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上的国家签名

第9章　合同上的国家签名

别利科夫从保险柜里取出那份俄语合同草案的时候，台灯的光刚好照在首页的橡皮图章上。图章是蓝色的，印着“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的全称，油墨有点晕开，沾到了下一页的边角。他把草案摊在桌上，用拇指一页页捻开，检查条款顺序。三页纸，一个附件。他已经在脑子里把这几个条款过了无数遍，但现在他要再看一遍，确保每一个逗号都在正确的位置上。

窗外，涅格林纳亚街的早晨刚开始有车流声。别利科夫的办公室在四楼，窗户正对着街对面一栋更老的建筑，墙面剥落出大片的灰色砖体。他在这间办公室坐了十二年，经手过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电子元件的合同，处理过从芬兰进口计算机设备的交易，但从来没有在一份合同上投入过这么多时间。

他合上草案，把它放进一个薄薄的纸板文件夹，然后拿起电话听筒。第一个电话打给斯坦因。斯坦因在伦敦的办公室里接起电话时，桌上摊着三份不同版本的合同草稿。他两天没睡好。

别利科夫四十八小时前的最后通牒像一颗钉子扎在他脑子里——ELORG收到了另一份报价，比他迄今提供的任何报价都要高得多。斯坦因不知道那是谁，但他猜得到。拉斯维加斯CES上那个日本卡带，那个叫罗杰斯的荷兰人，还有任天堂。他猜得到，但他没有证据。他只知道，如果他不在这通电话里给出一个足够有分量的数字，他将永远失去掌机权利。

别利科夫没有寒暄，直接告诉斯坦因，他需要在当天下午六点之前收到最终报价，书面形式，通过电传。如果斯坦因需要更详细的权利范围说明，他可以提供——掌机权利的定义，ELORG将采用苏联法律对“便携式电子游戏设备”的标准表述。

斯坦因追问这句话的含义。别利科夫解释得很清楚：这个定义不包括家用游戏机，不包括个人电脑，不包括街机主板。只包括你可以拿在手里玩的设备。如果斯坦因对这个定义有异议，现在可以提出来。

斯坦因没有提出异议。他意识到，别利科夫正在做一件他从未在苏联官员身上见过的事——精确地定义合同标的。

在斯坦因1986年与帕基特诺夫签署的那份协议里，权利范围是模糊的，“计算机游戏权利”“家用游戏机权利”这些术语在苏联法律里没有对应概念，斯坦因曾经利用过这种模糊性。但现在，别利科夫正在用一套苏联法律术语体系重新框定整个讨论。

斯坦因说他需要确认已有权利不会受到影响。别利科夫的回答没有承诺什么，只是说他们会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请斯坦因先把报价发过来。

第二个电话打给凯文·麦克斯韦尔。凯文接电话时，他的父亲罗伯特·麦克斯韦尔坐在同一间办公室的皮沙发上。老麦克斯韦尔刚刚从纽约回来，正在处理收购麦克米伦出版社的最后细节。俄罗斯方块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小项目，但儿子坚持认为Game Boy的捆绑游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老麦克斯韦尔同意让儿子继续推进，条件是不要出价太高。

凯文在电话里提出了镜报集团的报价：十五万美元，一次性买断全球掌机权利。别利科夫的回应是一个问题——麦克斯韦尔先生，你确定你拥有全球权利吗？

据ELORG所知，斯坦因从来没有从ELORG获得过掌机权利，他怎么能转授给你？电话那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凯文用手指捂住了话筒，两个低沉的声音在快速交谈。老麦克斯韦尔在说话。凯文回到线上，说可以从ELORG直接获得掌机权利，十五万美元。

别利科夫告诉他，今天下午ELORG将收到另一方的报价，对方提出的版税率将远远超过十五万美元买断所能产生的收益。如果镜报集团坚持买断，需要提高数字。如果愿意接受版税结构，可以继续谈。凯文问另一方是谁，别利科夫拒绝透露，只说对方有制造掌上游戏机的经验。

最后，别利科夫给了同样的截止时间：下午六点之前，电传最终报价。挂断电话后，别利科夫拧开一瓶“博尔若米”矿泉水，倒了一杯。然后从书柜里取出ELORG法律顾问起草的那份合同草案，在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写下一行字：“掌机——定义见附件。”

这个定义附件，是整份合同的法律核心。斯坦因1986年协议的漏洞，根源在于术语的不可翻译性。当斯坦因在布达佩斯让帕基特诺夫签署那份授权书时，文件是用英语写的，但帕基特诺夫的英语只能勉强阅读技术文档。合同里出现了“computer”“home computer”“arcade”“handheld”等词，但每一个词在苏联法律体系里都没有精确对应。“计算机”在苏联分类里包括“个人电子计算机”和“通用电子计算机”，前者是Electronika 60这类设备，后者是ES系列大型机。“家用游戏机”在苏联几乎没有市场，因此没有标准法律表述。“掌机”根本不存在——苏联不生产掌上游戏机。斯坦因利用了这种模糊性。他在协议里写的是“any computer system”，然后自行解释这个词组涵盖了所有平台。

但ELORG在1988年秋天开始审查这些合同时，法律顾问指出了致命问题：如果“计算机系统”在苏联法律里只包括经苏联国家标准委员会认证的设备类别，那么斯坦因的协议从一开始就没有覆盖任何西方平台——因为西方的游戏机从未在苏联获得过设备认证。这是一个法律陷阱，斯坦因掉了进去，却浑然不觉。

现在，别利科夫要确保新合同不再有模糊地带。他让法律顾问起草了一份术语定义附件，用俄语精确描述了“便携式电子游戏设备”的技术特征：自带显示屏幕、自带电源、体积小于特定尺寸、重量小于特定重量、通过插入式卡带加载游戏程序。这个定义在苏联法律框架里有了清晰的落脚点——它属于“便携式电子设备”类别，受苏联国家标准体系的约束。而在国际版权公约的框架里，这个定义覆盖了任天堂Game Boy，也覆盖了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掌上游戏机。

十点半，别利科夫去了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局，全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版权局”，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一栋灰色大楼里。

别利科夫被引进一间铺着绿色呢绒桌布的会议室，接待他的是版权局的一位中年女官员，面前摊着ELORG提交的合同预审申请。女官员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游戏的作者是谁。别利科夫回答，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的研究员。女官员追问作者是否签署了权利转让文件。别利科夫说已经签署，根据苏联发明法，职务作品的作者权属于雇佣单位，计算中心将权利转让给了ELORG，文件在档案里。

第二个问题，转让的权利范围。别利科夫回答，掌上游戏机版本的发行权和复制权，不包括家用游戏机、个人电脑和街机，只包括便携式设备。

第三个问题，以什么货币收取版税，版税比例是多少。别利科夫说，美元，版税比例尚未最终确定，但预计在每份售价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之间，所有美元收入将通过苏联外贸银行结算。

女官员抬起头，看了别利科夫一眼，说了一句在1989年2月的莫斯科不同寻常的话：数额不小，你们需要确保合同里有明确的审计条款，否则对方可能低报销量。别利科夫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他后来在合同审计条款里加了一句话：任天堂每季度提供一次销售报告，ELORG有权在合理通知下委托第三方审计销售数据。女官员在申请表上盖了章。预审通过。签署后的合同，需在三日内送交版权局备案。

别利科夫走出国家版权局大楼时，莫斯科下起了小雪。他站在台阶上，看雪花落在涅格林纳亚街的黑色沥青上，迅速融化。

他想起帕基特诺夫。帕基特诺夫此刻正在计算中心的第六层，坐在他的Electronika 60前面，编写一个新的程序。他完全不知道ELORG的办公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他签署过那份作者权利转让文件——那是1988年秋天，别利科夫派人送到计算中心的一张表格，帕基特诺夫看了一眼，签了字，交还给来人。他没有任何犹豫，因为他没有犹豫的理由。在苏联，职务作品的权利属于国家，这是常识。

别利科夫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在他的认知里，帕基特诺夫是游戏的作者，但作者权是一回事，版权是另一回事。作者权意味着帕基特诺夫的名字将永远与俄罗斯方块连在一起。

版权意味着ELORG有权出售复制和发行的许可。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在苏联体制里从来不会混淆。别利科夫现在要做的是后一件事。至于帕基特诺夫个人应该得到什么，那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也不在ELORG的章程里。

但别利科夫还是做了一件事。他在起草合同时，坚持在合同里加了一句话：“游戏的作者是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这句话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影响任何条款，不产生任何支付义务。它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别利科夫后来解释说，他加这句话是出于对作者的基本尊重。在苏联体制里，这种尊重不需要花一分钱，也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但他做了。

下午两点，罗杰斯准时到达ELORG的办公室。他带来了一份三页的报价书，英文和日文各一份。陪同他的是任天堂派来的律师霍华德·林肯，一个瘦高个，戴金丝眼镜，说话声音低沉而精确。林肯此前处理过任天堂与雅达利的版权诉讼，熟悉美国版权法的每一个细节，但对苏联法律几乎一无所知。

他来莫斯科之前，花了一个周末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查阅苏联版权法的英文资料，结果只找到寥寥几页概述。他意识到，他即将进入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法律领域。

林肯在开场白中试图确认苏联是否承认伯尔尼公约。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苏联直到1973年才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但从未加入伯尔尼公约。这意味着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版权保护，只能通过《世界版权公约》的框架来执行，而《世界版权公约》的保护力度远不如伯尔尼公约。

但别利科夫通过翻译的回应绕开了这个法律问题，直接建议讨论合同条款。他拿出俄语合同草案，一式三份，分别放在罗杰斯、林肯和翻译面前。翻译开始逐条口译。

第一条：定义。当翻译念到“便携式电子游戏设备”的定义时，林肯打断了她。他问这个定义是否包括Game Boy的后续机型。别利科夫说包括，只要它符合这些技术特征——自带屏幕、自带电源、通过卡带加载游戏。林肯追问，如果任天堂未来推出一种没有物理卡带的掌机，游戏通过内置存储加载呢。

这个问题超出了别利科夫的预期，但他没有慌张。他回答，那样的话可能需要重新谈判，但目前这份合同覆盖的是卡带式便携设备，如果技术发生变化，可以在补充协议里处理。林肯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第二条：授权范围。ELORG授予任天堂在除日本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将俄罗斯方块发行于便携式电子游戏设备的独占权利。日本地区的掌机权利，任天堂已经通过罗杰斯的防弹软件公司获得。

第三条：版税。这是整个谈判的核心。罗杰斯的报价是：每份游戏卡带售价的百分之十，作为版税支付给ELORG。按照Game Boy游戏卡带在美国的预期售价二十五美元计算，每卖出一份，ELORG将获得二点五美元。如果Game Boy的销量达到一百万台——任天堂的保守预期——ELORG将获得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惊人的。1988年，苏联全部软件出口的外汇收入，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万美元。

但别利科夫没有立刻答应。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版税的计算基础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

罗杰斯回答，批发价，也就是任天堂向零售商发货的价格，这是行业惯例。第二，如果任天堂将游戏与其他软件捆绑销售，版税如何计算。

这个问题让林肯微微皱眉。他意识到别利科夫在预判任天堂可能采取的商业策略——Game Boy的首发捆绑本质上就是一种捆绑销售。如果任天堂把俄罗斯方块与Game Boy硬件捆绑，按硬件价格计算版税，ELORG将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收入。但任天堂不会这么做。

林肯提议，在捆绑销售的情况下，按单独销售该游戏时的批发价计算版税，并建议将假设批发价定为十五美元，写在合同里。这意味着每卖出一份捆绑版俄罗斯方块，ELORG将获得一点五美元。如果Game Boy捆绑销售达到一千万份——这是罗杰斯私下预测的数字——ELORG将获得一千五百万美元。

别利科夫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几秒。他需要做出判断。他无法独立验证这些数字是否合理，因为他没有市场数据。但他有另一个参照系：斯坦因和麦克斯韦尔的报价。

斯坦因提出的买断价是十万美元，麦克斯韦尔是十五万美元。而任天堂的版税方案，如果销量达到预期，将产生数十倍于买断价的收入。

别利科夫还了一个价：十二美元，不是十五美元。这意味着每份版税降到一点二美元，但仍然是可观的数字。而且这只是一个假设价格，与实际市场售价无关。罗杰斯和林肯交换了一个眼神，同意了，但要求在合同里明确，这个假设价格只用于计算捆绑销售时的版税，单独销售时按实际批发价计算。别利科夫同意。

第四条：支付方式与货币。版税以美元支付，每季度结算一次，通过苏联外贸银行纽约分行转入ELORG的账户。

这一条，别利科夫坚持了很长时间。苏联外贸银行在纽约的分行受到美国对苏联金融制裁的限制，但并非完全冻结。别利科夫要求任天堂确保支付不受制裁影响，林肯同意在合同里加入一项条款：如果因制裁导致支付受阻，任天堂有义务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完成支付，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第三方银行中转。林肯知道这不是一个金融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任天堂需要这份合同，苏联方面需要确保收到钱。双方都有足够的动力解决支付障碍。

第五条：审计与监督。任天堂每季度提供销售报告，ELORG有权在提前三十天通知的情况下，委托第三方审计任天堂的销售数据。审计费用由ELORG承担，除非审计发现实际销售数据与报告数据差异超过百分之五——在这种情况下，审计费用由任天堂承担。

林肯没有反对，他知道审计条款是国际版权贸易的标配，任天堂的销售数据在日本是公开的，不存在隐瞒问题。但他加了一句话：审计第三方必须是国际公认的会计师事务所，且审计范围仅限于与俄罗斯方块相关的销售数据。别利科夫同意。

第六条：合同期限。授权期限为十年，自签署之日起计算。期满后，如果任天堂没有重大违约，可自动续期五年。

罗杰斯希望期限更长——十五年到二十年，理由是任天堂需要长期稳定的权利来规划生产和市场推广。但别利科夫坚持十年。理由更根本：苏联法律不允许版权合同期限超过十年。这不是他能改变的。林肯接受了这个解释。

他知道，在苏联体制里，法律的刚性边界比任何商业逻辑都更硬。第七条：争议解决。这一条，双方花了最长时间。林肯提议，争议由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适用瑞典法律。这是国际版权贸易的常见做法——瑞典是中立国，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在国际商事仲裁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别利科夫拒绝了。他提出，争议由莫斯科工商会仲裁院仲裁，适用苏联法律。他的理由是，合同的签署地在莫斯科，合同语言是俄语，合同标的是苏联的版权。在苏联法律框架里，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林肯不能接受。他解释说，任天堂的董事会和银行不会同意让莫斯科的仲裁机构裁决涉及日本公司的争议。这不是不信任苏联法律，而是实务上的障碍——如果裁决结果要在日本或美国执行，莫斯科仲裁院的裁决书可能不被当地法院承认。双方僵持了将近一个小时。

最后，翻译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争议由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但仲裁庭在解释合同条款时，应同时参考苏联法律和国际版权公约。

合同语言以俄语版本为准，但英文和日文版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出现歧义，以俄语版本为准。别利科夫在这个方案上琢磨了很久。他要求把“参考苏联法律”改为“适用苏联法律”，但林肯不同意。

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妥协：仲裁庭在裁决时应“首先考虑苏联法律对合同标的的规定，同时考虑国际版权公约的相关条款”。这句话在法律上留出了足够的解释空间，让双方都能向各自的上司交代。

第八条：签署与生效。合同在莫斯科签署，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签署方为ELORG和任天堂株式会社。合同一式三份，俄语、英语、日语各一份，三方各执一份。

别利科夫在最后一刻加了一条：合同签署后，任天堂应在三十日内支付第一笔版税预付款，金额为十万美元。这笔预付款将从未来版税中抵扣。罗杰斯同意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要求——十万美元对任天堂来说微不足道，但它确保了合同在签署后立即进入执行状态，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下午五点半，合同草案的逐条讨论结束。

林肯把修改后的英文版本打印出来，罗杰斯核对数字，翻译核对俄语版本的一致性。别利科夫从抽屉里取出定义附件，附在俄语版本后面，然后让法律顾问逐字检查了俄语文本的每一个条款。五个人在场——别利科夫、罗杰斯、林肯、翻译，以及ELORG的法律顾问。这是别利科夫要求的。他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合同细节。麦克斯韦尔和斯坦因还在莫斯科，他们都住在乌克兰饭店，都在等待消息。六点，斯坦因的电传到了。他提出了最终报价：十二万美元买断掌机权利，外加每份游戏售价百分之五的版税。版税率低于任天堂，但买断价高于之前的报价。电传的最后一行写着：“请确认我已有的权利不受影响。我需要一份书面确认。”

别利科夫把电传放在桌上，让罗杰斯看了。罗杰斯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他意识到，如果别利科夫选择同时接受斯坦因的买断价和任天堂的版税方案，ELORG可以获得最大的短期收益——十二万美元的现金，加上任天堂的版税收入。但那样的话，权利冲突将不可避免。斯坦因也会声称拥有掌机权利，而任天堂的独占条款将变得毫无意义。罗杰斯说，任天堂的报价是独占性的，如果同时授权给斯坦因，他们的合同无法执行。

别利科夫没有立即回答。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斯坦因在乌克兰饭店的房间。他告诉斯坦因，报价收到了，但有一个问题：斯坦因声称已经拥有某些权利，但ELORG无法确认这些权利的存在。

他要求斯坦因在当晚八点之前提供1986年协议的原始签署版本以及帕基特诺夫签署授权的原件。如果无法提供，ELORG就不能继续讨论已有权利问题。斯坦因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他知道自己无法提供原件——原件在布达佩斯的某个抽屉里，或者已经丢失了。

他当时只让帕基特诺夫签了一份英语文件，没有俄语版本，没有公证，没有ELORG的盖章。他现在才意识到，那份文件在苏联法律框架里，可能从头就是一张废纸。斯坦因说他需要时间。别利科夫说，你没有时间。今晚八点之前，如果无法提供原件，ELORG将认为你对掌机权利没有任何优先权。他挂断电话，然后转向罗杰斯。“我们继续。”

六点半，麦克斯韦尔的电传也到了。凯文·麦克斯韦尔提出了新报价：二十万美元买断，无版税。电传的措辞很强硬，强调镜报集团已经通过斯坦因获得了俄罗斯方块的权利，不接受ELORG的单方面质疑。电传最后警告说，如果ELORG将权利授予第三方，镜报集团将采取法律行动。别利科夫把电传递给林肯。“林肯先生，你是律师。你怎么看？”

林肯读了一遍，然后说，如果麦克斯韦尔的权利来源于斯坦因，而斯坦因的权利来源于一份有瑕疵的协议，那么麦克斯韦尔的权利链条同样是脆弱的。在国际版权法里，你不能转让你不拥有的东西。如果斯坦因从未合法获得掌机权利，他转授给麦克斯韦尔的权利也是无效的。

别利科夫点了点头。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麦克斯韦尔在乌克兰饭店的房间。他告诉凯文·麦克斯韦尔，电传收到了，但ELORG无法确认他声称拥有的权利。如果有书面证据证明从斯坦因那里合法获得了掌机权利，请提供。否则，ELORG没有理由因为他的警告而推迟与另一方的合同签署。

凯文·麦克斯韦尔的声音变得急促。他说斯坦因的协议是有效的，镜报集团已经为俄罗斯方块投入了大量资金，已经在家用电脑和游戏机版本上赚到了钱，他们不会放弃掌机权利。

别利科夫听他说完，然后说了一句：麦克斯韦尔先生，建议你咨询你的律师。如果你的律师认为你的权利主张有法律依据，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如果你的律师不能说服我，那就没有意义。他挂断电话。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罗杰斯和林肯都没想到的事：他拿起笔，在合同草案的最后一页签了字。别利科夫说，他现在签，因为他相信任天堂的报价是最好的。但他要求罗杰斯和林肯明白一件事：这份合同签署后，任天堂将对ELORG负有合同义务。如果任天堂违约，ELORG将在国际仲裁中追究责任。如果斯坦因或麦克斯韦尔起诉任天堂，任天堂需要自己应对。ELORG不会替任天堂辩护。

林肯说，他们理解。罗杰斯接过笔，在英文版本上签了字。林肯在日文版本上签了字。别利科夫在三份版本上都签了字。法律顾问在三份版本上盖了ELORG的公章。翻译在每一份上注明了签署日期：1989年2月22日。

然后，别利科夫打开“博尔若米”矿泉水瓶，为每个人倒了一杯。五个人在别利科夫的办公室里，举起玻璃杯，碰了一下。没有香槟，没有闪光灯，没有记者。只有涅格林纳亚街上的汽车声，以及暖气片发出的咣当声。罗杰斯把合同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放进他的公文包。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后来在采访中说，他当时的感觉是不真实——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追逐这个方块，从拉斯维加斯到东京到莫斯科，现在终于把它握在手里了。但他同时也知道，这张纸只是一份法律文件，不是护身符。麦克斯韦尔和斯坦因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在法庭上、在市场上、在媒体上继续争夺。而这个方块的真正作者，此刻正在距离这里四公里外的计算中心，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别利科夫把合同锁进保险柜。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他完成了ELORG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版权交易。但他也知道，这份合同的价值，取决于任天堂的Game Boy能否成功，取决于麦克斯韦尔的法律挑战能否被挡住，取决于苏联外汇管制体系能否允许这笔钱顺利进入苏联的账户。所有这一切，都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唯一在他控制范围内的，是合同文本本身。他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把每一个条款都推敲到了极致，把“掌上游戏机”的定义精确到了技术特征，把版税的计算基础锁定在了不可争议的批发价，把争议解决条款嵌入了国际仲裁的框架。

他做了一件苏联外贸官员从未做过的事：在合同里用法律精确性取代了行政命令的模糊性。结果是，这份合同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经受住了所有法律挑战。麦克斯韦尔在1990年试图在英国法院起诉任天堂和ELORG，但法院发现，斯坦因的原始协议无法证明他拥有掌机权利，而ELORG与任天堂的合同明确规定了权利范围，不存在任何模糊地带。麦克斯韦尔败诉了。斯坦因在1993年再次尝试起诉，同样败诉。法官在判决书里写道：ELORG与任天堂的合同，是法庭见过的定义最精确的版权授权协议之一，它没有留下任何可供争议的缝隙。这份合同的法律效力，甚至超越了签署它的国家——即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ELORG成为私人公司并继续持有著作权，这份合同依然是全球版权链条中不可撼动的一环。

帕基特诺夫直到1990年才知道这份合同的存在。那一年，他第一次因公出国，去芬兰参加一个计算机图形学会议。在赫尔辛基的酒店大堂里，他看到一群日本商人在讨论俄罗斯方块，上前攀谈。对方告诉他，任天堂已经卖出了超过一千万份Game Boy捆绑版。帕基特诺夫为他们算了一笔账：每份假设批发价十二美元，版税率百分之十，ELORG已经收到了超过一百二十万美元。

而他本人，分文未得。他回到莫斯科后，去找别利科夫。别利科夫给他看了合同，指出合同上写着他名字的那句话——“游戏的作者是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别利科夫说，这是他能做的全部。制度不允许他给作者支付版税。帕基特诺夫没有争辩。他回到计算中心，继续写他的程序。

别利科夫在晚上七点锁好办公室的门，把合同副本放进公文包，下楼，走进二月莫斯科的寒夜。他需要回家，需要睡一觉。明天，他还要处理斯坦因和麦克斯韦尔的愤怒电话，还要向苏联外贸部汇报合同签署情况，还要盯着外贸银行，确保任天堂的第一笔预付款能够顺利到账。

但此刻，他站在涅格林纳亚街的街灯下，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替国家卖出了一个方块。

而在莫斯科的另一端，乌克兰饭店的七楼，斯坦因和麦克斯韦尔各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不知道对方只隔了几道墙，不知道别利科夫刚刚夺走了他们以为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知道明天早上他们将收到一份传真，通知他们掌机权利已经售出，他们可以继续保留家用电脑和游戏机的权利——如果他们的合同经得起审查的话。斯坦因在等别利科夫的电话。麦克斯韦尔在起草一封措辞更严厉的电报。他们都没有等到。

罗杰斯在当晚乘坐夜班火车离开莫斯科，前往赫尔辛基，然后转机飞往东京。他怀里抱着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份俄语合同，将改变任天堂的命运，也改变整个游戏行业的版图。火车经过苏联边境时，边境卫兵拦下他，要求打开公文包接受检查。卫兵翻出了那份合同，皱着眉头看了半天俄语文本，然后问罗杰斯这是什么。罗杰斯说，这是一份商务文件。卫兵又看了一会儿，耸了耸肩，把合同放回公文包，挥手放行。他不懂他刚刚看到了什么。

这份在莫斯科灰色办公室里签署的合同，其影响力远超出了商业范畴。它成为冷战末期一个独特的法律文物——由一方不理解市场、另一方不理解计划经济的两个实体签署，却在随后的全球市场中经受住了所有法律挑战。三十四年后，当苹果公司将其版权争夺史改编为电影《俄罗斯方块》（2023年）时，这份合同的核心冲突——在制度缝隙中寻找法律确定性——依然是故事的核心张力。

电影由乔·S·布拉德执导，塔伦·埃哲顿主演亨克·罗杰斯，其风格被描述为“像《社交网络》”，于2023年3月15日在西南偏南电影节首映，并于同月31日登陆Apple TV+。韩国女子组合aespa为电影演唱的主题曲《Hold On Tight》，采样了任天堂版《俄罗斯方块》的经典BGM——那首源自俄罗斯民歌《货郎》的旋律。一个莫斯科计算中心的业余程序，其版权在铁幕两侧引发的争夺，最终被转化为流媒体时代的大众叙事。这本身，就是俄罗斯方块旅行史的一个最新注脚。