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盗版光盘潮：电脑房里的新大陆（约 1993 年）

时间拨回到1993年秋天，北京中关村的“现代电子市场”刚开业不久，柜台上的货品还带着一股新装修的刺鼻气味。老周把一张银色光盘从纸套里抽出来，推进光驱。围在柜台前的七八个人看着十四英寸的显示器闪了一下，屏幕上蹦出一行英文，接着是一个缓缓旋转的地球。有人嘟囔了一句，说这好像是那个讲世界历史的游戏。老周没接话，又从货架上抽出几张光盘，塑料封套上印着模糊的彩色封面，英文标题旁边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标着中文：三国、大富翁、模拟城市。他把光盘在玻璃柜台上排开，像发牌一样，报了个价：一张十五块，回去自己装。不会装的，可以买说明书，五块钱一份。

到了1993年，康柏、戴尔等品牌的兼容机大量涌入，加上本土组装业在深圳、北京、广州等地兴起，价格门槛终于降到了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一台配置386处理器、4兆内存、120兆硬盘的兼容机，价格在八千到一万元之间，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城市职工两年左右的工资。这个价格依然昂贵，但已经不像1980年代那样遥不可及。更重要的是，电脑开始出现在各种营业场所——不是街机厅那种藏在地下室里的烟雾缭绕的房间，而是挂着“电脑培训”“打字复印”“电脑游戏”招牌的临街铺面。这些铺面后来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电脑房。电脑房的前身，是1980年代末期出现在一些大城市的“电脑培训部”。经营者购置几台低配PC，以教授电脑操作和五笔打字为名，按小时收费。但他们很快发现，来学打字的人并不多，真正愿意花钱上机的，是那些想玩游戏的人。于是一个微妙的转变发生了：培训部开始悄悄安装游戏，《波斯王子》《模拟城市》《大航海时代》《三国志》陆续出现在硬盘里。

培训部的招牌还在，但里面的业务已经变成了游戏。到了1993年，这种转变完全公开化。在北京海淀、上海徐汇、广州天河，电脑房开始以独立业态出现。它们通常有六到十二台电脑，每小时收费四到六元，晚上和周末几乎总是满座。电脑房崛起的物质基础，是一张直径十二厘米的银色塑料圆盘。CD-ROM，只读光盘，一张能存储650兆字节的数据，相当于四百多张软盘的容量。在光盘普及之前，电脑游戏的传播主要依赖软盘拷贝，一个游戏动辄需要十几张甚至几十张软盘，拷贝过程漫长且容易出错。光盘改变了这一切。一张光盘可以装下几十个游戏，加上一个简单的菜单程序，就能做成所谓的“游戏大全”。更重要的是，光盘的复制成本极低。一张空白光盘的成本不过几块钱，用刻录机复制一张光盘只需要几分钟。这意味着，盗版光盘的生产和流通，在效率上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卡带仿制。这场盗版浪潮的源头，在香港和台湾。1990年代初期，两地的盗版光盘产业链已经相当成熟。

香港和台湾的压盘厂拥有专业级的CD压制设备，可以批量生产盗版游戏光盘，每张成本压低到几毛钱。这些光盘通过深圳、珠海、汕头等地的口岸进入内地，再通过公路和铁路网络流向全国各地的电脑城和电子市场。在深圳罗湖口岸，每天都有大量光盘被夹带在行李中过关。到了深圳赛格电子市场，这些光盘就进入了内地的分销网络。批发商以每张三到五元的价格拿货，转手以八到十二元卖给各地来的零售商，零售商再以十五到二十元的价格卖给最终用户。这个价格，相当于当时一本普通书籍的定价，或者一张电影票钱的三分之一。在电脑房里，这个价格结构被进一步摊薄。电脑房老板以每张十五元的价格购入盗版光盘，安装在六台甚至十二台电脑上，每小时收费四到六元。假设一个游戏平均能吸引玩家上机二十个小时，那么一张光盘为电脑房带来的收入，在一百二十元到三百六十元之间，是光盘成本的八到二十四倍。高昂的硬件投资，通过盗版软件的低成本迅速回收。这个经济模型，决定了电脑房在中国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1994年春天，广州天河电脑城二楼，一个叫阿强的摊主学会了用CD-R刻录机。这台刻录机花了他一万两千元，从香港带过来的。他算了一笔账：一张空白CD-R光盘进价七元，刻录好的游戏盘可以卖十五到二十元，每张净赚八到十三元。一天刻二十张，两个月就能把刻录机的成本收回来。阿强不是唯一这么算账的人。在天河电脑城，在深圳华强北，在北京中关村，在上海徐家汇，成百上千个摊主都在做同样的生意。他们的摊位上，光盘从最初的几十张迅速增加到几百张，排列在自制的展示架上，按游戏类型分类：策略类、角色扮演类、射击类、模拟经营类、体育类。每一张光盘上都贴着用点阵打印机打印的目录，列出这张光盘里包含的游戏名称。字迹模糊，翻译随意，但这些目录构成了中国玩家最早的游戏地图。在这些盗版光盘上，游戏以极其密集的方式打包在一起。

一张典型的“游戏大全”光盘，目录可能包含《三国志IV》《大航海时代II》《文明》《模拟城市2000》《沙丘II》《F-117隐形战斗机》《鬼屋魔影》《波斯王子2》《疯狂大毁灭》《德军总部3D》《大富翁II》《侠客英雄传》《轩辕剑》《天使帝国》《美少女梦工厂》——十五个游戏，塞在同一张光盘上。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平台，唯一的共同点是：没有一张为版权付过一分钱。玩家花十五元买下这张光盘，就拥有了十五个游戏的完整安装包，以及一个简陋的菜单界面，用来选择安装哪个游戏。这个光盘目录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本。它呈现出一种混乱的丰富性：日本的《三国志》和美国的《文明》放在同一个目录里，台湾的《大富翁》和德国的《疯狂大毁灭》并列。游戏的类型边界、文化边界、语言边界，在这张光盘上被彻底抹平。

玩家不会因为《三国志》是日文界面就放弃它——他们学会了在日文菜单里找到“新游戏”对应的那几个汉字，或者干脆依靠记忆，记住第几个选项是“开始游戏”。他们也不会因为《文明》的英文说明看不懂就跳过——他们会在反复试错中摸索出每个按钮的功能，在游戏内置的“文明百科”里拼凑出对“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这些概念的理解。这种学习过程，是盗版生态最深刻的文化后果之一。在正版市场里，游戏通常附带详尽的说明书，有些游戏还有教程关卡。但在盗版光盘上，这些辅助材料通常被省略了，只保留了游戏本体。玩家面临的是一个完全的认知黑箱：英文界面、日文菜单、陌生的游戏规则、毫无提示的操作系统。他们不得不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反复尝试每一个按钮，记录每一个操作的结果，在试错中反向推导游戏规则。这种方式培养出了一代逻辑能力极强但知识体系支离破碎的玩家。他们可以熟练地操作《文明》里的科技树，却读不懂科技树上的英文说明；

他们可以背诵《三国志》里每个武将的武力值和智力值，却从未读过《三国演义》原著。在上海徐家汇的一间电脑房里，一个大学生正在玩《文明》。他选的是中国文明，起始位置被随机分配在一片大陆的东部边缘。他花了三个小时，从部落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建造了长城和金字塔。旁边一个高中生在看，两人不时讨论。一个说应该先研究制陶术，不然粮仓建不了；另一个说没事，准备走军事路线，先研究青铜器。他们的对话里充满了游戏系统里的术语：科技树、文化值、奇迹建筑、黄金时代。这些概念通过游戏机制被他们理解，但他们理解的是游戏里的“文明”，而不是席德·梅尔想要传达的那个“文明”。游戏变成了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它的参照物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而是游戏内部的规则。玩家可以熟练地讨论君主制与共和制在早期扩张中的优劣，却不需要知道这两种制度在真实历史中的形态和演变。这种抽离现实的游戏体验，在《三国志》系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日本光荣公司开发的《三国志》，从1985年推出第一代，到1993年已经出到第四代。这个系列游戏以《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为背景，却用一套日本式的系统设计重构了三国历史。武将的能力被量化为武力、智力、政治、魅力四个数值，加上各种技能和兵种，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策略模拟系统。中国玩家通过这套系统“认识”了三国：他们知道赵云武力很高，诸葛亮智力超群，吕布武力值最高但智力很低。他们讨论的是游戏里曹操应该先打袁绍还是先打刘备，而不是真实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逻辑。在武汉广埠屯电脑城旁边的一间电脑房里，七八个玩家正在接力玩《三国志IV》。一个人负责操作，其他人围在旁边出谋划策。他们正在用曹操攻打吕布，讨论的重点是骑兵突击还是步兵强攻，先攻城还是先野战。有人提到吕布的武力值，说正面打肯定吃亏，只能靠兵力优势压过去。另一个人反对，说吕布智力低，可以用计谋，用火攻或者混乱。他们争论了半个小时，最后决定用火攻。

操作者打开计谋菜单，选择了火攻——屏幕上出现了一团火焰，吕布的部队陷入了混乱。围观的玩家发出一阵欢呼。他们刚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战术配合，用的是公元1994年在中国武汉的一间电脑房里，通过一台康柏兼容机和一张盗版光盘，在光荣公司于1992年在日本横滨开发的一款游戏上。这个场景里有几个层次的反讽。这些玩家正在热烈讨论三国历史，但讨论的框架是一个日本公司设计的游戏系统。他们的“三国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个游戏，而不是来自《三国演义》或《三国志》。他们使用的游戏软件是盗版，每张光盘十五元，里面有十几种游戏，光荣公司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他们正在玩的游戏，从系统设计到美术风格，体现了日本游戏工业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熟水平，而这种水平，当时的中国游戏开发界还完全无法企及。他们玩得如此投入，却从未想过，为什么中国人要通过日本人的游戏来理解三国。这种多层反讽，不是这间电脑房特有的，而是整个盗版光盘时代的基本结构。

盗版创造了一个内容极度繁荣的世界，但这个世界里的所有内容，都建立在一个被抽空的底座上：没有版权，没有本土创作，没有产业回馈。玩家接触到的游戏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他们能通过正版渠道获得的，但这些游戏在文化上是飘浮的——它们来自异国，讲述异国的故事，或者将本土的故事用异国的方式重新编排。玩家在游戏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和知识，但这些乐趣和知识的生产者，从未从这个市场获得回报，也因此没有动力为这个市场专门创作内容。在产业链的另一端，盗版光盘的流通网络以惊人的效率覆盖了全国。1994年到1996年间，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盗版光盘分销体系。这个体系分为三个层级：上游是香港、台湾的压盘厂和走私渠道，中游是深圳、广州、北京的批发市场，下游是遍布全国城市的电脑城摊贩和电脑房。这个体系的信息反馈速度令人惊讶：一款新游戏在海外上市，通常两周内盗版光盘就会出现在深圳华强北的柜台上，再过一周，就会出现在成都、武汉、西安的电脑城里。

电脑房老板会根据玩家的反馈，定期更新自己的游戏库。如果一款游戏不受欢迎，它的光盘会在货架上蒙尘；如果一款游戏火爆，它的光盘会被反复刻录，出现各种版本——完整版、精简版、汉化版、修改版。汉化版尤其值得注意。由于绝大多数进口游戏都是英文或日文界面，语言障碍成为玩家最大的痛点。于是一些技术能力较强的盗版商开始自己动手汉化。他们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游戏的可执行文件，找到文本字符串，用中文替换。这种汉化方式粗糙而凶悍：因为中文编码占用的字节数通常比英文多，汉化者经常需要调整程序结构，甚至直接删除一些非核心的文本，以腾出空间。经过这种汉化的游戏，界面往往会出现各种奇特的显示问题——文字溢出、乱码、缺字。但玩家们并不在意。一个能看懂大半的粗糙汉化版，远比一个完全看不懂的英文原版受欢迎。在武汉广埠屯，一个叫阿杰的摊主，因为能搞到最新的汉化游戏，在玩家圈子里小有名气。他的摊位上，汉化版的光盘比原版的多卖五块钱，依然供不应求。

这种汉化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盗版生态产物。它完全无视版权，肆意修改软件，但它同时满足了真实的需求，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填补了产业的空白。当时没有正规的游戏公司为中国市场做本地化，因为本地化需要版权授权，需要成本投入，但在这个盗版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市场里，任何投入都无法回收。于是盗版商代行了本地化的职能，但他们代行的方式，是把本地化变成了另一种盗版。这种状况形成了一个死锁：因为没有正版本地化，玩家只能依赖盗版汉化；因为盗版汉化满足了需求，正版本地化就更加没有市场空间。这个死锁，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才被网络游戏用另一种商业模式打破。在电脑房里，这种死锁被进一步强化。电脑房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老板投资硬件，购买盗版光盘，安装游戏，玩家付费上机。在这个系统里，软件的版权价值被彻底归零。对于电脑房老板来说，游戏软件是一种免费的资源，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的成本只有硬件、房租和电费。

当软件成本为零，竞争就完全集中在硬件和地段上。1994年到1996年间，电脑房之间的竞争开始加剧。在北京海淀，一些电脑房开始升级设备，从386升级到486，从486升级到奔腾，从单机升级到联网。能玩《毁灭战士》联机对战，成为电脑房招揽顾客的卖点。在上海徐家汇，一些电脑房开始提供包夜服务，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收费三十元，比按小时计算便宜一半。在广州天河，一些电脑房开始提供游戏指导服务，雇佣技术好的玩家担任教练，教新手怎么玩《文明》和《三国志》。这些竞争手段提升了电脑房的服务质量，也进一步压缩了软件的生存空间。在电脑房老板的账本上，每一项支出都有明确的数字：房租每月两千元，电费每月五百元，硬件折旧每月一千元，游戏光盘采购每月两百元——游戏的成本，只占总成本的百分之五左右。而在一个正版市场里，软件成本通常占到运营成本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这种成本结构的扭曲，意味着电脑房在中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运营，以极快的速度扩张，但同时也意味着，没有任何资金会流向游戏开发者。电脑房所创造的收入，全部留在了硬件流通和场地服务环节，软件生产环节从这个产业链中完全消失了。这种消失，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玩家不关心，因为他们只需要花四块钱就能玩一个小时的高质量游戏。电脑房老板不关心，因为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盗版商贩不关心，因为他们的利润丰厚。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在获益的游戏，唯一没有在场的，是那些创造游戏的人。他们在大洋彼岸，在日本，在台湾，在美国，在欧洲，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游戏正在中国被数以百万计的玩家免费消费，他们也没有从这个巨大的市场中获得任何信号——没有销售数据，没有用户反馈，没有市场调查。中国在他们的商业地图上，是一片空白。这种空白，在短期之内似乎无关紧要。游戏照常被生产出来，盗版照常被输入进来，玩家照常坐在电脑房里。但在更长的时段里，它开始产生系统性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本土游戏开发能力的缺失。在一个软件价值为零的市场里，没有人会投资开发游戏。开发一款游戏需要程序员、美术师、策划师，需要设备、时间和资金，但在盗版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环境里，所有这些投入都无法回收。于是，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商业化的游戏开发团队。仅有的几个尝试，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个人兴趣和微薄资金进行的。这些尝试将在后来被详细讲述，但它们的命运，已经在这个盗版生态里被预先决定了。第二个后果，是玩家付费意识的彻底缺失。整整一代玩家，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为软件付过费。他们习惯了花十五元买一张包含十几个游戏的光盘，习惯了在电脑房花四块钱玩一个小时，习惯了从朋友那里拷贝安装文件。在他们的认知里，游戏软件是一种免费的公共品，像图书馆里的书一样，可以随意取用。这种认知，在少年时期形成，在青年时期固化，到成年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当后来网络游戏开始收费，当正版单机游戏开始通过数字平台销售，这代玩家中的许多人会本能地抗拒付费。他们的抗拒，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认知问题：在他们的世界里，为游戏付费，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第三个后果，是渠道权力的极度膨胀。在盗版生态里，掌握渠道的人，掌握了一切。电脑城的摊贩决定哪些游戏会被摆在货架上，电脑房的老板决定哪些游戏会被安装在电脑上。他们的选择，塑造了玩家的游戏视野。如果他们不进货，不安装，一款游戏就永远不会被玩家接触到。这种渠道权力，在正版市场里也存在，但在盗版市场里，它被放大了无数倍，因为它不受版权方制约，不受合同约束，完全由渠道商单方面决定。一些游戏因为渠道商的青睐而成为经典，另一些游戏因为渠道商的忽视而被遗忘。这种选择标准，不是游戏质量，而是流通效率：这个游戏好不好刻录，好不好安装，好不好玩，能不能吸引玩家多上机。

能在这些维度上胜出的游戏，通常是那些上手快、节奏紧凑、视觉效果好的类型——策略游戏、模拟经营游戏、即时战略游戏。而那些需要长时间沉浸、叙事节奏缓慢的游戏，在电脑房里几乎没有生存空间。这三个后果，在1994年到1996年间，还只是暗流。它们还没有浮出水面，还没有成为产业讨论的话题。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看到的是电脑房的繁荣，是盗版光盘的丰富，是玩家群体的壮大。在北京中关村，在深圳华强北，在广州天河，在上海徐家汇，在武汉广埠屯，在成都磨子桥，在西安雁塔路，在沈阳三好街，中国的电子市场在盗版光盘的滋养下，以惊人的速度生长。这种生长是真实的，是可见的，是可以用交易额、上机人数、市场面积来衡量的。但它根植于一个空心化的底座上，所有的繁荣，都建立在那个被抽空的底座之上。1996年夏天，北京中关村现代电子市场，老周的柜台上，光盘已经增加到五百多张。

他按照玩家的反馈，把游戏分成了几个等级：S级，是那些永远有人排队等着玩的游戏，包括《三国志IV》《文明II》《大航海时代II》《红色警戒》《大富翁III》；A级，是那些需要推荐的游戏，包括《模拟城市2000》《沙丘II》《帝国时代》《暗黑破坏神》；B级，是那些偶尔有人问津的游戏，包括各种体育游戏、射击游戏和格斗游戏。这套分级系统，完全是老周自己发明的，没有任何行业标准，也没有任何版权方认可。但它运行得极其有效。一个玩家走到柜台前，老周只需要看他一眼，就知道应该推荐什么级别的游戏。如果是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老周会推荐S级，因为学生没时间试错，需要的是最稳妥的选择。如果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看起来有点技术背景，老周会推荐A级，因为这类人通常愿意尝试新东西。如果是一个看起来像电脑房老板的人，老周会直接推荐最新到的光盘，不管是什么级别，因为老板需要的是更新速度，不是游戏质量。这套分级系统，是盗版产业链终端的一个缩影。

它体现了盗版市场在信息处理和商品流通上的效率，也体现了这种效率背后的随意性。老周不需要知道任何一款游戏的版权信息，不需要和任何一家游戏公司打交道，不需要遵守任何行业规范。他只需要知道哪些光盘卖得好，哪些光盘卖不动。这个信息，他通过每天和顾客的交流获得，精确到每一张光盘的周转速度。这种精确性，在当时的正版渠道里是难以想象的。正版渠道的信息流，需要经过代理商、分销商、零售商的层层传递，反馈周期长达数月。而盗版渠道的信息流，从玩家到摊贩，只需要一天。这种效率，是盗版在这个时代能够碾压正版的根本原因。它不是简单的价格优势，而是一整套适应市场需求的流通体系。这个体系，用最低的成本，把最丰富的内容，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最广泛的用户手中。在这个体系面前，正版渠道的任何竞争手段都显得苍白无力。正版游戏的价格是盗版的一百倍，正版游戏的到货速度比盗版慢一个月，正版游戏的种类比盗版少一个数量级。

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选择盗版，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理性。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面对十五元一张的盗版光盘和几百元一套的正版软件，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但这种理性，是一种短期的理性，是个体的理性。当所有个体都做出理性选择时，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却走向了一个非理性的方向：一个没有内容生产者的市场，一个没有版权保护的产业，一个建立在盗版基础上的繁荣。这种繁荣，注定是脆弱的，因为它无法产生原创的内容，无法形成技术积累，无法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它像一个巨大的寄生体，寄生在全球游戏产业的躯体上，汲取养分，却从不回馈。当这个寄生体长到足够大，当它开始需要自己的内容生产，当它意识到自己的根系悬在空中——那时候，它才会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已经被它自己掏空了。这个发现，还需要几年时间才会到来。在1996年夏天，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老周继续在他的柜台后面卖光盘，电脑房里的少年继续沉浸在《红色警戒》的坦克大战中，香港的压盘厂继续昼夜不停地压制着新的游戏光盘，深圳的货车继续载着一箱箱光盘驶向内地。在这个系统的每一个节点上，人们都在忙碌，都在赚钱，都在享受。那个被抽空的底座，安静地承受着这一切，还没有发出断裂的声音。在北京海淀的一间电脑房里，一个少年正在玩《三国志IV》。他刚刚用刘备统一了天下，屏幕上出现了结局画面，是日文的。他看不懂日文，但他知道，游戏结束了。他转过头，对旁边的朋友说了一句：什么时候，咱们能玩到中国人自己做的三国游戏。朋友想了想，回了一句：那得等咱们长大了，自己去做。两人都笑了，笑声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回荡。他们不知道，在同一年的台北，一个叫姚壮宪的年轻人正在开发一款叫《仙剑奇侠传》的游戏，这款游戏将在一年后漂洋过海，以盗版光盘的形式，出现在这间电脑房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们也不知道，当他们长大之后，当他们真的开始做游戏，他们会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已经被盗版掏空到了一个致命的地步——他们做出来的游戏，还没有上市，就已经被盗版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