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协定

皮蒂宫的那间房间在十月的午后总是光线不足。窗户朝向内庭，阳光要越过波波利花园的柏树才能抵达这里，到达时已经失去了温度。安娜·玛丽亚·路易莎·德·美第奇坐在一张胡桃木桌前，面前摊着几页羊皮纸。墨水已经干了。她签名的最后一道笔画微微向右倾斜，和她年轻时在杜塞尔多夫签署选帝侯宫廷文书时的笔迹一模一样。七十六岁的手没有颤抖。

1743年10月31日。这份文件被称为《家族协定》。它的条款可以概括为一句简单的话：美第奇家族的全部艺术收藏、宫殿、图书馆、珠宝和地产，永久赠予佛罗伦萨城和托斯卡纳大公国，任何继承人不得将任何一件物品带离佛罗伦萨。

但这句简单的话背后，是一道精密的法律机关。它没有说新大公不能统治托斯卡纳。它没有说洛林王朝不能住在皮蒂宫。它说的是：这些画、这些雕塑、这些手稿、这些科学仪器、这些宝石、这些书——它们不属于任何统治者。它们属于佛罗伦萨。任何试图将它们移出城墙的行为，都将在法律上构成违约。

安娜·玛丽亚·路易莎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刚刚签署了什么。不是因为她是一位法律学者，而是因为她用了整整六年时间，看着新政权如何试图拆解她家族的遗产。1737年7月9日，她的弟弟吉安·加斯托内死在皮蒂宫那张他几乎从不离开的床上。美第奇家族的男性血脉在那一刻断绝。

根据欧洲列强在1735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后达成的协议，托斯卡纳大公国由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继承。此人在1736年娶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1737年吉安·加斯托内咽气的那一刻，弗朗茨·斯蒂芬便依据条约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弗朗切斯科二世。美第奇家族的政治统治，被欧洲外交机器平滑地终结了。

但政治统治是一回事。财产是另一回事。新大公的代理人很快抵达佛罗伦萨。他们带着维也纳的指令，开始清点美第奇家族的财产。清点清单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意图：他们不是在清点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国有资产，而是在清点美第奇家族世代积累的私人收藏。

绘画、古代雕塑、宝石、钱币、手稿、科学仪器、珠宝、家具、挂毯、书籍——三个半世纪的积累，被逐项登记在册。代理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物品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位置，而是它们在维也纳市场上的估值。

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看到了这份清单。她看到那些她从小熟悉的物品被归类为可移动资产——乌菲兹的拉斐尔、皮蒂宫的提香、圣洛伦佐图书馆的古代抄本、伽利略的望远镜。物件的名字旁边，标注着它们的尺寸和大致价值。她的家族三百年收集的全部物质证据，在新政权的眼中只是一批等待运输的货物。

她必须找到一个办法。但安娜·玛丽亚·路易莎面对的是一个法律上的死局。她本人拥有美第奇家族财产的法定继承权——她是科西莫三世唯一还在世的子女，是美第奇直系最后一位成员。但她没有子嗣。她在1691年嫁给普法尔茨选帝侯约翰·威廉，在杜塞尔多夫度过了三十年婚姻生活，这段婚姻没有留下任何孩子。1716年约翰·威廉去世后，她于1717年回到佛罗伦萨，回到皮蒂宫，回到一个正在缓慢走向终结的家族。

她的哥哥费迪南多死于1713年，无嗣。她的弟弟吉安·加斯托内与萨克森-劳恩堡的安娜·玛丽亚·弗朗齐斯卡的婚姻是一场灾难——两人从未真正生活在一起，从未产生过继承人。

她的父亲科西莫三世曾经试图推动一项计划：让女儿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继承托斯卡纳大公爵位。这意味着打破萨利克继承法，需要与欧洲各大宫廷进行漫长而复杂的外交谈判。但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欧洲列强——尤其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和法国波旁——对意大利半岛的权力分配有自己的安排，他们不会让一个已经衰落的家族通过修改继承规则来延续统治。

科西莫三世在1723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王朝。吉安·加斯托内继位，但从第一天起就想放弃。他统治了十四年，几乎全部时间都躺在皮蒂宫的那张床上，在酒精和烟草中消磨掉清醒的时刻。他偶尔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更像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幽灵般的象征，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君主。

当他在1737年7月去世时，佛罗伦萨市民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奇特的解脱——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现在，安娜·玛丽亚·路易莎是最后一个人。

她拥有继承权，但继承权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她死后，这些财产会传给谁？她没有任何子女，美第奇家族也没有任何其他直系后裔。

如果她将财产留给某个远亲——那些远亲是洛林家族或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他们同样会将财产运出佛罗伦萨。如果她将财产直接赠予新大公，那等于承认这些收藏是洛林王朝的财产，同样会被运往北方。如果她什么都不做，法律上的默认继承路径同样会将财产交到新大公手中。这个困局的每一个出口都通向同一个结果：美第奇收藏被分割、运送、出售，在几十年内散落到欧洲各地的宫殿和拍卖行中。

多纳泰罗的《大卫》可能出现在维也纳的某个画廊。波提切利的《春》可能在巴黎的某个拍卖行。米开朗基罗的圣洛伦佐陵墓雕塑可能被拆解成大理石碎片。

美第奇这个名字将在三代人之内从欧洲记忆中消失——不是因为人们忘记了美第奇曾经存在，而是因为美第奇存在的物质证据不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安娜·玛丽亚·路易莎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

她在德国宫廷生活了三十年，亲眼目睹了欧洲外交的运作方式。她理解法律文书的精确力量。

她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托斯卡纳主权已经转移的政治现实——那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条约规定的，她一个人无法撼动。但她可以在主权的缝隙中，为美第奇家族的遗产找到另一种法律归属。

《家族协定》就是那个缝隙。它的核心机制是这样的：安娜·玛丽亚·路易莎不是将收藏赠予新大公，而是赠予佛罗伦萨城和托斯卡纳大公国。这两个法律实体——城市和邦国——在接受赠予的同时，被附加了不可撤销的条件：收藏必须永久留在佛罗伦萨，任何继承人都不得移动任何一件。新大公可以统治托斯卡纳，但他不是这些收藏的所有者，而是这些收藏的受托人。他可以使用它们，展示它们，但他不能占有它们。

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可以在欧洲地图上重新划分意大利的边界，但他们不能带走多纳泰罗、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拉斐尔、伽利略。任何试图将这些物品运出佛罗伦萨的行为，都将违反这份协定，从而引发法律诉讼——而这份协定是安娜·玛丽亚·路易莎作为合法继承人签署的，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这不是慷慨。这是算计。理解这笔算计的精确性，需要回到美第奇家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用金钱购买不朽。

十五世纪初，乔凡尼·迪·比奇——美第奇银行的创始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高利贷的罪恶。教会明确规定，放贷取息是罪，死后灵魂将下地狱。乔凡尼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将银行利润的一部分按固定比例捐献给教会，用于修建修道院、委托祭坛画、装饰教堂。

这不是信仰驱动的慷慨，而是精确计算过的灵魂会计——每一笔捐赠都在赎回一笔罪恶。乔凡尼的账本上，利润与赎罪被记录在同一页，借方和贷方必须平衡。他死后，他的儿子老科西莫继承了这个模式，但将其升级到了政治维度。

老科西莫通过债务网络、联姻网络和选举操纵统治佛罗伦萨，但从不担任正式官职。他的权力是隐形的，因为共和国的法律框架禁止任何个人公开统治。

但隐形的权力带来的焦虑同样需要对冲：老科西莫用建筑和艺术赞助来为自己积累政治合法性。他委托布鲁内莱斯基修建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是佛罗伦萨最显眼的建筑，也是美第奇家族最显眼的公共礼物。穹顶之下，所有人都会记住是谁建造了它。这不是建筑，而是权力的物质化——用金钱购买的不朽。

老科西莫临终时，佛罗伦萨人给了他“国父”的谥号。这个谥号不是他征服的，而是他建造的。

豪华者洛伦佐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美第奇银行在他统治期间持续亏损，分行代理人失去控制，坏账累积。但洛伦佐将佛罗伦萨变成了意大利的文化首都，用波提切利、米开朗基罗和波利齐亚诺的黄金时代，赎买银行业务静默的溃烂。

当萨伏那洛拉在1494年指控美第奇是腐败的暴君时，洛伦佐已经死了，但围绕在他名字周围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们，形成了一道话语的护城河——人们记住的是洛伦佐的黄金时代，而不是洛伦佐的坏账。

科西莫一世将赎罪经济学推向了制度层面。他建立了乌菲兹宫，名义上是佛罗伦萨的行政办公大楼，实际上是美第奇家族权力的物理化。乌菲兹的走廊里挂满了美第奇家族成员的肖像，每一幅画都在告诉每一个进入这栋建筑的人：你正在美第奇家族的房子里。当科西莫一世从教皇手中获得托斯卡纳大公的冠冕时，他的权力从不加冕的隐形统治，转变成了公开的君主制。但乌菲兹仍然在那里，作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物质证据。

教皇利奥十世——洛伦佐的儿子——为赎罪经济学提供了最极端的版本。他当选教皇后，将教会财政推向破产，用赎罪券的销售来填补亏空。赎罪券的运作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扭曲的赎罪经济学：信徒用金钱购买罪的赦免，教会用赦免收入购买艺术和建筑。

但这一次，试图平衡账本的尝试制造了更大的失衡——赎罪券丑闻直接引发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将西方基督教世界撕成了两半。

克雷芒七世——另一位美第奇教皇——在1527年罗马之劫中，以最惨烈的方式见证了赎罪经济学的破产。他试图用外交平衡来对冲教廷的军事弱点，但帝国军队根本不吃这一套。罗马被洗劫时，克雷芒七世被困在圣天使城堡中，听着他的城市被焚毁、他的子民被屠杀。金钱可以买来艺术、建筑和教皇冠冕，但买不来军队、安全感和时间的豁免权。

凯瑟琳·德·美第奇在法国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家族的存在。她作为法国王太后，在宗教战争的血腥漩涡中挣扎了三十年，用婚姻联盟、外交谈判和偶尔的暴力来维持瓦卢瓦王朝的残骸。但她的儿子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没有留下继承人，美第奇血脉在法国同样走向了终结。圣巴托罗缪之夜——1572年8月24日，巴黎的天主教暴徒屠杀了数千名新教徒——成为凯瑟琳黑色传说的核心。

无论她对这场屠杀的实际责任有多大，她作为美第奇的名字被永远钉在了这场暴行的记忆上。赎罪经济学在这里完全失效，因为没有任何金钱可以赎回暴力留下的记忆。

玛丽·德·美第奇的情况更清楚地显示了赎罪经济学的边界。她作为法国王太后，委托鲁本斯绘制了二十四幅巨型组画，描绘她一生的光辉时刻。这些画作被安置在卢森堡宫，构成了一部视觉化的自传。

但鲁本斯的组画从未成功赎回玛丽·德·美第奇的政治失败——她被儿子路易十三放逐，最终在流亡中死去。那些画作现在挂在卢浮宫，但人们记住的不是玛丽的荣耀，而是鲁本斯的才华。艺术可以保存美第奇的名字，但只能按照艺术家的条件保存。

现在，安娜·玛丽亚·路易莎面对的是这一切的终极版本。她手中握着的不是银行的利润，不是教会的赎罪券，不是政治权力的隐形，不是大公的冠冕，不是教皇的戒指，不是王太后的摄政权。

她握着的是美第奇家族三百年积累的全部物质证据——从乔凡尼·迪·比奇委托的第一幅祭坛画，到科西莫一世收藏的伊特鲁里亚文物，到费迪南多二世赞助的伽利略望远镜，到吉安·加斯托内从未离开过的那张床。这些物品的总和，构成了美第奇家族在历史中存在过的全部物理证据。

历代美第奇的赎罪交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用金钱购买某种形式的对冲。乔凡尼·迪·比奇用祭坛画对冲高利贷的罪。老科西莫用穹顶对冲政治权力的隐形。洛伦佐用黄金时代对冲银行账册的腐烂。科西莫一世用乌菲兹对冲大公冠冕的不合法性。利奥十世用赎罪券对冲教会财政的破产——结果引发了宗教改革。克雷芒七世用外交平衡对冲军事脆弱——结果导致罗马被洗劫。凯瑟琳用婚姻联盟对冲宗教战争的血腥——结果被钉在圣巴托罗缪之夜的记忆上。玛丽·德·美第奇用鲁本斯的组画对冲政治失败——结果只是为鲁本斯增添了不朽。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的对冲对象不同。

她赎买的不是灵魂的罪，不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银行业务的溃烂，不是教会的破产，不是暴力的记忆。她赎买的是家族名字在历史中的存在本身。这笔交易的条款是精准的：美第奇收藏永远留在佛罗伦萨，对公众开放，任何继承人都不得移动任何一件。这意味着新大公弗朗茨·斯蒂芬可以统治托斯卡纳，但他每走进一次皮蒂宫，他看到的每一幅画都在提醒他，这些画不属于他，不属于洛林家族，不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它们属于佛罗伦萨——而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建造的城市。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是布鲁内莱斯基为老科西莫建造的。老科西莫的坟墓被安置在圣洛伦佐教堂最显眼的位置，上面刻着“国父”的铭文。乌菲兹宫是科西莫一世建造的，瓦萨里的走廊连接着皮蒂宫和旧宫，每一英尺的壁画都在讲述美第奇家族的历史。波波利花园是科西莫一世委托建造的，其中的雕塑、喷泉和洞穴构成了一座美第奇家族权力的露天博物馆。

圣洛伦佐教堂的新圣器收藏室是米开朗基罗为洛伦佐的家族建造的，那些未完成的雕塑——日、夜、晨、昏——至今仍然躺在大理石上，仿佛在等待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归来。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知道，她无法让美第奇家族继续统治佛罗伦萨。但她的《家族协定》让美第奇家族永远拥有佛罗伦萨——至少在物理层面上。任何来到佛罗伦萨的人，无论他是洛林王朝的官员、哈布斯堡的士兵、波旁王朝的外交官，还是二十世纪的游客，他看到的每一件美第奇收藏，都在隐约地告诉他：这座城市是美第奇建造的。这份文件签署后不到两年，安娜·玛丽亚·路易莎于1745年2月18日去世。她的葬礼在圣洛伦佐教堂举行，她被安葬在美第奇家族的陵墓中。她是美第奇家族最后一位直系成员，也是美第奇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遗嘱签署者。她的死亡，在佛罗伦萨没有引起巨大的悲伤——美第奇家族的政治统治早已结束，新大公的代理人已经接管了托斯卡纳的行政机器。但她的《家族协定》在她死后开始发挥作用，其影响持续至今。

新大公弗朗茨·斯蒂芬从未真正住在佛罗伦萨。他于1740年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共同统治者，1745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注意力在维也纳，在帝国事务，在欧洲外交。托斯卡纳对他而言，是哈布斯堡帝国在意大利的一个省份，其重要性远不如奥地利本土或匈牙利。他派遣代理人管理托斯卡纳，但自己从未真正在那里定居。这意味着，美第奇家族留下的佛罗伦萨，在政权更迭后仍然保持着它的物理完整性。新政权没有兴趣也没有资源大规模改造佛罗伦萨的城市景观。美第奇家族的宫殿、教堂、图书馆和花园，被洛林王朝的官员接收，但很少被改变。但挑战很快就来了。弗朗茨·斯蒂芬的代理人试图将部分美第奇收藏运往维也纳。他们提出了一个法律论点：美第奇收藏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财产，而托斯卡纳大公国现在属于洛林王朝，因此大公有权处置这些收藏。这个论点听起来合理——在欧洲君主制下，君主对王室财产拥有处置权是常态。

但《家族协定》的条款精确地阻止了这种解读：安娜·玛丽亚·路易莎不是将收藏赠予大公，而是赠予佛罗伦萨城，并附加了不可撤销的原地保留条款。新大公不是这些收藏的继承者，而是这些收藏的受托人。他可以使用它们，但不能移动它们。任何试图绕过这一条款的行为，都将引发法律纠纷——而佛罗伦萨城的法律机构，完全可以依据《家族协定》的条款提起诉讼。新大公最终放弃了。美第奇收藏留在了佛罗伦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胜利。它揭示了《家族协定》设计中的深层智慧：安娜·玛丽亚·路易莎没有试图挑战哈布斯堡王朝对托斯卡纳的主权——那是不可能的。她将收藏的法律归属从主权中剥离出来，交给了佛罗伦萨城这个比王朝更持久的实体。大公可以换，王朝可以换，但佛罗伦萨城一直在那里。只要佛罗伦萨城还在，协定的条款就有效。洛林王朝统治托斯卡纳直到1859年。在这段时间里，佛罗伦萨继续积累艺术收藏，其中许多来自洛林家族自己的赞助。但美第奇收藏的核心部分从未被移动。

当拿破仑的军队在1796年入侵意大利时，法国人从意大利各地掠夺了大量艺术品，运往卢浮宫。但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收藏，由于《家族协定》的原址保留条款，大部分得以幸免——不是因为没有法国人想拿走它们，而是因为法律上拿走的难度比任何其他城市都要高。这不是军事保护，而是法律保护。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签署的那份文件，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有效。1860年，托斯卡纳被并入撒丁王国，随后成为意大利王国的一个省份。美第奇收藏的法律地位再次发生变化，但这一次，意大利政府将它视为国家遗产。《家族协定》的原址保留条款，在意大利法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美第奇收藏不再是佛罗伦萨城的财产，而是意大利国家的财产，但它仍然留在佛罗伦萨。1945年，当盟军从意大利北部推进时，佛罗伦萨的桥梁——除了老桥——被撤退的德军炸毁。但乌菲兹、皮蒂宫、巴杰罗博物馆、圣洛伦佐图书馆、美第奇礼拜堂，所有这些建筑都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美第奇收藏仍然在那里。

今天，当你走进乌菲兹美术馆，穿过那些挂满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的走廊，你看到的不只是艺术作品。你看到的是安娜·玛丽亚·路易莎在1743年10月31日签署的那份文件的历史后果。那些画作之所以仍然在佛罗伦萨，而不是维也纳、巴黎、纽约或洛杉矶，是因为一位没有子嗣的老妇人，在七十六岁时，用她家族三百年的全部物质遗产，为美第奇这个名字购买了不可撤销的不朽。但《家族协定》的意义，远不止于艺术收藏的保护。它是美第奇家族赎罪经济学的终极结算。从十五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美第奇家族的每一代人都试图用某种方式对冲家族的罪恶、失败和脆弱。乔凡尼·迪·比奇用祭坛画对冲高利贷的罪。老科西莫用穹顶对冲政治权力的隐形。洛伦佐用黄金时代对冲银行账册的腐烂。科西莫一世用乌菲兹对冲大公冠冕的不合法性。利奥十世用赎罪券对冲教会财政的破产——结果引发了宗教改革。克雷芒七世用外交平衡对冲军事脆弱——结果导致罗马被洗劫。

凯瑟琳·德·美第奇用婚姻联盟对冲宗教战争的血腥——结果被钉在圣巴托罗缪之夜的记忆上。玛丽·德·美第奇用鲁本斯的组画对冲政治失败——结果只是为鲁本斯增添了不朽。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的选择，是这一切的总结。她意识到，美第奇家族无法再通过积累更多的金钱、权力、宗教权威或艺术赞助来赎买任何东西了。银行已经崩溃。政治权力已经转移。教皇冠冕已经失效。艺术赞助只能按照艺术家的条件保存家族的名字。剩下的唯一选择，是将家族三百年积累的全部物质遗产，一次性锁死在佛罗伦萨。这不是慷慨，而是算计。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签署《家族协定》时，她深知自己无法改变美第奇家族政治灭亡的事实。但她可以改变美第奇家族在历史记忆中的位置。

她可以确保，当人们想起美第奇家族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高利贷的罪恶、不是隐形的暴政、不是银行的崩溃、不是教皇的腐败、不是罗马之劫的耻辱、不是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暴力、不是政治流亡的失败，而是佛罗伦萨——那座穹顶、那些画作、那些雕塑、那些图书馆、那些花园，那座由美第奇家族用三个半世纪建造的城市。美第奇家族无法再统治佛罗伦萨，但佛罗伦萨将永远属于美第奇家族——不是作为领土，而是作为记忆。《家族协定》将美第奇家族的遗产变成了佛罗伦萨的物理存在，任何试图剥离这两者的行为，都将面对法律、文化和历史的抵抗。安娜·玛丽亚·路易莎在签署这份文件时，很可能并不完全清楚它的历史意义。她只是做了她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保护她家族的遗产不被拆散。但她的选择，无意中完成了美第奇家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交易：用全部物质财富，赎回一个名字的不朽。这不是灵魂的赎罪，而是记忆的赎罪。美第奇家族三个半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权力的腐败、金钱的罪恶、政治的暴力、宗教的失败。

但所有这些，最终被凝聚在佛罗伦萨的石头、画布和大理石中。一个人走进乌菲兹，看到波提切利的《春》，他记住的不是美第奇银行的坏账，而是美第奇家族赞助了这幅画。一个人走进圣洛伦佐教堂，看到米开朗基罗的陵墓雕塑，他记住的不是老科西莫操纵选举的细节，而是老科西莫被埋葬在这里。一个人走进皮蒂宫，看到帕拉迪纳画廊中挂满的拉斐尔，他记住的不是美第奇大公们的平庸统治，而是美第奇家族收藏了这些画。《家族协定》是美第奇家族赎罪资产负债表的最后一行。借方是三百年积累的全部物质财富——绘画、雕塑、建筑、珠宝、手稿、科学仪器。贷方是美第奇这个名字在历史记忆中的不朽。借方和贷方最终平衡——不是因为美第奇家族无罪，而是因为时间本身变成了美第奇家族的盟友。时间会腐蚀所有政治权力，会遗忘所有军事胜利，会抹平所有经济利润。但时间无法腐蚀一块大理石、一幅画布、一座穹顶。只要佛罗伦萨还在，美第奇就还在。

1743年10月31日，当安娜·玛丽亚·路易莎在皮蒂宫签署那份文件时，她可能没有想过这些宏大的命题。她只是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确保她家族的财产不会被新大公的代理人运走。但正是这份文件，将美第奇家族从政治史中抽离出来，放进了艺术史、建筑史和城市史中——那些领域的时间尺度，比王朝和政治制度要慢得多。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签署《家族协定》后不到两年，她于1745年2月18日去世。她的葬礼在圣洛伦佐教堂举行，她被安葬在美第奇家族的陵墓中。她是美第奇家族最后一位直系成员，也是美第奇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遗嘱签署者。她的死亡，在佛罗伦萨没有引起巨大的悲伤——美第奇家族的政治统治早已结束，新大公的代理人已经接管了托斯卡纳的行政机器。但她的《家族协定》在她死后开始发挥作用，其影响持续至今。新大公弗朗茨·斯蒂芬从未真正住在佛罗伦萨。他于1740年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共同统治者，1745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的注意力在维也纳，在帝国事务，在欧洲外交。托斯卡纳对他而言，是哈布斯堡帝国在意大利的一个省份，其重要性远不如奥地利本土或匈牙利。他派遣代理人管理托斯卡纳，但自己从未真正在那里定居。这意味着，美第奇家族留下的佛罗伦萨，在政权更迭后仍然保持着它的物理完整性。新政权没有兴趣也没有资源大规模改造佛罗伦萨的城市景观。美第奇家族的宫殿、教堂、图书馆和花园，被洛林王朝的官员接收，但很少被改变。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的《家族协定》在洛林王朝统治期间，一直是佛罗伦萨艺术收藏管理的法律基础。新大公的代理人偶尔会尝试将个别珍贵物品运往维也纳，但每次都遇到法律障碍。佛罗伦萨城的法律机构——包括那些曾为美第奇家族服务的官员——引用《家族协定》的条款进行抵制。这些抵制并不总是成功，但足以阻止大规模的收藏转移。

当拿破仑的军队在十八世纪末入侵意大利时，法国人从意大利各地博物馆和教堂掠夺了大量艺术品，但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收藏由于《家族协定》的法律保护，损失相对较小。这不是因为法国人尊重法律，而是因为《家族协定》使得将收藏从佛罗伦萨运走变得复杂——需要法律诉讼、需要与佛罗伦萨市政当局谈判、需要面对国际舆论。对于一个急于快速掠夺的占领军，这太麻烦了。当洛林王朝在1859年被推翻，托斯卡纳被并入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时，美第奇收藏的法律地位再次发生变化。意大利政府将这些收藏视为国家遗产，并继承了《家族协定》的核心原则——原地保留。乌菲兹美术馆、皮蒂宫、巴杰罗博物馆、圣洛伦佐图书馆、美第奇礼拜堂，所有这些机构都留在了佛罗伦萨，继续向公众开放。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签署的那份文件，在意大利法律体系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其核心条款——佛罗伦萨的收藏永远留在佛罗伦萨——被写入国家法律，至今有效。美第奇家族在1743年结束了。

但美第奇家族的名字，由于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的那份文件，从未真正离开过佛罗伦萨。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签署《家族协定》时，佛罗伦萨市民并不完全理解这份文件的意义。对他们而言，美第奇家族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事物。新大公的统治带来了新的政治秩序，洛林王朝的官员接管了行政机器，美第奇家族的名字逐渐从日常政治讨论中消失。但在皮蒂宫的那间房间里，在1743年10月31日的午后，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用羊皮纸和墨水，完成了一笔交易——这笔交易的美德不在于它得到了什么，而在于它阻止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