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i的体感革命已经彻底冷却

埃里克·巴隆在2016年12月23日晚上刷新了Steam的后台页面。他住在圣路易斯一栋租来的公寓里，窗外是圣诞节前惯常的灰色天空，窗内是一张宜家买的桌子和一台用了三年的显示器。屏幕上是一组他看了一年还没看腻的数字——《星露谷物语》的累计销量曲线。那条线从2月陡峭升起到现在，已经平缓下来，但每天仍有几百份新增购买。

他点击刷新。数字跳了一下，增加了四十七份。他又刷新了一次。又跳出三十几份。

他停下手，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右上角那条灰色的通知栏。Steam在通知栏里推送了一条消息：冬季特卖持续进行中，首页推荐位每日更新。巴隆知道自己的游戏不在首页推荐位上。已经不在很久了。

2016年2月26日，《星露谷物语》上架Steam，首周销量超过十万份，两周内突破五十万份。那个周末，他坐在同一张桌前，每隔几分钟就要刷新一次后台，数字像加油站的计价表一样往上跳。他刷新了一整天，直到眼睛发酸，才去厨房泡了一杯咖啡，回来继续刷新。

到2016年底，这款由他一个人写了将近四年的游戏，卖出了超过两百万份。一个没有发行商、没有市场预算、没有提前发售预告的独立游戏，在Steam上卖出了两百万份。这个数字足够让他在接下来几年里不用再为房租发愁，也足够让他成为独立游戏社群在2016年谈论最多的名字之一。

但他看到的不是这些。他看到的是一组更安静的统计。2016年，Steam上架的新游戏总数超过四千两百款。平均每天十一款半。Steam的首页推荐位只有二十四个，其中一半以上被冬季特卖占据。一个新游戏在Steam上的上架窗口期，从2014年的平均一周，缩短到了2016年的平均不到三天。三天之内，如果它的销量没有冲进热销榜前一百名，算法就会把它从首页踢掉，取而代之的是下一批新游戏。

巴隆的《星露谷物语》之所以在两百万份的位置上停下来，不是因为它不够好，而是因为Steam的推荐机制已经把流量分配给了更新的游戏，更便宜的折扣，更大的发行商。

他刷新后台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成功，而是一个运转越来越快的货架，货架上的商品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轮换，一个位置被腾出来，立刻有十个新游戏抢着填进去。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手指在鼠标上轻轻敲了两下。他当初在2012年辞掉电影院的工作，关掉社交账号，把自己锁在公寓里写代码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坐在卖出两百万份游戏的成绩单前，感到一种缓慢的忧虑。

巴隆的忧虑不是他能解决的。它属于一个更大的结构。2014年，马库斯·佩尔松把Mojang卖给微软的时候，独立游戏社群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震荡。价格是二十五亿美元，现金。佩尔松在2009年5月17日于TIGSource论坛公布《我的世界》开发版，到2011年11月18日发布正式版，再到2014年卖掉公司，不到五年。Minecraft不是一款传统意义上的游戏，它没有剧情，没有关卡，没有任务目标，没有通关条件，甚至没有输赢。它只是一个方块搭建工具，玩家在里面挖方块、放方块，用方块建造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

到2014年，这款游戏卖出了超过五千万份，每一份售价二十六点九五美元，而且从来没有打过折。佩尔松在卖掉公司之后发了一条推特，写道：“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游戏开发者，我只是一个碰巧做了一款流行游戏的程序员。”然后他离开了Mojang，搬进了比弗利山庄一栋七百平米的豪宅，开派对，买游艇，在推特上跟人争论政治，逐渐疏远了那个曾经视他为英雄的独立游戏社群。

到2016年，Minecraft的累计销量超过一亿份。它是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游戏之一，仅次于俄罗斯方块。

但独立游戏社群不再谈论它。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Minecraft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游戏。它变成了一个平台。

微软在收购之后，迅速组建了Mojang的运营团队，推出了教育版、主机版、移动版、VR版，并在2016年宣布了基岩版计划，将各个平台版本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跨平台引擎。

Minecraft不再是一个你花二十几美元买断的游戏，它是一个持续更新的服务，一个不断扩展的生态，一个玩家在里面建造、交易、直播、教学的无限空间。佩尔松的离开，在独立游戏社群内部被反复讨论，但讨论的结论始终是同一个：独立游戏可以做大，但做大之后，它就不再是独立游戏。它会变成平台。平台不是由创作者运作的，是由资本运作的。而资本在2016年最关心的，不是哪一个独立游戏能卖出两百万份，而是哪一个平台能锁定最多的活跃用户，然后把他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等待、每一次“差一点”都变成钱。

在赫尔辛基的一栋办公楼里，Supercell的设计师们从来不谈论“让玩家付费”。他们谈论的是“让玩家感到舒服”。这家只有不到两百人的芬兰公司，在2016年运营着三款游戏：《部落冲突》、《海岛奇兵》和《皇室战争》。三款游戏的月收入加起来超过两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EA在2016年所有体育游戏的总收入还高，比育碧全年所有游戏的收入还高，比Take-Two在《GTA V》鼎盛年份的收入还高。而Supercell的团队人数，不到育碧的百分之一。

他们的工作方式很简单：每天，数据团队会把前一天的玩家行为数据打包推送，设计师们打开报告，逐项检查玩家在哪个关卡出现了挫败感，在哪个节点感到无聊，在哪个时段流失率突然上升，在哪个操作之后付费意愿明显增强。然后他们调整数值。不是大刀阔斧地改，是微调。把某个建筑的升级时间缩短三十秒，把某个兵种的训练成本降低百分之五，把某个宝箱的开启等待从八小时改成七小时五十分。这些微调，在玩家看来几乎察觉不到，但在数据后台上，它们会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开行为曲线，把付费率推高零点几个百分点，把七日留存率拉回一个安全的区间。

Supercell的创始人埃卡·潘纳宁在2016年的一次行业会议上说，他们公司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如果一个设计师在会议上说“这个改动可以让玩家花更多钱”，这个设计师会被立刻请出会议室。这不是虚伪。

这是福格行为模型被应用到游戏设计之后，整个产业逐渐形成的一套新语言。斯坦福大学的B.J.福格在2009年提出一个公式：行为等于动机乘以能力乘以触发。你不需要强迫用户做任何事，你只需要在用户动机最强、能力最足的时候，把触发放在他面前。Supercell的设计师们把这条公式拆解成数百个微小的数值调整，每一个调整都对应一个明确的行为目标。

当玩家在《部落冲突》里等待一个建筑升级，他感到的是一种轻微的焦虑——建筑不升级，村庄就比别人弱，奖杯就上不去，部落的排名就会掉。升级需要时间，时间可以花钱跳过。跳过的价格不是随便定的，它被精确计算过，刚好落在玩家“觉得有点贵，但也不是付不起”的区间。玩家不会因为被强迫付费而掏钱。

玩家会因为“就差一点”而掏钱。免费游戏的核心不是免费，是制造“差一点”。这个模式在2016年已经被锤炼到可以精确计算每款游戏、每个地区、每个用户分层的平均付费意愿，然后用AB测试反复验证最优数值。它不是空气，它是一种被精密调控的心理环境，只不过用户已经习惯了呼吸它。

在东京的任天堂总部，君岛达己不需要看Supercell的数据。他有一份更让他头疼的数字要面对。

2016年10月，任天堂公布的上半年财报显示，Wii U的全球累计销量截至9月底为1336万台。这个数字意味着，任天堂在2012年12月发售的这台主机，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只卖到了Wii在相同时段内销量的六分之一。Wii在同一生命周期卖出了超过七千万台。

Wii U的失败不是缓慢发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写在账面上。2013年，Wii U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任天堂的销量目标是一千万台，实际销售不到三百万台。2014年，任天堂把目标下调到九百万台，实际销售不到四百万台。

2015年，任天堂不再公布具体目标，只是说“继续努力”。2016年，君岛达己在财报会议上正式宣布，Wii U将在2017年3月全球停产，最终销量预计不会超过一千四百万台。君岛达己在会议中没有说“失败”这个词。他只是说，Wii U“未能清晰地向消费者传达其价值”。这句话被在场的分析师记录下来，后来被写进了几乎所有关于Wii U的财经报道中。

但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只有任天堂内部的人才能真正理解。Wii U的价值不是没有传达清楚，是它的价值在2013年之后就不再成立。

Wii U的核心设计概念是双屏交互：一台带触摸屏的GamePad手柄，配合电视，让玩家可以在两个屏幕之间切换视角。这个设计在2012年看起来很新颖，但到2013年，每一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口袋里都装着一块比GamePad更灵敏、更清晰、更便携的触摸屏。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比任天堂预计的要快得多。

Wii在2006年用体感控制器把非玩家请进客厅，那些被请进来的人，在2016年已经不再需要一台专门的游戏机。他们的手机就是游戏机。他们玩《糖果传奇》，玩《部落冲突》，玩《精灵宝可梦GO》。体感作为一种交互方式没有消失，它被降维和内化到了移动设备的重力感应器和触摸屏中，变成了一个不需要额外购买的功能。Wii的体感革命彻底冷却，不是因为技术过时，而是因为承载它的专用硬件逻辑，被智能手机的通用计算逻辑碾压了。

君岛达己在会议中透露了一个信息：任天堂正在开发代号为“NX”的新硬件，预计在2017年3月发售。他没有说任何细节。但在场的分析师已经从供应链渠道得知，NX很可能是一台混合型设备——既能连接电视作为主机使用，也能拆下来作为掌机单独使用。

任天堂不再试图在客厅里战胜索尼和微软。它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是岩田聪在2015年逝世前亲自定下的方向。岩田聪在病床上对君岛达己说的话，后来被君岛达己在内部会议上反复引用。

那句话是：“不要跟别人比，做只有任天堂才能做的东西。”这句话在2016年听起来，既是一种战略宣言，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承认。任天堂放弃了客厅战争。体感革命的遗产，不会在客厅里延续。它会在口袋里，在自由移动中，在那些索尼和微软还没有想清楚的空间里，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洛杉矶，拳头公司没有放弃任何东西。2016年，《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在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举行，决赛当晚，场馆内坐着两万人，全球直播峰值同时在线观众超过一千四百七十万，累计独立观众四千三百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NBA总决赛的收视人数。拳头公司为这场比赛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制作费用，搭建了全息投影舞台，聘请了交响乐团现场演奏，请来了当红音乐人做开场表演。这不是一场电竞赛事，这是一场接近奥运会开幕式规格的演出。而拳头公司支付这一切的底气，来自于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英雄联盟》是免费的，但它的皮肤和英雄售价，在2016年创造了超过十六亿美元的营收。

玩家为游戏花钱，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花钱，而是因为他们想花钱。他们想买那个最新的皮肤，想解锁那个最酷的英雄，想在排位赛里展示自己的段位框。他们花的钱，变成了拳头公司用来制作世界级赛事的资本，然后这些赛事又吸引了更多玩家，更多玩家带来了更多皮肤购买，更多皮肤购买带来了更豪华的赛事。这是一个不需要外部资本注入的循环。玩家自己就是循环的起点和终点。

MOBA战争在2016年决出了两个赢家，但它们的赢法完全不同。拳头公司用联赛制锁定了观众——每周固定的比赛日，每季固定的积分榜，每年固定的升降级，让观众养成了和传统体育球迷一样的观赛习惯。Valve用奖金池锁定了社区——2016年8月的TI6，总奖金池达到20770460美元，其中超过一千八百万来自玩家购买勇士令状的众筹。Valve没有出一分钱办比赛，玩家自己出钱，然后让最好的选手打给他们看。两个模式指向同一个结论：玩家不再满足于消费内容，他们要求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所有者。

他们买勇士令状，他们投票选择下一套至宝装备给哪个英雄，他们在论坛上争论英雄平衡性，他们用真金白银决定了赛事的规模和方向。他们不是观众。他们是股东。在TI6决赛现场，加布·纽维尔穿着他的标志性粉色polo衫和人字拖走上舞台，在聚光灯下眯着眼睛，用他一贯的随意语调宣布了奖金数字。全场起立。钥匙球馆里一万七千名观众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游戏里买过勇士令状。他们起立鼓掌的时候，不是为纽维尔鼓掌，不是为Valve鼓掌，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自己鼓掌。这个画面在2016年夏天的全球直播中被反复播放，后来被写进了电竞产业史的几乎所有文献中。它不是一个商业成功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权力转移的故事。游戏产业最核心的资本——资金——在2016年第一次从公司口袋里流到了玩家口袋里，然后又从玩家手里流回了赛事池。公司不再是资本的唯一来源。玩家变成了资本的管理者。在Twitch的旧金山总部，埃米特·希尔在2016年底的年度总结会上，投出了一张幻灯片。

幻灯片上只有一行数字：2016年，Twitch平台上观看游戏直播的总时长超过两千亿分钟。这个数字比2015年翻了将近一倍。而在这两千亿分钟中，观看时长排名前十的游戏，全部是多人游戏。前三名分别是《英雄联盟》、《Dota 2》和《CS:GO》。这三款游戏有一个共同特征：核心玩法都是玩家对抗玩家，没有剧情，没有结局，没有通关，只有无限的对抗、无限的排名、无限的微调。观众不是在消费内容，观众是在学习技术。他们看直播，是为了回去自己打。他们自己打，是为了能打出足够精彩的操作，然后剪成视频，发到YouTube上，或者干脆自己开直播。观众-玩家-主播之间的界限，在2016年已经模糊到几乎不存在。

一个从不碰手柄的观众，可能比一个核心玩家更能影响一款游戏的命运，因为他在Twitch上发的一条弹幕，可能被主播看到，主播的反应可能被剪辑成视频，视频的播放量可能影响游戏的新玩家流入，新玩家的流入可能改变游戏的匹配池质量，匹配池的质量可能决定老玩家的去留。这条因果链，在2016年已经变得足够短、足够快，快到游戏公司无法忽视。希尔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说，2016年Twitch最大的变化，不是用户量增长，而是“直播变成了一种基本玩法”。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有充分数据支撑的事实。但他没有说的是，当直播变成一种基本玩法，那么游戏公司对游戏的控制权，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稀释了。游戏的内容不再是设计师决定的，而是玩家决定、主播放大、观众筛选的。游戏公司负责提供一个场所，场所里的故事，由使用场所的人来写。这和Minecraft的玩家建造物比游戏本身更像作品，是同一个逻辑。游戏从一个产品，变成了一个场所。

玩家从一个消费者，变成了一个居民。这个转变，是2016年所有产业变革中最安静、最不可逆的一个。在西雅图的Valve总部，罗宾·沃克在年底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后来被记录在Valve员工手册里的问题。他说，如果游戏是一个场所，那么场所的维护者是谁？谁来保证场所的安全？谁来制定场所的规则？谁来处理场所里的冲突？这些问题，在2016年没有答案。但它们已经开始在现实中露出尖锐的棱角。同一年的TI6期间，Dota 2社区爆发了一场关于“代练”的激烈争论。有玩家付钱请高分段选手帮忙打排位，把账号的段位刷到不属于自己的高度。Valve封禁了一批账号，但争议没有平息。社区里有人提出，代练不是问题，问题是游戏本身的设计——段位绑定了社交尊重，段位越高，你在社区里的发言权越大，组队时被邀请的概率越高，直播时被关注的可能性越大。段位不仅仅是游戏数据，它变成了社会资本。玩家为段位付钱，不是因为他们虚荣，而是因为段位在这个场所里直接转化为实际利益。

巴隆关上后台页面，打开了Steam的商店首页。冬季特卖的大横幅占据了屏幕三分之一的空间，下面是一排排打了绿色折扣标签的游戏缩略图。他往下滚动，数了数首页上出现的独立游戏。不到五款。剩下的位置被《GTA V》《巫师3》《辐射4》和几款他叫不上名字的多人射击游戏占据。这些游戏不是不好，它们都是好游戏，但它们的发行商有足够的预算在冬季特卖期间买下首页推荐位，而独立开发者没有。巴隆知道，Steam在2016年不是故意要挤压独立游戏，它只是没有理由不挤压。Valve在2015年取消了“青睐之光”社区投票机制，代之以“直接发行”系统，任何开发者只要交一百美元注册费，就能把游戏上架Steam。这个门槛在2016年看起来几乎不存在，但真正的门槛不在上架，在上架之后。四千两百款新游戏，二十四小时轮换的推荐位，算法优先推送销量更高的商品，而销量更高的商品往往是已经卖出数百万份的大作，或者正在打三折的旧作。独立游戏在上架的头三天，如果没有被足够多的玩家看到，它就会沉入Steam的数据库深处，和其余四千一百九十九款游戏一起，等待被某个偶然的搜索关键词打捞上来。

巴隆把鼠标移到屏幕左上角，关掉了Steam。他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光标在白色的页面上跳动。他停了一会儿，开始打字。他写的不是新游戏的设计文档，是一封邮件。收件人是他在独立游戏社群认识的两个开发者朋友，他们分别在2016年秋季上架了自己的第一款游戏，一款是像素风格的平台跳跃，一款是叙事驱动的解谜游戏。两款游戏的评分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但销量都没有超过五千份。巴隆在邮件里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许只是运气好。如果我再晚一年上架，我很可能也卖不到五千份。”他写完这句话，停了一下，删掉，又重新打了一遍。他没有删掉“运气好”这三个字。他知道这不是谦虚，这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在2016年Steam货架上唯一能诚实使用的词汇。运气好在2016年2月上架，运气好在《星露谷物语》之前还没有同类型的农场模拟游戏在Steam上占据推荐位，运气好在游戏发售前他在Reddit上发了几篇开发日志，积累了一批愿意在发售当天购买的核心玩家。

这些条件，在2016年12月，已经全部消失。每天十一款新游戏上架，Reddit的游戏版块被各种推广帖淹没，Steam的推荐算法把流量集中在销量最高的百分之一商品上，而独立游戏在发货之前，就已经被算法判定为“待验证”。巴隆点了发送键，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他想起了2012年辞职的那个下午，他告诉自己，只要做出一款好游戏，就行了。他知道这句话在2016年不对了。好游戏不够了。还需要运气。而运气，不是一种可以复制的资源。

在任天堂京都总部的财报会议上，君岛达己面前摆着一份十六页的文档。文档的第六页上，是一张Wii U与Wii的同期销量对比曲线图。两条线在2013年交叉之后，就再也没有靠近过。Wii的线继续向上，Wii U的线几乎平贴在横轴上，像一个心电监护仪上即将停止跳动的信号。君岛达己翻过这一页，下一页是任天堂3DS的销量数据。3DS在2011年发售后，全球累计销量到2016年9月已经超过六千万台。这个数字比Wii U好得多，但比它的前代NDS同期销量少了将近四千万台。君岛达己没有在会议上详细解释这个数字，但他的财务团队已经做了内部测算：智能手机对专用掌机市场的侵蚀，从2013年开始加速，到2016年已经不可逆转。3DS之所以还能卖出六千万台，是因为它在日本本土市场有强大的IP粘性——《精灵宝可梦》《怪物猎人》《妖怪手表》——这些游戏在智能手机上无法获得同等的体验。

Valve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它在设计游戏的时候，想的是做一个公平的竞技平台。但玩家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分层系统，然后用这个系统催生了地下经济。沃克在会议上说，这不再是关于游戏设计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平台治理的问题。而平台治理，从来不是Valve擅长的事情。2016年圣诞节早晨，芝加哥南郊一栋砖砌的房子里，一个九岁的男孩在拆礼物。他父母给他的礼物是一台他母亲淘汰下来的iPhone 5。屏幕上有一道从左上角延伸到中间的划痕，边框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电池充满电后只能撑四个小时。但它的处理器足够运行《精灵宝可梦GO》。男孩的父亲在圣诞节前夜帮他在App Store下载了游戏，注册了账号，用一张十美元的礼品卡充值了第一笔金币。圣诞节下午，男孩在后院的雪地里发现了第一只皮卡丘。他尖叫起来。手机的扬声器里传出皮卡丘的电子叫声，增强现实模式把那只黄澄澄的小精灵叠加在雪地上，尾巴尖轻轻晃动，腮帮子上有红色的电囊。

男孩伸出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把精灵球拨向目标。球摇晃了三下，叮的一声，捕捉成功。男孩抬起头，看着后院那棵光秃秃的枫树，积雪覆盖的草坪，邻居家的屋顶，再低头看屏幕，屏幕上是一个空了的地面，皮卡丘已经收进了精灵球里。这个动作里同时包含了口袋的胜利、免费的代价、客厅的溶解和“玩”的永恒。它不需要任何专用硬件，不需要任何硬币契约。但它背后运转着全球最大的位置数据库、最精密的心理工程调度和最庞大的玩家行为监测网络。这个男孩在雪地里抓到的皮卡丘，不是一只精灵，它是一个数据点，一个行为样本，一个货币化机会。而这一切，对于这个男孩来说，完全不重要。他只是在玩。电子游戏在2016年溶解为空气，而空气，永远有人在为它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