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船政学生出洋（约 1877 年）

光绪二年腊月，福州船政局的文案房里，一封从天津寄来的信在桌上摊开。信是李鸿章写给沈葆桢的，墨迹已干，信纸边角微微卷起。这封信谈了海防经费的困局，谈了各省协饷的拖欠，谈了南北洋分防的种种掣肘。但信的最后两页，李鸿章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件事上——人。他在信里写得很直白。这几年南北洋买的买、造的造，船是添了不少，可管带、大副这些位置，不是从旧式水师调来的，就是雇的洋人。前者不谙西法，上了船连罗经都看不准；后者终究是客卿，拿钱办事，不会替你卖命。船政学堂那批学生，底子是有的，但只在闽江口里转过几圈，没上过大海，更没见识过英国、法国正规海军怎么练兵。将来这批人要接替洋人教习的，眼下这水平，差得远。沈葆桢的回信来得很快。他比谁都清楚船政学堂的底细，这所学堂是他一手创办的。同治五年开堂，分前堂后堂，前堂学制造，后堂学驾驶，教习用的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十年下来，前后招了五六批学生，能毕业的不过三四十人。

这些人上船实习，最好的成绩就是在福建沿海跑过几个来回，最远到过南洋。至于英国海军那种成体系的舰队操演、实弹射击、远洋航行，他们连见都没见过。沈葆桢在回信里说，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论书本知识不算差，论实际操作，还差得远。要想让他们真正顶用，非送出去学不可。两人在信里把这事定了调。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和沈葆桢联衔上奏，奏请选派船政学生出洋肄业。这道奏折的抄本现在还在，字迹端正，但措辞里的急切是压不住的。奏折里说，西洋各国海军日新月异，中国若不派人前往实地学习，终是纸上谈兵。他们建议从船政学堂挑选三十名学生，分赴英国和法国，学驾驶的往英国，学制造的往法国，期限三年，由监督统一管理，学成归国后充任各舰管带和船厂工程师。经费从闽海关和船政经费里拨，总共二十万两银子，分三年支用。二十万两，摊到三十个人头上，每人每年不过两千多两。这里面包括学费、食宿、路费、服装，还有给英国海军部的实习费。

对比一下，当时雇一个英国海军退役军官来华当教习，年薪至少三千两，还不算住房和差旅补贴。朝廷舍得花钱雇洋人，却不舍得花钱培养自己的学生。这个预算从一开始就紧巴巴的，后来果然出了不少麻烦。但不管怎样，事总算办起来了。光绪三年三月，船政大臣吴赞诚在船政学堂里张榜公布出洋学生名单。这份名单的底稿现在还能看到，纸已经泛黄，墨迹也有点洇，但三十个人的名字清清楚楚。前十二名是学驾驶的，派往英国：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严宗光、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江懋祉、林颖启。后十八名是学制造的，派往法国，这里暂且不表。单说这十二个学驾驶的，后来有十个人成了北洋水师的管带，其中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六人，也是在甲午海战中指挥主力舰。这份名单上的十二个人，构成了北洋水师军官团的核心骨架。但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排在第五位，叫严宗光。这个名字后来改了，叫严复。

他是这批学生里唯一一个没有成为海军军官的人，回国后在船政学堂当教习，后来去了天津水师学堂，再后来以翻译《天演论》名动天下。他的命运转折，恰恰暴露了这次留学制度的一个根本问题：朝廷重驾驶技术，轻海军理论，重操作训练，轻指挥素养。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战术和炮术，成绩优异，可他回国后始终没有机会指挥一艘军舰，因为他不是那种能立刻上船干活的人。他的价值，要等到很多年后才被认识，而在当时，他只是一个被闲置的人才。名单公布后一个多月，学生们在福州马尾集中，准备出发。吴赞诚亲自训话，勉励他们刻苦学习，报效朝廷。训话的内容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吴赞诚的训话稿里，通篇强调“技艺”和“操法”，没有一句提到“韬略”或“兵法”。这不是吴赞诚个人的疏忽，而是整个留学计划的指导思想使然。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奏折里说得明白，这批学生出洋的学习目标是“驾驶之法”和“制造之术”。至于海军战略、舰队指挥、后勤保障这些更高层面的东西，奏折里只字未提。

这个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得从船政学堂的办学传统说起。福建船政学堂从一开始就是“技校”定位，办学目标是培养能造船的人和能开船的人，不是培养海军将领。前堂学制造，课程包括法文、数学、物理、机械制图，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工程师；后堂学驾驶，课程包括英文、天文、航海、炮术，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领航员和炮手。至于如何指挥一支舰队，如何制定作战计划，如何协调各舰行动，这些内容在整个课程体系里几乎没有。不是不想教，是没人能教。船政学堂的外国教习，本身也不是军官出身，他们大多是造船厂的工程师或商船的大副，能教技术，教不了指挥。这个传统延伸到了留学计划。李鸿章和沈葆桢在设计留学方案时，本能地沿用了船政学堂的分科逻辑：学驾驶的去英国，学制造的留法国。他们去英国海军学院和舰队，学什么？学航海、学炮术、学轮机操作，还是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至于英国皇家海军如何培养军官的指挥素养，如何通过演习和实战演练提升战术决策能力，清廷的官员们似乎没有认真研究过，也没有要求英国方面提供这方面的训练。这就引出了本章的第一个核心矛盾：留学监督李凤苞与英国海军部之间关于实习安排的反复交涉。李凤苞是这批学生的留学监督，负责管理他们在英国的一切事务。这个人后来因为购买德国军舰时收受回扣而声名狼藉，但那是后来的事。在光绪三年，他还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官员，英语流利，熟悉西方事务，与英国海军界的交往也算顺畅。他到英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跟英国海军部商谈学生的入学和实习安排。交涉的过程，李凤苞在给李鸿章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这些报告现在还能看到，字里行间透透着一个中国官员在英国官僚体系里周旋的艰难。英国海军部最初提出的方案，是把十二名中国学生分别安排进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和朴茨茅斯海军学院，先学九个月理论课程，然后上舰实习。

这个方案看起来合理，但李凤苞很快发现了问题：英国方面安排的实习舰艇，全是老旧的风帆炮舰和辅助船只，没有一艘是铁甲舰或新式巡洋舰。李凤苞在报告里写道，他为此多次与英国海军部协商，要求安排学生上铁甲舰实习。英国方面的答复很客气，但态度坚决。铁甲舰是英国海军主力，舰上编制有限，且涉及军事机密，不便接纳外国学生长期实习。李凤苞退而求其次，提出至少安排学生上巡洋舰实习。英国方面勉强同意，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中国学生只能以“见习生”身份上舰，不能参与舰上指挥和战术演练，只能观摩航海操作和火炮射击。这份报告送到李鸿章手上时，李鸿章在空白处批了一行字，大意是英人防范甚严，中国学生只能学其技艺，不能窥其韬略。这条批语现在还能在档案里看到，墨迹沉稳，没有情绪波动。但正是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局限：李鸿章自己就认为，学生出洋的目标就是学技艺，至于韬略——也就是指挥和战略——那是学不到的，甚至是不该学的。

他没有意识到，英国海军之所以能称霸海洋，靠的不仅是坚船利炮，也是一整套军官培养和舰队指挥的制度体系。而这套制度，恰恰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前提是你得知道它存在，并且愿意为之投入资源。李凤苞继续交涉。他最大的难点在于，他既没有权力增加预算，也没有来自国内的明确指令要求英国方面提供更高级别的训练。他只能凭个人关系，通过英国海军部的熟人，为中国学生争取一些额外的实习机会。光绪四年夏天，他总算办成了两件事：一是让刘步蟾和林泰曾上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号铁甲舰实习，虽然只是观摩，但至少是上了铁甲舰；二是让萨镇冰和方伯谦上了“纽卡斯尔”号巡洋舰，参与了一次从朴茨茅斯到直布罗陀的远航。这两件事，李凤苞在报告里大书特书，视为重大成果。但从英国海军部后来的函件看，这两次实习其实都是例行安排，并非特殊照顾。“马那杜”号当时正在地中海执行常规巡逻任务，舰上本来就有几名外国见习生，刘步蟾和林泰曾只是被编入这个见习群体，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训练机会。

“纽卡斯尔”号的远航，也是一次普通的舰队调动，萨镇冰和方伯谦在舰上的角色，按英国方面的记录，是“观察员”而非“见习军官”。但即便如此，这已经是中国学生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了。其他十名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教室里上课，或者在港口的老旧炮舰上练习基本操作。他们的课程表，李凤苞在报告里附了一份，内容很详细：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数学、天文、航海；下午一点到四点，炮术、轮机、信号；晚上自修。每周六天，周日休息。课程内容确实扎实，但问题在于，这些课程和船政学堂教的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程度更深一些。学生们在英国学到的，依然是驾驶一艘船所需要的技术，而不是指挥一支舰队所需要的素养。这个差距，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成绩单上也能看出来。刘步蟾的成绩单还在，上面列着各科成绩：航海学八十五分，炮术八十二分，天文七十八分，数学九十分，总分排在十二名中国学生中的第一位。林泰曾紧随其后，总成绩第二。萨镇冰排第三，方伯谦排第四。

这份成绩单后来被李凤苞作为留学成果的重要证据，附在给李鸿章的总结报告里。李鸿章看了很满意，批了十二个字，大意是这些学生学业有成，可以任用。但成绩单上缺了一门课：战术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本土学员，从第三年起必须修读战术学，内容包括舰队编队、火力配置、海战推演、后勤协同。这门课是培养军官的核心课程，是把一个领航员变成一个指挥官的关键。但中国学生没有上这门课，因为李凤苞与英国海军部签订的协议里，没有包括这门课。协议里写得很清楚，中国学生的实习范围以航海和炮术为限，战术指挥不在其内。这不是英国方面故意刁难。英国海军部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态度其实是公事公办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你付多少钱，我提供什么服务。中国方面支付的实习费，只够覆盖基本航海和炮术训练的成本，如果要增加战术课程和舰队演习，费用要翻倍。而且，英国海军部在函件里明确表示，战术课程涉及舰队编制和作战条例，属于军事机密，外国学生修读需要两国政府签署专门的军事合作协议。

清廷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人向英国方面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李凤苞在光绪五年的一份报告里，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英国海军学院的本土学员，毕业后先上舰当见习军官，三年后考核合格才能升中尉，再经过五到十年的历练，才能独当一面指挥一艘军舰。中国学生只学了三年，回国后就要直接当管带，这个跨度太大。他建议，让这批学生回国后再在国内舰队实习两年，积累经验后再正式任命。这个建议很合理，但李鸿章没有采纳，因为等不及。光绪五年，北洋水师已经从英国订购的蚊子船陆续到货，从德国订购的铁甲舰也在谈判中，船越来越多，管带的位置空着，急需用人。朝廷花了二十万两银子培养这批学生，不是让他们回国继续实习的，是让他们立刻上船管事的。于是，光绪六年，这批学生陆续回国。他们的归来，在船政衙门和北洋衙门都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兴奋。留英学驾驶的十二人，除了严宗光留在船政学堂任教习，其余十一人全部被派往北洋水师，担任各舰管带或帮带。

刘步蟾被任命为“镇北”号蚊子船管带，林泰曾为“镇南”号管带，方伯谦为“镇西”号管带，萨镇冰为“镇东”号管带。这些蚊子船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近海防御炮舰，排水量只有四百多吨，装备一门十一英寸口径的前装线膛炮，船小炮大，航速慢，稳性差，在英国海军里属于二线辅助舰艇，但在北洋水师，这是主力。任命状现在还能看到，格式统一，措辞简练。以刘步蟾的任命状为例，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刘步蟾前往镇北船管带任事，理由是“学业有成，堪以充任”。落款是光绪六年三月，钤北洋大臣关防。这份任命状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刘步蟾在英国学的是驾驶铁甲舰，他上“马那杜”号实习时，学的是铁甲舰的操舵和炮术，可回国后，派给他的是一艘蚊子船。两种船的性能、战术、操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任命状上没有任何岗前培训或适应性训练的安排，直接就是“前往任事”。这说明，在北洋衙门的用人逻辑里，留学生学的是“驾驶”，回国就什么船都能开，不需要过渡。

这个逻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海军军官当成了通用技术工人，忽视了舰种之间的专业差异。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这批留学生当了管带后，他们的职责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管船”上。管带，顾名思义，就是管一艘船，负责这艘船的航行、训练、保养和纪律。至于舰队层面的协同作战、战术配合、后勤补给，这些都不是管带的事，是提督和总兵的事。但北洋水师的提督是谁？是丁汝昌，一个骑兵出身、完全不懂海军的淮军旧将。丁汝昌的任命，是光绪五年的事，李鸿章在奏折里说得明白，丁汝昌虽不谙海战，但忠勇可靠，足以统率。这个任命背后，是李鸿章对旧部淮军的信任，也是对海军专业化的不信任。丁汝昌上任后，倒也努力。他跟着英国教习琅威理学航海、学旗语、学炮术，态度认真，但终究是半路出家，底子薄弱。他能够管理舰队的日常事务，却无法在战术层面指挥一支舰队。这个问题，在平时看不出来，因为北洋水师的主要任务是巡航和操演，不涉及实战。

但一旦进入战时，提督不懂得如何运用各舰的特长、如何组织火力、如何协调机动，这个缺陷就会致命。而刘步蟾这批留学生，本应成为弥补这个缺陷的关键力量。他们在英国学过先进的航海和炮术，如果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参与舰队指挥和战术规划，他们完全可以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但制度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的身份是管带，职责是管好自己那艘船，至于舰队怎么打，那是提督的事，他们无权过问，也无从历练。这个制度安排，在李凤苞的留学总结报告里其实已经埋下伏笔。李凤苞在报告里，对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简短评语。这些评语写得很具体，从中可以看出这批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局限。刘步蟾的评语说，他航海精熟，炮术亦佳，于铁甲舰操法尤为谙练，但于舰队合操未经历练。林泰曾的评语说，他学业优长，心思细密，于英国海军章程颇有心得，但于临敌调度尚欠经验。萨镇冰的评语说，他勤勉好学，操船稳练，但于轮机修理未加深究。方伯谦的评语说，他聪明机警，英语流畅，但于纪律约束稍欠严整。

这些评语，几乎每一句都包含一个转折，前面是肯定，后面是缺陷。综合起来看，这批学生的共同问题是：个人技术过关，但舰队协同未经历练；航海炮术不错，但指挥调度缺乏经验；专业训练有限，综合素养不足。这些问题，不是学生个人的问题，而是留学制度设计的问题。他们被派去英国，学的是驾驶之法，回国后做的也是驾驶之事，至于指挥之道，从头到尾都没有被纳入培养计划。李凤苞在报告最后，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句，说这些学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若能加以历练，使各展所长，或许可以成为劲旅。这话说得委婉，但意思很清楚：这批学生还没有完全成熟，需要继续培养。但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没有回应这个建议。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下一批船政留学生的选拔，以及更紧迫的购船事务。光绪六年，北洋水师在名义上已经成军。从英国订购的蚊子船陆续到货，加上福州船政局自造的几艘炮舰，北洋水师拥有大小舰艇十余艘，在东亚海域算是一支可观的力量。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舰队？

各舰管带是留英学生，技术不错，但缺乏舰队协同训练；提督是陆军旧将，忠诚可靠，但不懂海战；舰艇是蚊子船和旧式炮舰，火力有限，航速缓慢，无法与日本从英国订购的新式巡洋舰抗衡。这支舰队，从纸面上看是一支海军，从骨子里看，不过是一堆船和人的拼凑，缺少一个海军该有的灵魂——一套完整的军官培养和指挥体系。这个缺陷，在光绪七年的一次演习中暴露无遗。这年秋天，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外海举行了一次舰队操演，丁汝昌亲自指挥，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管带各率本舰参加。操演的内容是舰队编队变换和实弹射击。据当时在场观操的英国驻华海军武官的记录，这次操演出现了多次失误：编队变换时，各舰之间距离掌握不准，几次险些相撞；实弹射击时，靶船被击中的次数远低于预期，大部分炮弹落在海里；最严重的是，在模拟追击敌舰的环节，丁汝昌下达的旗语命令被各舰误解，导致整个舰队阵形散乱，完全失去了战术意义。这份观操记录，后来被英国海军部作为情报存档，现在还能看到。

记录的最后，英国武官写了一句评论，认为中国海军军官的个人技术尚可，但舰队指挥和协同作战能力几乎为零。这句话说得刻薄，但不算冤枉。刘步蟾这批留学生，个人技术确实不错。他们在英国海军学院和舰队的实习绝非白费。他们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炮术和轮机知识，他们在公海上航行过，在风浪中操纵过舰艇，见识过英国皇家海军的日常训练和纪律。这些经验和视野，是船政学堂的教室里永远学不到的。如果他们被派去指挥的是一支有完整体系的舰队，如果他们有机会在提督的指挥下进行系统的战术演练，如果他们能够把自己学到的技术转化为舰队整体的战斗力，那么这批留学生的价值将不可估量。但问题恰恰在于，他们回国后，被放置在一个残缺的体系里。这个体系没有给他们提供继续成长的空间，也没有给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舞台。他们被迅速提拔为管带，看似受到重用，实际上却被锁死在“管船”的岗位上。他们管得了自己的船，却管不了整个舰队；他们学得到驾驶技术，却学不到指挥艺术；

他们能够成为优秀的领航员和炮手，却无法成为真正的海军将领。这个局面，不是任何人有意造成的，而是制度设计必然走向的结果。从船政学堂的技校定位，到留学计划的重技艺轻韬略，再到归国任用的重管船轻指挥，整个培养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在强化同一个逻辑：海军军官是技术人才，不是指挥人才。这个逻辑，在和平时期看不出问题，因为北洋水师的主要任务是巡航和操演，技术好就足够了。但一旦进入战争，当舰队需要在战场上协同作战、灵活应变时，这个逻辑的致命性就会暴露无遗。光绪七年那次失败的演习，就是一个预兆。可惜的是，没有人从这个预兆中读出危险。李鸿章看了操演报告，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句需要加强训练，没有深究问题的根源。丁汝昌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觉得这次操演失误是因为各舰管带经验不足，多练几次就好了。至于刘步蟾这批留学生，他们心里可能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无力改变制度。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船上，继续当一个合格的管带，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