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马尾沉舰之后（约 1883 年）

马尾海战的战报是一份清单。光绪十年七月初五，福建巡抚张兆栋的六百里加急奏折送到军机处，章京周德润拆开誊抄时，发现奏折正文后面附着一页素纸，上面用工楷密密麻麻写满了舰名和伤亡数字。这种格式在军机处的档案中极为罕见——战报通常以叙事为主，胜败得失都要用文字铺陈，但张兆栋显然觉得，任何文字都写不出七月三日那个下午的惨烈，不如直接列一份清单。清单的形式，呼应了上一章结尾合上的账本，将舰船的价值从冰冷的合同数字，瞬间转化为同样冰冷的损失数字。

清单上的条目是这样的：“扬武”号，船政自制木质巡洋舰，排水量一千五百六十吨，配炮十一门，管带高腾云阵亡，全船官兵殉难者一百零七人，船沉马尾港锚地。“振威”号，船政自制木质炮舰，排水量五百七十二吨，配炮六门，管带许寿山阵亡，全船官兵殉难者八十八人，船沉马尾港锚地。“福星”号，船政自制木质炮舰，排水量五百一十五吨，配炮四门，管带陈英阵亡，全船官兵殉难者七十一人，船沉马尾港锚地。“建胜”号、“福胜”号、“永保”号、“琛航”号、“飞云”号、“济安”号——每一行都是一个船名，一个吨位，一个管带的名字，一个阵亡人数，最后一个落点都是“船沉马尾港锚地”。十一艘战舰，九艘沉没，两艘重伤自沉。水师官兵阵亡七百九十六人，船政学堂在校学生随舰实习者二十五人，无一生还。

周德润誊抄到最后一页时，手停了下来。张兆栋在清单末尾写了一行小字：“自法舰开炮至我军最后一舰沉没，历时约三十分钟。”周德润在这行字下面用朱笔划了一道杠，然后继续誊抄。军机处的规矩是不在奏折上批注个人感受，但朱笔那道杠，比任何批注都说明问题。

这份清单很快传遍了北京官场。它之所以具有冲击力，不是因为数字本身——七百九十六人的阵亡规模，放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甚至排不进“重大伤亡”的行列——而是因为这份清单的形式。它不是一场战斗的记录，而是一份财产清册。十一艘船，列明吨位、火炮、管带姓名，然后逐条注明“沉没”。南洋水师经营了整整十年的家底，在半个小时之内从资产变成了损失。

清单背后隐藏的细节，在随后的半个月里才逐渐浮出水面。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把舰队开进闽江口的时间，是闰五月二十二日。从那天起，法舰就停泊在马尾港外的江面上，与南洋水师的舰船相距不过数百米，双方水兵在甲板上互相看得见对方的脸。这种对峙持续了整整四十天。

在这四十天里，船政大臣何如璋多次接到朝廷的谕旨，要求他“严加戒备，勿启衅端”，同时也接到了福州将军穆图善的建议，主张将舰队移泊到闽江上游的险要处，利用江防炮台的火力掩护，避免与法舰在锚地内正面交火。何如璋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的理由写在给军机处的回禀中：“法舰泊于港外，我舰若移泊上游，彼必以为畏怯，乘势进逼，则省城危矣。”这是一个典型的“以静制动”的逻辑——我不动，你就没有借口动手。但何如璋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法舰停泊在港外，占据着闽江的主航道，南洋水师的舰船全部泊在港内的锚地，船头朝内，船尾朝外，一字排开。这种排列方式意味着，一旦开战，南洋水师的舰船必须先在狭窄的锚地内完成掉头，才能以舷侧对敌，而法舰可以直接用舰首炮发起攻击。

七月三日下午一点五十六分，法舰开炮。第一轮齐射的目标是“扬武”号，炮弹击中锅炉舱，蒸汽管道炸裂，船身当场失去动力。管带高腾云在指挥台上被弹片击中头部，阵亡时手里还握着未及展开的作战旗。第二轮齐射覆盖了“振威”号和“福星”号，两舰同时中弹起火。许寿山在“振威”号上试图下令砍断锚链，但锚链还没来得及收紧，第三轮齐射就到了。陈英在“福星”号上指挥炮手还击，但炮位还没来得及装填，法舰的第四轮齐射已经打穿了船身。从开炮到“扬武”号沉没，九分钟。从“扬武”号沉没到最后一艘“济安”号起火倾覆，二十一分钟。加起来三十分钟。

只有“伏波”号和“艺新”号在混乱中砍断了锚链。这两艘船泊在锚地的最外侧，距离法舰相对较远，管带在听到第一轮炮响后就下令弃锚。“艺新”号的船身中了三发炮弹，但都不在要害位置，蒸汽机还能运转。“伏波”号的船尾被打穿了一个大洞，船员用棉被和木板堵住破口，勉强维持浮力。两艘船借着涨潮的流速，向上杭方向撤退，一路退到闽江上游的险滩处，法舰吃水深，不敢追击，这才逃出生天。这两艘船成了南洋水师仅存的家底。

消息传到天津时，李鸿章正在翻看北洋水师的夏季操演报告。他把张兆栋的奏折抄本看了两遍，然后放到桌上。幕僚薛福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李鸿章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南洋的船本来就不足以独当一面。说完之后，就没有再谈这件事。

这句话的含义，需要放在光绪十年春天的时间节点上才能理解。中法关系在光绪九年底就已经绷到了极限。法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清军应邀入越援助，双方在山西、北宁等地多次交火。光绪十年四月，朝廷下旨，命南北洋水师各派舰船南下，加强福建海防。这道谕旨的措辞很明确：“着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各就该省水师，择其精锐，迅速派赴闽洋，归船政大臣何如璋调遣。”

李鸿章接旨后，向北洋水师下达了调遣令。但调出去的船，不是“精锐”。“操江”号是一艘1870年下水的旧式炮船，排水量六百吨，航速不到九节，配炮四门，平时在大沽口担任巡逻任务，基本上属于“存在舰队”的范畴——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北洋水师的舰船总数看起来多一些。两艘蚊子船“镇东”和“镇西”，是赫德前几年推荐的那种“守口炮台”，适航性极差，从天津开到福建花了将近一个月，途中遇到风浪几乎倾覆。等这三艘船慢吞吞地开到福建洋面，马尾海战已经结束了一个月。而北洋水师真正能打仗的船——“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刚从英国买回来不到三年，航速快、火力猛，是北洋水师当时最先进的舰船——全部留在威海，根本没有南下。

这不是调度失误，这是刻意避战。李鸿章在北洋水师身上花了十几年心血，攒下那点家底，他不舍得拿去填南洋的窟窿。他在给军机处的函件中解释了不派“超勇”“扬威”南下的理由：北洋的舰船擅长守海口，到远洋作战则能力不足，如果强行要求南下，只怕白白损失，没有益处。话说得堂皇，但底牌谁都看得明白——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命根子，他宁可让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不肯让北洋的船去冒险。

朝廷自然也看得明白。七月初六，光绪帝的严旨就到了天津，措辞在李鸿章多年宦海生涯中极为罕见，指责他拥兵自重，坐视南洋覆没，辜恩溺职，着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但革职留任只是一个姿态。朝廷心里清楚，北洋水师能打仗的船就这么几艘，真把李鸿章逼急了，他撂挑子不干，海防就彻底空了。所以这道严旨发出去不到十天，军机处又发了一道密函，语气缓和了许多，只要求李鸿章“加意整顿，力固北洋门户”。李鸿章把这封密函放在案头，继续看他的操演报告。他知道自己赌赢了——朝廷需要他，需要北洋水师，不会因为南洋水师的覆没就真的动他。但这场赌博的代价，在三个月后才真正显现出来。

光绪十年十月，军机处会同总理衙门上了一份奏折，题目是《遵旨会议海防善后事宜折》。这份奏折的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南洋水师的覆没，暴露了海防体制的根本缺陷。南北洋各设水师，各归督抚节制，号令不一，事权分散，打起仗来互相观望，根本无法形成合力。奏折中有一段话，直接点了李鸿章的名：“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直隶之舰，守直隶之口，置闽洋于不顾，虽曰事出有因，实亦体制使然。若不改弦更张，则他日海疆有事，南北洋仍将坐视不救，蹈今日之覆辙。”

这段话的逻辑很精准。它不是在追究李鸿章个人的责任，而是在追究“体制”的责任。李鸿章避战保船，从北洋的角度看是理性的选择，但从全国海防的角度看是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海防体制本身出了问题——水师归督抚节制，督抚对自己辖区的海防负责，自然会把本辖区的舰船视为“私产”，不愿意拿出来支援别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海防从“地方事务”升格为“国家大政”，建立统一的海军指挥机构。

奏折递上去的当天，慈禧太后就批了“依议”两个字。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上谕正式颁布。这道谕旨的全文，收录在《清实录》光绪朝卷二百一十四中，措辞经过了精心推敲。头一句是“着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事宜”，然后依次列出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的名单：庆郡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后面跟着一句关键的话：“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

这道谕旨的三个要点，每一个都值得仔细拆解。第一，醇亲王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是光绪帝的生父，身份尊贵，在宗室中地位仅次于恭亲王奕訢。由他出面主持海军衙门，意味着海防事务从督抚层面的“地方事务”上升到了朝廷层面的“国家大政”。这个姿态不可谓不郑重。但醇亲王从未接触过海军事务，他的全部军事经验，是早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步兵指挥经历，与海军毫无关系。他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因为懂海军，而是因为他的身份能够协调各方利益——他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是光绪帝的父亲，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人之一。由他坐镇海军衙门，可以减少督抚对“中央收权”的抵触。

第二，李鸿章的职位是“会同办理”。这是一个微妙的安排。论海军经验，李鸿章是清廷唯一一个真正经手过海军建设的人，按理说他应该出任总理大臣。但朝廷没有这么做，因为马尾海战之后，李鸿章避战保船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让他当一把手，舆论上过不去。所以朝廷采用了“醇亲王牵头、李鸿章办事”的格局，李鸿章名义上是“会同办理”，实际上是海军衙门的日常操盘手。

第三，“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这句话，意味着海军衙门在法理上拥有了对全国水师的统一指挥权。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全部归海军衙门节制，不再由各省督抚各自为政。这是清廷在海军指挥体制上迈出的最大一步，也是马尾海战之后最直接的反应。

但法理归法理，现实归现实。海军衙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制定海军战略，也不是采购新式舰船，而是拟定一份《海军衙门奏定章程》。这份章程一共二十三条，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醇亲王府档案中，封面上盖着“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防”的朱红大印。

章程的前十条，讲的是官制。设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一员，会办大臣二员，帮办大臣二员，下设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委员、书吏等职，每一级的品级、俸禄、升转途径，都写得清清楚楚。总理大臣的年俸是两千两，会办大臣一千五百两，帮办大臣一千两，总办章京六百两，逐级递减，到书吏一级是每年四十八两。这些数字本身没什么可说的，标准官场待遇，不高不低。

第十一条到第十八条，讲的是旗制、仪仗、印信和公文格式。章程规定，海军衙门的公文用纸必须是定制纸，尺寸严格限定，印信使用银质关防，尺寸也有明确规定。总理大臣出巡时，可以使用八人抬的绿呢轿，轿前设“总理海军事务”旗帜一面，仪仗规格比照六部尚书。这些条款在章程中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巨细靡遗到公文封套的糊口方式都有规定，但关于海军应该怎么建设、怎么训练、怎么作战，章程里一个字都没有。

关于经费的条款，只有一条，也就是第十九条。这一条的全文是：“本衙门常年经费，由户部拨银四百万两，分四季支领。沿海关税内提拨二百万两，各省厘金内提拨二百万两，由各该省按期解交本衙门，专款存储，以备购船置械及各项海防之用。”就这么一段话，决定了海军衙门接下来十年的命运。

四百万两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军机处和户部在议定章程时，参考了李鸿章的北洋海防经费案。北洋水师从光绪元年开始，每年从海关洋税和各省厘金中提取约二百万两，作为常年经费。现在海军衙门统管全国海防，按说经费应该翻倍，所以定了四百万两。这个算法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北洋水师那二百万两，从来就没有足额过。光绪元年到光绪十年，北洋水师实际收到的海防经费，平均每年不到一百四十万两。海关洋税的解款还算稳定，每年大约八九十万两，但各省厘金的解款从来没有足额过。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省是海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这四省同时也是地方开支最大的省份，修水利、办团练、发军饷，每一项都要用钱。督抚们拿到户部的催款文书，第一反应永远是把本省的开支先安排完，剩下的再解给海防。而“剩下”的部分，往往不到应解数额的一半。

现在海军衙门把全国海防经费的盘子定在四百万两，等于把北洋水师的老问题乘以二。户部拨的二百万两，要看朝廷的脸色，朝廷要看慈禧太后的脸色，而慈禧太后更关心的是颐和园的工程进度。各省关解的二百万两，要看地方督抚的脸色，督抚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地盘，海防对他们来说是“别人的事”。海军衙门设立之前，地方督抚直接对本省海防负责，经费虽然不宽裕，但至少权责一致。海军衙门成立后，海防经费的征收权名义上收归中央，但征收渠道仍然依赖地方，地方督抚解款的积极性反而降低了。以前是“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现在是“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解款意愿可想而知。

海军衙门成立后的第一年，也就是光绪十二年，户部实际拨付的经费是二百三十万两。第二年是一百九十万两。第三年是一百六十万两。逐年递减，到光绪十六年，全年只拨了一百二十万两。海军衙门当然不甘心。每年春秋两季，醇亲王都要让章京起草催款奏折，用词一次比一次急切。光绪十三年三月的一份催款折是这样写的：“查本衙门常年经费，仰蒙恩准岁拨银四百万两，专备海防要需。乃自开办以来，各省关解不足额，户部拨款亦多拖欠。上年仅收银一百九十万两，尚不及原额之半。现计购船置械等项，需款甚殷，应请旨饬下户部及各省关，将欠解经费如数筹拨，以济急需。”

折子递上去，户部的回复永远是一套说辞：库款支绌，各省解款不到，实在无款可拨。朝廷再下一道谕旨，申饬各省关限期解款，但各省关的答复也永远是一套说辞：地方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实在挪不出这笔海防经费。海军衙门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醇亲王在写给李鸿章的一封私函里，把这种无奈说得非常直白。这封信写于光绪十四年冬天，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档案中。信中说：“弟自接手海署以来，始知筹款之难，百倍于前。户部以库款支绌为辞，各省以地方困苦为辞，彼此推诿，终无了局。所恃者，仅海关洋税一项，岁入不过百数十万两，而购船置械、员弁薪饷、学堂经费，无一不取给于此。兄在天津，当亦深知此中苦况。”

李鸿章当然深知。他在北洋水师任上跟钱打了十几年交道，对户部和各省关的推诿功夫再熟悉不过。他在回信中说：“海署经费之绌，早在意中。从前北洋一隅，年需二百余万两，已觉左支右绌。今海署统全国海防，而经费反不及北洋当年之数，此事之难，不言而喻。”

这两封信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海军衙门的尴尬处境。它名义上统管全国海防，但经费来源仍然是“户部拨银”和“各省关解款”这两条老路。户部的拨款要看朝廷的脸色，各省关的解款要看地方督抚的脸色，而朝廷和地方督抚都对海防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先级排序。海军衙门的成立，并没有改变财政分割的基本格局，只是在这个格局之上增加了一层新的官僚机构。

更要命的是，海军衙门本身成了一个新的消耗层。衙门设在京城，养着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帮办大臣、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委员、书吏、差役等一整套官僚班子，每年光是薪俸、办公、应酬和杂项开支，就要花掉二十多万两。这笔钱要从那本已不足二百万两的年度经费里扣，扣完之后，真正能用在购船置械上的钱，就更少了。

光绪十五年，海军衙门的总办恩佑做了一份详细的收支账册，现在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档案中。这份账册的封面上写着“光绪十五年海署岁入岁出清册”，里面逐笔记录了当年海军衙门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收入一栏总计一百四十二万两，其中户部拨款八十万两，海关洋税解款四十二万两，各省厘金解款二十万两。支出栏里，薪俸公费二十三万两，购船经费三十万两，购械经费十八万两，各海口炮台修费二十五万两，水师学堂经费八万两，旅顺船坞修费二十万两，其余杂项开支十八万两。账册的最后一页，恩佑用蝇头小楷写了四个字：“不敷甚巨。”

“不敷甚巨”的意思是，按照海军衙门年初制定的采购和建设计划，当年至少需要二百八十万两经费，实际到手的只有一百四十二万两，缺口将近一半。购船计划只能削减，炮台维修只能延后，船坞工程只能停工。恩佑在账册附注里注明，旅顺船坞的扩建工程从光绪十四年冬天就已经停工，因为“经费未到，匠役遣散，工料堆积”。

旅顺船坞是北洋水师的生命线。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船吃水深，吨位大，需要大型干船坞才能进行日常维护和船底清理。船底清理这件事，听起来不起眼，实际上决定了舰队的战斗力。蒸汽铁甲舰长时间在海水里航行，船底会长满藤壶和海藻，船速会因此下降两三节。两三节的差距，在海战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追不上敌人，也逃不出敌人的射程。丁汝昌在给海军衙门的报告里多次提到，北洋水师的舰船因为船底污损严重，实际航速已经达不到设计标准，急需进坞清理。但旅顺船坞的扩建工程一再延期，舰船只能排队等待，有些船一等就是半年。旅顺船坞原计划建造两座大型干船坞，可以同时容纳“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但工程从光绪十三年开工，到光绪十五年停工，两年时间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海军衙门给醇亲王的报告中写道：“旅顺船坞一道，工程浩大，需费甚繁。海署经费支绌，不能源源接济，工次时作时辍，竣工无期。”这个“竣工无期”，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成了致命伤。

从光绪十一年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确实进入了一个“大治水师”的膨胀期。在醇亲王和李鸿章的共同推动下，海军衙门先后向英德两国订购了“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以及“福龙”号鱼雷艇和多艘辅助舰船。这些舰船在光绪十四年陆续到华，北洋水师的阵容达到了顶峰。加上此前已经服役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以及多艘炮船和鱼雷艇，北洋水师的总吨位一度位居世界第七、亚洲第一。

但顶峰之后，就是停滞。从光绪十五年开始，北洋水师再没有添置过一艘新舰。原因很简单：没钱。海军衙门的经费年年不足，维持现有舰队的日常运转已经捉襟见肘，根本没有余力扩大规模。而日本正在疯狂扩军。1883年2月24日，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提交了一份海军扩张八年计划提案，希望从1883年度开始陆续新造“大舰”五艘，预计花费七百五十万日元。这个计划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和加码，到1886年，日本正式启动了“第一期海军扩张计划”，先后订购了“松岛”“严岛”“桥立”三艘专门针对北洋水师的巡洋舰。这三艘船的排水量都在四千吨以上，每艘配备一门三百二十毫米口径的巨炮，设计理念就是针对“定远”和“镇远”的装甲防护。日本还向英国订购了“吉野”号高速巡洋舰，航速达到二十二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之一。

这些信息，醇亲王和李鸿章并非不知道。驻日公使黎庶昌每年都会发回日本海军扩张的详细报告，海军衙门收到后，只能转发给李鸿章，附上一句“希即知照办理”。李鸿章收到后，也只能转发给丁汝昌，附上一句“务须加意操练”。大家都知道差距在拉大，但都拿不出钱来追赶。在开战之前，由于北洋水师的发展停滞数年，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北洋水师再未添置一艘新舰，而日本海军正全力扩张。1883年（明治16年）2月24日，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提交海军扩张八年计划，希望从1883年度开始陆续新造“大舰”5艘，预计花费750万日元。经过修改，最终敲定于明治16-18年度建造“大舰”3艘。这些舰船，如“浪速”号，均为全钢舰体、高干舷平甲板设计，装备大口径后膛炮，能编队出洋作战。

晚清用一千六百万两白银购德国军舰，李鸿章的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按例收回扣百分之五，即八十万两银。事后有人指责李凤苞将此款私扣，李凤苞回辩说，这八十万两都是给李鸿章及其家人用作国外旅资，自己没有私吞。这笔账的真相如何，至今是一笔糊涂账，但八十万两的数目是确凿的，它相当于海军衙门半年的经费，可以买两艘“致远”级巡洋舰。钱就这么流走了。

光绪二十年春天，海军衙门章京绍英做了一份新的账册。这份账册的封面标题是《光绪二十年春季海署收支总册》，里面的数字比五年前更加触目惊心。春季收入总计只有三十一万两，而春季应发的各项薪饷、维修费、煤炭费、弹药费，合计需要四十五万两。绍英在账册后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本季不敷银十四万两，拟请暂由船捐项下借支，俟下季款项到日归还。”“船捐”是海关代征的一种轮船通行税，本来应该专款专用，用于航道疏浚和航标维护。海军衙门把主意打到这笔钱上，说明正常的经费渠道已经枯竭到了什么程度。

账册的最后一页，绍英汇总了海军衙门成立八年来的全部收支情况。从光绪十二年到光绪二十年春天，海军衙门累计收到经费约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而同期日本海军扩张计划投入的资金，折合白银约三千万两以上。这个数字对比，每一个在海军衙门供职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没有人愿意把它写在奏折里。

账册合上，灯芯燃尽。醇亲王坐在海军衙门的值房里，看着这份赤字账册，在给李鸿章的最后一封信中写了一句话：“海署之事，糜烂至此，弟心力交瘁，实难为继。”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十年五月，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不到两个月。信发出之后，醇亲王没有等到李鸿章的回复。因为李鸿章在天津也在忙同一件事——筹款。他给海军衙门的回复中开列了一长串需要紧急拨款的清单：定远舰船底清理需银两万两，镇远舰锅炉维修需银三万两，各舰弹药补充需银十五万两，旅顺船坞复工需银二十万两。清单的最后，李鸿章写道：“以上各项，均系刻不容缓之需，而海署库款空虚，各省解款不至，弟亦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这四个字准确地概括了海军衙门成立八年后的真实处境。权力上收了，但钱的问题依旧。统一指挥的法理成立了，但财政分割的惯性照常运转。海军衙门这个新机构，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反而成了旧问题的新载体。它在户部、各省关、地方督抚和北洋水师之间增加了一层行政环节，这层环节消耗了一部分本已不足的经费，却没有创造出新的财政来源。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海军衙门收到江海关解来的一笔税款，数额是十二万两。绍英在账册上记下这笔收入，然后立刻把它划拨出去——八万两用于发放欠发的薪饷，四万两用于购买煤炭。账册的备注栏里，绍英写了一句：煤价涨至每吨十八两，较上年涨逾三成。采购的煤炭质量，只能保证舰队出海巡航二十日的用量。超过二十日，舰队就必须返回港口，否则锅炉就会熄火。这二十日的极限，与三年前北洋水师访问长崎时的远洋部署形成了讽刺的对照——航行能够抵达，不等于舰队能够停留。

一份采购账册，一行煤价批注，一个二十日的出海极限。海军衙门的全部困境，都浓缩在这几行字里。账册入库，衙门落锁，廊下的灯笼在六月夜风里轻轻摇晃，投下的光影映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匾额上，明暗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