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蚊子船到撞击舰（约 1880 年）

刘步蟾站在“镇北”号舰桥上，望着港内停泊的几艘炮船，心里有一个问题始终无人能答。这支舰队——如果这几艘船能叫舰队的话——将来如果真打起来，谁能指挥它？他自己能管好一条船，林泰曾也能，邓世昌也能。但把这些船编成一支能协同作战的舰队，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那东西叫什么，刘步蟾在英国留学时见过，但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天津的李鸿章此刻正伏案催促购买铁甲舰，而人的问题，似乎从未被真正当作问题。光绪五年，天津的春天来得早。三月里，直隶总督衙门后院的榆树已经抽了新叶。李鸿章坐在签押房里，面前摊着厚厚一叠函电。最上面那封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北京发来的，用的是英文，附了中文译本。赫德在信里讲得很清楚：有一种炮艇，英国人叫“伦道尔式”，造价不过九万两银子一艘，却能装一门十一英寸口径的重炮，足以击穿铁甲舰的装甲。这种船吃水浅，机动灵活，守海口是绝好的利器。九万两。这个数字让李鸿章的目光停留了很久。他已经在海防经费的泥潭里挣扎了五年。

光绪元年朝廷批准的那每年四百万两海防专款，实际征收到手的不到一半。各省督抚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优先。山西要赈灾，甘肃要平乱，哪一样不得用钱？分到北洋名下的，每年不过五六十万两。这点钱要养兵、要修炮台、要购船、要办学堂，李鸿章每一笔账都算得心惊肉跳。九万两一艘炮艇，确实便宜。铁甲舰什么价？从英国造船厂打听来的行情，一艘像样的铁甲舰少说要六十万两，还得配上弹药、煤、维修，没一百万两下不来。北洋眼下这点家底，连定钱都凑不齐。赫德很清楚李鸿章的困境。这位在中国海关经营了二十年的英国人，对清政府的财政运转比大多数中国官员还熟悉。他在函电里写得很巧妙：以中国目前财力，骤购铁甲巨舰，恐非易事。不如先购蚊子船数艘，分守海口，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待将来经费充裕，再议铁甲不迟。“蚊子船”这个译名是赫德自己起的。取的是蚊子虽小，却能叮人的意思。他在另一封信里把这个比喻发挥到极致：蚊子船吃水仅数尺，可藏于浅水港湾，敌舰大炮不能及。

而蚊子船所载巨炮，却能击穿铁甲。以数万两之费，制敌数十万两之铁舰，此所谓“以小制大”也。李鸿章不是不懂海军的。他主持北洋海防六年，经手过的船也有十几艘了。他知道蚊子船的局限——这种船设计出来就是守港的，不是出海作战的。它那个“小”字，不光是吨位小，也是适航性差。海上风浪稍大，这种平底小船就颠簸得厉害，装在船首的那门重炮根本没法瞄准。而且蚊子船航速慢，续航力短，一旦离开海岸线，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眼下，他需要船。日本在台湾事件后一直在扩充海军，朝鲜那边也不太平，俄国人虎视眈眈。北洋海防名义上有一支水师，实际上能用的不过几艘江南制造局造的旧式炮船，航速慢、火力弱，出海巡逻都勉强，遑论作战。光绪五年六月，李鸿章正式向朝廷奏报，请求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四艘蚊子船。奏折里列出用途：大沽、北塘、旅顺、威海各部署一艘，专守海口。总价约三十六万两，分三年付清。朝廷很快批准了，这笔钱从北洋海防经费中列支。决策就这么定了。

从技术争论到财政妥协，整个过程不到半年。赫德的推销词、李鸿章的成本核算、朝廷的批准，每一个环节都指向同一个逻辑：省钱。光绪六年春，第一批两艘蚊子船在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下水。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赫德的亲信——负责监造。他给赫德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船体长一百二十英尺，宽二十六英尺，吃水七英尺，排水量四百三十吨。舰首装一门十一英寸口径前膛炮，重二十六吨，发射三百磅重的炮弹，射程约四英里。蒸汽机功率三百四十马力，航速九节。船体为铁壳，要害部位有两英寸厚的装甲防护。这些数字在当时的英国海军看来，不值一提。英国海军部对这种“伦道尔式炮艇”的态度很明确：这是殖民地守港用的辅助舰艇，不是舰队主力。皇家海军自己从未将其编入作战序列。但金登干在信里写得客气：以中国海防需要而论，此船最为合宜。赫德把这个评价转给李鸿章时，语气更加肯定。他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既然蚊子船效果不错，北洋可以再订一批，南北洋各海口都配上几艘，形成一条蚊子船防线。

李鸿章的回信没有赫德那么乐观。他在给赫德的函中说，蚊子船守口尚可，出洋则不能。他已经在考虑下一步的问题：光靠蚊子船，北洋水师走不出渤海湾。而要走出渤海湾，就需要另一种船。这种船是什么？光绪六年秋天，李鸿章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诺森伯兰郡阿姆斯特朗厂的造船建议书。建议书里描述了一种新式巡洋舰：排水量一千三百五十吨，航速十五节，装备两门十英寸口径后膛炮，两舷各装一门四英寸七分口径副炮。最特别的是，舰首装了一片铸铁撞角，突出船头六英尺，专门用来撞击敌舰。这种设计来自一个十三年前的海战经验。1866年，奥地利和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利萨岛附近打了一场海战。奥地利舰队司令特格特霍夫伯爵指挥他的旗舰“斐迪南·马克斯”号，以全速撞击意大利铁甲舰“意大利”号，将其撞沉。这一撞，撞出了海军战术的一个新潮流。此后二十年间，英国、法国、俄国、德国都在建造带撞角的军舰。海战教科书里增加了一章：撞击战术。

阿姆斯特朗厂的建议书里，把这种新式巡洋舰称为“撞击巡洋舰”。建议书强调，撞角是对付铁甲舰的有效武器——在近距离交战中，火炮未必能击穿装甲，但全速撞击却可能撕裂敌舰水线以下的船壳。这个理论在1870年代确实有市场。但到了1880年，情况已经在变。火炮技术正在快速进步。后膛装填的速射炮开始普及，射速从原来的两三分钟一发提高到一分钟三四发。无烟火药的出现减少了开炮后的烟雾，提高了瞄准精度。鱼雷的射程和精度也在提升。这些变化意味着，两艘军舰在海上的交战距离在拉大，靠近到撞击距离变得越来越困难。英国海军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1879年，英国海军设计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报告明确指出，撞击战术在实战中的应用条件极为苛刻——需要双方舰艇航速相近、航向稳定、距离足够近，而且对方不能有效规避。随着火炮和鱼雷技术的发展，这种条件已经很难出现。报告建议，未来的军舰设计不应再将撞角作为主要战术手段。但这份报告在英国海军的内部讨论，并未传到天津。

李鸿章看到的，是阿姆斯特朗厂的建议书，以及赫德转来的价格：每艘造价约十五万两银子，比蚊子船贵，但远低于铁甲舰。十五万两。这个价格又一次决定了决策的方向。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算了一笔账：两艘撞击巡洋舰，加上四艘蚊子船，总价不到七十万两。以这个价钱，可以建成一支初步的舰队，能出洋巡逻，能守备海口，还能在必要时主动出击。朝廷的批复很快，照准。光绪六年十二月，李鸿章通过赫德向阿姆斯特朗厂正式订购两艘撞击巡洋舰。这两艘船后来被命名为“超勇”和“扬威”。合同规定了详细的技术指标：舰长二百二十英尺，宽三十一英尺，吃水十四英尺，排水量一千三百五十吨。主机功率两千六百马力，航速十五节。舰首装撞角，前部安装两门十英寸口径后膛炮，两舷各一门四英寸七分炮。舰体为铁壳，煤舱容量三百吨，以十节航速巡航时续航力约五千海里。合同还规定，阿姆斯特朗厂须在十个月内完成建造，逾期每日罚款五十英镑。

接收这两艘船的人选，李鸿章早就安排好了。光绪六年冬天，丁汝昌接到命令，率林泰曾、邓世昌等官兵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两舰。丁汝昌此时刚在北洋海防留用不久，正在熟悉海军事务。他原是淮军骑兵将领，对海军的了解主要来自这几年的实践。李鸿章用他，看重的是他带兵有一套，而且听话，不会在购舰这种事上自作主张。

丁汝昌一行从上海出发，乘英国商船前往伦敦。舰队里那些留英归来的管带们——林泰曾、邓世昌——对英国造船厂并不陌生。他们几年前还在英国学习航海和炮术，现在又回到这里，身份已经从学生变成了接舰官。林泰曾在阿姆斯特朗厂登上“超勇”号时，仔细检查了舰上的每一处设备。他在给国内的技术报告里，写得比海关的验收报告更具体。林泰曾注意到几个问题。第一，舰首的撞角在航行中影响船体平衡。他在报告中写道，该舰在大风浪中航行时，船头容易埋入浪中，操纵困难。这是因为撞角增加了舰首的重量，改变了船体的重心分布。第二，两门十英寸主炮的射界受限，只能向前方一定角度内射击，侧面和后方的火力覆盖不足。如果敌舰从侧后方接近，这两门主炮根本打不着。第三，煤舱容量虽然标称三百吨，但实际能用的只有二百五十吨左右，因为煤舱底部有死角，煤铲不进去。这意味着实际续航力比合同里写的要短。邓世昌在“扬威”号上的检查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他还在报告中提到，该舰的通风系统设计不良，煤舱和机舱的温度很高，夏天在热带海域航行时，舱内温度能达到华氏一百二十度以上，士兵难以长时间工作。这些技术问题，他们在报告里写得很克制，语气也不激烈。大概是因为新船刚到手，不便过多批评。而且这些都是造船合同里没写到的细节问题，算不上违约，只能说是设计上的取舍。林泰曾在报告末尾加了一句，大意是：总体而言，该舰尚称合用。这句话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指出了问题，又不至于让李鸿章觉得船买亏了。光绪七年秋天，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舰从英国起航回国。航线经过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全程一万多海里。这次远航本身，对北洋水师来说是一次检验。两艘撞击巡洋舰在长途航行中表现尚可，航速能维持在十二节左右，比蚊子船强得多。但林泰曾担心的那些问题，在航行中也确实暴露了。

经过印度洋时遇上大风浪，“超勇”号船头埋浪严重，舰首撞角几次撞入水中，激起巨大的浪花，整个舰首都在颤抖。丁汝昌下令减速，以八节航速才勉强稳住船体。这两艘船还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天津这边又有了新动静。赫德在光绪七年秋天给李鸿章写信，继续推销蚊子船。这次他的理由是，南洋水师也想要几艘，问北洋能不能搭单一起订，价格可以更优惠。赫德在信里说，蚊子船造价低廉，维护简单，南洋各口若都能配上几艘，沿海防御便可形成体系。李鸿章的回信很干脆。他说北洋暂时不再订购蚊子船，建议南洋自行决定。回信的措辞很节制，但意思很清楚：蚊子船这东西，够用就行了，多了没用。李鸿章已经看到了蚊子船的局限，不想再把有限的经费投在这种船上。他下一步的目标还是铁甲舰，只是经费依然没有着落。光绪七年冬，“超勇”“扬威”两舰抵达大沽口。北洋水师为这两艘新式巡洋舰举行了隆重的入列仪式。李鸿章亲自登舰视察，在舰上走了一圈，看了炮位、机舱、撞角，问了一些技术问题。

林泰曾和邓世昌一一作答，态度恭敬而专业。仪式结束后不久，北洋水师在天津大沽口外举行了一次校阅。这是北洋水师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操演。参演舰艇包括：四艘蚊子船——“龙骧”“虎威”“飞霆”“策电”，两艘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以及几艘旧式炮船和运输船。李鸿章亲临大沽口，登舰观看操演。操演的内容很简单：舰艇编队航行，依次开炮打靶，然后演练接近敌舰的战术动作。上午的操演还算顺利，海面平静，各舰按计划完成了编队航行和炮术演练。下午的问题就出来了。海面起了风，浪涌渐大。蚊子船开始剧烈摇晃，那门口径巨大的前膛炮在风浪中根本没法瞄准。演习指挥下令各舰向靶船射击，几艘蚊子船打出的炮弹，最近的一发离靶船还有三十丈。而“超勇”和“扬威”虽然稳定性好一些，但主炮射界窄，在编队航行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射击位置。最大的问题是编队协同。各舰之间没有统一的信号系统，旗舰发令靠旗语，但风浪中旗语看不清楚，各舰只能各自为战。

演练接近敌舰的战术动作时，“超勇”号试图模拟撞击，但航速提起来后，编队就散了，其他舰跟不上。这次操演暴露出的问题，在李鸿章幕府的记录中留下了痕迹。一位参与阅操的幕僚在笔记里写道，蚊子船“风浪稍大即不能施放巨炮，所谓‘以小制大’者，恐难收效”。关于撞击巡洋舰，这位幕僚的评价是“尚称合用”，但未提及撞角的作用。他还注意到，蚊子船和撞击巡洋舰之间无法协同——前者航速慢、吃水浅，后者航速快、吃水深，编队航行时，蚊子船跟不上，撞击巡洋舰又不能放慢到蚊子船的速度，否则蒸汽机容易出故障。操演结束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报里，措辞谨慎。他写蚊子船“守口尚可，出洋巡防，力有不逮”，写撞击巡洋舰“速力俱佳，可备巡洋之用”。奏报里没有提到舰种协同的问题，也没有提到撞角战术是否可行。这些技术层面的评价，只在内部讨论，不形诸奏章。但李鸿章的幕僚们知道，问题不止于此。光绪八年春，北洋海防经费的账目汇总上来，全年实收五十八万两，支出却超过七十万两。

超支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两年购船的分期付款。四艘蚊子船加上两艘撞击巡洋舰，总价约六十五万两。这笔钱分三年付清，每年要摊二十多万两，占北洋海防经费的四成。这意味着，北洋水师在买完这几艘船之后，已经没钱再买别的了。至于铁甲舰，六十万两一艘的价钱，想都不要想。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反复提到经费不足的问题，语气一次比一次急迫。但朝廷的回复总是那几句话：海防重要，经费自当竭力筹措，然各省各有难处，督抚当体谅时艰。时艰。这两个字，李鸿章看了几十年了。从太平天国到捻军，从日本侵台到中俄伊犁交涉，每一次都是“时艰”。时艰意味着没钱，没钱意味着只能凑合。北洋水师就是这么凑合出来的。而同期日本海军在做什么？光绪四年至光绪八年，日本向英国订购了三艘新式巡洋舰——“扶桑”“金刚”“比叡”，其中“扶桑”号排水量三千七百吨，装备四门九点四英寸口径主炮，航速十三节。这三艘舰的总价约一百二十万两，平均每艘四十万两。

光绪八年夏天，丁汝昌正式出任北洋水师统领。这位骑兵出身的将领，对海军的了解主要来自这几年的实践。他带兵有一套，但指挥舰队作战，需要的不是个人勇武，而是对战术、装备、舰种协同的系统理解。丁汝昌自己知道这一点，他上任后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航海和炮术，但舰队指挥这个层面，不是靠自学能补上的。而这时，北洋水师的舰艇序列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格局：船有十几艘，管带们都是留英归来的专业人才，但舰种杂乱、用途不一、无法协同。蚊子船只能守港，不能出海。撞击巡洋舰能出海，但火力不足，撞角战术也已经过时。旧式炮船只能当运输船用。

“龙骧”号抵达大沽口那天，是光绪五年九月十四。这艘船由英国商船拖带而来，船身低矮，吃水浅，远远望去像是水面上一块铁板。天津机器局派了几名技术员到码头，测量船体尺寸，核对合同条款。在场的北洋水师官兵围在岸边，看着这艘总价不过九万两的炮艇，面面相觑。一位管带后来在私下的谈论中说了一句话，传到幕僚耳朵里，被记了下来：此船大小与内河漕船相仿，而炮口之大，竟占船首三分之一。言下之意，是惊异，也是疑虑。

四艘蚊子船陆续到齐后，北洋水师营务处做过一次内部评估。这份评估不留正式档案，只在幕僚往来的信函中留下一鳞半爪。评估涉及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以蚊子船守海口，究竟能守住什么？大沽口水文条件复杂，泥沙淤积，航道狭窄，蚊子船吃水浅，确能在此自由机动。但海口防御不是把船停在港内就完了。敌军若从海上进攻，不会单舰突入，必然编队而来。蚊子船只有一门主炮，且固定在舰首，不能转向。要射击，就必须用船身瞄准。若敌舰从两个方向同时接近，一艘蚊子船只能应对一个方向，另一侧就完全暴露。而它的航速，只有九节，比当时绝大多数巡洋舰都慢。敌舰可以轻易绕到它的侧后，避开炮口，用速射炮扫射甲板。

这个评估没有形成正式报告，但通过幕僚的口头汇报，进入了李鸿章的决策视野。李鸿章在光绪六年春给赫德的回信里，措辞已经有了微妙变化。他不再重复赫德那句“以小制大”，而是写“蚊子船守口尚可，出洋则不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已经买了的，就留在港里用；再买，就不必了。

但赫德并不打算放弃。他手里还有一批蚊子船在阿姆斯特朗厂的船台上等着买主。海关总税务司这个位置，让他天然地扮演着清廷与英国军火商之间的中间人角色。每一笔订单，阿姆斯特朗厂都会支付海关一笔佣金。这笔钱不经过天津，直接入到伦敦办事处的账上，金登干负责管理。赫德在给自己的日记里——多年后公开——写得很坦白：中国需要海防，英国需要订单，我的位置就是让这两件事互相成全。他推荐蚊子船，既能满足中国对廉价海防的渴求，又能维持阿姆斯特朗厂的生产线运转。至于这种船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海防的需要，赫德在日记里没有写。

天津这边，李鸿章幕府里负责海防事务的几位幕僚，对赫德的动机也并非毫无察觉。薛福成在光绪五年底写给一位同僚的私信里，留下一段议论。他写，赫德替中国购船，其用心不可谓不勤，然彼毕竟是英国人，所荐之船，是否最合中国之用，恐未可尽信。这段话很克制，但意思足够明白。薛福成当时正在为李鸿章起草海防条议，对欧洲各国海军的舰种配比做过系统研究。他知道，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蚊子船这种舰型只用于殖民地港口守备，从未编入主力舰队。中国海防需要的不是一群守港的小艇，而是能出海作战的舰队。但这个道理，薛福成只能在私下里说，不能写进正式奏章。因为正式奏章里要写的是“如何省钱”，而不是“如何善战”。

撞击巡洋舰的订购决策，同样经历了从技术乐观到财政妥协的滑落。光绪六年秋，当阿姆斯特朗厂的造船建议书送到天津时，李鸿章幕府里负责翻译和技术评估的几个人，曾对撞角设计做过专门的讨论。讨论的内容，后来在一位参与者的笔记里留下了片段。这位幕僚写道，利萨海战撞沉敌舰之事，确为海战史上的有名战例，然此役距今已十余年，火炮、鱼雷之术日新月异，后此十余年，是否还能以撞角取胜，未可断言。他还注意到，英国海军最近几年新建的巡洋舰，虽然仍保留撞角，但设计重点已经转向火炮和航速，撞角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阿姆斯特朗厂给中国造的这两艘，撞角仍然是设计核心，主炮射界反而因此受限。他在笔记里画了一个简单的草图，标注了撞角突出部的长度与舰体重心的关系，旁边写了一句：此舰设计，似非海军最新之式。

但这份技术讨论，最终没有影响决策。原因很简单：价格。十五万两一艘，能买到排水量一千三百五十吨、航速十五节的新式巡洋舰，这个价格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确实便宜。英国海军自己建造的同等吨位巡洋舰，造价通常在二十万两以上。阿姆斯特朗厂之所以能压低价格，是因为这两艘船采用了部分民用船只的标准，装甲厚度、水密隔舱数量、通风系统都做了简化。这些简化在合同里没有写明，只是在技术说明书的附件里用英文标注了“商业标准”几个字。海关的验收人员没有深究，天津这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李鸿章看到的是航速、吨位、火炮口径这些硬指标，至于“商业标准”和“海军标准”之间的差别，他未必清楚，也未必想弄清楚。他要的是船，能出海、能打炮、能挂在北洋水师名下，就是合用。

这几类船编在一起，连统一的信号系统都没有。它们是被“省钱”逻辑拼凑在一起的一堆船，不是一支舰队。光绪八年十二月底，天津海防支应局汇总了北洋水师的全部家当。这份清单后来被收录在李鸿章的幕府档案中，每一行都是一个数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次决策——或者说，一次妥协。蚊子船四艘——“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每艘造价约九万两，总价三十六万两。排水量四百三十吨，装备十一英寸口径前膛炮一门，航速九节。专守海口，不能出洋。撞击巡洋舰二艘——“超勇”“扬威”。每艘造价约十五万两，总价三十万两。排水量一千三百五十吨，装备十英寸口径后膛炮二门、四英寸七分口径副炮二门，舰首装撞角，航速十五节。可出洋巡防，但火力不足于应对同吨位敌舰。旧式炮船若干艘，均为江南制造局或福州船政局所造，木质或铁胁木壳，航速六至八节，火力微弱，仅能用于运输和辅助任务。小型鱼雷艇数艘，刚从英国购得，尚在试训阶段，未形成战斗力。

全部舰船的总价，按合同金额计算，约八十五万两。这个数字，不到日本海军一艘新式铁甲舰的造价。而日本海军当时已经拥有三艘新式巡洋舰，排水量都在两千吨以上，航速十三节以上，装备大口径后膛炮，能编队出洋作战。账本合上，灯芯燃尽。这一年，离中法战争爆发，还有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