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章
版税寄往何处
第16章 版税寄往何处
亨克·罗杰斯在1997年1月把一张八英尺长的折叠桌搬进了Tetris Company的办公室，桌子上摊开三个黑色活页夹，封面标签用记号笔分别写着“北美”“欧洲”“亚太”。每个活页夹里夹着打印纸，每页纸代表一个未经授权的俄罗斯方块版本。
第一本的第一页是一个匈牙利程序员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书时写的DOS移植版，下载站描述栏里那句话被法务助理用黄色荧光笔划了出来：免费软件，欢迎传播。第二页是一个波兰工程师在波兹南的公寓里编译的Amiga版本，压缩包里的README文件用波兰语写了一段说明，大意是该程序可自由复制，原作者保留所有权利，但编写者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原作者是谁，如果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知道，请告诉我们。罗杰斯把这句话翻译成英文，用圆珠笔写在活页夹的空白处，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第三本活页夹的第47页是一个德国程序，发行商是慕尼黑的DataSoft GmbH，产品名称叫“方块坠落”，版本号2.0，发行日期是1998年6月。
法务助理在这一页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代码独立编写，美术完全原创，规则与俄罗斯方块完全相同。罗杰斯用笔在这一页页脚画了个圈，然后抬头对站在桌子对面的玛格丽特·霍普金斯说，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打到底。
霍普金斯是旧金山一家知识产权律所的合伙人，1996年夏天被罗杰斯挖来担任Tetris Company的外部法律顾问。她接过活页夹，翻到第47页，看了两分钟，然后合上活页夹放在桌上。
德国著作权法对游戏规则的保护范围非常有限，她说。如果对方代码是独立编写的，慕尼黑法院可能不会认定侵权。
但如果我们不打这个案子，罗杰斯说，整个欧洲都会以为俄罗斯方块是公共财产。他坐下来，椅子发出吱嘎声，然后从桌上拿起那三个活页夹，把它们叠在一起，手压在黑色封面上，像压着一摞欠款账单。
这一年是1997年，Tetris Company成立刚满一年。帕基特诺夫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负责设计方向，偶尔飞到旧金山开会。
罗杰斯则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一个问题上：当他和帕基特诺夫终于拥有了俄罗斯方块的权利，世界是否承认这份权利。答案在桌上摊开的活页夹里，答案是否定的。
清单上的侵权条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裸盗版，直接复制原版代码或美术资源，数量最多，法律上最容易处理，发一封警告函通常就能让下载站下架。
第二类是移植性克隆，程序员自己编写代码，但完全复制了俄罗斯方块的游戏规则、方块形状、棋盘比例和操作方式，这部分占清单总量的三分之一。第三类最棘手：变体和致敬作品，它们改变了方块颜色、增加了新游戏模式、调整了棋盘尺寸，但核心机制仍然是方块下落、填满消除。
这些程序的法律地位模糊得令人发指，它们既不是原样复制，也不是完全原创，而是漂浮在版权法从未明确测绘过的灰色水域里。
罗杰斯组建的清查团队只有三个人：一个法务助理负责浏览下载站和BBS论坛，一个程序员负责下载并分析侵权程序的代码，还有一个兼职翻译负责处理东欧语言的文件。团队的工作方式原始而高效。
法务助理在CNET下载站、Tucows软件仓库和大学FTP服务器上搜索包含“tetris”“tetrix”“falling blocks”“block puzzle”等关键词的文件。程序员用反编译工具检查代码中是否包含帕基特诺夫原始程序的片段。翻译负责解读那些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俄罗斯的README文件。
1997年春天，翻译在分析一个捷克语程序时发现了一段文字。那个程序的README文件声称，该游戏基于莫斯科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原始版本，原始版本在1986年由一位访问学者带到布拉格，此后在东欧学术网络中自由传播。README文件的最后一段写道，编写者不认为任何个人或组织有权对这款游戏主张版权，因为它是在苏联科学院的公共资金支持下开发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罗杰斯用红笔圈出了这一段，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不在法律条文里，而在认知层面。
俄罗斯方块出生的制度环境——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一个由国家全额拨款、不承认私有知识产权的机构——从一开始就让它沾染了公共财产的属性。帕基特诺夫在1984年写出第一版时，没有申请专利，没有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甚至没有想过这个程序能离开计算中心的Electronika 60计算机。他做这件事的动机纯粹是智力上的好奇和审美上的追求，这种动机在苏联的科研文化中被视为美德，而不是商业机会。
当程序通过软盘拷贝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研究机构之间传播时，每一个经手的人都抱有同样的认知：这是一个好东西，它应该被分享。这种认知在铁幕两侧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在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下的无主属性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事实上的公共品，程序员们移植它就像翻译一首匿名诗歌，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许可。
在西方，1980年代末的版权混战——斯坦因从布达佩斯带走一份来源不明的拷贝，转手卖给Mirrorsoft和Spectrum HoloByte，而ELORG在莫斯科签发的授权合同使用了苏联外贸体制的模糊条款——同样制造了这个游戏好像没有明确的主人的印象。到1990年代初期，全世界大量流行的小型手持游戏机，多半搭载的是类似俄罗斯方块但未经授权的版本，这些产品的制造商从未收到过任何法律文书，因为没有人能确定谁有权发送这些文书。1996年Tetris Company的成立试图终结这种混沌状态。帕基特诺夫和罗杰斯在美国注册了“Tetris”商标，与ELORG股份公司签署了权利继承合同，确认了帕基特诺夫作为作者的身份，并将全球授权管理权集中于TTC。
然而，这份合同同时承认ELORG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平行权利——一个不得已的妥协，因为ELORG的前身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是苏联外贸部下属机构，它在苏联解体后转为私人公司，继续持有俄罗斯方块在苏联时期形成的版权登记。这意味着TTC在全球市场主张权利时，无法声称自己拥有俄罗斯方块的完整、排他性所有权，而只能说自己是多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协调者。
这个法律结构在1997年第一次遭遇压力测试时，就暴露了裂缝。TTC向一家英国游戏发行商发出授权续约通知，要求对方按照新协议支付版税。对方回复了一封四页纸的律师函，陈述了三个论点：第一，他们1990年从Mirrorsoft获得的授权在法律上仍然有效，因为Mirrorsoft与ELORG签订的原始合同中没有明确的终止条款。第二，ELORG在苏联解体后是否仍然对俄罗斯方块拥有合法权利，在英国法律体系中从未得到过司法确认。
第三，TTC声称从ELORG继承的权利，其继承链条涉及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ELORG股份公司的私有化文件和帕基特诺夫的个人声明，这些文件在英国法院的效力需要逐件审查。
罗杰斯把这份律师函读了三遍，然后打电话给霍普金斯。我们需要一个判决，他说，不是警告函，不是和解协议，是一个法院的判决，明确告诉全世界俄罗斯方块不是公共财产。霍普金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案子，她说，一个被告有足够资源应诉、程序能走完全程、法官能写出有说服力判决的案子。
1998年夏天，他们找到了这个案子。DataSoft GmbH在那年发布了“方块坠落”的2.0版本，新增了网络对战功能和彩色方块皮肤，并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软件零售店上架销售。产品包装盒上印着广告语，声称这是经典方块游戏的革命。使用说明书中没有一处提到俄罗斯方块，但游戏的每一个操作细节——从方块形状到旋转规则到消除动画——都与俄罗斯方块完全相同。
DataSoft的代码是独立编写的，美术资源是原创的，但任何一个玩过俄罗斯方块的人打开这个程序，都会在三秒内认出它是什么。
TTC的律师在慕尼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DataSoft侵犯了俄罗斯方块的版权。起诉书的核心主张不是被告复制了代码——霍普金斯承认代码是独立编写的——而是被告复制了游戏规则及其表达方式，后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这是一个大胆的法律理论，在德国法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法系中几乎没有先例。德国著作权法传统上严格区分思想与表达，游戏规则被视为思想，不受版权保护，只有代码、图像、音乐等具体表达形式才受保护。TTC的律师试图论证，俄罗斯方块的规则设计——七种方块、十格宽棋盘、二十格高屏幕、下落旋转消除的核心循环——其组合方式本身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就像一首乐曲的音符组合或一部小说的情节结构一样，即使没有复制原版代码，复制这个组合也是对表达权的侵犯。DataSoft的律师在答辩状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反驳。
他们引用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76年的一项判决，该判决认定国际象棋的规则不受版权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和销售国际象棋游戏，只要不使用受保护的棋盘设计或棋子造型。DataSoft的律师将俄罗斯方块类比为国际象棋：原告声称拥有一种游戏规则的版权，但游戏规则属于公共领域，正如国际象棋的规则属于公共领域一样。如果原告的主张得到支持，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游戏规则来垄断整个游戏类型，这与版权法的基本目的相悖。
这个类比在法律上很强大，但在事实层面有一个裂缝。国际象棋的规则有数千年的历史，无法追溯到一个具体的创作者。
俄罗斯方块的规则发明于1984年，发明者帕基特诺夫坐在这个法庭的旁听席上——他专程从莫斯科飞来慕尼黑出庭。当DataSoft的律师说出游戏规则属于公共领域时，霍普金斯站起来，转向法官，指向旁听席上的帕基特诺夫。她向法官陈述，坐在法庭里的那个人就是规则的发明者，他发明这些规则不是在一千年前，而是在十四年前。
他从未将这些规则捐赠给公共领域。他的权利被人无偿拿走，现在被告说这些规则属于公共领域，因为太多人偷了它们，所以它们不再是财产了。
主审法官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德国法学家，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要求双方就游戏规则能否构成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这一问题提交补充意见。
1999年3月，慕尼黑地区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书长达六十二页，其中最关键的一段出现在第41页。
判决书写道，游戏规则本身作为抽象的思想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游戏规则的具体表达方式——包括规则元素的选取、排列、组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体游戏体验——如果具有足够的独创性，可以构成受保护的作品。在本案中，原告的俄罗斯方块游戏通过选取七种特定形状的方块、设定特定的棋盘尺寸和旋转机制、以及消除填满行这一核心反馈循环，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识别性的游戏体验。被告的“方块坠落”虽然使用了不同的代码和视觉元素，但完全复制了这一规则组合及其表达方式。
这种复制超出了对抽象思想的合法借鉴，构成了对原告作品表达方式的侵犯。判决的核心逻辑是：俄罗斯方块的具体规则组合——不是下落方块消除这个宽泛概念，而是七种方块、十格棋盘、旋转机制、消除机制这一整套精确配置——构成了帕基特诺夫的原创表达，就像一部小说的情节结构或一首乐曲的旋律组合一样受版权保护。
这一判决在德国版权法历史上首次将版权保护扩展到游戏规则的具体表达方式，而不是仅仅保护代码和美术。
DataSoft提起了上诉。巴伐利亚州高等法院在2000年2月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的核心逻辑，但调整了赔偿金额。
二审判决书在阐述理由时指出，上诉人的论点——将俄罗斯方块的规则等同于国际象棋的规则——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国际象棋的规则是经过数百年演变形成的公共文化财产，而俄罗斯方块的规则是由一个已知的个人在已知的时间创造的原创作品。版权法的目的不是将所有游戏规则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而是确保创作者能够从其原创表达中获得合理回报。
霍普金斯在收到二审判决书后，给罗杰斯发了一封传真，只有一句话：我们赢了——但我们赢的比我们想要的少。
她说的“少”，指的是二审判决中的一个限制性条款。法院明确指出，TTC的版权保护范围仅限于俄罗斯方块的具体规则组合，而不能扩展到下落方块消除这一宽泛的游戏类型。
这意味着，任何开发者只要对规则组合做出足够的修改——比如改变棋盘尺寸、方块形状或操作方式——就可以合法地制作方块消除类游戏，而不会侵犯TTC的版权。这个限制在判决书第58页被表述为：原告的版权不构成对下落方块消除类游戏类型的垄断。原告有权禁止他人复制其具体的规则表达，但无权阻止他人创作具有不同规则表达的同类型游戏。
这个判决在商业上给了TTC一个重要的武器——它可以起诉那些几乎完全复制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正如它成功起诉了DataSoft——但它在法律上同时也确认了一个更深层的限制：俄罗斯方块的核心机制本身，那个让帕基特诺夫在1984年花了六周时间打磨出来的完美游戏循环，无法被完全排他性地垄断。你可以保护具体的表达，但你无法保护一种好的想法。这个限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变得越来越清晰。2000年秋天，TTC在日本起诉了一家发行PlayStation平台的俄罗斯方块克隆游戏的公司，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诉讼，认为日本著作权法对游戏规则的保护范围比德国更窄。2001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在一宗涉及TTC与一家手机游戏开发商的案件中，虽然判决TTC胜诉，但法官在判决书的附带意见中写道，法院注意到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制已经渗透到全球流行文化中，任何试图通过版权法完全控制这一机制的尝试，都将面临法律与事实层面的双重困难。
这些判决合在一起，构成了罗杰斯在2001年那份内部备忘录中将要承认的困境。但在到达那个时刻之前，TTC的清查行动还在继续，活页夹里的侵权清单还在增长。到2000年底，清单上的条目已经超过四位数。法务团队发出了一百多封警告函，提起了十几宗诉讼，和解了其中的大部分，胜诉了几宗，也输掉了几宗。全球市场上未经授权的俄罗斯方块版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从下载站转移到了更隐蔽的渠道，或者把自己改造成法律上足够不同的方块消除类游戏，在TTC的保护范围之外继续生长。清查行动的另一条战线在东欧，那里的情况更加复杂。1999年，TTC的翻译在分析一个俄罗斯下载站上的程序时，发现了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与帕基特诺夫1984年在Electronika 60上写的原始版本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度。程序员追踪了这段代码的传播路径，发现它出自一个莫斯科的软件合集光盘，该光盘由一家1993年成立的俄罗斯公司发行，光盘内容声称是苏联时代经典计算机游戏的存档。
罗杰斯指示霍普金斯向这家公司发出警告函，但对方回复了一封俄语信件，大意是：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苏联时期由国家资助开发的软件属于国家财产，该公司已经从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获得了发行这些软件的权利。这封信触及了Tetris Company权利结构中最脆弱的一环。1996年TTC与ELORG股份公司签订的合同确认了帕基特诺夫作为作者的身份，但同时也承认ELORG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平行权利——而ELORG的权利恰恰来源于苏联时期国家财产的法律逻辑。如果俄罗斯方块在苏联时期是国家财产，那么苏联解体后，这份财产应该以何种方式继承？是归属俄罗斯联邦政府，还是归属私有化后的ELORG股份公司，还是归属作者本人？俄罗斯法律体系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是承认多个主体的平行权利，而不是像西方版权法那样确认一个单一的排他性权利人。TTC在全球市场主张权利时，依赖的是帕基特诺夫作为作者的身份和ELORG权利的部分转让。
但在俄罗斯境内，这个权利结构面对的是苏联法律遗产的复杂地层，每一层都能挖出不同的主张者。帕基特诺夫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他在1996年合同签署后接受过一次采访，被问到如何看待俄罗斯境内流通的大量未经授权版本时，他回答说，他花了十二年时间才拿回他的名字，至于那些版本，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他无法改变历史。这句话被霍普金斯解读为一种务实的冷感：帕基特诺夫知道，他无法在俄罗斯境内主张排他性权利，因为那个国家的法律和社会认知都不支持这种主张。但他也知道，全球市场才是版税的主要来源，而德国慕尼黑的判决为TTC在全球市场的主张提供了第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2001年6月，罗杰斯坐在旧金山Tetris Company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三个活页夹，总页数已经超过一千页。他打开电脑，开始写一份内部备忘录。备忘录的抬头是“TTC MEMO”，日期是2001年6月14日，收件人是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抄送栏是玛格丽特·霍普金斯。
正文用英文打印，字体是Times New Roman 12磅，页边距是标准的一英寸。罗杰斯在备忘录中回顾了TTC成立五年来的维权行动，列举了诉讼的胜败，评估了全球授权收入与维权成本的比例，最后在第四段的末尾写下了一段话。他写道，公司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俄罗斯方块的授权收入在五年内增长了三倍，Game Boy版本的持续销售和新的移动设备授权证明了市场对这个品牌的认可。但在法律上，公司无法彻底排他。俄罗斯方块的核心机制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公共品，太多人习惯免费使用它，太多法院不愿意将版权保护扩展到规则层面，太多国家的法律体系无法处理苏联时期的知识产权遗产。公司能做的，是在这个事实上的公共品周围建立一个商业上的收费区——向那些愿意付费的发行商收取版税，向那些明显侵权的克隆提起法律挑战，向市场传递一个信息：使用俄罗斯方块需要授权。但公司永远无法像一家制药公司保护专利那样保护俄罗斯方块。
公司能收的，是一种象征性的署名税——承认帕基特诺夫是作者，承认这个游戏有一个来源，承认使用它的人应该给这个来源一点回报。这个税在法律上无法强制执行，但在商业上，它正在生效。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字，写的是帕基特诺夫的名字，接一个逗号，然后是一句话：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但这是我们能得到的。罗杰斯打印出备忘录，在页面底部用蓝色钢笔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它放进寄往莫斯科的航空信封。信封上贴了三张美国邮政的邮票，收件人地址用打印体写着帕基特诺夫在莫斯科列宁大街的公寓地址。这封信在六天后送达莫斯科，帕基特诺夫在厨房里拆开信封，读完了备忘录，把它折好放回信封，塞进一个抽屉里，那里已经塞满了各种文件——合同、信函、判决书、版税报表。抽屉关上时，信封在纸张之间露出一个角，正面是罗杰斯用蓝色钢笔画的签名，背面印着旧金山Tetris Company的徽标——一个由四个方块组成的T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