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

法庭上的铁幕残片

第13章　法庭上的铁幕残片

联邦法警的手电筒光柱扫过森尼维尔的仓库货架时，贴在灰色纸箱上的法院封条发出轻微的“嘶”声。那是1991年6月，封条上的文字在冷白灯光下格外清晰：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IN EFFECT。每一张封条都印着编号，编号连着案卷，案卷里装着任天堂公司与Tengen公司之间关于俄罗斯方块权利的诉讼文件。法警们的工作是机械的，但动作很轻——他们知道这些纸箱里装着什么。打开任何一个，里面都是灰色的NES卡带，卡带正面印着“TENGEN”字样和“TETRIS”的红色标题。数万张卡带，被堆在同一个仓库里，等待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销售季。封条贴完的那一刻，仓库管理员在登记表上签了字。法警们收好文件，关上了仓库的铁门。

门外的森尼维尔阳光刺眼，但仓库内部的灯还亮着，照着那些被封存的俄罗斯方块，照着那些被暂停的合同权利，照着一段正从铁幕另一边穿过来的法律难题。

这间仓库只是起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类似的动作将在伦敦、东京、慕尼黑和莫斯科发生——不是以贴封条的方式，而是以判决书、听证笔录、破产管理报告和权利转让文件的方式。任天堂的全球维权战役，正在从一间仓库蔓延到整个国际版权体系最脆弱的接缝处。

它通过苏联学术圈的软盘网络扩散，被匈牙利科学院的计算机实验室发现，被英国商人罗伯特·斯坦因从布达佩斯带走，被斯坦因转手卖给Mirrorsoft和Spectrum HoloByte，被Mirrorsoft再转授给Tengen，而最终拥有任天堂授权的亨克·罗杰斯，是从莫斯科的ELORG总部直接签署了独占协议。这条所有权链上，每一个环节都写着“可能无效”四个字。

史密斯法官面对的核心难题，并不是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而是一个更基础的追问：ELORG本身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在苏联法律下，它是否有权处置帕基特诺夫创作的软件。

任天堂的律师团——由约翰·柯比领衔——早已准备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们给出的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而是一份关于苏联外贸体制的详细说明。ELORG，全称“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隶属于苏联对外贸易部，1971年成立，有权代表苏联国家处置计算机软件及相关设备的出口事宜。

在苏联民法中，没有“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但有“著作权”制度，而帕基特诺夫作为国家雇员，其创作的计算机程序在法律上属于国家财产。ELORG处置俄罗斯方块的行为，在苏联法律体系内是合法的。

但问题在于，这个答案只对苏联境内有效。当俄罗斯方块进入国际市场，当它被斯坦因带到布达佩斯、伦敦和旧金山，当它被嵌入美、英、日三国的版权法体系时，ELORG的法律地位就不再是明确的。美国版权法要求权利的源头必须是一个可识别的“作者”或“权利持有人”，但苏联法律从未以美国法律认可的方式授予ELORG“版权”。

这就产生了一个法律上的奇点：一件畅销全球的商品，其源头权利在一个没有私法产权的国家是合法的，但这个合法性无法被任何国际私法规则直接翻译成目标法域的合法权利。史密斯法官在1991年6月签发的临时禁令判决书中，以罕见的坦率写下了她的困惑。

她写道，本院在审理过程中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被告Tengen声称其权利来源于Andromeda Software Ltd.与ELORG之间于1986年签署的合同，但该合同的有效性取决于ELORG是否真实拥有俄罗斯方块的权利——而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本院对苏联外贸法律体系进行解释。她接着写道，本院注意到，苏联法律并不承认“知识产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范畴，ELORG处置俄罗斯方块的权利依据，是苏联国家对其科学研究成果的行政管理权，而非美国版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

这一区别，使得本案中任何基于合同的权利主张，都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当一件作品的来源国法律体系与目标国法律体系之间不存在可通约的权利概念时，法院应当适用何种法律标准来判断权利归属。史密斯法官没有在判决书中给出这个问题的完整答案。

她选择了一个更实际的路径：既然任天堂与ELORG在1989年签署的合同明确授予任天堂家用机独占权利，且该合同是在苏联法律框架内合法签署的，那么Tengen从Mirrorsoft获得的转授权利——其源头是Andromeda与ELORG之间那份仅限个人电脑平台的合同——就存在重大瑕疵。在临时禁令阶段，法院只需要判断任天堂是否在实体问题上具有胜诉的合理可能性。史密斯法官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所以她签发了禁令。法警们贴在Tengen仓库纸箱上的封条，就建立在这个判断之上。

在伦敦，另一场法律行动正在展开。Mirrorsoft的破产清算人，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于1991年11月神秘死亡后，开始清理这家公司留下的残骸。他们发现的事实令人震惊。

Mirrorsoft在1987年至1990年间，向全球数十家厂商转授了俄罗斯方块的权利。这些转授合同覆盖了从街机到家用机、从掌上游戏机到手持计算器的各类平台，版税条款各不相同，有效期从五年到十五年不等。

这些合同的共同前提是：Mirrorsoft拥有俄罗斯方块在这些平台上的合法权利，而Mirrorsoft的权利来自它与Andromeda Software Ltd.在1986年签署的协议。破产管理人从Mirrorsoft的文件柜里找到了那份1986年协议的原件。阅读这份文件，对于任何一位英国律师来说，都是一次近乎惊悚的体验。协议的核心条款写明：Andromeda授予Mirrorsoft在全球范围内，在个人电脑平台上，发行、复制和销售俄罗斯方块游戏的权利。条款中“个人电脑平台”一词的定义，在协议附件中被列举为：IBM PC及其兼容机、苹果Macintosh、Commodore Amiga和Atari ST。这四个平台，没有一个是家用游戏机，没有一个是掌机，没有一个是街机。但Mirrorsoft随后转授给Tengen的权利，明确包括了NES家用游戏机平台。Mirrorsoft转授给Atari Games的权利，包括了街机平台。

Mirrorsoft转授给其他欧洲发行商的权利，涉及了从Amstrad CPC到Sinclair ZX Spectrum的十余种平台，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在1986年协议定义的个人电脑平台范围内，至少有一个合同明确写入了掌上游戏机的权利。

破产管理人意识到，Mirrorsoft的权利基础是一条虚线上画出的空中楼阁。它从Andromeda获得的权利，本身就只限于个人电脑平台；它将这些权利扩大到家用机、街机和掌机，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更致命的是，Andromeda自己从ELORG获得的原始权利，也被严格限定在个人电脑平台范围之内——这一点，已经在1989年莫斯科谈判中被ELORG的负责人别利科夫明确证实。

伦敦高等法院在1992年初对Mirrorsoft破产案中俄罗斯方块权利问题的听证会，成为了这个法律迷宫的又一次公开解剖。破产管理人向法院提交的报告中，用一句简洁的结论概括了他们的发现：Mirrorsoft从未拥有过它声称拥有的那些权利。

这句话的后果是：所有基于Mirrorsoft转授合同而生产和销售俄罗斯方块的公司，其权利基础都是无效的。

但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如果Mirrorsoft的权利无效，那么这些权利的有效源头在哪里。在ELORG。

ELORG在1989年与任天堂签署的合同，授予了任天堂在掌机平台上独占的权利。但ELORG在1989年也仍然是一个苏联外贸机构，它的法律地位问题，在伦敦法庭上同样是无法回避的。伦敦高等法院的法官们，面对的是与旧金山法庭相同的困境。他们需要判断ELORG是否有权处置俄罗斯方块，但英国法律中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苏联外贸机构法律地位的先例。

一位法官在听证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ELORG处置俄罗斯方块的权利来自苏联国家对其科学研究成果的行政管理权，那么当苏联国家本身正在解体时——1991年12月，苏联正式停止存在——这个权利应该由谁来继承。这个问题，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回答。

因为它涉及的不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法上的主权继承问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但ELORG本身在1992年之后转型为俄罗斯的私人公司，不再是苏联国家的外贸机构。当ELORG从一个国家机构变成一家私人公司时，它持有的俄罗斯方块权利，是否自动转移到新公司名下。如果转移，这个转移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转移，那么这些权利在1992年之后属于谁。这些问题的答案，在1992年的任何一间法庭里都不存在。

它们指向了一个全球版权体系的根本漏洞：当一件作品从一个没有私法产权的国家流入国际市场时，它既不受来源国法律保护，也不在目标国法律中拥有可靠的身份追溯链。国际版权体系的设计前提，是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可识别的“作者”或“权利持有人”，这个实体存在于一个承认私法产权的法律体系中。俄罗斯方块打破了这一前提。

它来自一个不存在“知识产权”概念的国家，由一个不拥有自己作品的程序员创作，由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机构出售，被嵌入一个要求明确权利归属的国际商业体系。这个体系的法律工具，在面对这个怪物时，全部失效。

欧洲的那些小发行商，在1992年陆续收到了任天堂法务部的信函。这些公司分布在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每一家都从Mirrorsoft或间接从Mirrorsoft的转授方获得了俄罗斯方块的部分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收到信函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法律上处于什么位置。他们付了钱，签了合同，生产了卡带，这些卡带正在商店里销售——然后他们被告知，他们所依据的权利是无效的，真正的权利在任天堂手里。

一些公司选择了和解。他们停止销售，销毁库存，支付象征性的赔偿金，然后退出这个市场。

另一些公司试图抗争，但很快发现抗争的成本远超可能获得的收益。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商业对手，而是一个法律迷宫。

要证明自己的权利有效，他们需要追溯到1986年布达佩斯的那份合同，需要理解苏联外贸体系的法律性质，需要在莫斯科找到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需要说服德国或法国或荷兰的法官在缺乏先例的情况下做出判断——所有这些，对于一家年收入几十万美元的小型游戏发行商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位阿姆斯特丹的发行商，在1992年秋天写给任天堂律师的回信中，表达了所有小发行商共同的茫然。他写道，他们购买这些权利时，被告知它们是合法有效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在伦敦注册的公司出售的权利，在阿姆斯特丹的法庭上会变成无效的。但他们没有能力在五个国家的法庭上同时证明这一点。他们接受任天堂的条件。

这封信，或许是整个俄罗斯方块权利战争中最诚实的文本。它道出了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困境：他们被困在一个法律体系里，这个体系要求权利清晰可追溯，但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恰恰来自一个权利概念本身就不清晰的世界。回到旧金山。1991年秋季，Tengen案的审理进入了实体阶段。

Tengen的律师团队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证：他们承认Andromeda与ELORG之间的原始合同仅限于个人电脑平台，但他们主张，当ELORG在1989年与任天堂签署合同时，ELORG已经不再拥有完整权利可以授予——因为在此之前，ELORG已经通过一系列行为默示认可了Mirrorsoft在更广泛平台上的权利。这个论证的支撑点，是1988年ELORG收到Mirrorsoft支付的第一笔版税时，没有对Mirrorsoft的销售范围提出异议。Tengen的律师认为，这构成了法律上的默示授权或权利放弃。任天堂的律师团对此的回应，是传唤了ELORG的前负责人别利科夫出庭作证。别利科夫通过翻译告诉法庭：1988年ELORG收到Mirrorsoft的版税时，ELORG并不清楚Mirrorsoft在哪些平台上销售俄罗斯方块。ELORG只知道Mirrorsoft在支付版税，而版税金额与合同约定相符。

当ELORG在1989年通过亨克·罗杰斯了解到Mirrorsoft和Andromeda的实际销售范围时，ELORG立即采取了行动，拒绝承认这些超出合同范围的权利主张，并选择与任天堂签署新的独占合同。别利科夫的证词，在法庭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核心陈述是：ELORG从未放弃过它在个人电脑平台之外的权利，因为ELORG在1988年时根本不知道这些权利正在被侵犯。这个陈述，在法律上瓦解了Tengen的默示授权论证。史密斯法官在1991年11月做出了最终判决，支持任天堂的诉讼请求。Tengen被永久禁止销售其NES版俄罗斯方块。判决书详细论述了权利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缺陷，但其核心判断是：Tengen从Mirrorsoft获得的权利，其源头是Andromeda与ELORG在1986年签署的合同，而该合同明确限定于个人电脑平台。

Andromeda从未拥有过家用机或掌机权利，因此Mirrorsoft从未获得过这些权利，Tengen自然也不可能从Mirrorsoft获得。判决生效后，Tengen仓库里那些被封存的卡带，被正式销毁。法警们再次进入那个仓库，这次不是贴封条，而是监督销毁过程。数万张灰色卡带，连同它们承载的俄罗斯方块代码，被碾碎、熔化、回收。它们被销毁时的物理形态，与它们在法律上的状态完全一致：它们从未合法存在过。

但史密斯法官的判决，虽然解决了Tengen的问题，却无法解决那个更根本的困惑。判决书认定ELORG是俄罗斯方块权利的合法持有人，但这一认定的法律基础，仍然是苏联外贸法律体系中的那一套概念——而苏联，在判决书签署后不到一个月，就正式解体了。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顶上的苏联国旗降下。同一天，俄罗斯方块在全球的销量正在逼近一亿份。这件作品此时比它的来源国存活得更久。

它的创作者——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仍然在莫斯科，仍然不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是否拥有任何权利，仍然没有从任何一个版本的俄罗斯方块中获得过版税收入。

伦敦高等法院在1992年春天的听证会，将Mirrorsoft的权利声明最终宣告为无效。破产管理人将Mirrorsoft持有的俄罗斯方块相关权利，在法律上定义为具有不确定价值的无形资产，其价值取决于未来是否能够通过与ELORG或其权利继承者的谈判获得确认。但在破产清算的紧迫时间表里，没有人愿意出价购买这种不确定的权利。Mirrorsoft的债权人——包括那些曾经购买了俄罗斯方块转授权利的小型发行商——最终一无所获。

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如果在世时知道这个结局，他或许会理解自己输掉的是什么。他曾经用数百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一份权利，试图用这份权利挑战任天堂。但这份权利本身，在法律上几乎是一张废纸。他投资的不是一项资产，而是一个关于资产的幻觉。

这个幻觉，是由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所有权链条，在一片没有产权概念的土壤上，被一个不懂版权的世界错误地生长出来的。1993年，任天堂的全球维权战役基本结束。它在每一个战场上赢得了诉讼，收缴了侵权产品，获得了赔偿金，巩固了它对俄罗斯方块掌机权利的独占地位。但这场胜利的代价，是暴露了它自己也无法填补的法律真空。

任天堂的律师团在1993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对权利基础问题做出了清醒的评估。他们指出，公司对俄罗斯方块的权利基础，在苏联解体后需要重新评估。ELORG已经不再是苏联外贸机构，而是俄罗斯的私人公司。ELORG与任天堂在1989年签署的合同，其法律效力需要在俄罗斯联邦的新法律框架内得到确认。备忘录建议，任天堂应该推动与ELORG及其权利继承者签署新的协议，以消除权利归属的不确定性。

这份备忘录没有公开，但它的存在说明了一切。即使是在法庭上赢得了所有诉讼的任天堂，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权利建立在一条正在断裂的法律地基上。

法警领队叫迈克·凯利，四十三岁，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干了十一年，贴过的封条从盗版录像带到假冒汽车零件什么都有。但这是他第一次封存一批他自己玩过的游戏。他儿子有一台Game Boy，里面插着一张俄罗斯方块卡带——任天堂正版，不是Tengen的灰色卡带。凯利在走进仓库之前就知道这个案子的名字，因为报纸上登过：任天堂诉Tengen，俄罗斯方块权利之争。他不关心法律细节，他只知道自己今天要封存的这些东西，在法律上已经被判定为它们从来就没有合法存在过。

仓库管理员打开了灯。荧光灯管闪了几下才完全亮起来，照亮了一个凯利从未见过的景象。货架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每一层都码着同样规格的灰色纸箱。纸箱上没有印刷图案，只有黑色马克笔手写的编号和日期。

凯利随手打开一个纸箱，里面整齐排列着灰色NES卡带，每张卡带用透明塑料袋封装，正面印着“TENGEN”和“TETRIS”。他数了一下，一个纸箱装二十四张。他粗略估算了一下货架的数量和每个货架的纸箱数量，得出的数字让他吹了声口哨。后来他在执行报告里写下的准确数字是：六万七千二百张。

这只是这一个仓库。Tengen在加州还有另外两个仓库，在新泽西有一个配送中心。全部加起来，被封存的Tengen版俄罗斯方块卡带超过十万张。

凯利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叠封条。封条是标准的法院格式，白底黑字，上端印着联邦法院的全称和案号，中间用加粗字体印着“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IN EFFECT — DO NOT REMOVE”，下端是法官费尔恩·史密斯的签名栏和日期栏。每一张封条都有独立的编号，编号对应着法院档案里的具体文件。

凯利和他的团队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把所有的货架都贴上封条。封条贴在每一个纸箱的开口处，贴在每一个货架的侧面，贴在仓库门的内侧。最后一张封条贴在仓库的卷帘铁门上。凯利在登记表上签了字，仓库管理员也签了字。法警们收好文件，关上了仓库的灯。

凯利在黑暗中站了几秒钟，看着那些封条在荧光灯余辉里微微反光。他后来跟同事说，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他儿子玩俄罗斯方块时屏幕上的那些方块——它们从屏幕顶部落下来，一层一层堆上去，直到堆满整个屏幕，然后消失。那些卡带也会消失，但不是以消行的方式。

在旧金山联邦法院的法庭里，史密斯法官面前的困惑比凯利在仓库里面对的那些纸箱更难理清。她面前的案卷材料里包含了一份ELORG的章程翻译件，一份苏联对外贸易部的行政规章摘录，一份苏联科学院关于计算机软件成果归属的内部规定，还有一份帕基特诺夫在1985年签署的雇佣合同副本——这份合同里没有任何条款提到他编写的程序的权利归属。

史密斯法官在判决书的脚注里写下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美国版权法学者反复引用。她写道：“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苏联法律体系对计算机程序的法律属性缺乏明确的定义。苏联民法承认著作权，但著作权的主体是作者个人，而本案中作者帕基特诺夫先生从未主张过权利，也从未被任何苏联机构告知他拥有权利。

苏联的法律体系已经消失，俄罗斯联邦的法律体系正在重建，ELORG的法律身份已经改变，帕基特诺夫作为真正创作者的权利主张正在浮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法庭的胜利清理了市场，但没有清理权利本身。

在莫斯科，帕基特诺夫正在等待。他仍然在那间计算中心工作，但计算中心的名字已经改了，苏联科学院变成了俄罗斯科学院。他仍然在编写程序，但程序不再是国家财产，至少在新的法律框架下不再一定是。他仍然没有收到版税，但版税的概念开始在俄罗斯出现。他周围的同事们，正在以同样的困惑面对着同样的提问：我们曾经创作的那些东西，在新的国家里，属于谁。

这个问题，在1993年的俄罗斯，没有答案。它需要一个法律程序来确定，需要一个政治决定来授权，需要一个市场机制来兑现。但在这三个条件都还没有成熟的时刻，帕基特诺夫只能等待。他的等待，是冷战后遗症的一种个人化形式——一个程序员，在等待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归还一份从未被正式授予他的权利。

法庭上的铁幕残片，在1993年已经全部落下。但残片落下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空洞。这个空洞的形状，恰好是一个俄罗斯方块——四个方格，分别代表法律、政治、市场和作者，它们需要被正确地排列在一起，才能消解。但此刻，它们还散落在各处，等待着一个懂得如何排列它们的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