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章
灰色大楼里的三方盲棋
第8章 灰色大楼里的三方盲棋
红笔在页边画下最后一道线时，暖气片恰好敲了第三下。别利科夫合上斯坦因合同的俄文译稿，把笔搁在桌沿。笔滚了半圈，停在茶杯旁。
走廊传来均匀的苏联式脚步声——皮鞋底磨在磨损的地毯上，几乎无声。他对这栋楼里的脚步已很熟悉。外国人的脚步总是不同：美国人脚步重，像在确认地面存在；英国人脚步轻而快，带着不愿在走廊多待一秒的急促；日本人脚步最安静，但节奏均匀如节拍器量过。
门开了。斯克里普金腋下夹着俄英法律词典走进来，词典书脊开裂，用透明胶带粘着。他把词典放在办公桌一角，在别利科夫对面坐下。
“斯坦因到了，”斯克里普金说，“他在楼下登记。十点钟准时上来。”
别利科夫点点头，把斯坦因的档案推到他面前。“你再跟我说一遍，那份合同里最要命的那句话。”
斯克里普金没有翻档案。他已经把这句话背下来了。“‘Andromeda Software Ltd.获得俄罗斯方块计算机软件的全部权利。’全部权利，计算机软件，单数形式。没有平台列举，没有设备定义，没有版税条款。只有这一句话。”
“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软件。”
“掌上游戏机是计算机吗？”
斯克里普金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着镜片。这个动作别利科夫已经看了十年。“如果你问一个工程师，他会说掌上游戏机里面有一个处理器，有内存，有输入输出接口，所以它是一台计算机。如果你问一个律师，他会说，1986年双方签署合同时，计算机这个词在市场语境中指的是桌面设备——IBM PC、苹果II、康懋达64。没有人会把一台尚未发明的掌上游戏机称为计算机。如果你问一个法官，他会先看合同文本，然后看签署时的行业惯例，然后看双方的通信记录，然后他会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斯坦因在1986年就认为自己拥有掌上游戏机权利，为什么他在1988年要单独向任天堂出售NES权利？NES是一台家用主机。它比掌上游戏机更像计算机。如果他的合同已经涵盖了所有计算机，他为什么要把NES拿出来单独卖？”
别利科夫在便笺上写了一个词，然后把便笺翻过来，背面朝上。“所以他的合同漏洞不在于掌机，而在于他出售权利的方式本身。他每单独卖一次，就等于承认一次他的合同不涵盖他所卖的东西。”
“是的。”
“他卖了多少次？”
“据我们所知，至少六次。Mirrorsoft，欧洲家用计算机。Spectrum HoloByte，北美家用计算机。Atari Games，街机。任天堂，NES家用主机。Tengen，NES卡带。可能还有其他的。”
“每一次单独出售，都是他承认自己的原始合同有缺陷的证据。”
“在法律上，是的。”
别利科夫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莫斯科二月的灰色天空，云层低垂，像是压在楼顶上。对面那栋楼的浮雕——工人和农民昂首阔步的姿势，花岗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浮雕下面，一个穿灰色大衣的女人正在铲人行道上的冰，动作很慢，一铲一铲，像是跟冰有仇。
“三组人，”别利科夫说，没有转身，“斯坦因、麦克斯韦尔、罗杰斯。他们都要坐在我这间办公室里，都要告诉我他们拥有俄罗斯方块。但他们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斯坦因说他有所有计算机权利。麦克斯韦尔说他有家用计算机权利，从斯坦因手里买的。罗杰斯说他有NES权利，也是从斯坦因手里买的，但他现在怀疑斯坦因根本没有权利卖给他。”
“他们互相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他们知道对方的存在吗？”
“斯坦因知道麦克斯韦尔。麦克斯韦尔知道斯坦因。罗杰斯知道他们两个。但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什么。”
别利科夫转过身来。“我们掌握的信息比他们所有人都多。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所以这是一场盲棋。”
斯克里普金把眼镜重新戴上。他的沉默本身就是确认。
十点整。走廊里传来外国人的脚步声。
罗伯特·斯坦因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大衣上还带着莫斯科冬天的寒气。他个子不高，头发稀疏，额头很高，眼睛很小但目光移动得很快，从一个物件跳到另一个物件——办公桌、档案夹、墙上的列宁像、暖气片、斯克里普金的脸——像是在扫描一间他从未见过的房间，把每一个细节都存进脑子里。他手里提着一个棕色公文包，皮面磨得发亮，手柄上缠着一段黑色胶带。
别利科夫站起来握手。斯坦因的手掌干燥而有力，但指尖冰凉。
“别利科夫先生，很高兴终于见到您。”斯坦因的英语带着匈牙利口音的尾音，每个句子结尾都微微上扬，像是在提问。
“请坐。”别利科夫用俄语回答，由斯克里普金翻译。
斯坦因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开。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办公桌上那三份档案夹上。最上面那份的标签写着“Andromeda Software Ltd.”。他看到了自己的公司名字，但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斯坦因先生，”别利科夫开口，“您请求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您希望确认您对俄罗斯方块的现有权利。是这样吗？”
“是的。我拥有该游戏的西方权利，自1986年以来一直如此。我来莫斯科是为了确认这些权利，并讨论我们未来的合作。”
“您拥有哪些权利？”
“计算机软件的全部权利。所有平台。”
“包括哪些平台？”
斯坦因的右手食指在公文包上轻轻敲了一下。“个人计算机。IBM PC和兼容机。康懋达64。Amiga。雅达利ST。苹果II。麦金塔。所有家用计算机。”
“家用游戏主机呢？”
“包括在内。”
“掌上游戏机呢？”
敲击停止了。斯坦因的手指悬在公文包上方，然后慢慢放下来。“计算机的定义涵盖所有运行软件的设备。任天堂的家用主机是一台计算机。未来的掌上设备也是计算机。合同不需要枚举每一个平台。”
别利科夫等着斯克里普金翻译完，然后从档案夹里抽出那份合同的俄文译稿。他翻到被红笔标注的那一页，用指尖按在那个圈出的词上。
“斯坦因先生，您的合同在俄文翻译中使用了‘ПЭВМ’这个词——个人电子计算机。在苏联的贸易分类中，这个词特指桌面计算机。我们的法律顾问研究了1986年的贸易目录。家用游戏主机不在这个分类中。掌上游戏机不在这个分类中。因为它们在当时不存在于苏联市场，所以它们不可能被列入1986年的分类。”
斯坦因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他没有看那份档案，而是看着别利科夫的脸。“那是1986年的分类。合同是前瞻性的。它涵盖了所有未来的计算机化设备。”
“您的意思是，合同涵盖所有尚未发明的设备？”
“这是标准的商业条款。”
“那么，请您告诉我，如果合同涵盖所有尚未发明的设备，为什么您要单独向任天堂出售NES权利？”
斯坦因的手指在公文包上又敲了一下。这一次，节奏更快了。“这是商业惯例。为了明确权利范围，避免争议。”
“但您的合同不就已经明确了权利范围吗？‘全部权利’。‘所有平台’。如果NES是‘所有平台’中的一个，您的合同已经涵盖它。如果您的客户——任天堂——认为您的合同已经涵盖它，他们不会付钱给您。他们付钱给您，说明他们——或者您——认为合同没有涵盖它。不是吗？”
斯坦因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公文包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办公桌边上，手指按在搭扣上，但没有打开。他的手背上有一些细小的老年斑，皮肤很薄，青筋隐约可见。
“别利科夫先生，”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理解您的立场。但您需要理解我的立场。1986年，我在布达佩斯发现了这款游戏。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没有人愿意为它付钱。我付了钱。我承担了风险。我把这款游戏带到西方，我为它找到了出版商，我让它成为了一款畅销产品。如果我不做这些，俄罗斯方块永远不会离开苏联。它是我的发现。我的投资。我的权利。”
别利科夫听完了翻译，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他的手指很长，骨节突出，是指挥家的手指，或者是钢琴家的手指，但他的手从来没有碰过乐器，只碰过合同、档案和电话听筒。
“斯坦因先生，我不否认您的贡献。您是第一个看到俄罗斯方块商业价值的人。您在布达佩斯发现了它，您在伦敦为它找到了第一个出版商，您在拉斯维加斯把它推向了美国市场。没有您的努力，这款游戏可能永远不会离开苏联。这些都是事实。但事实也是，您付钱给匈牙利科学院，而匈牙利科学院并不拥有这款游戏。您付了不到一万英镑，然后在两年内创造了超过五十万美元的授权收入。您出售的权利超出了您拥有的权利。您把家用主机权利卖给了两家公司——Atari和任天堂。现在这两家公司正在互相起诉。诉讼正在进行中，而所有这些诉讼的根源，是您的合同。”
斯坦因站起来。他的动作不快，但很果断，像是已经决定了接下来要说什么。“别利科夫先生，我会在莫斯科再待几天。我希望我们能继续对话。我的合同是有效的。如果您不同意，那么我们需要讨论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互相指责。”
“解决方案多少钱？”
斯坦因顿了一下。“什么？”
“您说您要讨论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意味着您需要ELORG确认您的权利。这个确认值多少钱？您愿意为它付多少钱？”
斯坦因的手指在公文包搭扣上按了一下，但没有打开。“我需要在提出具体数字之前，先与我的律师商议。”
“当然。您有我的电话号码。请您在离开莫斯科之前，给我一个数字。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不是一个协议框架，不是一个合作意向。一个数字。一个ELORG可以拿到的数字。”
斯坦因点了点头，转身走向门口。他握住门把手的时候，别利科夫在后面说了一句。
“斯坦因先生，还有一件事。您知道吗？您从未向ELORG支付过任何费用。您从未向帕基特诺夫先生支付过任何费用。他至今不知道您在出售他的游戏。他在莫斯科的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月薪大约相当于五十美元。他写了一款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数十万份的软件，但他没有拿到一分钱。您知道他对此是怎么想的吗？”
斯坦因没有转身。他站在门口，手还握在门把手上，肩膀微微收紧。“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别利科夫说，“但我会问他的。”
斯坦因打开门，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逐渐远去，每一步都踩在磨损的地毯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斯克里普金等到门完全关上，摘下眼镜开始擦镜片。“他知道自己的合同有问题。但他不知道我们知道了多少。”
“他还会回来，”别利科夫说，“但他回来的时候，价格会不一样。他会给我一个数字。那个数字会比他的真实底线低很多，但比他今天的沉默高很多。他需要ELORG的确认，因为他知道，只要ELORG不签字，他的整个授权金字塔随时可能倒塌。每一个从他手里买过权利的公司都会起诉他。他会破产。”
“他的真实底线是多少？”
“我不知道。但他会告诉我的。他必须告诉我，因为如果他不说，麦克斯韦尔会说，或者罗杰斯会说。三个人中，总有一个先开口的人。”
当天下午，第二组访客抵达。
凯文·麦克斯韦尔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身后跟着两个人——一名律师，一名翻译。他本人不需要翻译，他的俄语足够应付一般对话，但他还是带了翻译。这不是语言需要，而是谈判策略：带翻译意味着你可以通过翻译来思考，通过翻译来拖延，通过翻译来假装你没有听懂对手的某个措辞。
凯文·麦克斯韦尔三十五岁，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剪裁精良的灰色西装，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绣着镜报集团的徽章。他的父亲罗伯特·麦克斯韦尔是英国最有权势的媒体大亨之一，也是少数几个在苏联高层拥有个人关系的西方商人。罗伯特·麦克斯韦尔认识勃列日涅夫，认识安德罗波夫，认识戈尔巴乔夫。他为苏联出版过俄文版科学期刊，在保加利亚投资过出版业，在东德有过生意。他的儿子凯文带着父亲的姓氏和父亲的人脉而来。他认为这就足够了。
“别利科夫先生，”凯文坐下来，把一只脚踝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姿态松弛，像是在自己的俱乐部里，“我代表镜报集团。我们旗下的Mirrorsoft公司拥有俄罗斯方块的欧洲家用计算机权利。我们两年来一直在销售这款游戏，非常成功。我们相信这款游戏还有更大的潜力——远大于家用计算机市场的潜力。我们愿意与ELORG建立直接合作关系，共同开发这个潜力。”
别利科夫点了点头，等待斯克里普金翻译。他没有打断凯文，因为他想听凯文把所有牌都摊在桌上。
“Mirrorsoft从哪里获得权利？”
“从Andromeda Software。罗伯特·斯坦因先生。我们在1987年签署了授权协议。”
“斯坦因先生拥有哪些权利？”
“他向Mirrorsoft授予了家用计算机权利，欧洲市场。”
“他有没有授予你们掌上游戏机权利？”
“没有。”
“他有没有授予你们家用游戏主机权利？”
“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在未来获得这些权利？”
凯文笑了笑，把腿换了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可以直接与ELORG合作。我们不需要通过斯坦因。这就是我来到莫斯科的原因。我父亲认识你们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他相信俄罗斯方块可以成为苏英贸易的典范。我们愿意向ELORG支付版税，按照实际销售量计算。这是一个公平的提议。”
别利科夫拿起一支铅笔，在便笺上写了一个数字，然后把它推到凯文面前。
“这是Mirrorsoft在过去两年里销售俄罗斯方块的估计销量。大约二十万份。按照你们的零售价，总收入大约是五百万英镑。版税——如果按照行业标准协议的百分之十计算——应该是五十万英镑。但你们没有向ELORG支付过任何版税。没有向帕基特诺夫先生支付过任何版税。你们付钱给斯坦因，斯坦因付钱给匈牙利科学院。钱没有进入苏联。所以您今天来，说要建立直接合作关系，要支付版税——但您在过去两年里没有主动支付过任何版税。”
凯文的笑容没有消失，但变得僵硬了一些。他的律师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签署的合同是有效的。我们支付了合同规定的费用。如果斯坦因没有权利出售这些权利，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您现在是和ELORG谈判。您希望我们承认您拥有某些权利，或者授予您新的权利。您用什么来交换？”
“钱。硬通货。英镑。”
“多少？”
“我们愿意支付一笔一次性费用，加上版税。一次性费用是十万英镑。作为对过去销售的补偿，以及未来合作的基础。”
别利科夫把铅笔放在桌上。十万英镑。Mirrorsoft在过去两年里从俄罗斯方块赚取了大约一百万英镑的利润。十万英镑是利润的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认真的报价，这是一个试探性的报价，目的是看ELORG的底价在哪里。
“麦克斯韦尔先生，您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商人。他了解苏联，也了解贸易。但您今天给我的报价，连您父亲都不会接受。您是在告诉我，您愿意为过去两年里未经授权使用苏联的知识产权支付十万英镑，同时要求我承认您有权在未来继续使用它。这不是谈判。这是通知。”
凯文的耳朵尖开始发红。这是愤怒的征兆，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的父亲教过他，在谈判桌上永远不要发脾气，因为发脾气意味着你输了。
“别利科夫先生，我尊重您的立场。但您也需要理解我的立场。我代表一家英国上市公司。我们有股东，有审计，有法律义务。我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支付大笔款项。我们与斯坦因的合同是有效的，至少在英国的法庭上是有效的。如果我们现在承认我们没有权利，我们的股东会起诉我们。我们的审计师会要求我们撤销过去两年的利润。如果我们向ELORG支付版税，我们等于是承认我们之前的销售是侵权销售。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
别利科夫听完了翻译。他注意到了凯文话里的一个新信息：侵权销售的法律风险。凯文不是在担心ELORG起诉他，他是在担心自己的股东起诉他。这意味着Mirrorsoft的处境比别利科夫原先估计的更脆弱。凯文需要ELORG的确认，不是因为他想确认，而是因为他必须确认。他需要一份来自苏联的官方文件，证明他的权利是有效的，这样他才能向股东和审计师交代。凯文需要这份文件，比ELORG需要他的钱更迫切。
“麦克斯韦尔先生，我理解您的处境。但您需要理解ELORG的处境。ELORG的唯一职责是代表苏联国家出售外贸商品。我们出售的是权利。如果权利不清晰，我们无法出售。如果权利清晰，价格必须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您告诉我您拥有家用计算机权利。但您也告诉我，您想要的远不止家用计算机权利。您想要掌机权利，想要主机权利，想要与ELORG建立独家合作关系。但您没有告诉我——您为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些权利，而不考虑其他竞标者？”
凯文的脚从膝盖上放下来，身体前倾。“其他竞标者？”
“斯坦因先生今天早上也在这间办公室里坐过。他声称拥有所有计算机软件权利。您声称拥有家用计算机权利。你们的说法互相矛盾。你们不能同时都是对的。但你们可以同时都是错的。”
“还有谁？”
“什么还有谁？”
“还有谁在竞标？”
别利科夫没有回答。他把蓝色文件夹合上，放在一边。
“麦克斯韦尔先生，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您今天给我的报价是十万英镑。我感谢您的诚意。但在我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需要了解更多信息。我需要知道斯坦因先生的合同是否有效。我需要知道其他竞标者的报价。我需要知道俄罗斯方块在西方市场的真实价值。在我了解这些信息之前，我不会承诺任何事。”
凯文站起来。他的随行人员也跟着站起来。律师把笔记本塞进公文包里，翻译还在犹豫要不要翻译别利科夫最后那句话，但凯文已经朝门口走了。在门口，他转过身来。
“别利科夫先生，我父亲在莫斯科有很多朋友。我希望我们的谈判能够友好地进行。我不希望这件事变成一场对抗。这对我们双方都不好。”
“我也不希望。但谈判不是对抗。谈判是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您的父亲是苏联的朋友，他会理解这一点。他会理解，朋友之间也要谈价格。”
凯文点了点头，走出办公室。三个人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节奏不齐，逐渐远去。
斯克里普金等到门完全关上才开口。“他没有给你一个真正的报价。”
“他给了。十万英镑。”
“那是侮辱，不是报价。”
“是试探。他想知道我是否会因为他的名字而给他一个折扣。他以为他父亲的姓氏值几百万英镑。”
“他还会回来吗？”
“会的。但不是他回来。他父亲会打电话。电话会打到莫斯科的某个办公室，某个人的办公桌上，那个人会打电话给我，问我俄罗斯方块是怎么回事。我会告诉他，这是一款电脑游戏，现在有三家外国公司想要它，报价最高的一家可以得到它。那个人会问多少钱。我会告诉他一个数字。他会告诉麦克斯韦尔。然后麦克斯韦尔会回来，带着一个更大的数字，但可能仍然不够大。”
“为什么？”
“因为麦克斯韦尔父子认为人脉可以替代报价。他们错了。在这个国家，人脉确实可以打开很多门，但这扇门不一样。这扇门里的东西，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价值。麦克斯韦尔不理解，斯坦因不理解，没有人理解。除了一个人。”
“亨克·罗杰斯。”
“他还没有来。但他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最后见他。他是我最后一张牌。”
第二天早上，别利科夫比平时早一个小时到达办公室。他让斯克里普金把斯坦因的合同从头到尾重新翻译了一遍，逐条分析，逐词界定。
斯克里普金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三个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斯坦因的合同里使用了一个俄文短语“программн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ля ПЭВМ”——用于个人电子计算机的软件。在1986年的苏联贸易术语中，“ПЭВМ”这个缩写特指IBM PC兼容机和EC-1840系列。家用游戏主机不属于这个分类，因为苏联没有家用游戏主机市场，也没有相应的贸易分类。掌上游戏机更不属于这个分类，因为1986年世界上还没有掌上游戏机市场。
第二个问题：合同的授权条款中使用了“право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使用权——而不是“право н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发行权。在苏联法律中，这两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使用权意味着被授权方可以运行软件。发行权意味着被授权方可以复制、销售和转授软件。斯坦因签署的合同授予的是“使用权”，但他实际行使的是发行权。他把软件复制了数百次，把复制品卖给了多家公司，把转授权卖给了更多人。他的行为超出了合同文本的字面含义。
第三个问题：合同没有约定版税。斯坦因支付了一笔固定费用，换取“无限制的使用权”。这意味着，如果他在签署合同之后赚了一百万美元，ELORG一分钱也拿不到。如果他在签署合同之后把权利卖给了六家公司，ELORG一分钱也拿不到。这笔固定费用据信不超过一万英镑，但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斯坦因拒绝披露。
“这份合同，”斯克里普金摘下眼镜，用袖子擦着额头，“不是一份认真起草的协议。它是一份临时文件，由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个非法律人员起草，目的是让斯坦因能够合法地把游戏带出匈牙利。起草它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俄罗斯方块会成为一个全球产品。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学术交流的形式。”
“斯坦因知道这一点吗？”
“他当然知道。他利用这一点。他利用了一个漏洞，然后把这个漏洞变成了一个帝国。他每卖一次权利，就离原始合同的文本更远一步。但他也知道，只要ELORG不挑战他，他的帝国就是安全的。他赌的是ELORG永远不会发现。”
“他赌错了。”
“是的。他赌错了。”
别利科夫把翻译件推到一边。“那么，他需要我们承认他的权利，比我们需要他承认我们的权利更迫切。因为如果ELORG不承认他的合同，他的整个授权金字塔就会倒塌。每一个从他手里买过权利的公司都会起诉他。他会破产。”
“所以他的出价，最终会是最高的。”
“也许会，也许不会。他可能没有足够的钱。麦克斯韦尔有更多的钱，但他不愿意付。斯坦因愿意付，但他没有钱。而罗杰斯——他代表任天堂。任天堂有三十五亿美元的市值。”
别利科夫在便笺上写了一个数字：35,000,000,000。他写完之后，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在旁边又写了一行字：我们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第三天，亨克·罗杰斯来了。
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没有穿大衣。他只穿了一件深色的粗呢外套，手里拿着一个尼龙公文包，拉链半开着，露出一叠彩色的印刷品。他个子不高，深色头发，五官棱角分明，有一种荷兰水手的粗粝感——他确实出生在荷兰，但说话的方式是纯美国式的，每个句子都短促有力，像是从嘴里发射出来的。他握手的时候，手掌很热，力道很重，但眼睛是笑着的。
“别利科夫先生，我是亨克·罗杰斯。防弹软件公司。我代表任天堂。”
别利科夫示意他坐下。罗杰斯把公文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那叠彩色印刷品，摊开在别利科夫面前。是Game Boy的销售预测图表。柱状图、饼状图、折线图，标注着英文和日文，印刷精美，色彩鲜艳。他看到了一个数字：五百万。第一年预测销量：五百万台。第二年：一千万台。第三年：一千五百万台。这些数字后面跟着一些更小的数字，按地区划分——日本、北美、欧洲——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套柱状图，每根柱子都指向天花板。
“这是什么？”别利科夫问，尽管他已经知道答案。
“这是Game Boy，”罗杰斯说，“任天堂的掌上游戏机。今年四月在日本上市，六月在北美上市。它会成为历史上最畅销的掌上游戏机。我们需要俄罗斯方块作为它的首发游戏。”
“为什么是俄罗斯方块？”
罗杰斯把身体前倾，双手按在那些图表上。他的手指粗短，指甲剪得很短。
“因为它是完美的。它不需要彩色屏幕。Game Boy的屏幕是黑白的，四色灰阶。俄罗斯方块不需要颜色。它不需要复杂的按钮。它有一个十字键和两个按钮。俄罗斯方块只需要一个方向键和一个旋转键。它不需要语言。它不需要文化背景。一个六岁的日本孩子和一个六十岁的美国老人可以同时玩这个游戏，而且他们都能理解它。它就像一个数学公式——它要么有效，要么无效。它有效。”
罗杰斯说话的速度很快，但不是在背诵。他的眼睛始终看着别利科夫的眼睛，而不是看着图表。他的手在图表上移动，指着那些数字，但他的注意力不在数字上，而在别利科夫的反应上。
“任天堂愿意付多少钱？”别利科夫问。
“版税。每卖出一份游戏，ELORG获得一定比例的收入。这是持续的收入，不是一次性付款。如果Game Boy卖得和我们的预测一样好，ELORG在五年内将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外汇收入。而且不是一次性收入，是每年都在增长的收入。”
“你们愿意付给斯坦因吗？”
罗杰斯的手停在图表上。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不。任天堂已经付过斯坦因了。我们付了五十万美元，获得了NES家用主机权利。但我们发现，斯坦因可能没有权利出售这些权利。我们正在和Atari打官司。Atari也从斯坦因手里买了NES权利。他们现在正在卖一款叫Tengen的俄罗斯方块卡带，没有经过任天堂的授权。我们起诉了他们。他们反诉我们。我们可能会赢，也可能会输。但不管输赢，我们都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们不希望Game Boy陷入同样的法律纠纷。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直接和ELORG谈判。我们想要获得掌机权利——直接从苏联获得，而不是通过斯坦因。”
“斯坦因说他的合同已经涵盖了掌机权利。”
“斯坦因的合同是1986年签署的。那时候还没有掌机市场。他的合同里写的是‘计算机软件’。Game Boy不是计算机。它是一台掌上游戏机。如果你把一台Game Boy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会说这是一台计算机。如果你把一份1986年的合同拿到法庭上，法官会问：1986年，当双方签署这份合同时，他们认为‘计算机’是什么意思？他们会看字典。他们会看当时的市场。他们会看双方的实际意图。没有证据表明1986年任何人认为‘计算机’包括尚未发明的掌上游戏机。”
这番话和斯克里普金两天前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别利科夫看了斯克里普金一眼。斯克里普金正在笔记本上记录，但别利科夫注意到他写的不再是法律分析，而是罗杰斯说话时的措辞。他在记录一个西方商人如何用苏联法律顾问的逻辑来论证自己的立场。
“罗杰斯先生，”别利科夫说，“您来到这里，告诉我斯坦因的合同无效。但您不也向斯坦因购买过权利吗？您付给他五十万美元，用来购买您认为他可能没有的权利。这不是很矛盾吗？”
“是的。这是一个错误。我承认这个错误。我信任斯坦因。我以为他拥有他声称拥有的权利。但后来我发现，他的合同有问题。他的合同是从匈牙利科学院拿到的，而匈牙利科学院不拥有俄罗斯方块。所以斯坦因的合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如果他的合同是无效的，那么他从合同里衍生出来的所有权利也都是无效的——包括他卖给Mirrorsoft的权利，他卖给Spectrum HoloByte的权利，他卖给Atari的权利，他卖给任天堂的权利。如果他的合同是无效的，那么整个西方市场都是在侵权销售。每一家公司都在卖一款他们并不拥有的游戏。”
罗杰斯停顿了一下。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别利科夫没有给他倒茶，杯子是空的——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别利科夫先生，我来到莫斯科，是因为我意识到了一件事。ELORG拥有俄罗斯方块。不是匈牙利科学院，不是斯坦因，不是麦克斯韦尔。是你。你拥有它。你坐在这个房间里，拥有一款全世界最畅销的游戏，而你还没有从中赚到一分钱。我可以改变这一点。”
“你怎么改变？”
罗杰斯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这是一份合同草案，用英文和日文写成，封面上印着任天堂的红色标志。他把合同放在那些销售预测图表的上面。
“这是我们的提议。任天堂获得俄罗斯方块的掌上游戏机全球独家权利。ELORG获得每份游戏销售的版税。版税率是保密的，但比行业标准高出不少。我们还会支付一笔预付款，金额是——”
他在纸上写了一个数字，推到别利科夫面前。
别利科夫低头看了一眼。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这个数字比斯坦因在过去两年里从所有授权中赚到的钱加起来还要多。比麦克斯韦尔那十万英镑多出两个数量级。而且这只是预付款。版税会持续产生收入，只要Game Boy还在卖。而根据罗杰斯摊在桌上的那些图表，Game Boy会卖很多年。
别利科夫把合同草案拿起来，翻了几页。他看不懂日文部分，但英文部分很清楚。条款明确，权利范围清晰，版税计算公式完整，违约条款明确，仲裁地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这不是一份临时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份可以签署的正式合同。它比斯坦因那份三页纸的模糊协议长了十倍，每一条都像是被律师反复打磨过。
“我需要时间审查这份文件，”别利科夫说，“我的法律顾问需要研究每一个条款。这不是一个可以在一天之内做出的决定。”
“当然。我有时间。我会在莫斯科待到下周。但别利科夫先生，我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不是作为谈判筹码，而是作为事实。”
“什么？”
“麦克斯韦尔和斯坦因也在莫斯科。我知道他们都在和你谈判。他们中的一个人——我不确定是谁——可能会试图利用政治压力来影响你的决定。麦克斯韦尔的父亲认识戈尔巴乔夫。他的电话可能已经打到克里姆林宫了。斯坦因可能会告诉你，他拥有优先权，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这款游戏的人。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各种事情。但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我不认识任何苏联领导人。我的公司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我父亲没有在莫斯科出版过任何东西。我唯一的筹码是任天堂的报价，以及我对你诚实。”
罗杰斯说这话的时候，手放在桌上，掌心朝下，像是把所有的牌都摊开了。
别利科夫看着罗杰斯。这个在荷兰出生、在美国长大、在日本做过生意的男人，他说自己唯一的筹码是诚实。但别利科夫知道，他的筹码远远不止诚实。他的筹码是任天堂的三十五亿美元市值，是Game Boy五百万台的首年销量预测，是一份比斯坦因和麦克斯韦尔加起来还要好的报价。他不需要人脉，因为他的报价已经足够响亮，不需要任何人的电话来为它背书。
但更重要的是，罗杰斯做了一件前两组买家都没有做的事。他先解释了为什么其他人的权利主张是无效的，然后才提出自己的报价。他给了别利科夫一个法律武器，可以用来对抗斯坦因和麦克斯韦尔。他不是在恳求别利科夫承认他的权利，而是帮助别利科夫建立自己的权利——然后请求别利科夫把这些权利卖给他。
这是完全不同的谈判策略。斯坦因说：我拥有权利，请确认。他的姿态是索取者。麦克斯韦尔说：我有关系和钱，请合作。他的姿态是施舍者。罗杰斯说：你拥有权利，我现在要买它们。他的姿态是买家。一个真正的买家，带着真金白银和一份可以立刻签字的合同。
前两个人都在要求别利科夫放弃什么。罗杰斯在要求别利科夫行使什么。前两个人都在告诉别利科夫他应该做什么。罗杰斯在告诉别利科夫他可以做什么。这是谈判中最根本的差异：一方在索取，一方在购买。而别利科夫在苏联外贸系统里工作了二十年，他太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
别利科夫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罗杰斯面前。两个人身高差不多。别利科夫伸出手。
“罗杰斯先生，我会认真研究您的提议。请给我三天时间。我需要和我的法律顾问逐条审阅这份合同。我需要和我的上级讨论报价。三天之后，我会给您一个答复。”
罗杰斯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三天。我住在国际旅行社饭店。如果你需要我，我随时可以来。任何时候。白天或晚上。”
他转身走出办公室，脚步声轻快，和斯坦因的迟疑、麦克斯韦尔的沉重形成了鲜明对比。
门关上了。别利科夫回到办公桌后，把三份档案并排放在面前。左边是斯坦因的档案，标签上写着“Andromeda Software Ltd.”，里面是一份三页纸的模糊合同，漏洞百出。中间是麦克斯韦尔的档案，标签上写着“Mirrorsoft/Maxwell”，里面是一份十万英镑的试探性报价，裹在礼貌和威胁之间。右边是罗杰斯的档案，标签上还是空白的——他刚刚才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还没来得及写标签——里面是一份正式的合同草案，一份销售预测图表，和一个足以让斯坦因和麦克斯韦尔加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数字。
三个人，三套说法，三组报价。斯坦因说他的合同涵盖所有平台，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要单独出售NES权利。他的合同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网，但他需要ELORG把这张网变成一张毯子。麦克斯韦尔说他有关系和钱，但他的报价是十万英镑，而他的公司已经赚了五百万。他的关系值多少钱，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电话会不会打过来。罗杰斯说斯坦因的合同无效，任天堂愿意直接与ELORG签约。他带来了合同草案和预付款。他不需要关系，因为他的报价本身就是最好的关系。
三套矛盾的说法，在别利科夫的办公桌上，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斯坦因在1986年拿到了一份有缺陷的合同。他利用这份合同在西方建立了一个授权金字塔。
但金字塔的地基是沙子。他需要ELORG的确认来把沙子换成石头。没有这个确认，他的金字塔会倒塌。
麦克斯韦尔在斯坦因的金字塔里买了一个房间。他赚了钱，但他知道自己的产权可能有问题。他需要ELORG的确认来保护自己免受股东诉讼。他愿意付钱，但他不知道应该付多少，因为他不知道ELORG知道多少。
罗杰斯看穿了斯坦因的金字塔。他决定绕过它，直接与ELORG建立新的地基。他带来了一个比斯坦因和麦克斯韦尔加起来还要好的报价，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ELORG需要的不是一次性费用，而是一个可持续的外汇收入来源。
苏联需要外汇，但不是一次性外汇，而是持续的、增长的、可预测的外汇流。罗杰斯理解这一点，因为他在日本做过生意，在夏威夷卖过游戏，在拉斯维加斯见过俄罗斯方块的第一次公开展示。他知道游戏行业的钱不是从一个口袋里掏出来的，而是从几百万个口袋里一点一点流出来的。版税就是那个流。而任天堂的Game Boy，就是那个可以把这个流持续十年的水龙头。
别利科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斯克里普金，请到我办公室来。我们需要起草一份新的合同。不是给斯坦因的，不是给麦克斯韦尔的。是给任天堂的。但在起草之前，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给斯坦因打电话。告诉他，ELORG已经收到了另一份报价，比他迄今提供的任何报价都要高得多。如果他想要掌机权利，他需要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给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数字。否则，掌机权利将属于别人。”
“然后呢？”
“然后给麦克斯韦尔打电话。告诉他同样的话。”
“你是在让他们互相竞价。”
“不。我不需要他们互相竞价。任天堂的报价已经足够高了。我只需要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唯一的竞标者。他们需要知道，ELORG有选择。他们需要知道，他们不是在和ELORG谈判，而是在和彼此谈判。我只需要把罗杰斯的报价放在桌上，然后等着看谁会先开口。”
斯克里普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你信任罗杰斯吗？”
“我不需要信任他。我只需要他的报价。他的报价是真实的。他的合同是真实的。他背后的任天堂是真实的。信任是谈判结束后的事情。谈判期间，只有利益。”
别利科夫放下电话。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细小的雪花落在灰色大楼的窗台上，落在对面浮雕的花岗岩肩膀上，落在巷子里那个铲冰的女人留下的脚印上。暖气片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敲击，这一次节奏更慢，像是有人在用指节轻轻叩门。
他把三份档案重新叠好，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用钥匙锁上。然后他拿起那张便笺，上面写着最后一行字，字迹用力很重，透过了纸面。他写的是：掌机权利——我们拥有它。他们想要它。价格由我们定。
他把便笺撕下来，折成两半，塞进西装内袋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莫斯科灰色的天空，等待电话铃响起。窗外，涅格林纳亚街的早晨刚开始有车流声。别利科夫的办公室在四楼，窗户正对着街对面一栋斯大林式建筑剥落出大片的灰色砖体。他在这间办公室坐了十二年，经手过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电子元件的合同，处理过从芬兰进口计算机设备的交易，但从来没有在一份合同上投入过这么多时间。他合上草案，把它放进一个薄薄的纸板文件夹，然后拿起电话听筒。第一个电话打给斯坦因。斯坦因在伦敦的办公室里接起电话时，桌上摊着三份不同版本的合同草稿。他两天没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