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血战与两广沦陷

广州城东南角的城墙上，一个哨兵在腊月的寒风中搓着手。他面前的珠江江面上漂着几艘渔船，船头挂着的灯笼在薄雾里像几点将灭未灭的炭火。更远处的江岸上，清军的营帐连绵不绝，篝火的烟雾从十一月开始就没有断过。

哨兵回头看了一眼城内的方向——观音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不清，山脚下是督师府，杜永和已经十天没有合眼了。

这一天是永历四年腊月初二，公元1651年的一月二十二日。清军围城已经进入第三个月。

尚可喜的八万大军从惠州方向压过来，耿继茂的骑兵从北江上游迂回包抄，广州通往肇庆的陆路和水路被全部切断。城内的粮食储备从十月开始告急，守城军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合米——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两——还要掺上野菜和树皮。

城墙上的火炮已经打出去大半，火药库的存量不足以支撑一次大规模的反击。

但广州还在守着。哨兵把目光从江面上收回来，转向城墙内侧的马道。马道上堆着七八具尸体，还没来得及运下去。

那是今天下午清军攻城时留下的——尚可喜调集了两百多门红衣大炮轰击东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三丈宽的缺口，清军的步兵从缺口往里冲，杜永和亲自带着亲兵营堵上去，在缺口处厮杀了整整一个时辰。血把马道上的石板浸透了，踩上去黏腻腻的，鞋底会被粘住。哨兵的鞋底就被粘住了。

他用力抬脚的时候，听到城下传来说话声。他探头往下看，看见杜永和正带着几个军官从督师府的方向走过来，边走边说话。杜永和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出原来的人声。他在问肇庆有没有消息。跟在他身后的副将回答说信使已经走了三十天，没有音讯。

杜永和停下脚步，站在城门洞的阴影里，又问朝廷的情况。副将的声音压得很低，说昨天夜里又走了一批——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的言官、锦衣卫的人，三百多号人，从西门走的，往梧州方向去了。

杜永和沉默了一会儿。哨兵在城墙上屏住了呼吸。副将补充说皇上还在肇庆，不过也快了。杜永和没有再问。他从城门洞里走出来，沿着马道走上城墙，站在哨兵身旁。

杜永和的追问没有答案，答案在一年前的湘潭就已注定。永历三年正月，清军攻破湘潭，督师何腾蛟被俘，六天后斩首于城南流水桥。何腾蛟之死，瓦解了南明在湖广经营数年的防线——从岳阳到长沙，从长沙到衡阳，从衡阳到桂林，几个月内土崩瓦解。生前，他试图整合大顺军余部、地方团练和正规军，构建战略防线，但防线有两个致命缺陷。第一是兵权。何腾蛟名义上节制各路兵马，实际能指挥的只有督标营三千人。驻长沙的忠贞营是李自成旧部高必正、李赤心的队伍，听调不听宣；何腾蛟要他们往东，他们可以往西。

湘西的马进忠、张先璧同样不听督师府调遣：粮饷要足，仗只打有利的。何腾蛟的号令出不了督师府，防线的纸面兵力远高于实际防御能力。

第二个缺陷是粮饷。永历朝廷对湖广的支持近乎为零——不是不想，而是肇庆国库空虚。两广地丁银先养朝廷：六部俸禄、锦衣卫饷银、内廷开销，层层剥削，轮到前线已所剩无几。何腾蛟多次请饷，奏疏从肇庆到桂林，再到长沙，路程两月；批复再两月，永远是户部核实——而户部无钱可拨。

清军南下时，湖广守将都在等待：等粮饷、等援军、等朝廷指令。清军却无需等。孔有德从襄阳出发，只带一月粮草，因他能在战场解决补给——攻一城，开一仓。尚可喜从武昌出发，同样只带一月。何腾蛟被俘时，督标营已全军覆没。

他退进湘潭城内，派人向周边各路驻军求援，最近的援军只有六十里，但没有一支队伍动。不是他们不想救——六十里的路程，骑兵半天就能到——而是他们不知道救了之后何腾蛟还能不能节制他们。何腾蛟一死，湖广就是他们各自的地盘了。

这是南明制度性崩溃的第一个病灶：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将领的私产。何腾蛟的死不是因为清军有多能打，而是因为他指挥不动自己的兵。

湘潭失守后，清军顺势南下。孔有德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成建制的抵抗——湖广各部在何腾蛟死后一哄而散，有的退入广西，有的退入江西，有的就地投降。到永历三年夏天，清军已经推进到衡阳一带。桂林的门户被打开了。

瞿式耜在桂林守了三年。他守的方式和何腾蛟不同。何腾蛟是督师，节制兵马，调度粮草，做的事情是一个战区司令官该做的事。瞿式耜是大学士，管的是钱粮和民政，但他手里也没有兵。

桂林城防的实际指挥权在焦琏手里，焦琏是明军旧部，手下有几千人，但他和瞿式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瞿式耜要焦琏把部队拉出城去打野战，焦琏不愿意，他要保存实力。两人争吵了大半年，最后焦琏带兵出城，在城北三十里的地方象征性地打了一仗，然后退回了桂林城。

清军跟在后面，把城围了。瞿式耜在围城中给肇庆朝廷写了最后一道奏疏。奏疏里说他已经粮尽援绝，万无生理，请皇帝早日自决，不要以他为念。信使带着奏疏从西门缝里钻出去，走了两个月才到肇庆。

等他到的时候，桂林已经陷落了。桂林城破的那一天，瞿式耜坐在总督衙门的大堂上，穿着朝服，不躲不逃。清军冲进来，把他押到孔有德面前。孔有德问他降不降，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孔有德又问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死后不要用棺木，不要厚葬，把他埋在城北的山坡上，他要看着清军怎么败出这座城。孔有德砍了他。

瞿式耜的死和何腾蛟的死一样，都不是单纯的将领阵亡。他们是南明在湖广和广西的最后两根支柱。

让视线回到广东。桂林失陷的消息传到广州是永历四年八月。杜永和在督师府里接到塘报，上面只有一行字：六月初九桂林陷，督师瞿式耜死节。

杜永和把塘报放下，叫来了手下所有的将领。他对他们说，清军下一步一定是广东，要准备守城。

他说的没错。孔有德拿下桂林后只用了一个月就平定了广西全境，然后兵分两路：孔有德自己留守桂林，尚可喜率主力南下广东，耿继茂从江西进入粤北，形成钳形攻势。

清军的战略意图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他们要的不是占领几个城池，他们要的是彻底摧毁永历政权在两广的立足之地。广东一旦落进清军手里，永历政权就只剩下云南和贵州可以退守——而那是孙可望的地盘，不是一个皇帝能调得动的。

尚可喜的部队从韶关穿越大庾岭，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粤北的守军望风而降——不是他们不忠，而是他们看清楚了：桂林都守不住，韶关能守得住吗。到永历四年十月，尚可喜已经兵临广州城下。

耿继茂从东面压过来，攻陷了惠州，切断了广州和潮汕的联系。广州变成了一座孤城。

杜永和手里的兵力大约有三万。其中真正能打硬仗的只有他直属的五千督标营，剩下的两万多是从广东各地临时征调过来的地方兵，装备差、训练不足、士气低落。

但他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他加固了广州的城墙，从虎门炮台拆下来十几门西洋火炮架在城墙上，把城内的粮食集中起来统一配给，把老弱妇孺转移到城外的山里。

他还给肇庆朝廷写了七道求援疏。第一道送回来的是三个字：知道了。第二道回的是已饬各路兵马速援。第三道回的是京中钱粮短缺，着广东就地筹措。第四道回的是着杜永和便宜行事。第五道回的是援军已在途中。第六道回的是贼势猖獗，卿当力守。第七道，没有回音。

杜永和不知道的是，当他在这边拼命守城的时候，肇庆朝廷正在进行一场关于迁都的激烈辩论。这场辩论的荒唐程度足以让任何试图理解南明历史的人感到绝望。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永历四年九月，尚可喜围广州的消息传到肇庆，朝廷上下一片恐慌。

朱由榔召集内阁和六部九卿议事，问诸臣应该怎么办。内阁首辅严起恒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派兵救援广州——广州若失，肇庆门户洞开。但兵部尚书于元烨反对，他说清军势大，广州恐怕守不住，与其把兵力消耗在广州，不如集中力量守卫肇庆。严起恒说肇庆无险可守，万一广州沦陷，肇庆必然不保，应该把朝廷迁到桂林——桂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元烨又说桂林离前线太近，不安全，应该迁到南宁。户部尚书吴贞毓说南宁太偏远，不如迁到云南，那里有孙可望的数十万大军可以依托。礼部侍郎郭之奇说云南是孙可望的地盘，朝廷去了就是傀儡，不如往南走，迁到安南，向安南国王借一块地方暂居。有人甚至提出迁到贵州，说贵州山高林密，清军打不进来。

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杜永和的求援疏一封接一封地飞进肇庆，但没有一个人拍板决定派援军。

不是他们不想派——而是派了之后谁去统帅？各路兵马各怀心思，不愿意为对方火中取栗。再者，援军的粮饷从哪里来？

户部的账上只剩下不到三万两银子，这点钱连朝廷自己都养不起。朱由榔坐在龙椅上听着这些争论，一言不发。他面前的御案上摊着一幅地图，地图上用朱笔标出了南明还控制着的区域——那些红色的标记已经稀稀落落，像秋末挂在枝头的最后几片叶子。他伸手把地图卷了起来，问了一句：你们什么时候能有个定论。没有人能给他一个定论。

这是南明制度性崩溃的第二个病灶：决策机制的完全瘫痪。一个流亡朝廷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连派不派援军这种最基本的军事决策都做不出来。

不是信息不足——杜永和的七道求援疏已经把广州的危急程度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兵力不够——两广各路的明军加起来还有十几万人，如果全数压上去，未必不能和尚可喜一战。

而是朝廷已经丧失了统合各方力量的能力。它成了一个空壳，一个象征，一个谁都不愿意为它付出的筹码。

这场争论最终以逃跑告终。永历四年十一月，清军前锋抵达肇庆城外，朱由榔在惊慌失措中带着后宫和部分大臣逃往梧州。

肇庆的防务——或者说肇庆的放弃——在逃跑的命令下达后不到六个时辰就完成了。城内的守军听说皇帝走了，军心瞬间崩溃，当晚就有人打开城门向清军投降。这座从永历元年开始就成为南明政治中心的城市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落入了清军手中。

消息传到广州的时候是永历四年十二月初。杜永和站在城墙上把肇庆陷落的塘报揉成一团塞进了怀里。

他的副将问他现在怎么办，他说了一个字：守。这就是广州保卫战的全部背景。一座没有援军的孤城面对尚可喜和耿继茂两支野战军的合围守了将近四个月。

这四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史料记载得不多，但几个关键节点足以说明它的惨烈程度。

永历四年十月，清军第一次攻城。尚可喜调集了一百二十门红衣大炮对着广州的东城墙轰击了一整天。炮弹把城墙上的垛口打塌了大半，守军伤亡数百。杜永和亲自上火线指挥炮台还击，打掉了清军三处炮兵阵地。清军步兵趁炮火掩护架云梯登城，被城墙上的铳炮和滚木擂石打退。这一仗从早晨打到黄昏，清军死伤近千人，明军伤亡过半。

入夜后清军退了下去，杜永和下令连夜修复城墙。城内的百姓把自己的门板拆下来、把房梁卸下来运到城墙上堵缺口。天亮的时候东城墙的缺口被堵住了。

十一月，清军改变策略不再强攻城墙，而是开始挖地道。尚可喜从军中调来一千多名矿工出身的士兵在广州城东南角的地底下开挖，企图挖通到城墙下方然后填上火药把城墙炸塌。杜永和发现后命令在城墙内侧挖横向的壕沟埋下瓮缸派人日夜监听地底的动静。一次守军听到了挖地道的声音在对应的位置往下挖，挖到清军的地道后往里灌水把整整一条地道的人都淹死了。尚可喜不甘心又开了两条，其中一条成功挖到城墙底下但装填火药的时候出了差错，火药提前爆炸只炸塌了城墙的一个角没能形成突破。

十二月，战事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城内的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马杀完了开始吃草根树皮。城墙上的守军饿得站不住就把绳子系在腰上把自己绑在垛口上，这样就算昏过去也不会倒下去。杜永和下令把督师府里的存粮全部拿出来分给士兵，他自己和亲兵一起吃用野菜和米糠煮成的粥。

十二月初九，清军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尚可喜和耿继茂同时从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发起总攻动用了将近三百门火炮轰了整整一天一夜。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广州的城墙上把东南角的城墙打得千疮百孔。第二天拂晓清军步兵从弹孔和缺口处蜂拥而入，守军在缺口处和清军展开了白刃战。杜永和带着最后的督标营堵在缺口上厮杀了一个时辰，督标营几乎全部战死。

城终于破了。清军入城后发生的事情是广州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尚可喜下令屠城。具体的遇难人数在不同史料中记载不一，但所有的记载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其规模和残忍程度在明清战争史上极为罕见。

清军士兵被允许在城内自由行动——杀人、抢劫、强奸不受任何约束。城内的居民被成片成片地砍杀，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把路面都堵住了。珠江边的码头附近遇难者的遗体堆成了山，血从码头流进江水里把江水染成了暗红色整整三天没有褪去。杜永和在城破时被俘。

尚可喜亲自审问他劝他投降，说只要他肯降不但可以免死还可以继续在清军中带兵。杜永和拒绝，绝食而死。

广州的陷落和屠城在当时的南方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座从唐宋以来就是中国南方最大商埠的城市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死城。城内的商铺、作坊、码头、仓库全部被焚毁，海外的商船闻讯后纷纷掉头而去，广州作为国际贸易港的历史在这一刻中断了。

更致命的是广州是南明与海外及沿海抗清力量连接的最重要陆上节点。广州一失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活动就失去了陆上策应，李定国日后从广西东征广东时也将因此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但比军事失利更致命的是政治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让我们把视线从广州的血泊中移开投向那个正在继续向西逃跑的朝廷。永历四年十二月朱由榔逃到梧州。梧州地方官跪接皇驾，朱由榔问他城内有多少粮食，地方官回答说可供朝廷支用三个月。三个月——这就是一个皇帝此刻所能支配的全部战略纵深。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跟着皇帝逃跑的文臣武将们到达梧州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布置防务也不是商议反攻，而是互相弹劾。

严起恒弹劾于元烨拥兵自重，于元烨弹劾严起恒私通清军，吴贞毓弹劾郭之奇主张迁都安南是妄图挟持皇帝出逃，郭之奇反唇相讥说吴贞毓提议迁都云南是要把皇帝卖给孙可望当傀儡。这场弹劾大战在梧州的行宫里持续了整整七天，朱由榔坐在御案后面听着脸色铁青但一言不发。

他不是不想管——而是他已经管不了了。朝中的各个派系背后各有军阀支持，他在这个时候处理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导致某个军阀翻脸。失去了大后方的朝廷连选择谁是忠臣谁是奸臣的权力都没有了。

这就是两广沦陷后永历政权的真实处境。它已经从一个中央政府蜕变成一个流亡机构，从一个流亡机构蜕变成一群军阀的附庸。

永历四年腊月清军重新控制了两广全境，尚可喜坐镇广州，孔有德坐镇桂林，耿继茂驻守肇庆。永历朝廷被迫退入广西梧州，然后又从梧州退入南宁，从南宁退往贵州，从此再也没有踏足过广东的土地。

广州城破前三个月，杜永和派出的信使其实不止那七道求援疏所记载的批次。

根据后来逃出广州的幕僚回忆，督师府在围城期间至少派出过二十余批信使，其中大半没能穿过清军的封锁线。那些侥幸突出去的信使带回来的消息，比肇庆朝廷的沉默更令人绝望——不是朝廷不救，而是朝廷已经散架了。

永历四年九月，尚可喜的部队刚过韶关，肇庆城里就开始了第一波逃亡潮。最先走的是锦衣卫的人，他们消息最灵通，知道清军前锋离肇庆只有不到三百里。锦衣卫指挥使带着手下连夜出城，连衙门里的文书都没来得及烧干净。接着走的是六部的低级官员——主事、郎中、员外郎，这些人没有资格参加朝议，但他们在衙门里能听到风声。

他们走的时候把各自衙门的档案和账册都带走了，导致户部和兵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你想查广东各府还有多少存粮，账册没了；你想知道广西还有多少驻军，档案没了。等到十月份严起恒召集廷议讨论救援广州的时候，六部衙门里能正常办公的人已经不到三成。

这场廷议的荒唐之处不止在于争论了一个月没有结果。更致命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每一个派系都在利用广州的危机来打击对手。严起恒主张救援广州，不是仅仅因为广州重要——他背后站着的是广东籍的官员和地方势力，广州一旦失陷，这些人在朝廷里的根基就断了。于元烨反对救援广州，是因为他和广西的军阀关系更深，他要把有限的兵力留在广西保卫自己的利益。吴贞毓主张迁都云南，是因为他和孙可望之间有秘密联络——早在永历三年，他就通过私人渠道和孙可望的幕僚建立了联系，一旦朝廷迁往云南，他就是孙可望在朝中的头号代理人。郭之奇提出迁都安南，是因为他的家族在安南有生意往来，他知道安南国王愿意接纳流亡朝廷——但条件是由他来主导与安南的交涉。这些人嘴里说的是忠君报国，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的政治筹码。

朱由榔不是看不出来——他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手里没有兵。一个没有兵的皇帝，在军阀和派系的夹缝里，连选择谁是忠臣的权力都没有。

这就触及了南明制度性崩溃的第三个病灶：皇权的彻底空心化。永历政权的皇帝不是没有合法性——朱由榔是万历皇帝的亲孙子，崇祯皇帝的堂弟，按照明朝的宗法继承顺序，他的皇位继承权无可争议。但合法性不等于权力。

权力来自什么？来自对军队的控制、对财政的支配、对官僚系统的驾驭。这三样东西，朱由榔一样都没有。

军队控制在各个军阀手里——李成栋活着的时候广东的兵权在他手里，李成栋死了以后兵权分散到他的旧部手里，杜永和只是其中一支。广西的兵权在焦琏旧部和地方土司手里。湖广的兵权在忠贞营和马进忠、张先璧手里。云南和贵州的兵权在孙可望手里。朱由榔调动不了任何一支军队——他只能请求他们出兵，而请求的结果取决于对方的利益计算。

财政控制在地方官和军阀手里。两广的地丁银收上来以后，先被各地的驻军截留一部分作为军饷，剩下的才解送到肇庆。解送到肇庆的部分还要被户部的官员层层克扣——不是他们贪，而是朝廷的俸禄发不出来，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

最后到朱由榔手里的钱，连维持宫廷的基本开销都不够。永历三年的除夕，宫里连过年用的红烛都买不起，是皇后把自己的首饰拿出去典当了才换回来几对蜡烛。

官僚系统更是完全失控。六部官员的任免权名义上在皇帝手里，实际上每一个重要职位的任命都要经过背后军阀的同意。兵部尚书这个位置尤其敏感——谁坐这个位置，就意味着谁能调动军队。永历元年到永历四年之间，兵部尚书换了七任，每一任都干不满半年就被赶下台，因为任何一个军阀都不允许别人染指兵权。

朱由榔试过反抗。永历二年，他试图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兵部侍郎，结果任命书还没发出去，李成栋的人就找上门来，话说的很客气——皇上圣明，但兵部的事还是交给懂兵的人来管比较好。朱由榔把任命书收回去，从此再也没有尝试过干预人事任免。

一个皇帝不能任命自己的兵部侍郎——这就是永历政权的真实权力格局。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肇庆朝廷在清军兵临城下时连派援军这种最基本的决策都做不出来。不是大臣们愚蠢，也不是朱由榔昏庸，而是整个政权已经失去了作为国家机器最基本的整合功能。

广州城墙上那个哨兵的身影在历史记载中没有留下名字。他在城破的那一天很可能和其他守军一样战死在东南角的缺口处。他面前的珠江江面、江上的渔船、对岸清军的篝火、身后督师府里杜永和沙哑的声音都随着城陷而灰飞烟灭。

但他追问的那个问题——援军在哪里——准确刻出了南明十八年里最致命的结构性困境：一个丧失了整合能力的政权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每一个局部都在拼命地自保，但每一个局部都无法得到整体的支援。广州在等待肇庆，肇庆在等待桂林，桂林在等待湖广，湖广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统一指挥。

当尚可喜在广州城头升起清军的旗帜时他看到的不仅是一座陷落的城池。他看到的是一个政权整个防御体系的坍塌——从北到南从湖广到两广每一道防线倒在同一个原因上：不是因为清军太强，而是因为南明自己再也没有能力把分散在各处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这条被拧断的绳索从此再也没有接起来过。永历四年岁末朱由榔在梧州的行宫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新年。

行宫是征用了一户乡绅的宅院改建的——三进的院子住着皇帝、后妃、内阁大臣和锦衣卫的上百号人拥挤不堪。

正月初一的早晨朱由榔按照礼制接受了群臣的朝贺。朝贺的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名信使冲进了行宫交给严起恒一份紧急塘报。严起恒看完塘报脸色变得煞白。他走上几步在朱由榔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朱由榔听完慢慢站起来，朝堂上的群臣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们的皇帝。

朱由榔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广州没有了。他说完这句话转身走进了内殿。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是该跟进去还是该留在原地。

新年的朝贺就这样中断了，梧州行宫的三进院子里一片死寂只有风吹动院子里枯枝的声音。

自这一刻开始永历政权不再拥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大后方的立足之地。它从此将在越走越窄的山路上、越换越小的行宫里和越来越虚弱的号令中度过它余下的所有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