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井军平的灰色卡带

第10章　横井军平的灰色卡带

任天堂京都开发本部的走廊里，横井军平把一张灰色卡带插进Game Boy的卡槽，拇指抵住卡带顶部，往下压，直到听见那声清脆的咔嗒。那是1989年3月的一个工作日下午，窗外是京都东山区的低矮建筑群，初春光线从窗户斜打进来，照在他工作台上散落的电路板、液晶屏样品和五六张测试卡带上。横井把机器翻过来，让屏幕对着自己。反射式液晶屏在室内光线下呈现出一层灰绿底色，像素点阵的轮廓隐约可见，像一张还没写上字的稿纸。

他按下电源开关。屏幕亮起来。四格骨牌从顶端匀速坠落，黑色方块在灰绿底上切割出清晰的几何形状。横井没有按键，就让方块那么落着，一块接一块堆到底部，直到游戏结束。

他盯着屏幕看了大约十秒，然后把机器递给旁边一位年轻工程师。“你看画面。”

年轻人看了一眼。清楚。他对比了正在测试的另一款游戏——超级马里奥大陆在背景卷轴时会出现可感知的模糊，而这个没有。

横井把机器拿回来，关机，拔卡带。他做这件事已经至少二十次了——用不同的卡带、不同的游戏、不同的光线条件反复测试同一块屏幕。他的结论每一次都一样，但横井不是那种说一次就够的人。他需要让每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亲眼看见。

Game Boy的硬件设计在1987年基本定型，横井军平从最初就确定了一个核心原则：这台机器必须便宜、省电、结实。他选的CPU是夏普为任天堂定制的8位处理器，主频4.19兆赫兹，性能远不如同期的家用主机。他选的屏幕是夏普的反射式STN液晶，分辨率160×144像素，四阶灰度。这种屏幕不需要背光——环境光越强，显示越清晰——但代价是响应速度慢，在显示快速移动图像时会产生明显的拖影。

横井很清楚这个代价。他做掌机做了十年，从Game & Watch时代就一直在跟液晶屏的物理极限打交道。

他知道，Game Boy的屏幕不适合卷轴动作游戏，不适合高速赛车，不适合任何需要画面快速刷新的内容。如果硬要把家用机上的游戏类型塞进这台掌机，结果就是画面糊成一片，玩家眼睛疲劳，产品口碑崩塌。

但这个代价的另一面是一个机会。反射式屏幕有一个特性常常被忽视：在显示静态或慢速移动的高对比度图形时，它的清晰度极高。黑色越黑，灰色越灰，边界越锐利，人眼就越容易在无背光条件下辨认。

横井军平从设计Game Boy的第一天起就在寻找一款能把这个特性发挥到极致的游戏。他管这个叫展示游戏——不是用来炫技的，而是用来证明这台机器的屏幕不是妥协，而是一种选择。

早在1988年拉斯维加斯的CES展会上，横井军平就看到了日后将改变Game Boy命运的畫面。当时他站在亨克·罗杰斯的展位前，看着一台显示器的屏幕上，四格骨牌无声地匀速下落。横井在展位前站了将近十分钟。他不是在玩游戏。他是在看屏幕。黑色方块。灰绿底色。匀速下落。无卷轴。无背景。零拖影。

他后来在任天堂内部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京都开发本部流传了很久：这个游戏是为Game Boy准备的。

这不是一句营销判断。横井军平是硬件工程师出身，1941年生于京都，1965年从同志社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进入任天堂，最早的工作是维护花札生产线的传送带设备。1970年，当时任天堂的社长山内溥在巡视工厂时注意到横井闲来无事用边角料做的一个伸缩机械手，决定把它商品化。这个叫做超级怪手的玩具卖了超过一百万套，直接把横井从维修工变成了任天堂第一开发部的负责人。此后将近二十年，他设计了Game & Watch、设计了红白机的手柄十字键、设计了Game Boy的硬件架构。

他的设计哲学始终如一：用成熟廉价的技术，做别人没想过的新用途。他有一个词概括这套哲学——枯萎技术的水平思考。把已经成熟到不值钱的技术从原来的应用场景中抽出来，横向移植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计算器液晶屏是枯萎技术，用在掌机上就是革命。

十字键是枯萎技术，四个橡胶触点加一个塑料壳，但解决了手柄方向控制在便携设备上的所有问题。

俄罗斯方块——横井在1988年CES上看到它时，脑子里冒出的不是好游戏，而是另一个判断：这款游戏的图形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枯萎技术。四格骨牌，七种形状，单色填充，无背景渲染。它在任何平台上都能跑，但只有在一种屏幕上，它的视觉特性恰好与屏幕的物理特性完美重合。Game Boy的反射式液晶屏。

1989年春天，任天堂京都总部正在做Game Boy发售前的最后准备。硬件规格已经锁定，生产线已经就绪，北美发售日期定在7月31日，日本是4月21日。但一个关键问题还没定下来：捆绑游戏。

Game Boy的首发定价是89.95美元，这个价格经过反复测算，刚好卡在北美家庭冲动消费的心理阈值以下。但前提是机器必须自带一款游戏。如果消费者买了机器还要再花二三十美元买卡带，首发日的销量会大打折扣——这是山内溥在红白机时代就反复验证过的规律。

捆绑什么游戏，直接决定了第一批消费者打开包装盒之后的第一印象。任天堂北美总裁荒川实的意见是捆绑《超级马里奥大陆》。他的理由很直接：马里奥是任天堂最大的IP，超级马里奥大陆是专为Game Boy开发的全新作，品质有保证，市场认知度极高。在北美，马里奥的名字就是卖点。

荒川实在1988年12月的内部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逐条列出了捆绑超级马里奥大陆的商业逻辑：品牌效应、渠道信心、广告投放效率、首发销量预测。每一个数字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马里奥是最安全的选择。

但横井军平反对。他的反对不是基于市场数据，而是基于硬件体验。超级马里奥大陆是一款横版卷轴动作游戏，虽然开发团队刻意降低了卷轴速度以适应液晶屏的响应时间，但在实际测试中，背景快速移动时仍然会出现可感知的模糊。

横井认为，如果消费者打开Game Boy玩的第一款游戏就有画面拖影，他们会认为这是机器的问题，而不是游戏类型的问题。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再想纠正几乎不可能。

他在另一次会议上把一台插着超级马里奥大陆的Game Boy和一台插着俄罗斯方块的Game Boy并排放在山内溥面前，开机，让两台机器同时运行。看屏幕。他说。山内溥看了。

横井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山内溥是那种不需要别人把话说完的人。他看了大约三十秒，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把整间会议室从京都拉回了莫斯科——俄罗斯方块的版权问题，现在是什么状态。

这个问题在1989年2月的最后几天，正在被亨克·罗杰斯用一趟莫斯科之行给出答案。但横井军平在京都关心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他不需要知道莫斯科谈判桌上的细节，他只需要知道，如果版权能解决，这张灰色卡带就应该是Game Boy的捆绑游戏。他的判断逻辑是逐层递进的，每一层都建立在硬件工程的事实之上，而不是市场预测或消费者调查。

第一层：屏幕的物理特性。Game Boy使用的反射式STN液晶屏，响应时间大约在200毫秒左右。

这意味着，当画面以每秒60帧的速度刷新时，每一帧的保持时间是16.7毫秒，但液晶分子从上一个状态扭转到下一个状态需要200毫秒。在这个时间窗口内，快速移动的图形边缘会形成拖尾——不是因为处理器慢，而是因为液晶本身来不及变化。任何需要背景卷轴的游戏，在Game Boy上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马里奥在屏幕上从左跑到右，背景中的砖块和云朵就会拖出一道道灰影。

第二层：俄罗斯方块的图形特性。四格骨牌的下落速度在游戏初期大约是每秒一格，即使在最高难度下，方块从顶端落到底部也需要大约半秒。这个速度远低于液晶屏的响应阈值。更关键的是，方块本身是纯黑填充，背景是纯灰绿，没有任何中间色调，没有任何细节纹理。当黑色方块在灰绿背景上移动时，人眼看到的边界始终是锐利的——不是因为屏幕响应快，而是因为对比度足够高，以至于拖影的灰度被视觉系统自动过滤掉了。第三层：无限重玩性。

横井军平在Game & Watch时代就总结出一条规律：掌机游戏必须具备“短时间、高重复”的特性。玩家在地铁上玩十分钟，在排队时玩五分钟，在课间休息时玩三分钟。游戏不能有复杂的剧情线，不能有需要记忆的关卡结构，不能有“打完了就不想再玩”的终点。它必须像一副扑克牌，每一次打开都是新的。

俄罗斯方块的随机骨牌序列恰好满足这个条件——每一局都是不同的，每一局都有明确的结束，每一局结束之后玩家立刻想再来一局。

第四层：零文化负载。横井没有用过这个词，但他的意思是一样的。马里奥是一个意大利水管工，在蘑菇王国里踩乌龟——这个设定在日本和北美是通的，但在欧洲呢？在拉美呢？在那些不知道水管工是什么的地方呢？

俄罗斯方块不需要任何文化解释。四格骨牌是几何形状，七种旋转是空间逻辑，消除得分是即时反馈。一个在莫斯科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在芝加哥长大的孩子，看到同一张屏幕，理解的是同一个游戏。

这四层逻辑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横井军平的判断内核：俄罗斯方块不是Game Boy上最好的游戏，而是最能证明Game Boy是一个好硬件的游戏。它的价值首先在于展示屏幕，其次才是娱乐玩家。

这个判断在任天堂内部并非没有争议。开发本部的几位软件工程师提出过一个技术性质疑：俄罗斯方块的规则太简单了，作为一款捆绑游戏，它能否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超级马里奥大陆有32个关卡，有隐藏通道，有Boss战，有七八种不同的敌人类型——它看起来像一款值29.99美元的游戏。而俄罗斯方块看起来像什么呢？一个永远在往下落的方块堆。

横井对这个质疑的回应很简单：游戏的价值不是靠关卡的多少来衡量的。他指的是Game & Watch——那些只有一屏画面的掌机游戏，卖出了超过四千万台。一个消防队员在楼宇间跳来跳去接住跳楼的人，就这么一个动作，反复做，就可以让一个人在地铁上玩二十分钟。游戏设计的精髓不是堆砌内容，而是找到一个最小的可重复核心，然后把它打磨到极致。

俄罗斯方块恰好拥有这个最小的可重复核心。它的规则可以在三秒钟内讲清楚——旋转、移动、填满消除——但它的深度足够一个人玩一辈子。横井在1988年CES上第一次玩俄罗斯方块时，站了十分钟没动。他后来对同事说，他玩到第三局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游戏会改变掌机游戏的定义。

但横井在京都做的判断，必须在北美市场上被另一个人执行。这个人就是荒川实。

荒川实是山内溥的女婿，1980年受命创建任天堂美国公司，办公地点最初设在纽约曼哈顿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用了不到十年时间，把任天堂从一个没有北美业务的日本玩具公司变成了美国电子游戏市场的主宰者。1988年，任天堂占据了北美游戏市场超过90%的份额，红白机的累计销量超过三千万台，马里奥和塞尔达的IP价值直逼迪士尼。但荒川实很清楚，这些成绩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座上：家用机市场正在饱和，竞争对手正在追赶，而任天堂不能永远靠红白机吃饭。Game Boy是他的下一个赌注。但这个赌注的代价是巨大的。

1989年，任天堂同时推进三个重大项目：超级任天堂家用主机的开发、Game Boy的全球发售、以及红白机后继机型的软件支持。每一个项目都在烧钱，每一个项目都在争夺公司内部的资源。如果Game Boy失败了，荒川实在北美市场积累的渠道信用将遭受重创——那些被他说服在货架上给Game Boy留出端架位置的零售商，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

所以荒川实最初倾向于捆绑超级马里奥大陆。他的逻辑很简单：马里奥是已知量，俄罗斯方块是未知量。已知量意味着可预测的销量，可预测的销量意味着可管理的库存，可管理的库存意味着零售商不会在三个月后把Game Boy从货架上撤下来。他不是不信任横井的判断，而是他需要数据来支撑自己的决策，而俄罗斯方块没有任何数据——没有市场调研，没有消费者测试，没有历史销售记录。它来自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国家，由一个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程序员编写，通过一个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版权代理公司在西方发行。

荒川实在1989年1月收到了亨克·罗杰斯寄来的俄罗斯方块Game Boy版本测试卡带。他把它插进一台样机，玩了四十分钟。然后他给罗杰斯回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简单：继续推进版权的谈判，任天堂北美公司愿意为这款游戏提供支持。

但支持不等于捆绑。荒川实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说服自己，也来说服零售商。他需要让零售商亲眼看到。

1989年5月，距离Game Boy北美发售还有两个月，荒川实在芝加哥举办了一场面向零售商的闭门展示会。他邀请的不是沃尔玛和玩具反斗城的采购经理——那些人的名单太长了——而是各个区域连锁店的实际经营者，那些每天在货架前和消费者打交道的人。他知道，如果这些人说Game Boy能卖，它就能卖。如果这些人犹摇头，就算山内溥亲自来美国也救不了销量。

展示会的地点选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会议室。荒川实让工作人员在会议室里放了二十台Game Boy样机，十台插着超级马里奥大陆，十台插着俄罗斯方块。他没有告诉零售商哪一台更好。

他只是说，请各位试玩，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感受。两个小时之后，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小型连锁店老板走到荒川实面前，指着俄罗斯方块的屏幕说了一句话：这个游戏，我能卖给我的顾客。荒川实问他为什么。那个老板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玩马里奥，但我妈会玩这个。

这句话不是市场数据，但它比任何数据都更有说服力。它直接指向了横井军平在京都判断中的第四层逻辑——零文化负载。俄罗斯方块不需要任何游戏经验，不需要任何操作技巧，不需要任何对电子游戏的文化理解。一个从未玩过游戏的成年人，可以在三十秒内理解规则，在五分钟内获得成就感，在十分钟内对屏幕上的方块产生某种奇怪的依恋。

而超级马里奥大陆做不到这一点。它的操作需要手眼协调，它的关卡需要记忆力，它的敌人和道具需要玩家理解一个完整的游戏世界观。荒川实当天晚上给京都发了一份传真，内容只有一行：俄罗斯方块，我同意捆绑。

但同意捆绑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制造问题。任天堂的卡带生产线在1989年已经高度成熟。

红白机卡带的月产量超过五百万盒，全球累计销量超过三亿盒。每一盒卡带都包含一块印刷电路板、两片ROM芯片、一个CIC防盗锁芯片，以及一个塑料外壳。制造流程是标准化的：芯片从夏普和富士通进货，电路板在日本国内印刷，组装在任天堂的签约工厂完成，成品卡带通过海运发往北美。

但Game Boy的卡带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它更小。Game Boy卡带的尺寸是6.5厘米乘5.5厘米，比红白机卡带小了将近一半，这意味着电路板的设计需要重新优化，芯片的排布需要更紧凑。第二，它必须是灰色的。

任天堂的市场部门最初建议把捆绑游戏的卡带做成黄色，像马里奥的主题色，或者做成红色，在货架上更显眼。但横井军平否决了。他的理由是，Game Boy的机身是灰色的，卡带应该是同色系，这样插入机器之后，整台设备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如果卡带是黄色的，在视觉上会打断机器的轮廓线，让消费者觉得这是一个配件，而不是机器的一部分。

这个理由听起来像是美学偏好，但横井的思考方式从来不是美学导向的。他考虑的是零售端的视觉呈现。Game Boy的包装盒是长方形，正面开了一个透明窗口，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机器。如果窗口里看到的是一台完整的灰色设备，视觉上的统一感会增强产品的质感。如果窗口里看到的是一台灰色机器插着一张黄色卡带，视觉上的割裂感会降低产品的质感。横井在乎质感，不是因为他在乎好看，而是因为他在乎消费者的第一印象。他认为，消费者在拿起包装盒的头三秒钟内，就会决定这台机器值不值89.95美元。

灰色卡带。五个字母：TETRIS。1989年6月，任天堂的签约工厂开始批量生产Game Boy版俄罗斯方块卡带。生产计划是激进的：到7月31日北美发售日之前，至少需要一百万盒卡带入库。这个数字超过了Game Boy硬件本身的产量预期——任天堂预计首发日能卖出大约五十万台机器——但荒川实坚持卡带产量必须超过硬件产量。

他的逻辑是，如果Game Boy卖得好，零售商会在首发日后立即追加订单，届时卡带供应不能成为瓶颈。如果Game Boy卖得不好，多余的卡带可以作为独立商品销售，俄罗斯方块本身也有市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严重低估了需求。但1989年6月的荒川实还不知道这一点。他只知道，他必须确保一切就绪。

北美发售日定在7月31日，地点选在纽约的FAO Schwarz玩具店——这是美国最著名的玩具零售商之一，旗舰店位于第五大道，橱窗面向中央公园。荒川实选择这里，不是因为它的销量，而是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在FAO Schwarz的橱窗里展示Game Boy，等于向北美的玩具行业宣告：任天堂的下一件大事来了。

在京都，横井军平正在处理另一个问题。Game Boy在日本的首发日期是1989年4月21日，比北美早了三个多月。日本首发捆绑的游戏是超级马里奥大陆，而不是俄罗斯方块。

这个决定是山内溥拍板的，理由很简单：日本市场的消费者已经通过红白机建立了对马里奥的忠诚度，捆绑马里奥可以最大化首发的吸引力。而俄罗斯方块在日本市场的认知度几乎为零——它从来没有在日本正式发行过，也没有任何日本公司代理过它的版权。

日本首发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Game Boy在首周卖出了超过三十万台，超级马里奥大陆的捆绑率接近百分之百。但横井军平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首发日后大约两周，任天堂的售后服务部门开始收到一种奇怪的反馈——有消费者问，Game Boy能不能玩俄罗斯方块。

这个问题的来源是日本游戏杂志。1989年春天，几家日本游戏媒体开始报道俄罗斯方块在海外的成功，特别是它在欧洲和北美家用电脑市场上的销量。这些报道配的截图是一张灰绿底色上的黑色方块，下面标注着游戏名称和发行商信息。日本读者看到这些截图，自然会问：这个游戏在Game Boy上能玩吗？横井军平对这个问题有两个反应。

第一，他确认了俄罗斯方块在Game Boy上的视觉表现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只是杂志上的截图，也能让读者产生“这个画面应该出现在Game Boy上”的联想。第二，他意识到，日本市场对俄罗斯方块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被马里奥的发售策略暂时掩盖了。

1989年6月，任天堂在日本单独发行了Game Boy版俄罗斯方块，作为非捆绑商品销售。价格是2600日元，约合20美元。横井军平对价格的建议是，不要定得太低——如果太便宜，消费者会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游戏。要定在一个让消费者觉得“这个游戏值得认真对待”的价位上。

日本版的俄罗斯方块在六个月内卖出了超过一百万套。加上北美捆绑发售的销量，到1989年底，Game Boy版俄罗斯方块的总销量突破了三百万套。这个数字让所有人——包括横井军平和荒川实——都没有预料到。

更没有人预料到的是，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继续膨胀，最终达到424万套的日本本土销量和超过三千万套的全球捆绑销量，成为Game Boy平台上销量最高的游戏。但1989年夏天，横井军平关心的不是销量数字。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当消费者把Game Boy从包装盒里拿出来，按下电源开关，看到屏幕上那些匀速下落的黑色方块时，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1989年7月31日，纽约第五大道，FAO Schwarz玩具店。早上九点，店门打开，第一批顾客涌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零售商的预购名单上排了几周的队，还有一些人是被店门口的海报吸引进来的——海报上是一台Game Boy的大幅照片，机器屏幕上显示着俄罗斯方块的画面，下面一行字：现在你可以把它带走了。荒川实站在收银台旁边，看着顾客在货架上拿起Game Boy的包装盒，透过透明窗口看机器，然后走向收银台。他注意到，几乎没有人打开包装盒检查机器——他们只是拿起盒子，付钱，然后离开。

动作之快，好像他们早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中午时分，FAO Schwarz的库存开始告急。首批到货的五百台机器在三个小时内售罄。店员们开始给顾客发放预购券，承诺下一批货在两周内到店。

队伍没有散。人们站在那里，拿着预购券，好像拿着某种承诺。同一天，在全美各地的玩具反斗城、沃尔玛、凯马特和西尔斯百货，同样的场景在上演。Game Boy首日销量超过四万台，首周销量超过十五万台。到1989年圣诞节，北美市场的Game Boy累计销量突破一百万台。每一台机器里都插着一张灰色卡带，卡带上印着五个字母：TETRIS。

这张卡带的外观设计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灰色塑料外壳，正面贴着一张小小的标签，标签上印着游戏名称和任天堂的logo。标签的底色是黑色的，字体是白色的，没有任何游戏截图，没有任何角色形象，没有任何宣传语。它看起来不像一件商品，而像一件工具。横井军平在设计这张卡带时，心里想的不是营销，而是功能。

他要把卡带做成Game Boy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附加物。灰色机身，灰色卡带，插入之后，整台机器像一块完整的石头。玩家握着这块石头，按下按钮，看着屏幕上的方块一块一块落下来——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个游戏来自莫斯科，不需要知道它的作者是一个从未拿过版税的苏联程序员，不需要知道为了这张卡带上的五个字母，三家跨国公司在铁幕两侧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商业战争。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游戏好玩。

1989年秋天，Game Boy和俄罗斯方块的捆绑套装开始出现在北美各地。在机场候机厅，在长途巴士上，在学校的操场边，在办公室的午休时间里，人们低着头，拇指按在十字键上，眼睛盯着灰绿色的屏幕。他们玩的不是马里奥，不是塞尔达，不是任何一款有角色、有剧情、有世界观的游戏。他们玩的是七种形状的四格骨牌，从屏幕顶端匀速坠落，一块接一块，永无止境。

横井军平在京都看到这些画面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的同事们后来回忆，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它本来就应该这样。这句话不是自满。

横井的意思是，俄罗斯方块和Game Boy的匹配不是偶然的，不是运气，不是因为版权谈判赶上了发售时间。它是可以分析的——在屏幕的响应时间曲线和方块的下落速度之间，在零文化负载的规则和全球市场的分销渠道之间，在枯萎技术的哲学和展示游戏的选择之间，每一个环节都有因果可循。

如果Game Boy捆绑的是超级马里奥大陆，它仍然会卖得很好，但它的成功会是马里奥的成功，而不是硬件的成功。而捆绑俄罗斯方块，成功的是Game Boy本身——是那块灰绿色的屏幕，是那个可以用两节五号电池跑十个小时的8位处理器，是那个握在手里刚刚好的塑料外壳。

横井军平在1989年没有看到的数据是，Game Boy的最终销量会超过1.18亿台，俄罗斯方块在Game Boy上的捆绑和零售版本合计销量会超过三千万套。但这些数字在只是佐证。他早在1988年拉斯维加斯CES展会上，在亨克·罗杰斯的展位前站了十分钟之后，就已经做出了判断。

这个判断后来被游戏史学者反复引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背后的方法论。横井军平在俄罗斯方块中看到的不是内容，而是视觉语言。四格骨牌在灰绿屏幕上的每一次下落，都是对Game Boy硬件特性的一次精确展示。黑色方块在灰绿底上的每一次堆叠，都是对反射式液晶屏物理极限的一次优雅绕行。游戏不挑战屏幕，屏幕不拖累游戏——它们在技术层面上的匹配，精确到了毫秒级别。

当横井军平在1989年3月的那个下午，在京都开发本部的走廊里，把灰色卡带插进Game Boy的卡槽，按下电源开关，看着屏幕上的方块开始坠落时，他看到的不是未来的一亿台销量。他看到的是一台机器终于找到了它的语言。那张灰色卡带后来被任天堂内部称为横井的遗言——不是因为他会很快离开任天堂，而是因为Game Boy的设计哲学在这张卡带上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达。横井军平在1996年离开任天堂，1997年因车祸去世。

他留下的Game Boy卖了超过一亿台，但只有懂行的人知道，这台机器的灵魂不在硬件规格里，不在CPU的主频里，不在液晶屏的像素数里。它在一张灰色卡带上，卡带上印着五个字母。TETRIS。1989年7月31日傍晚，纽约第五大道。FAO Schwarz玩具店的店员们正在收拾货架上的空盒子。今天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明天会有新货到店，但预约名单已经排到了三周之后。店门口的海报还挂在那里，海报上的Game Boy屏幕亮着，四格骨牌定格在堆叠到底的前一秒。一个店员把最后一只空盒子从橱窗里取出来，换上新的展示品。他拿起一张灰色卡带——那是展示用的样机卡带，已经在机器里插了整整一天，被几十个顾客反复试玩过。他把卡带拔出来，看了一眼标签上的五个字母，然后把它放回机器的卡槽里，按下电源开关，让屏幕重新亮起来。方块开始坠落。从顶端，一块接一块，匀速，无声，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