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布达佩斯橱窗
第4章 布达佩斯橱窗
时间倒回1986年8月——一份一页半的英文合同，此刻正躺在匈牙利科学院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所行政副主任的办公桌上。这份由罗伯特·斯坦因从公文包里取出、递到桌子对面的文件，是在伦敦用Andromeda Software的标准模板提前准备好的。措辞由斯坦因亲自拟定，既要在西方商业环境中显得正式，又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体系里足够模糊，以便被当作"合作协议"而非需要外贸部审批的"商业合同"。
在布达佩斯第十一区研究所三楼那间办公室里，暖气片上的油漆自1984年冬天开裂后仍未修补，窗台上的绿萝叶子发黄，走廊里偶尔响起的脚步声在淡绿色的墙面上弹开。行政副主任——一个五十多岁、领带系得太紧、穿着灰色西装的男人——正用钢笔逐行阅读。合同的核心条款只有三条：Andromeda Software获得“俄罗斯方块”在西方个人计算机平台上的独家发行权；研究所确认其有权处置该程序；Andromeda将支付预付款及后续版税。预付款的具体数字在不同叙述中有所出入，但未超过五千美元。
行政副主任读完了。他抬头看了斯坦因一眼，用匈牙利语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的不是授权范围、版税比例或合同期限。他问的是：“这个程序，真的能卖钱吗？”
斯坦因在那一刻意识到，坐在他对面的人对软件市场的理解，大概相当于一个伦敦出租车司机对集体农庄的理解。这个人不是愚蠢，他只是在另一个经济宇宙里度过了他的全部职业生涯。在那个宇宙里，价格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计算的，市场是由“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参与的过程来调节的。一个计算机程序——一个苏联国家科学院雇员在业余时间写的游戏——在西方能卖出多少钱，对于这位行政副主任而言，是一个完全无法估计的问题。
他问“真的能卖钱吗”的时候，语气是真诚的困惑，而非商人的试探。斯坦因回答能。他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能。
他不需要解释——行政副主任并不需要一个市场分析报告，他只需要一个足够可信的西方商人告诉他“能”，然后他就有了在合同上签字的理由。因为如果不签，这个程序就会继续躺在研究所的计算机硬盘里，被来来往往的研究员们拷贝、修改、传播，永远不可能变成任何形式的国家收入。
而如果签了，至少有一笔几千美元的预付款会进到研究所的账上——这笔钱在1986年的匈牙利科学院预算里，大约相当于一个初级研究员三年的工资。行政副主任签了字。公章盖了上去。合同生效了。
斯坦因把合同装回公文包，和Várszegi博士握了手，然后走出了那栋建筑。六月的布达佩斯阳光照在多瑙河上，对岸的佩斯一侧，议会大厦的哥特式尖顶在午后光线里呈现出一种暖黄色的质感。斯坦因在河边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步行穿过链桥，回到旅馆。他在房间里把合同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放进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文件夹的标签上写着“Tetris”。
没有人知道斯大林在1952年签署的那份关于建立全苏外贸联合体的部长会议决议，会在三十四年后，以这种方式，和一份关于苏联计算机游戏的一页半英文合同，在法律上产生关联。但这个关联已经建立起来了，而所有当事人——斯坦因、匈牙利科学院、帕基特诺夫、ELORG——都还不知道它的后果。
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1984年6月写出俄罗斯方块第一版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产品经理，不是一个创业者，甚至不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是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的一名研究员，月薪大约二百卢布，工作内容是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他的实际工作状态，按照苏联科研机构的标准描述，是“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科研任务”，而按照不那么标准的描述，是在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科研任务之余，用单位的计算机写自己感兴趣的程序。
这个“之余”的空间，是苏联科研体制的一个结构性特征，而非个人选择。苏联的科研计划体系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总体方向，然后逐级分解到各个研究所和实验室。计划的制定过程是自上而下的，但计划的执行过程充满了自下而上的弹性——因为计划制定者不可能精确预知每一个科研项目的具体进展，所以计划本身必须留出足够的模糊空间。这种模糊空间在实践中的表现之一，就是科研人员有大量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和工作资源。
帕基特诺夫在计算中心的日常工作，按照他自己的估计，大概占用了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剩下的百分之六十，他用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Electronika 60——他写出第一版俄罗斯方块的那台机器——是一台苏联国产的微型计算机，技术上模仿了美国DEC公司的PDP-11，但做了一些本地化改造。这台机器属于计算中心所有，放置在计算中心第六层的一间机房里，由帕基特诺夫和他的同事们共同使用。在苏联的法律体系里，这台机器的所有权没有任何歧义：它属于国家。在它上面编写的任何程序，按照苏联的法律逻辑，也属于国家。帕基特诺夫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个人拥有软件”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存在——就像“个人拥有一个数学定理”一样荒谬。
但这种逻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只适用于苏联国内。一旦这个程序跨越了国境线，进入了一个承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所有权问题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苏联的法律说这个程序属于国家，但苏联的法律在苏联领土之外没有管辖权。
而西方国家的法律说，一个程序的所有权，首先属于它的作者——除非作者通过合同或其他法律形式将权利转让给了他人。帕基特诺夫没有签过任何转让权利的合同，因为他从未被要求签过，因为没有人认为这个程序具有需要签合同的价值。
这就是1986年夏天，俄罗斯方块在法律上的精确状态：一个无主之作。在苏联境内，它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拷贝、修改、传播它，不存在侵权问题。在苏联境外，它不属于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份法律文件能够证明谁拥有它。匈牙利科学院签给斯坦因的合同，在法律上的意义，不是“转让”了权利，而是“声称”了权利——它声称自己有权处置一件它实际上并不拥有的东西。而斯坦因接受了这个声称，因为他需要这个声称来做生意，也因为他在东欧做了四年生意，他太清楚这种声称的脆弱性了。斯坦因的Andromeda Software公司，在1986年的软件行业里，是一个微小但并非无足轻重的存在。
公司在伦敦注册，地址是斯坦因在伦敦南部租的一间公寓——不是那种有前台和会议室的正规办公室，而是一个商住两用空间，客厅里摆着一张办公桌和一台IBM PC兼容机，卧室里堆着成箱的软盘和印刷粗糙的软件手册。公司没有雇员，只有斯坦因一个人。他既是CEO，也是销售总监，也是法务顾问，也是物流专员。他的公司银行账户里通常只有几千英镑的余额，足够支付下一次去布达佩斯的机票和旅馆费用，但不足以支撑任何形式的长期投资。
但Andromeda Software的生意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的东欧软件贸易中，是相当有效的。斯坦因在1982年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已经看准了一个市场缝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程序员们正在生产大量软件，有些质量相当不错——特别是匈牙利和东德，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但这些软件在经互会体系内部几乎没有商业流通渠道。经互会内部的技术交流是通过国家计划调配的，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
一个布达佩斯的程序员写出一个数据库管理工具，他可能会把它免费分享给华沙的同行，但他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动机——把它卖给伦敦的客户。斯坦因要做的，就是在这个非市场化的生产体系和市场化的消费体系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他会在布达佩斯、华沙或东柏林的科学院里寻找有潜力的软件产品，和当地的机构负责人谈好条件，拿到授权——通常是独家授权——然后把软件带回伦敦，重新包装，加上英文说明文档，再卖给英国的软件发行商。发行商负责生产和分销，斯坦因负责提供产品和权利文件。赚到的钱，斯坦因和发行商按比例分成，然后斯坦因再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向东方授权方支付版税。
这个模式在法理上有一个前提：斯坦因拿到的授权必须是有效的。也就是说，给他授权的那个机构，必须确实拥有这个软件的处置权。在1982年到1986年间，这个前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或者至少，没有人质疑过它。东欧的软件贸易体量太小，交易的金额太少，不足以引起任何一方的法律审查。
一个波兰的科学计算程序卖到英国，总共可能只产生几百英镑的收入，没有人会为了这个数字去打跨国版权官司。但俄罗斯方块已经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上运行了。它的量级，在斯坦因把它展示给Mirrorsoft的那天下午，就已经显露出了雏形。凯文·麦克斯韦尔在1986年秋天第一次看到俄罗斯方块的时候，反应和斯坦因在布达佩斯看到它时如出一辙。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去握键盘。他玩了大概十分钟，然后抬头问斯坦因：“这东西多少钱？”
斯坦因报了一个价格。凯文同意了。这笔交易在Mirrorsoft的预算里占的比例小到不需要经过他父亲罗伯特·麦克斯韦尔的审批——而罗伯特·麦克斯韦尔，这位拥有镜报集团、横跨英国政商两界的媒体大亨，当时正在忙于收购美国出版公司和游说英国政府，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儿子的公司正在签一份关于一个苏联电脑游戏的合同。Mirrorsoft拿到的是俄罗斯方块在欧洲和英国的个人计算机权利。斯坦因保留了其他平台和其他区域的权利，然后他飞到加州，把北美权利卖给了Spectrum HoloByte。两家公司各自开始开发本地化版本。Mirrorsoft的版本针对的是英国的Amstrad和ZX Spectrum平台，Spectrum HoloByte的版本针对的是美国的IBM PC和Apple II平台。
两家公司都投入了比斯坦因支付给匈牙利科学院的预付款多出数十倍的开发资金——雇程序员做图形优化，找设计师做包装盒，联系分销商铺货——而这些资金的投入，都是基于斯坦因提供的那份授权文件，那份文件的法律基础，是一个匈牙利科学院行政副主任的签名，和一个盖在纸上的公章。
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1980年代的软件产业，整体上就处于一种法律基础设施远落后于商业扩张的状态。版权法在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被修订到能够覆盖计算机软件的程度，国际版权公约的适用范围模糊不清，跨国软件交易的合同标准尚未形成。一家公司从另一家公司手里拿到一个软件的授权，然后把权利转卖给第三家公司，第三家公司据此投入资金进行开发——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在当时的行业实践中，都是建立在合同而非法律上的。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只要没有人出来证明合同的基础是无效的。
斯坦因在1986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这段时间里，正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的后果他自己当时并不完全理解。
他正在把俄罗斯方块从一个苏联科学院的内部消遣，变成一个西方商业市场上正在被认真对待的产品。Mirrorsoft和Spectrum HoloByte的加入，意味着这个游戏不再只是斯坦因公文包里的一张软盘——它正在变成一个有包装盒、有零售价、有营销预算、有分销渠道的商品。
商品的属性之一是：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追溯的、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所有权。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里，商品的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你不能出售一件你不拥有的东西，你也不能从出售一件你不拥有的东西的交易中获利——这两条原则是商业法律的基石。
但斯坦因正在出售的，是一件没有人真正拥有的东西。帕基特诺夫不拥有它，因为按照苏联法律，他和他的雇主之间不存在知识产权归属的合同关系——程序是他写的，但所有权属于国家。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不拥有它，因为计算中心是科学院的下属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签署商业合同。
斯坦因在走进匈牙利科学院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所之前，已经在东欧的科学院走廊里走了三年。他熟悉这种建筑的气味——地板蜡混合着纸张霉变的味道，暖气片在冬天烧得过热时散发出的那种干燥的铁锈味，以及从食堂方向飘来的卷心菜汤的恒定存在。他也熟悉这种建筑的声学特征：走廊太长，天花板太高，脚步声会在墙壁之间来回弹跳好几次才消失，使得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无法不被注意。1986年6月的那个下午，他跟着Várszegi博士穿过一楼大厅时，前台的妇女从眼镜上方看了他一眼——那种眼神他太熟悉了，不是好奇，不是敌意，只是确认。确认他是一个外国人，确认他有理由出现在这里，然后就不再关心。
Várszegi博士是研究所的国际联络官，一个四十出头的计算机科学家，英语流利，穿着东欧知识分子偏爱的灯芯绒外套。他在1985年的一次经互会技术交流会议上认识了斯坦因，此后两人保持着松散的通信联系。斯坦因每隔几个月会来布达佩斯一次，Várszegi会带他在研究所里转一圈，看看最近有什么新东西。这种“看看”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可能像是参观，但在斯坦因和Várszegi之间，它是一种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商业考察——只不过他们从来不使用“商业”这个词。他们用的是“合作”、“交流”、“技术转移”。这些词汇在匈牙利科学院的管理条例里是合法的，而“商业代理”或“版权交易”则需要经过完全不同的审批程序。
那天下午的参观和之前的几次没有太大区别。Várszegi带斯坦因看了几个在研项目：一个匈牙利语文字处理软件，一个数据库管理工具，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程序。斯坦因礼貌地听着，问了几个问题，在心里评估了每个项目的西方市场潜力。大部分评估结果是“不够”——不是程序本身不好，而是它们太专业、太本地化，翻译和适配的成本远高于可能产生的收入。
他已经学会了在东欧科学院里淘金的第一条法则：不要找那些被研究员们认为“重要”的项目，要找那些他们觉得“好玩”的项目。因为“重要”的项目通常意味着复杂、专业、难以移植，而“好玩”的项目意味着简单、直观、容易上瘾。斯坦因是在1984年学会这条法则的，那一年他从华沙带回去一个波兰程序员写的国际象棋游戏，在英国的ZX Spectrum平台上卖出了两千份。两千份，在英国的软件市场里不值一提，但对于Andromeda Software的银行账户来说，是一笔足以支付下一年全部差旅费的收入。
参观快结束的时候，Várszegi把斯坦因带到了二楼的一间机房。机房不大，摆着几台东德产的Robotron计算机和一台匈牙利制造的VT-52终端。几个年轻的研究员正围在终端前面，轮流敲击键盘，偶尔发出笑声。斯坦因注意到这个场景，不是因为笑声——东欧科学院里的笑声并不罕见——而是因为围在终端前面的人数。通常，一台终端前面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如果有两个人，可能是在讨论问题。如果有三个或更多人，而且他们在笑，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在玩游戏。
斯坦因走过去。研究员们给他让出一个位置。他看到了屏幕上的画面：一个窄长的矩形框里，不同形状的几何块从上方落下，堆叠在底部。
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的第一印象，对于任何一个第一次看到它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简单到近乎简陋。没有图形，只有字符。方块是由空格和方括号拼成的。背景是黑色的，方块是绿色的——那种老式单色显示器上的荧光绿。没有音效，没有分数排行榜，没有任何通常意义上的游戏界面元素。
但斯坦因看了大概三十秒，然后他注意到自己的手指在桌面上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那是想要去按键盘的冲动。他问能不能试试。研究员让开了。斯坦因坐下来，把手放在键盘上。他玩了大概三分钟。三分钟后，他死了——方块堆到了屏幕顶端，游戏结束。他立刻按了重新开始。又玩了三分钟。又死了。又按了重新开始。
Várszegi在旁边站着，看着这个英国商人在一台匈牙利终端上玩一个苏联游戏，脸上的表情从礼貌的耐心逐渐变成了一种微妙的不解。他见过斯坦因评估软件——通常只需要几分钟，斯坦因就会给出一个初步判断，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但这次，斯坦因玩了十分钟，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Várszegi终于开口问了一句：“你觉得这个有意思？”斯坦因没有抬头。“谁写的？”他问。
答案从机房的一个角落传来。一个研究员说，这是一个苏联程序，从莫斯科传过来的，已经在研究所的计算机里放了几个月了，大家都玩过，都觉得不错。斯坦因问程序叫什么名字。研究员说了一个俄语词，斯坦因没听清楚。他又问了一遍。这次Várszegi替他翻译了：“Tetris。俄罗斯方块。”
斯坦因在那一刻所做的判断，不是基于市场分析、竞品研究或财务模型。他没有任何这些工具可用。一个在东欧科学院里淘金的中间商，他的全部商业决策工具就是他的直觉——他在过去四年里训练出来的那种对“什么东西能在西方卖出去”的嗅觉。这种嗅觉告诉他，眼前这个字符拼成的方块游戏，比他过去四年里见过的任何一个东欧软件都更有潜力。
不是因为它的技术有多先进——它的技术含量大概相当于一个计算机系本科生的课程作业。不是因为它的功能有多丰富——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让方块落下来。而是因为他在那十分钟里体验到了一种他无法用语言描述但完全确信的东西：这个游戏抓住了某种基本的、不可抗拒的心理机制。
它让人想要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而“让人想要再来一次”，是任何娱乐产品成功的唯一必要条件。
斯坦因直起身子，转向Várszegi。他的下一个问题改变了俄罗斯方块的历史。“这个程序的权利归谁？”
Várszegi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没有被问到过。在匈牙利科学院的日常运作中，软件的权利归属不是一个需要被讨论的问题。程序在计算机里，计算机在研究所里，研究所属科学院，科学院属国家。如果有人想要拷贝一份，他们直接拷贝就行了。如果有人想要修改，他们直接修改就行了。如果有人想要带到另一个研究所去，他们带过去就行了。没有人问“权利归谁”，因为没有人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做任何事情。
但斯坦因需要。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把这个程序带到英国去，包装成商品，卖给发行商——需要有一个答案。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哪怕这个答案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他也需要一个答案。因为在西方商业世界里，你不能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签合同。
Várszegi想了一会儿。他说，他不确定。这个程序是苏联人写的，但它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传到布达佩斯的——很可能是某个匈牙利研究员去莫斯科开会的时候拷贝了一份带回来的。匈牙利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之间有正式的合作协议，但那些协议覆盖的是联合研究项目，不是个人娱乐软件。这个程序不属于任何正式的合作框架。它只是一个在研究员之间流传的拷贝。斯坦因追问：如果匈牙利科学院想要处置这个程序——比如授权给一家西方公司——它有没有权力这么做？Várszegi说，这个问题需要问行政副主任。
他们去找了行政副主任。在路上，斯坦因已经在脑子里构建了一个粗略的商业模型。这个游戏的平台适应性极强——它不需要高分辨率图形，不需要大内存，不需要快速处理器。它可以运行在任何一台有键盘和显示器的机器上。这意味着它可以覆盖整个西方个人计算机市场：IBM PC、Apple II、Commodore 64、Amstrad、ZX Spectrum——所有这些平台上的用户都可以玩同一个游戏。而游戏本身的简单性意味着本地化成本几乎为零：不需要翻译，不需要文化适配，方块在布达佩斯怎么落，在伦敦和纽约就怎么落。斯坦因在走进行政副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评估一个“可能的商机”了。
匈牙利科学院不拥有它，因为程序不是匈牙利人写的，匈牙利科学院只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了一份拷贝。ELORG不知道它存在，也就谈不上拥有它。斯坦因不拥有它，因为他没有从真正的权利持有者那里获得授权——他甚至不知道真正的权利持有者是谁。
这就是“无主之作”的真实含义。它不是指这个程序没有作者——每个玩过它的人都知道，它背后有一个天才的设计者。它指的是，在1986年，这个程序没有一个能够在国际商业法律体系中主张权利的主体。
而这个真空，不仅仅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它同样是西方商业体系对东方智力产品缺乏认知和准备造成的。斯坦因不是强盗，他只是一个在一个没有规则的地带里做生意的人，而这个地带之所以没有规则，是因为两个世界各自的法律体系都不曾预见到一个苏联游戏会在西方卖出上亿份。1986年11月，斯坦因给莫斯科写了信。
信的内容很简短，用的是商务英语的礼貌措辞，大意是：我通过匈牙利科学院接触到了你们单位帕基特诺夫开发的程序，我已经获得了该程序的西方发行权，现在希望与你们确认后续合作的可能性。这封信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内部流转了数个星期，最终被送到了ELORG的办公室。ELORG的官员们读完了信，然后他们开始查自己的档案，试图搞清楚这个程序是否属于他们有权处置的资产范围。
他们没有立刻回复。他们需要时间来做一件他们在苏联外贸体系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为一个计算机游戏定价。
斯坦因在等待。Mirrorsoft和Spectrum HoloByte在开发。帕基特诺夫在莫斯科计算中心第六层的办公室里，偶尔会想起那张寄往布达佩斯的软盘，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调整一下方块下落的速度，然后把它调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