的粮草火药，决心据城死守。李定国连续攻打了十余日，云梯、冲车、地道都用过了，始终没能破城。城墙上的守军打得异常顽强，许尔显甚至把自己的府邸拆了，木料砖石全部运上城头当滚木礌石用。

李定国意识到，如果继续在肇庆城下消耗时间，清军的援兵就会赶到，到时候腹背受敌，整个东征就完了。他当机立断，留下少量兵力牵制肇庆守军，主力绕过肇庆，直扑新会。这个决定的逻辑很清楚——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端，是广州通往粤西的咽喉。拿下新会，他就可以控制西江入海口，切断广州与粤西的联系，也能接应从海上前来的郑成功水师。而且新会城里守军不多，陈奇策的义军已经在那一带活动了几个月，里应外合，拿下的把握更大。

七月上旬，李定国军抵达新会城下。陈奇策率本部义军四千余人前来会合，两军合兵，总兵力超过四万。新会城被团团围住，城外的壕沟被填平了好几段，南明军开始在城四周构筑营垒，挖掘长壕，摆出一副长期围困的架势。

新会城里的守将是尚可喜的部将田起龙。此人出身辽东，跟随尚可喜从关外一路打到广东，是汉军旗里出了名的悍将。他的守军只有两千出头，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新会城的城墙是宋代以来屡经修缮的老城墙，墙基用条石砌成，上面砌青砖，高约两丈有余，城墙上可以跑马。田起龙下令将城外所有民房全部拆毁，木料砖石运入城中，沿街堆满檑木滚石。城外的百姓被他驱赶入城，编入守城队，男人上城协助守军，女人和老人负责搬运物资、煮饭烧水。城门全部用砖石封死，只留一条只能容一人进出的暗道供信使出入。这是一个决心死守的姿态。

李定国很快发现，新会虽小，却异常难啃。七月下旬，他下令在城西架设了二十余架云梯，趁夜发动强攻。士兵们扛着梯子冲过城壕，试图攀上城墙。但清军早有准备，城上滚木礌石如雨而下，浇滚的粪汁泼下来，烫伤的士兵惨叫着从梯子上跌落。天亮时，城墙下堆了一两百具尸体，南明军被迫退回。八月初，李定国改变战术，命令工兵在城东南挖掘地道，计划用火药炸塌城墙。

但新会城外的地下水位极高，地道挖到一半就渗水坍塌，十几名工兵被闷死在地道里。他又尝试了火攻，命令士兵在城北堆放柴草，准备烧毁城门。但田起龙早已将城门内侧砌死，火烧了一整夜，城门外面烧焦了，门洞里还堵着厚厚的砖石。

几次强攻失败后，李定国决定改用围困战术——切断城内的水源和粮道，等守军饿死自己开门。

围城进入了僵持阶段。南明军在城外挖了三道长壕，将新会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城内的守军出不来，城外的物资进不去。但围城对双方都是消耗。

南明军的粮草供应一开始还算充足，四万大军每天消耗的粮食是个惊人的数字，靠从广西运来的粮草勉强维持着。可是从柳州到新会的补给线长达七八百里，沿途要经过孙可望控制的区域。孙可望虽然名义上同意了李定国的东征，但实际上断掉了粮饷的划拨——理由冠冕堂皇：贵州军粮紧张，要优先供应北线的防务。李定国派回广西催粮的信使一批又一批，带回来的粮食却越来越少。

就在李定国被困在新会城下的同时，他翘首以盼的郑成功水师，却迟迟没有出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郑成功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新会城下的李定国，也一直是南明史研究者争论不休的焦点。如果把时间线拉回到1654年春夏，可以看到郑成功并非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恰恰相反，这一时期正是他在闽南战场上战绩最辉煌的阶段。正月至三月间，郑军在泉州、同安一带连续击败清军，攻克了多个沿海县城，缴获了大量军械和粮饷。同年三四月间，他还派出舰队北上，袭扰浙江沿海，牵制清军在东南的兵力部署。

但正因为忙于这些战事，郑成功对广东会师的态度始终是含糊的。李定国派来的信使在厦门等了又等，得到的答复都是一个意思：“大军即将启程”——然而这个“即将”，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郑成功并非不想拿下广东。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能和李定国会师广州，东西两股力量合流，整个南中国的抗清局面就会为之一变。但问题在于，会师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在郑成功的决策天平上，分量比会师本身更重。

郑成功的基本盘在海上。他赖以生存的根基，是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以及从浙江到广东的海上贸易网络。他的军队主体是水师，擅长的是海战和两栖突袭，对于深入内陆的大规模陆战缺乏经验。如果他倾巢而出，率领主力舰队前往广东参加会师，福建的根据地就可能被清军趁虚夺占。而一旦失去了厦门这个基地，就算拿下了广州，他也不过是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的领袖，变成了寄人篱下的客将。更关键的是，郑成功对于自己与永历朝廷的真实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他接受永历帝的册封，用大明的年号，甚至穿着明朝的服饰，但他从来不让朝廷插手他的军政事务。他的军队自成体系，他的财政完全独立，他的决策不受千里之外那个流亡朝廷的约束。这是一种精于计算的、有限度的忠诚——忠于明朝这个政治符号，但不忠于任何一个可能削弱自己独立性的具体的政治安排。

郑成功是一个海洋政权的缔造者，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身在西南穷山中的李定国有着根本的不同。李定国想的是“收复中原”，他的战略方向是从南方一路向北，打进湖广、河南、直隶。而郑成功想的是“巩固海疆”，他的战略方向是确保福建、广东沿海的安全，控制住东南海道上的贸易线和补给线。这两种战略愿景，在理论上可以形成互补，在实践中却难以协同。因为协同意味着要有一方做出让步——要么李定国放弃北上的执念，把主力拉到闽南配合郑成功；要么郑成功放弃对福建根据地的固守，把舰队开进珠江配合李定国。而这两种让步，无论哪一方都做不出来。1654年8月，新会城下的李定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清军的援兵从三个方向向新会集结。尚可喜派出了广州城内最精锐的汉军旗兵，由副都统觉罗郎球率领，沿西江而上夺取了德庆和封川，切断了李定国的退路。耿继茂从惠州抽调了两千兵马，配合尚可喜的行动。清廷从江西调来的满蒙八旗骑兵，由靖南王耿精忠所部率领，取道南雄进入了广东境内，从北面向新会压过来。

这些援兵加起来大约有两万余人，与李定国手中的兵力相当。但清军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从多个方向同时施压，迫使李定国分兵应对。更重要的是，清军的后勤补给是畅通的——广州城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和火药，珠江和西江上的船队日夜不停地运送物资。而李定国的粮道已经被切断，他手中的四万大军每天都在消耗着仅存的一点储备。时间每过一天，清军的优势就增加一分。

八月二十九日，李定国派部将靳统武率五千精兵北上高明，试图夺回西江上的一个重要渡口，打通与广西的联系。这是一次不惜代价的突击。靳统武所部是李定国手中最精锐的步兵，许多人参加过衡阳之战，身上还带着打尼堪时留下的刀疤。

他们在高明城西的河滩上与清军主力遭遇，双方激战了一整天。战斗的过程在清廷后来的塘报中留下了简略的记载——“贼将靳统武率众万余犯高明，副都统觉罗郎球率满汉官兵拒战，自辰至酉，大破之，斩统武及贼众三千余级。”塘报中的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靳统武兵败身亡，五千精锐大半覆没，夺回渡口的企图彻底落空了。

消息传回新会城外的大营时，李定国沉默了很长时间。靳统武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从云南一路打到广东，无数次冲锋陷阵都没有战死，最后却在广东的一条河滩上丢了性命。他死得毫无意义——不是攻城略地，不是扭转战局，而是为了打通一条已经被清军封死的退路。

更让李定国感到不安的是，军中开始弥漫一种恐慌的情绪。粮食越来越少，战马被杀了大半，连将领的坐骑都已经充了军粮。士兵们每天只能分到一碗稀粥和一小块马肉，有的营寨甚至把皮带和弓弦都煮了吃。疾病也开始在军中蔓延——广东的夏末湿热异常，蚊蝇滋生，痢疾和伤寒在几个营寨里同时暴发，每天都有几十人病死。

而新会城里的情况，比城外的南明军更惨。围城打到九月初，城内的存粮已经全部耗尽。田起龙下令将城里的老鼠、皮革、药材、纸张，一切可以入口的东西都征集起来，按人头分配。但这些东西怎么能填饱肚子？城墙上的守军饿得站都站不稳，有人靠在垛口上，手里握着刀，就这么站着死去了。

城里的百姓更惨。起初是饿死的尸体被偷偷割去腿上的肉，后来发展到有人趁夜杀死流浪的乞丐，再后来——这是在新会城破后清军自己的调查报告里记载的——有人把自家的孩子跟别人交换，互相煮食。人相食。

这三个字在史书里时常出现，但每一个具体的事例背后，都是一个令人无法直视的人间地狱图景。

新会城里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和相食，没有确切的数字。清代的几种地方志对此事都只有寥寥数语，要么说“围城日久，城中粮尽，人多饿死”，要么说“守城兵民苦饥，至有食人之惨”。这些惜墨如金的记述背后，是一座城里数千乃至上万条生命在最极端的处境下做出的最惨烈的选择。

九月中旬，有一个清军降卒从新会城里缒城而下，投降了李定国。这人饿得皮包骨，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他告诉南明军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消息：城里的粮食早就吃光了，田起龙把守军编成几班，每班守四个时辰，下来之后每人分一碗用皮革和药材熬的糊糊。百姓中的老人、孩子和体弱者已经开始大量死亡，尸体堆在城隍庙后面，来不及掩埋，臭气弥漫了半座城。李定国听完这个降卒的报告，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写下一封信，派人射入城内，劝田起龙开城投降。信中说他可以保证守军和百姓的安全，只要开城，不杀一人。田起龙看了信，把它放在桌上，只对左右说了一句——“尚王待我恩重，有死而已。”

劝降失败了。李定国在军营里转了一夜。天快亮时，他下令准备发动总攻。九月二十日清晨，南明军集中了所有的火炮——不是很多，大约三十余门各种型号的火炮，火药也快耗尽了——在新会城西门外排开。炮击从卯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申时，城西的城墙被轰开了两个大口子。

南明军的精锐部队呐喊着从缺口冲了进去，但田起龙亲自带着亲兵在缺口处督战，清军拼死抵抗。双方在狭窄的城墙断面上展开了肉搏，用刀砍，用枪捅，用石头砸，用牙齿咬。战斗持续了一整夜。

南明军三次冲进了缺口，三次被打退。天亮时，缺口处的尸体堆了将近半人高，鲜血把城墙砖的缝隙都填满了。南明军损失了近三千人，那些跟随李定国从云南一路打出来的老兵，那些在桂林城下砍翻过孔有德亲兵的大西军老卒，很多都死在了新会城这道被轰塌的豁口上。

李定国在后方的大营里听着前线传来的厮杀声，攥紧了拳头。他知道这一仗已经打不下去了。就算今天攻下了新会，军中也剩不下多少能打的部队。

更何况清军的援兵已经近在咫尺——就在他发动总攻的同一天，觉罗郎球的骑兵已经突破了北面的防线，正在向新会城扑来。

九月二十五日，清军援兵抵达新会城外。南明军处于内外夹击之中。李定国下令全线撤退。撤退的决定下达得很仓促，军中一度陷入混乱。

有些部队听到命令就开始拔营，辎重和伤兵丢了一路；有些部队收不住阵脚，被清军骑兵一个冲锋就打散了。李定国亲自带着亲兵断后，且战且退，一路向西走恩平、阳春，退往广西。

撤退的路上，南明军损失了所有的火炮和辎重。那些从云南一路背来的旗帜和军械，那些记载着桂林之捷和衡阳之捷的功劳簿，都被丢弃在广东的泥泞道路上。掉队的伤兵被清军追上砍死，溃散的部伍在沿途的山野里各自求生。四万大军退到广西时，清点人数，只剩下了不到两万人。

陈奇策没有跟着撤退。他带着自己的义军留在了新会城外，结果被清军合围。十一月，陈奇策兵败被俘，押解广州处斩。王兴在恩平战死，尸体被清军悬首城门。李常荣被围困在阳春山中，弹尽粮绝，吞枪自尽。

那些曾经响应李定国的广东各路义军，在他撤退之后，被清军一个接一个地肃清，前后被杀者数以万计。

新会之败，败得干干净净。李定国不仅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还失去了在广东打开局面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以后，清军在广东的统治更加稳固，尚可喜和耿继茂得以腾出手来，从容地经营这个南中国最富庶的省份。

而李定国退回广西之后，孙可望对他的猜忌达到了顶峰——他派人到南宁，名义上是“犒劳东征将士”，实际上是清点李定国的兵力损失，估算他还有多少本钱可以跟自己叫板。东征之前，李定国拥兵近四万，是西南仅次于孙可望的第二大军事集团。东征归来，他只剩下了不到两万人马，而且军械粮饷几乎损失殆尽。

在南宁城里，李定国看着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伤兵，看着那些饿得面黄肌瘦的幸存者，沉默不语。他曾经指望的郑成功，始终没有来。

现在必须追问一个问题：郑成功的按兵不动，到底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算计？

如果说是无奈，那么1654年郑成功在闽南确实面临清军的军事压力，但这压力并没有大到让他连一支分舰队都派不出来的地步。实际上，郑成功在这一年还主动出击了浙东沿海，他的水师在舟山一带游弋了数月，甚至一度威胁到了长江口。如果他能从这支舰队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广东，哪怕只是派出一支偏师，从海上封锁珠江口，牵制尚可喜的水师，李定国在新会城下的处境就会完全不同。

但他没有这样做。郑成功的在战略上的保守，根源不在于军事实力的不足，而在于他对南明政权结构性的不信任。在郑成功看来，永历朝廷是一个被孙可望劫持的流亡朝廷，它的诏书和册封虽然还有政治上的价值，但已经没有实际上的约束力。他郑成功可以接受“延平王”的封号，可以继续使用永历年号，但绝不会让自己的核心军事力量去为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战略目标冒险。

李定国在新会城下苦等的援军，本质上是在等一个政治上的幻觉——他以为郑成功会出于“忠义”放下自己的战略考量，来配合他的东征。

但郑成功从来就不是一个会被“忠义”绑架的人。他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政治军事领袖，他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冷峻的利害计算。而在他的计算中，全力以赴地配合李定国拿下广东，所得到的战略回报，与他所要承担的失去福建根据地的巨大风险，不成比例。

这就是东西会师战略破产的最深层原因——不是哪一个将领的个人成败，也不是哪一场战役的偶然结果，而是南明各支抗清力量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统一协调战略目标、整合军事资源的政治指挥中枢。永历朝廷这个名义上的中央，既没有统一的财政系统，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甚至连统一的情报网络都没有。它只是一个政治符号，而一个政治符号是打不了仗的。

李定国在新会城下等待郑成功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郑成功在福建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他只能凭信使带回来的只言片语来判断——郑成功说会来，但没说什么时候；郑成功说正在准备粮草，但没说准备到什么时候。这种信息的极度不对称，使得李定国在做出是否撤退的决定时，几乎完全是在盲猜。

如果他确切知道郑成功三个月内不可能出兵，也许他早在七月就会撤围，也不至于把四万大军拖垮在新会城下。但一切都晚了。

1654年11月，李定国率残部退回南宁。南宁城笼罩在冬日的冷雨里。李定国站在城楼上，望着南方——那是广东的方向，是新会的方向，是他几乎搭上了全部家底却最终未能叩开的大门。

他知道这一仗打败之后，他在西南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孙可望在贵阳一定在冷笑着写调令，要把这个打了败仗的晋王从南宁调到一个更偏僻的地方去，让他手里的这点残兵也慢慢消散干净。

而在数百里之外的安龙城里，永历皇帝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他还坐在那个潮湿逼仄的临时行宫里，听着身边几个大臣用冠冕堂皇的辞藻议论着国事，等待着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好消息。他不知道新会之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南明东西合流的最后窗口已经关闭，意味着清军从此可以腾出手来，从容不迫地把西南和东南的抗清武装一个一个地吃掉。

李定国从城楼上走下来时，雨已经停了。但他头顶的天空，依然阴沉得看不出一丝放晴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