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章
国家瓦解时的无形财产
第14章 国家瓦解时的无形财产
1993年秋天，莫斯科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一名审计员在一份资产清单上停住了笔。那是一份标准格式的俄文资产登记表，纸张薄而脆，用打字机敲出的条目排列在泛黄的横线上。清单来自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ELORG，一家成立于1971年、隶属于苏联对外贸易部的外贸机构。审计员的任务是逐项核实ELORG名下的资产，为即将启动的私有化程序做准备。
他翻阅了十几页，记录了办公家具、电子设备、仓库库存、外汇账户余额，然后来到一个他无法归类的条目。该条目在清单上被标注为“Tetris软件版权权益”，资产编号EL-1989-047，账面价值一栏空白，评估价值一栏写着“待定”。审计员在备注栏里打了一个问号，然后将文件传给上级。
这份资产清单最终被送到了委员会的一位主管官员手中。他将ELORG的清单与另一份来自西方审计公司的评估报告放在一起对照。那份评估报告由任天堂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编制，报告中对Tetris掌机版权的估值在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美元之间。
这个数字在1993年的莫斯科足以购买一整栋办公楼或十几套高档公寓。但审计员面前这些合同——用俄语签署、打字机敲出、盖着已经注销的苏联机构印章——从未经过任何国际公证。它们的法律效力，在一个已不存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之外，从未被检验过。
这就是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Tetris遭遇的终极压力测试。当创造它的国家不再存在，当出售它的外贸机构即将被肢解，当所有原始合同上的签字者都失去了权力，一个方块的无形财产权究竟属于谁？这个问题在1992年至1995年间以一种极其混乱的方式展开，而混乱的源头恰恰是本书从开篇就追踪的那个核心命题——无主之作。
在计划经济里，一个业余程序没有作者权概念。帕基特诺夫在莫斯科计算中心的Electronika 60上写出它，却不拥有它。ELORG代表国家出售一件没人真正理解的商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版权合同语言包装一件苏联体制内无法定义的东西。根据材料，ELORG自1971年成立起便持有《俄罗斯方块》的知识产权，因为当时苏联并不存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帕基特诺夫的工作单位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是国家机构，其创作成果等同于国有。
现在，苏联没了，ELORG的上级部委消失了，签署合同的别利科夫已经退休，而合同上的印章来自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如果新政府不承认前政府签署的国际商业协议——这在1990年代初的俄罗斯并非没有先例——那么任天堂手中那份1989年2月签署的掌机独占协议，其法律基础将一夜坍塌。
任天堂意识到了这个风险。1992年初，当俄罗斯联邦尚未完成对苏联遗产的全面接管，任天堂的法务部门已经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问询函。函件以英文和俄文两种语言起草，询问ELORG的继承者是否会继续履行1989年的合同义务。函件在莫斯科的官僚迷宫里漂流了四个月，最终被退回寄件人，理由是收件机构已不存在。
这就是解体后的俄罗斯行政体系的真实状态。部委被撤销，职能被拆分，档案被转移，人员被遣散。ELORG名义上被划归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辖，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软件版权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ELORG的主要资产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几处仓库和一笔不大的外汇余额。
至于Tetris——这个名字在委员会内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被拼写成了两个不同的俄语变体，显然没有人在意它的正确写法。但有人在意。
1993年夏天，一批前ELORG官员在莫斯科注册了一家私人公司。公司的注册文件显示，其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出口与版权管理。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名单上出现了几个ELORG的老员工，其中一些人曾经参与过1989年与斯坦因、麦克斯韦尔和任天堂的谈判。他们试图在私有化过程中将Tetris的权利装入这家私人公司。
他们的逻辑是：ELORG即将被私有化，而Tetris是ELORG名义上的资产；如果他们在私有化拍卖中竞得ELORG的部分资产，他们就可以合法地拥有这项版权，然后向任天堂重新收取版税，或者将权利出售给更高价的买家。这个逻辑在法律上并非毫无依据。
1993年的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混乱而仓促。私有化法规定，国有企业的资产可以通过拍卖或直接出售的方式转让给私人。
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形财产——尤其是版权——应该如何评估、如何转让、如何登记。
更关键的是，Tetris的权利从未在苏联的版权登记系统中被正式注册过。在苏联，版权登记并非权利成立的前提条件，但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正在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体系，而新体系要求权利人在过渡期内重新登记其权利。ELORG没有完成这项登记。没有人完成。
前ELORG官员的计划在莫斯科的商界圈子里引起了一阵骚动。消息传到了亨克·罗杰斯耳中。罗杰斯当时正在东京与任天堂协商下一阶段的合作计划，他接到了一通来自莫斯科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别利科夫，尼古拉·别利科夫，那个在1989年2月代表ELORG签署了掌机独占合同的前苏联官员。
别利科夫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而焦虑。他已经退休两年，每个月领取一笔在通货膨胀中迅速贬值的卢布退休金。他告诉罗杰斯，有人在莫斯科打Tetris的主意，而且这些人中有他以前的下属。罗杰斯立刻订了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1994年早春。
街道上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但气温仍然在零度以下。莫斯科的街景在解体后的三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列宁雕像被拆除，街名被更改，但市民们仍然用旧名称呼那些街道。国营商店的橱窗里空无一物，而人行道上摆满了私人摊贩的折叠桌，出售从中国进口的廉价服装和盗版磁带。外汇兑换亭像蘑菇一样在街角冒出来，电子屏上滚动着卢布对美元的实时汇率——每天贬值一点。
罗杰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里与别利科夫见面。那是一家典型的苏联时代国营餐厅，厚重的暗红色窗帘挡住了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黄铜吊灯散发出暗淡的暖光，灯罩上积着经年累月的灰尘。墙上的壁纸是茶色的，边缘已经翘起，露出下面更旧的一层。菜单上印着基辅鸡和莫斯科沙拉，但服务员告诉他，今天只有罗宋汤和黑面包。餐厅里几乎空无一人，只有角落里坐着一对低声交谈的中年夫妇，和一个独自喝伏特加的老头。
别利科夫比罗杰斯记忆中苍老了许多。他的头发全白了，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仍然锐利。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西装，袖口有些磨损，但熨烫得整整齐齐。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红茶。当罗杰斯走进餐厅时，别利科夫从椅子上站起来，微微欠身，保持着苏联时代官员对待外国客人的那种刻板礼貌。
然后他从脚边拿起一个旧的棕色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搭扣。公文包里只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的质地厚实，但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正面用俄语写着“1989年2月——文件”。别利科夫把信封放在桌上，推给罗杰斯。
罗杰斯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东西。他的手在触碰到那些纸张的那一刻，感受到了它们的脆弱。
信封里装的是1989年2月那场三方谈判的全部原始记录。最上面是一叠手写笔记，用蓝色墨水写在小开本的格子纸上。墨水在五年后已经褪成一种灰蓝色，但笔记的内容清晰可辨：别利科夫用俄语记录了每一场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与者和讨论要点。1989年2月21日，斯坦因与麦克斯韦尔父子抵达莫斯科。
2月22日，第一轮谈判，斯坦因提出修改合同，麦克斯韦尔提出掌机权利购买意向。2月23日，罗杰斯与荒川实飞抵莫斯科，任天堂加入竞标。别利科夫的笔记记录了每一方的报价、每一次还价、每一个关键的让步和坚持。
笔记下面是俄文合同草案。草案用打字机打在薄得近乎透明的纸上，上面有手写的修改痕迹。一些条款被划掉，旁边用铅笔写着替代方案。一些条款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罗杰斯认出了其中一页——那是1989年2月24日深夜，别利科夫在谈判间隙与他单独讨论掌机权利定义时用的那份草案。那页纸的右下角有一个咖啡渍，五年后仍然清晰可见。
信封最底层是ELORG内部的文件流转单。那是苏联官僚机构的标准文书，规格统一，格式严格。流转单上列出了每一份与Tetris相关的合同文件的编号、日期和流转路径：从ELORG法律处到对外贸易部，从对外贸易部到国家版权局，从国家版权局回到ELORG局长办公室。每一个环节都有签名和日期。
签名者包括布尔达科夫、别利科夫，以及几个罗杰斯不认识的名字。最后一个签名日期是1989年3月4日——那是三方合同在莫斯科签署后的第三天。
罗杰斯抬头看着别利科夫。别利科夫说，这些文件是唯一能证明权利连续性的证据。他保存了五年，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纸张在解体后的俄罗斯还能交给谁。
这句话承载了本章的结构性判断，也是本书关于无主之作命题的最深刻注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混乱中，个人对文件的责任感，而非制度，成为了无形财产存续的唯一保障。
别利科夫不是一个知识产权专家，不是一个版权律师，他甚至不完全理解Tetris作为一款游戏在西方市场意味着什么。但他是那个在1989年2月代表ELORG签署合同的人，他是一个苏联官僚机构培养出来的官员，他懂得文件的重要性。在一个国家解体、机构消失、法律悬空的时刻，他选择了保存这些纸张，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有人会需要证明这些东西属于谁。这个场景的反讽是多层的。
正确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在1994年春天的莫斯科没有明确的答案。别利科夫告诉罗杰斯，ELORG的私有化进程正在加速。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资产清查，ELORG将被拆分为几个独立的实体，分别出售。办公楼、仓库、设备、外汇账户——这些有形资产都有明确的买家。
但Tetris软件版权权益这个条目仍然悬而未决。委员会不知道如何评估它的价值，不知道它属于哪个资产包，也不知道它应该被出售给谁。前ELORG官员的私人公司已经提交了收购申请，但委员会尚未批准。
另一个问题正在浮现。俄罗斯联邦在1993年加入了《伯尔尼公约》——这是国际版权保护的核心条约。加入公约意味着俄罗斯承认外国版权在俄罗斯境内的保护，同时，俄罗斯公民和机构的版权在公约成员国境内也受到保护。但问题在于，Tetris是由苏联公民在苏联机构内创作的，它的权利在苏联解体时属于苏联国有机构ELORG。现在ELORG正在被私有化，它的版权资产应该如何处理？《伯尔尼公约》没有提供答案。
别利科夫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那是一份1993年12月的《俄罗斯联邦版权法》俄文印刷本，上面有几处用红笔画出的段落。其中一段是关于作者权的定义——法律明确规定，版权的原始主体是作者个人，而非作者所在的机构。另一段是关于国有版权的过渡——前苏联国有机构持有的版权，在私有化过程中应按照私有化法处理，但作者本人有权主张其作者权。别利科夫指给罗杰斯看第三段。那是法律的一个附则条款，规定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前苏联版权的前权利人可以向俄罗斯联邦版权局申请重新登记其权利。逾期未登记者，其权利将进入公共领域。这个条款意味着什么？罗杰斯立刻明白了。
加入公约意味着俄罗斯承认外国版权在俄罗斯境内的保护，同时，俄罗斯公民和机构的版权在公约成员国境内也受到保护。但问题在于，Tetris是由苏联公民在苏联机构内创作的，它的权利在苏联解体时属于苏联国有机构ELORG。现在ELORG正在被私有化，它的版权资产应该如何处理？《伯尔尼公约》没有提供答案。
别利科夫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那是一份1993年12月的《俄罗斯联邦版权法》俄文印刷本，上面有几处用红笔画出的段落。其中一段是关于作者权的定义——法律明确规定，版权的原始主体是作者个人，而非作者所在的机构。另一段是关于国有版权的过渡——前苏联国有机构持有的版权，在私有化过程中应按照私有化法处理，但作者本人有权主张其作者权。
别利科夫指给罗杰斯看第三段。那是法律的一个附则条款，规定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前苏联版权的前权利人可以向俄罗斯联邦版权局申请重新登记其权利。逾期未登记者，其权利将进入公共领域。这个条款意味着什么？罗杰斯立刻明白了。
如果ELORG没有在1995年底之前完成Tetris的版权重新登记，那么无论私有化过程如何安排，这项权利都可能流入公共领域。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Tetris，任天堂的掌机独占将失去法律意义。而更关键的是，如果帕基特诺夫——这个程序的原作者——在1995年底之前以个人名义主张作者权，那么根据俄罗斯的新版权法，他可能有权从ELORG手中收回至少一部分权利。
罗杰斯的思绪飞速运转。他问别利科夫，ELORG是否已经启动了重新登记程序。别利科夫摇了摇头。他说，ELORG现在的管理层——那些在私有化过程中争夺控制权的前官员们——对版权登记毫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办公楼的拍卖价格和仓库的库存价值。没有人想为一张纸去跑版权局的官僚流程。没有人理解那张纸值多少钱。
罗杰斯将信封里的文件逐一做了复印，原件交还给别利科夫。他问别利科夫，是否愿意将这些文件的副本交给任天堂的法务部门，以便在需要时作为权利证明。
别利科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没有要求报酬，没有要求任何形式的回报。他只是说，他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是那个在合同上签字的人。签字意味着责任。这份责任感，在1990年代初的俄罗斯，是一种稀缺品。
罗杰斯带着文件副本离开了莫斯科。他飞回东京，与任天堂的法务团队进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如果ELORG的私有化导致Tetris的权利被转移到不可靠的第三方手中，或者更糟，如果权利因未登记而流入公共领域，任天堂应该如何应对？
法务团队给出的建议是：一方面，继续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其承认前苏联政府签署的国际商业协议；另一方面，与帕基特诺夫联系，讨论从作者权角度重新建立权利基础的可能性。
第一个渠道的进展缓慢而令人沮丧。1994年，俄罗斯联邦的外交部正在应对车臣危机、经济崩溃和与北约的紧张关系。一个视频游戏版权的问题，在外交优先级的列表上排在最底层。
任天堂的律师一次又一次地飞往莫斯科，一次又一次地被官僚程序挡回来。他们被告知，需要等待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委员会的决定需要等待司法部的法律意见。司法部的意见需要等待版权局的解释。版权局的解释需要等待——没有人知道在等待什么。
第二个渠道则开始显现出更清晰的轮廓。帕基特诺夫在1991年移民美国后，一直在微软担任游戏设计师。他与罗杰斯保持着联系，他们偶尔会在西雅图或东京见面，讨论Tetris的未来发展。帕基特诺夫从未从Tetris获得过一分钱的版税，但他从未表达过抱怨。他是一个数学家出身的程序员，他在苏联体制内长大，他习惯于接受国家拥有他劳动成果的事实。
但1994年，当罗杰斯告诉他俄罗斯的新版权法和ELORG的私有化混乱时，帕基特诺夫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法律已经改变了，如果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他是否终于可以主张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利？这个问题在1994年夏天变得具体起来。
罗杰斯和帕基特诺夫在加州圣何塞的一次会面中，讨论了成立一家新公司的可能性。这家公司将由帕基特诺夫作为作者、罗杰斯作为投资者共同创立，其核心业务是管理和开发Tetris的版权。这个计划的法律基础是：帕基特诺夫可以在俄罗斯联邦版权局以个人名义申请Tetris的作者权登记，然后授权这家新公司进行全球版权管理。如果ELORG的私有化过程导致权利混乱，或者如果ELORG未能及时重新登记其权利，那么帕基特诺夫的个人作者权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基础，可以用来保护Tetris在全球市场的价值。
这个计划在那次会面中只是一个初步设想。记录只到这一步。罗杰斯和帕基特诺夫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没有制定任何时间表。他们只是讨论了可能性，而可能性本身已经足够让帕基特诺夫感到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东西——他正在从无主之作中找回自己的名字。但莫斯科的局势不会等待他们。1994年秋天，ELORG的私有化进入了最后阶段。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告，将ELORG的资产分为三个拍卖包。第一个资产包包括办公楼和固定资产，第二个资产包包括仓库和库存，第三个资产包被含糊地标注为其他无形资产。Tetris属于第三个资产包。前ELORG官员的私人公司是唯一的竞标者。
罗杰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委托莫斯科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介入拍卖程序。律师向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见书，指出Tetris的权利存在国际争议，不应在争议解决之前被私有化。律师同时提交了别利科夫保存的原始合同副本，以证明任天堂对Tetris掌机权利拥有合法合同基础。委员会的反应是暂停了第三个资产包的拍卖，但没有给出明确的下一步时间表。
Tetris的状态再次悬空——既不属于苏联，也不属于俄罗斯联邦，既不属于ELORG，也不属于任何私人公司。它是一笔无主财产，悬浮在一个国家瓦解后的法律真空中。而此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罗伯特·麦克斯韦尔的帝国正在崩塌。
麦克斯韦尔在1991年11月死于海上，死因至今充满争议。他的死亡揭开了镜报集团财务黑洞的盖子，数十亿英镑的养老金亏空和非法挪用资金丑闻被曝光。麦克斯韦尔的儿子凯文和伊恩被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调查，麦克斯韦尔家族曾经对Tetris掌机权利发起的法律攻势——那些在伦敦、莫斯科和纽约同时启动的诉讼——在1992年之后全部搁浅，因为原告方已经无力支付律师费。
Mirrorsoft在1992年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家曾经在1988年将Tetris引入欧洲市场的公司，它的资产清单上也出现了Tetris版权的条目。清算人试图将这项权利出售给第三方，但买家很快发现，Mirrorsoft所谓的版权授权链存在致命缺陷——斯坦因从ELORG获得的合同从未授权掌机权利，而Mirrorsoft从斯坦因获得的分许授权自然不包括掌机权利。这项发现让Mirrorsoft的Tetris版权在清算拍卖中变得一文不值。清算人最终将其从资产清单中删除，标注为权利依据不足，不计入可分配资产。
麦克斯韦尔家族对Tetris的争夺，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斯坦因那份有缺陷的合同之上。现在，合同上的缺陷终于在法律上被确认了。但确认这个缺陷的不是一场法庭胜利，而是整个帝国的崩塌。麦克斯韦尔的复仇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任天堂在法律上击败了他，而是因为历史本身的进程抹去了他的力量基础。
这或许是无主之作在冷战终结时刻经受的最后一轮压力测试。麦克斯韦尔曾经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法律武器夺走属于苏联的财产，但他没有意识到，那笔财产的法律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当苏联消失，当ELORG被肢解，当麦克斯韦尔帝国崩塌，当所有原始合同的签字者都失去权力，留下的只有别利科夫公文包里的那个牛皮纸信封。
清算人最终将其从资产清单中删除，标注为权利依据不足，不计入可分配资产。麦克斯韦尔家族对Tetris的争夺，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斯坦因那份有缺陷的合同之上。现在，合同上的缺陷终于在法律上被确认了。但确认这个缺陷的不是一场法庭胜利，而是整个帝国的崩塌。麦克斯韦尔的复仇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任天堂在法律上击败了他，而是因为历史本身的进程抹去了他的力量基础。
这或许是无主之作在冷战终结时刻经受的最后一轮压力测试。麦克斯韦尔曾经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法律武器夺走属于苏联的财产，但他没有意识到，那笔财产的法律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当苏联消失，当ELORG被肢解，当麦克斯韦尔帝国崩塌，当所有原始合同的签字者都失去权力，留下的只有别利科夫公文包里的那个牛皮纸信封。1995年春天，罗杰斯再次飞往莫斯科。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份新的法律文件。
文件由美国律师起草，内容是帕基特诺夫作为Tetris作者的声明，以及帕基特诺夫授权罗杰斯代表他处理Tetris全球版权事务的授权书。罗杰斯将这份文件提交给俄罗斯联邦版权局，申请以帕基特诺夫的名义登记Tetris的作者权。
版权局的官员接待了他。那栋建筑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是一栋沙俄时代的旧楼，走廊里堆满了未处理的文件袋。官员翻阅了罗杰斯提交的材料，包括帕基特诺夫的声明、罗杰斯的授权书、以及别利科夫保存的1989年原始合同副本。官员问了一个问题，关于帕基特诺夫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期间编写这个游戏的事实。罗杰斯确认了这一点。
官员说，根据《俄罗斯联邦版权法》，作者权属于作者个人，这一点没有争议。但问题在于，帕基特诺夫在编写这个游戏时是苏联科学院的雇员，而苏联科学院是一个国有机构。根据苏联时期的职务作品规定，职务作品的财产权属于国家，但作者权仍然属于作者。现在苏联没有了，财产权应该由俄罗斯联邦继承，还是应该归还给作者？法律没有明确答案。
罗杰斯在版权局坐了三个小时，填写了十几份表格，在所有需要签字的地方签了字，在所有需要盖章的地方等待盖章。最终，版权局接收了申请，但告知罗杰斯，审查过程可能需要六个月到一年。
罗杰斯离开版权局大楼时，莫斯科已经是傍晚。他站在台阶上，看着暮色中车流稀疏的街道。他手里拿着申请回执——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盖着一个模糊的俄罗斯联邦版权局蓝色印章。那张纸是在一个已经不存在国家里，为一个从未被正式授予的权利，由一个人代表另一个人提交的申请。它能否生效，取决于一个正在重建的法律体系能否承认一个已消失制度中产生的无形财产。罗杰斯将回执折好，放进西装内袋。
然后他拨通了帕基特诺夫在加州家中的电话。当帕基特诺夫接起电话时，罗杰斯说，帕基特诺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上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帕基特诺夫说，他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这个事实。在莫斯科版权局那间堆满文件袋的办公室里，一张薄薄的申请回执，承载着Tetris故事的下一段旅程。
帕基特诺夫在等待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归还从未被正式授予的权利，而法律、政治、市场与作者这四个要素，正在那张回执上第一次被排列成一个可能的顺序。这个顺序能否成立，取决于1995年最后几个月里，俄罗斯联邦版权局的一位审查员如何理解作者这个词在一个已经消失国家里的含义。帕基特诺夫与罗杰斯在加州酝酿的计划不再满足于等待莫斯科的确认——他们决心利用俄罗斯加入《伯尔尼公约》的时机，主动索回本应属于作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