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名字重新出现

第15章　作者的名字重新出现

时间拨回到1995年3月。一份俄语合同摊在桌上，一共十七页。翻开的那一页是附件A——权利转让清单。上面用打字机逐条列出：俄罗斯方块（Tetris）计算机程序，包含所有版本、变体、改编和衍生作品；俄罗斯方块名称及标识的商标权，全球范围内（俄罗斯联邦除外）；与任天堂株式会社、Spectrum HoloByte、Atari Games及其他第三方已签署的全部授权协议的收益权继承；对未经授权使用上述权利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法律资格。每一项后面都标注了对应的法律条款编号。

清单末尾有一行手写补充：在俄罗斯联邦境内，ELORG股份公司保留上述权利的平行持有。帕基特诺夫把这份附件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他读得很慢，手指沿着条款逐行移动。读完最后一页，他抬起头，看了看坐在桌子对面的罗杰斯，又看了看那位担任公证员的灰发俄罗斯女性。公证员的桌上放着一枚铜质印章，一本登记簿，还有一杯已经凉掉的红茶。“可以签了。”帕基特诺夫说。

他拿起笔，在签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用西里尔字母，和1984年在计算中心签在所有实验记录上的笔迹一样。然后他把笔递给罗杰斯。罗杰斯签了英文名。再递到ELORG股份公司经理库兹涅佐夫面前。他签了。科米萨罗夫代表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签字。公证员盖章。章印落在签名下方的空白处，留下一个圆形的、带有双头鹰图案的红色印记。每个人收到一份俄语原件。翻译件将由罗杰斯的律师在美国公证后存档。帕基特诺夫把属于自己的那份合同装进一个透明塑料文件夹，拉上封口的拉链。他后来在给罗杰斯的邮件里只写了一句话：“I signed it. It’s done.”他没用俄语写。

这一天是1996年5月22日。但在法律意义上，这场签字实际起效的时间，比这一天早十四个月。1995年3月13日，俄罗斯联邦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交存了《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加入书。这项外交行动是叶利钦政府推动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入巴黎俱乐部、加入伯尔尼公约——每多签一份文件，俄罗斯就在法律上往西边挪一步。伯尔尼公约的核心条款简洁得几乎不像法律：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自动享有版权，无须登记，无须标注。但真正具有操作意义的条款是第五条——起源国对作品的保护，取决于该国法律授予其国民的权利。罗杰斯在1995年3月14日读到这条消息。他在旧金山的办公室，桌上摊着当天的外电传真。他读完消息，立刻拨通了帕基特诺夫在加州的电话。他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俄罗斯联邦现在承认作者权，那么1984年在莫斯科创作的作品，能不能适用新法律？帕基特诺夫沉默了几秒，说，他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回答不是推脱，是对事实的准确描述。

苏联时期不存在版权法——不是法律不完善，是根本不存在。1984年，帕基特诺夫坐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的终端前写下第一行代码时，他所在的国家不承认个人可以拥有智力成果。一切工作成果属于国家。这个原则不需要被写成法律：它是整个体制的默认设定。

帕基特诺夫是“作者”，但作者是一个荣誉称号，不是法律身份。ELORG代表国家出售俄罗斯方块，原因和它代表国家出售石油、出售数学公式、出售任何能被包装成“出口商品”的东西一样。苏联解体后，ELORG从国家外贸机构变成了私人公司，但它的权利资产清单上，俄罗斯方块仍然被标注为“苏联国有资产”的延续。没有人质疑过这个所有权链条，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拿什么法律去质疑。

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颁布了《版权与邻接权法》，但这部法律对苏联时代作品的处理方式只写了模糊的过渡条款：其版权归属“依照创作时的法律确定”。而创作时没有法律。这就是罗杰斯看到的窗口。一个法律真空。在俄罗斯联邦急于加入国际版权体系的时刻，这个真空可以被填补——但填补的方式，取决于谁先拿出方案。

1995年4月，罗杰斯飞往莫斯科。他带了三样东西：一本《伯尔尼公约》的俄语译本，一份俄罗斯联邦1992年版权法的复印件，以及一份由美国律师起草的权利转让协议初稿。

他入住国家酒店——就是1989年2月他第一次来莫斯科谈判时住的那家酒店。六年前，他在同一栋楼里等待别利科夫的会见，口袋里揣着任天堂的掌机授权报价。那时窗外是零下二十度的冬天，街上的积雪堆到人行道边缘。现在是四月，解冻季节，积雪正在融化，但谈判桌上的冰层比当年更硬。因为这一次，他需要说服的不是一个苏联外贸官员，而是俄罗斯联邦的整套官僚体系。

第一个谈判对象是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这个机构的前身是苏联国家发明与发现委员会，但它在解体后的职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登记“发明人证书”转向承认专利权和版权。罗杰斯与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米萨罗夫的官员会面。科米萨罗夫五十多岁，发际线很高，曾在苏联国家发明委员会工作了二十年。他亲眼见证了私有产权概念如何在一夜之间从意识形态敌人变成法律文本。罗杰斯的诉求直截了当：帕基特诺夫是俄罗斯方块的作者，他应该享有作者权。

1992年俄罗斯版权法已经承认了“作者”的法律地位，伯尔尼公约的加入更强化了这一点。现在，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需要确认帕基特诺夫的作者权，并在此基础上，允许他通过与ELORG的继任机构协商，收回全部权利。科米萨罗夫听完翻译后，摘下眼镜擦了擦。

他提出了一个罗杰斯预料到的问题：帕基特诺夫创作这个游戏时，用的是个人时间，还是国家资源。这个问题是整场谈判的轴心。在苏联体制下，一个科学院计算中心的研究员，理论上没有“个人时间”这个法律概念。他的工作时间属于国家，他使用的设备属于国家，他所在的建筑属于国家，甚至他使用的编程语言——Electronika 60上的汇编语言——也是由苏联工程师开发的。如果一个苏联公民在工作单位使用国家设备创造了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在法律上是谁的？1992年俄罗斯版权法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条文写得不彻底。它规定，如果作品是在职务范围内或利用雇主的材料技术基础创作的，则版权属于雇主。

但它没有说，如果在非工作时间利用雇主设备创作，属于哪种情况。帕基特诺夫需要证明自己属于后者。1995年6月，帕基特诺夫在加州通过越洋电话联络莫斯科计算中心的老同事。他需要找到一个能证明他是在业余时间完成俄罗斯方块的人。

他打给了米哈伊尔·波乔姆金，当年计算中心与他坐同一间办公室的程序员。波乔姆金还记得1984年夏天那些日子：帕基特诺夫白天做语音识别项目，午饭后就坐到Electronika 60前面，开始写那个由四方块组成的奇怪程序。波乔姆金说，那明显不是单位会分配的任务，没有人会为计算机游戏立项。它连研究项目都算不上，它就是帕基特诺夫自己沉迷的东西。

波乔姆金答应写一份证词。他用俄语手写了一页纸，抬头没有固定格式，直接以“兹证明”开头。他写道，1984年6月至1985年1月期间，他多次目击帕基特诺夫在计算中心的休息时间——午休后、晚间下班后——使用个人分配到的那台Electronika 60终端开发一款计算机游戏。

他补充说，帕基特诺夫从未就这项工作接受过任何官方任务指派，计算中心也没有为此提供过项目编号或经费支持。这份证词是波乔姆金在计算中心的老办公室里写的，用的是公家的纸和笔。帕基特诺夫在电话里提醒他，他用业余时间写程序，但写证词用了工作时间。波乔姆金说，那就不要再往深里想了，否则这张纸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另外两位老同事也提供了类似的证词。弗拉基米尔·波希尔科，帕基特诺夫在计算中心的好友，后来成为他的商业伙伴，写了一份更详细的声明。他描述了帕基特诺夫如何从一套名为“五格骨牌”的数学谜题中获得灵感，如何在办公室里向同事们展示最初的版本，如何在一周内完成了可玩的原型。波希尔科强调，整个开发过程是自发性的、非计划性的，不属于计算中心的任何研究项目。

这三份证词被翻译成英文，由罗杰斯的律师整理成法律文件格式，再附上俄文原件，于1995年7月提交给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但科米萨罗夫还有第二个问题。

如果承认帕基特诺夫的作者权，那么ELORG持有的权利怎么处理。ELORG在苏联时期代表国家出售了俄罗斯方块的授权，这些授权合同至今有效。如果帕基特诺夫现在是权利人，他是否要推翻这些合同。

这个问题指向了谈判的核心悖论：罗杰斯和帕基特诺夫想要的，不是推翻ELORG的历史授权，而是拿回尚未被授权的权利——商标、未来的版权续期、以及在全球市场上以权利人身份收取版税的法律地位。但ELORG的继任机构——1991年私有化后形成的ELORG股份公司——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

ELORG股份公司的经理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库兹涅佐夫。他四十出头，比科米萨罗夫年轻一代，是苏联解体后新兴的俄罗斯商人阶层的一员。他穿着意大利西装，办公室里摆着IBM电脑，桌上放着没喝完的速溶咖啡。他接手ELORG时，公司的资产清单上写着：与任天堂的版税协议，仍在执行；与Atari和Tengen的诉讼和解协议，已执行；与Spectrum HoloByte的协议，部分有效；

以及俄罗斯方块商标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注册，有效。库兹涅佐夫知道这些资产的价值。苏联解体后，ELORG的财务状况并不好。它不再是国家外贸垄断机构，必须靠自己的资产盈利。俄罗斯方块的版税收入是公司为数不多的稳定现金流，虽然在1990年代初的高峰过后已经下降，但每年仍有数十万美元进账。他不想轻易放弃。

罗杰斯带来了一个让库兹涅佐夫不得不重新计算的条件。1995年8月，罗杰斯在ELORG的办公室里，向库兹涅佐夫出示了一份预期收益分析。这份分析由Henk Rogers在夏威夷的会计师编制，基于任天堂Game Boy版俄罗斯方块的持续销售、以及PC版和街机版的新授权预期。分析的核心数字是：如果帕基特诺夫获得作者权，并与ELORG建立一个联合授权实体，双方的收益将比ELORG单独持有权利时增长至少两倍。原因直截了当：国际市场上的授权商——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的游戏公司——更愿意与一个包含“作者”在内的权利实体打交道。

他们需要法律确定性，需要知道授权链条不会在某个环节断裂。一个由作者本人参与的权利结构，比一个前苏联外贸机构的未知继任者更能提供这种确定性。库兹涅佐夫看完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ELORG可以保留多少股份。这是谈判从“权利归属”转向“利益分配”的时刻。

罗杰斯在酒店房间里逐字推敲合同草案。他的律师、莫斯科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及一位精通俄语合同术语的翻译，每天晚上都在国家酒店的房间工作到凌晨。桌上摊着三份文件：1992年俄罗斯版权法的俄语原文和英语译本，伯尔尼公约的条款摘录，以及一份西方标准的版权转让协议模板。他们需要把这三份文件融合成一份能在俄罗斯法律体系下生效的合同，同时也能在国际仲裁中获得承认。

难度在于条款的措辞。俄语法律术语中，“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作者权）和“имущественное право”（财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人身权，不可转让；后者是经济权，可以转让。

但在苏联传统的法律思维中，这两个概念长期混同——因为不存在私人财产权，所以“作者权”实际上只意味着署名权和获得荣誉证书的权利。现在要把经济权从作者权中分离出来，转让给帕基特诺夫，再授权给一个美国公司——Tetris Company——来管理全球授权，这个法律结构在俄罗斯联邦法院系统中从未被检验过。罗杰斯的律师在合同里写了一条关键条款。“转让方（ELORG股份公司）确认，俄罗斯方块（Tetris）计算机程序的作者阿列克谢·列昂尼多维奇·帕基特诺夫，系该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唯一作者，享有俄罗斯联邦法律及《伯尔尼公约》赋予的全部作者权，包括但不限于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授权他人使用作品的经济权利。转让方依据本协议，将其持有的全部经济权利转让予帕基特诺夫先生，并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帕基特诺夫先生是该作品的全部权利之持有人。”

这条条款的微妙之处在于，它没有说ELORG“曾经拥有”这些权利，它只是说ELORG“持有”这些权利，并将它们“转让”给帕基特诺夫。律师选择这个措辞，是为了避免触发一个危险的法律问题：如果ELORG从未合法拥有过这些权利，那么它就不能转让它们。但如果不承认ELORG曾经持有这些权利，那么过去十年所有的授权合同——包括与任天堂的合同——都可能是无效的。这是一个法律上的莫比乌斯环，唯一的出路就是双方都同意不追究来源，只确认现状。1995年11月，谈判进入僵局。库兹涅佐夫要求ELORG在Tetris Company中占至少40%的股份，并保留对俄罗斯联邦境内授权业务的独家控制权。罗杰斯最多只愿意给出25%的股份，并且要求所有授权必须通过Tetris Company统一管理。科米萨罗夫在知识产权局那边则拖慢了节奏。他需要上级批准，需要法律专家出具意见，需要确认这个先例不会引发苏联时代其他作品的权利追溯。帕基特诺夫在加州等得焦虑。

他每隔几天就给罗杰斯打电话，询问进展。罗杰斯说，他们在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因为帕基特诺夫不是一个普通案例——他是第一个案例。帕基特诺夫说，他当了一辈子特殊案例。1996年1月，僵局松动。松动的压力来自外部。俄罗斯联邦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美国贸易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的非正式照会指出，俄罗斯联邦如果希望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必须展示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诚意——包括对苏联时代创作的作品给予作者权承认。帕基特诺夫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份非公开的谈判备忘录中，作为俄罗斯愿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例证。这不是罗杰斯运作的结果。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份备忘录的存在。但它在莫斯科的官僚体系内部产生了效果。1996年2月，科米萨罗夫的态度变了。他不再追问个人时间还是国家资源的问题，而是问，如果批准了，你们准备怎么在全球范围内保护这个权利。

罗杰斯给出了一个简短的答复：他们会用一切必要的手段。1996年3月，三方——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ELORG股份公司、帕基特诺夫（由罗杰斯代理）——达成了框架协议。协议的核心条款是：知识产权局承认帕基特诺夫为俄罗斯方块的作者；ELORG将其持有的全球范围内（俄罗斯联邦除外）的俄罗斯方块版权和商标权转让给帕基特诺夫；帕基特诺夫与罗杰斯共同成立Tetris Company，负责全球授权管理；ELORG保留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授权权利，并在Tetris Company中持有25%的股份。1996年5月，最终合同文本准备就绪。签字地点选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公证处——不是政府大楼，不是酒店会议室，而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场所。帕基特诺夫从旧金山飞回来，这是他1991年离开苏联后，第一次在莫斯科签署法律文件。他穿着深蓝色西装，比1984年坐在计算中心屏幕前时重了十五公斤，鬓角已经白了。签字前，科米萨罗夫说了几句话。

他说，根据俄罗斯法律，帕基特诺夫作为作者的身份是不可剥夺的。这份合同不是“授予”他作者权，而是确认他一直拥有作者权。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写在了纸上。帕基特诺夫回答，他花了十二年，才等到有人把它写在纸上。他拿起笔，签了字。随后科米萨罗夫签字，库兹涅佐夫签字，公证员盖章。每个人拿到一份俄语原件，翻译件将由罗杰斯的律师在美国公证后存档。帕基特诺夫走出公证处时，手里拿着那个透明塑料文件夹，里面装着十七页合同。他站在莫斯科五月的阳光下，看着街上的人流。他后来回忆，那一瞬间，他想起了1984年夏天的某个黄昏——他坐在计算中心的办公室里，屏幕上跑着最初的俄罗斯方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它会去哪里。现在，一亿多人已经玩过它。而这一亿多人里，只有他一个人，刚刚签完一份确认自己创造了它的合同。但合同赋予他的权利，与这些权利所对应的商业版图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裂缝。

国家酒店六楼的房间里，暖气片发出间歇性的咔嗒声。罗杰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面前摊着合同草案的第七版打印稿。他的律师——一位在莫斯科执业十二年的美国人，姓哈里森——正用铅笔在页边标注俄语术语的对应英文释义。翻译坐在另一张床上，膝上放着一本俄英法律词典，书脊已经开裂。

“这一条，”哈里森指着草案第三页的条款，“俄文版写的是‘转让方确认作者享有……’，但英文版写的是‘转让方承认作者享有……’。‘确认’和‘承认’在俄语法律语境里不是同一个词。如果用‘承认’，意味着转让方此前不承认这一事实，现在才改变立场。这会给对方留下把柄，好像ELORG过去十年都在非法运营。”

罗杰斯问，俄语里哪个词更接近“确认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翻译翻了几页词典，说，“подтверждает”——确认、证实，不带承认新事实的含义。哈里森在页边写下这个词，在旁边画了一个星号。这样的推敲已经持续了四个晚上。每一页合同都要经过三轮比对：俄语原文、英语译文、以及哈里森手写的术语注释。罗杰斯坚持一个原则：这份合同必须在俄罗斯法院体系下能站住脚，同时也能在纽约或伦敦的仲裁庭上被引用。这意味着每一个动词都要在两个法律传统中找到对应。

哈里森在莫斯科的执业经验告诉他，俄罗斯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时，会逐字解读条款的俄语措辞。如果俄语版本和英语版本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俄语版本优先。而美国仲裁庭则会审查双方签约时的意图，英语版本可能成为关键证据。所以两个版本必须严丝合缝，不能有任何歧义。

凌晨一点，他们卡在第七条——“授权范围的除外条款”。这一条规定ELORG保留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授权权利。但“俄罗斯联邦境内”这个地理概念，在1996年的法律框架下存在模糊地带。它是否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是否包括俄罗斯联邦的海外使领馆？是否适用于俄罗斯公民在境外购买授权产品的情形？哈里森说，这些问题在俄罗斯法院从未被审理过，因为没有先例。他们只能尽可能写清楚，然后把模糊地带留给未来的诉讼。

罗杰斯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国家酒店对面的街灯，黄色的光晕在四月的夜雾中扩散。他想起1989年第一次来莫斯科时，从这扇窗看出去的景象：积雪覆盖的屋顶、列宁墓前排队的队伍、街角卖格瓦斯的小推车。那时他口袋里揣着一份任天堂的授权报价，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全部权力、不需要解释任何法律条款的苏联外贸机构。现在苏联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正在学习使用“版权”“商标”“作者权”这些词汇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里的每个人都在摸索规则，而罗杰斯要做的，是在他们摸索清楚之前，把规则固定下来。

同一时间，在莫斯科河对岸的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大楼里，科米萨罗夫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面前摊着一份内部法律意见书，由局里的法律处起草，一共二十三页。意见书的结论写得很谨慎：承认帕基特诺夫的作者权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1996年5月，全球市场上已经存在至少三十种合法或非法的俄罗斯方块版本。任天堂的Game Boy版仍在销售，每年版税汇入ELORG的账户，再由ELORG按合同转给帕基特诺夫——现在这个过程将被逆转，版税将先汇入Tetris Company，再分配各方。但其他版本呢。Spectrum HoloByte的PC版、Atari的街机版、数百种未经授权的克隆版和改编版，它们散落在全球各地，有些有合同，有些没有，有些合同已经过期，有些合同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对苏联时代的法律解释。Tetris Company成立后，它有权追索这些权利，但追索需要时间、金钱和跨国诉讼。而每一个诉讼的对手，都是拥有强大法务团队的游戏公司或平台。罗杰斯很清楚这一点。他在签字后的第二天，在莫斯科机场的候机室里，对帕基特诺夫说，他们现在拥有了一栋房子，但房子里已经住了很多人。他们得一个一个地请出去，或者让他们付房租。帕基特诺夫说，至少他们拿到了房产证。

罗杰斯说，房产证是第一步，但接下来每一步都会更难。帕基特诺夫把文件夹塞进随身行李，通过了安检。登机后，他把文件夹放在邻座上，而不是头顶的行李架。飞机起飞后，他打开文件夹，重新看了一遍合同的俄语条款。他看到了那个措辞：“阿列克谢·列昂尼多维奇·帕基特诺夫，系该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唯一作者。”他合上文件夹，关上遮光板，闭上了眼睛。此刻，在旧金山、伦敦、东京和莫斯科，俄罗斯方块正在无数个屏幕上旋转、下落、消除。其中一些屏幕显示的是合法授权的版本，每一份拷贝售出时，都有微小的版税流向某个账户。但更多的屏幕显示的版本，与帕基特诺夫手里的这份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属于已经被遗忘的授权链条、已经过期的合同、从未被签署的口头协议、以及那些把俄罗斯方块当作一个可以自由取用的民间游戏的人。帕基特诺夫拿回了自己的名字。但这名字对应的世界，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同意就能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